2026年8月22日，一段关于“甲醛白菜”的视频引发关注。视频发布者“渔猎齐哥”称，他在河北张家口康保县屯垦镇随机查看多辆装载大白菜的挂车，发现白菜在装车前被蘸取甲醛溶液，用于运输保鲜。现场人员称，这样可以保鲜两三天；一名司机则表示，白菜将运往江苏宿迁。康保县随后回应，视频反映的情况属实，公安部门已对相关人员和车辆依法采取强制措施，案件正在侦办。

这件事当然值得愤怒。它不仅是个别商贩为了降低损耗、追求利润而违法，更暴露了产地收购、装车运输和市场销售之间可能存在的监管缝隙。问题食品一旦进入流通环节，消费者几乎无法凭肉眼辨认，也没有能力追溯它经过了谁的手。

但面对这类事件，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今天的中国人，是不是比过去更坏了？为什么食品造假、坑蒙拐骗、见死不救和熟人包庇，越来越多？很多人把答案概括为四个字：“道德滑坡”；并进一步认为，“道德滑坡”源自中共的专制统治使得人们的道德水准下降了。 

制度确实会影响人的行为，监管失灵也会放大逐利冲动。然而，把问题归结为今天的人心变坏，既不符合历史，也无助于解决现实。更准确的说法是：现代社会中的互害行为更容易跨越熟人边界，也更容易被看见；与此同时，现代中国人的整体道德能力和公共伦理，其实比古代和毛时代有明显进步。 

古代并不是一个道德无瑕的时代

人们常常把古代想象成邻里和睦、民风淳朴的熟人社会。这样的描述有一部分真实，却隐藏了另一部分事实：熟人之间可以互相照应，也可以互相控制；对自己人有情义，不等于对陌生人有底线。 

古代商业规模有限，商品流通速度远不如今天，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也很少形成全国性的链条。可是，造假和欺诈并没有因此消失。清代许纉曾编纂的《货殖秘典》，就以相当具体的方式总结了商业经营中的各种欺骗手段，包括香油造假：低价油冒充芝麻油，成本不到真货五分之一；盐酒掺假：不仅增重，还敢加砒霜；粮食造假：赈灾米掺滑石粉，吃了会得结石；茶叶造假：假茶比真茶多，还掺铁屑羊粪增重；肉类水产造假：猪肉泡羊尿冒充羊肉，死马肉涂鹿血变鹿脯；名贵食材造假：蜂蜜掺白糖，还加明矾害人；药材造假：老芋头冒充茯苓，吃了病情更重。比今天的造假毫不逊色。明代的《骗经》则对生意场和社会生活中的骗术作了系统归类，蔚为大观。现今许多骗术都可在其中找到原型。这些文献至少说明，古人并不陌生于造假，也不存在一个人人诚实的黄金时代。 

古代的食品造假有时甚至更危险。缺少现代化验手段和统一标签，消费者很难判断食物来源；交通不便也使跨地区追责异常困难。出了问题，受害者往往只能认倒霉，或者依靠地方官员临时查处。 

古代也有维护市场秩序的规定。《礼记》中有“五谷不时，果实未熟，不粥于市”的说法，说明当时已经认识到不成熟、可能有害的食物不应进入市场。唐代也曾对销售假药、假食物并导致他人患病的行为规定处罚。但“有规则”不等于“规则有效”，更不等于普通人拥有稳定的权利救济。古代法律的执行高度依赖官府和身份秩序，普通消费者很难像现代消费者那样，通过检测、投诉、诉讼和媒体曝光形成持续追责。 

所以，不能因为古代丑闻没有手机视频，就推断古代人更有道德。许多伤害只是没有留下记录，或者没有进入公共讨论。 

毛时代的“内部和谐”有严格边界 

另一种常见看法是，改革开放以前的人际关系更淳朴，人与人之间更有互助精神。这个判断则建立在不科学的比较基础之上，因此是错误的结论。 

在毛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主要围绕生产队、单位、街道和亲属网络展开。社会流动少，陌生人交往的频率低，个人生活被组织和熟人关系包围。在这样的环境里，熟人之间确实更容易互相帮助。谁家有困难，邻里可能伸手；谁家办红白事，单位和亲友也可能提供支持。 

可是，这种“和谐”并不是无条件的。它建立在强烈的身份划分之上。只要一个人被认定为“阶级敌人”，就可能被排除在“人民”之外。对“人民内部”的互助，与对所谓敌人的仇视和迫害，恰恰是同一套政治逻辑的两面。家庭出身、政治表现和社会关系，可能决定一个人能否获得工作、教育、住房和基本尊严。 

更严重的是，“人民内部”这个范围并不稳定。政治运动中，一个人可能因为言论、出身、亲属关系或他人的揭发，被重新归入敌我矛盾。告密、检举、诬陷和逼供，使原本的内部纠纷升级为政治迫害。一个昨天还被称作同志的人，今天可能成为批斗对象；一个家庭成员的身份问题，也可能牵连全家。 

因此，如果只考察“人民内部”，并且把被排斥的人排除在统计之外，当然会得出一个较为温情的结论。但把所有人都纳入观察范围，前30年的人际关系并不比今天更安全。那时的互害未必表现为今天这种食品造假和商业欺诈，却可能表现为政治运动中的互相监督、互相揭发和集体性排斥。相较之下，今天社会中的普遍状态更多是冷漠、疏离和缺乏互助。冷漠令人失望，却通常没有仇视和迫害那样具有毁灭性。 

这并不是为今天的冷漠辩护。一个更好的社会，应该既没有政治性的仇恨，也不应让陌生人之间只剩下防备。只是，不能为了批评今天，就把过去的恐惧和暴力涂抹成“人情温暖”。 

儒家“亲疏有别”是社会互害现象频发的根本原因

改革开放以后，最重要的变化之一，是中国从熟人社会迅速进入陌生人高频交往的社会。人口跨地区流动，商品长距离运输，城市规模扩大，平台经济和网络交易发展，陌生人之间的合作成为日常生活的基础。 

今天市场上的白菜，可能来自几百公里之外；购买它的人，不认识种植者、收购商和司机，也无法靠私人关系监督每一个环节。现代市场扩大了选择，也扩大了道德风险。一个人只要相信“反正买家不认识我”“出了问题也未必查到我”，就可能把个人收益建立在陌生人的损失之上。这正是许多食品安全事件的共同结构。种植户为了卖得更快，收购商为了减少损耗，运输者为了赶时间，批发商为了保持外观，每个人都可能把风险向下游转移。最终，风险被分散到无数消费者身上，而收益集中在少数环节。现代供应链越长，信息差越大，越需要透明标准、独立检测、全过程追溯和真正有震慑力的惩罚。 

今天的互害还更容易被记录和传播。十多年前，三鹿奶粉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已经说明问题并非突然出现。只是当时拍摄、发布和转发的门槛更高。现在，一部手机就能记录现场，短视频能迅速把地方事件传播到全国。曝光增加，不一定意味着行为数量同步增加，也可能意味着社会的可见度提高了。 

而儒家思想中的“亲疏有别”则是社会互害现象频发的深层原因。至今为止，中国仍然还是一个儒家社会。儒家“亲疏有别”和“等级特权”仍然是中国社会人际交往和制度安排的基本准则。这套伦理强调亲疏有别、秩序、名分和等级；因为传统社会以熟人交往为主，互害事件发生的频率较低。但古代出门在外，行走江湖之上，比现今社会凶险得多，被抢被骗的几率比现在大得多。 

而改革开放后，推行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现今社会人际交往不再主要由亲属和乡邻构成。人们每天接触大量陌生人：乘坐陌生司机的车辆，购买陌生商家的商品，把孩子交给陌生机构，把个人信息交给陌生平台。一个只要求“对亲人负责、对熟人讲情面”的伦理体系，无法为陌生人交往提供足够底线。这就放大了“亲疏有别”的危害性，互害现象成指数倍数增长。 

在“亲疏有别”的结构中，对自己人尽责是美德，对外人则常常只需要避免惹祸。于是，村里人可能共同包庇一个伤害外来者的人；同业者可能彼此默认违规，因为大家都知道，今天保护别人，明天也可能得到保护。铁链女事件中曾出现的地方性包庇，就说明熟人共同体并不天然等于正义共同体。共同体内部越团结，对外部受害者的伤害有时反而越难被揭露。 

这也有助于解释“阶级斗争”理论为何曾被中国人所接受。因为“阶级斗争”理论也是以分亲疏为基础的。只是把过去按血缘和身份区分亲疏的方式，转化为按阶级成分区分亲疏。是工农阶级成分，加入了革命队伍，就成了“革命大家庭”的一员，是革命同志，其生命和利益得到组织的保障。“革命大家庭”的说法是革命队伍对过去血缘家庭的比拟化，显示了两者之间过渡的痕迹。而如果是地主资本家成分，就属于被打击的对象，其生命和利益就会遭到剥夺和侵害。所谓“对待同志要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要像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中共的“统一战线”理论，也表明了民族资本家、小知识分子、城市手工业者这些中间阶级属于被拉拢的对象，与工农阶级相比，也是亲疏有别。 

现代中国人的总体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比过去更高 

首先，现代人的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越来越多人知道什么是污染、欺诈、隐私、侵权和程序正义。过去，人们可能把很多伤害看成“没办法”或“认倒霉”；今天，消费者知道保存证据、申请检测、投诉举报。这种权利意识本身就是道德进步的一部分。 

其次，公共卫生观念发生了变化。饮用水、食品储存、传染病防护、儿童营养和老年照护，已经成为公共议题。人们愿意讨论食品添加、农残检测和冷链运输，说明社会对生命健康的期待提高了。 

再次，现今中国社会对儿童、老人和残障人士以及动物的保护意识总体上更强。过去许多弱者只能依靠家庭或宗族，没有稳定的公共服务；今天，虽然保障仍不充分，但虐待、拐卖、歧视和无障碍问题更容易被视为公共问题，而不是“家务事”。社会对残酷行为的容忍范围正在缩小。 

法律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加文明。古代存在凌迟、车裂等公开的酷刑，肉体惩罚是法律秩序的一部分。现今社会仍可能发生非法暴力，也存在程序不公，但公开以酷刑为合法惩罚的时代已经过去。政治竞争和权力斗争仍不透明，也仍会伤害个人，但比文革时期大规模群众性迫害相比，暴力化程度总体下降。中共党内斗争的残酷性也比文革时期有所改善。这都是社会进步和人们整体道德水平提高的表现。

总的来看，毛时代人们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要高于传统社会。而改革开放时期又高于传统社会和毛时代。中共的专制统治确实阻碍了中国社会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的更大提高。但中共的统治并没有加重中国人道德水平的下降。即使在中共专制统治的阻碍下，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也在向先进文明的学习中得到进步。总体上，中共的专制统治对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平和文明程度是一个阻碍，但实事求是，中共统治对中国社会的道德水准和文明程度的提高也有一些促进作用，比如提倡男女平等。不能一概否定。

甲醛白菜令人愤怒，但愤怒不应变成历史幻觉。古代也有造假，也有毒食品，毛时代有以身份划线的仇视和迫害。过去没有那么多视频，不代表过去没有类似的伤害。今天的问题更多地发生和暴露出来，是因为陌生人交往扩大了，市场链条拉长了，传播工具普及了，公众对权利和健康的要求也提高了。要消除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互害现象，最根本的是在陌生人社会中建立普遍的尊重，守住道德底线。这就需要废除儒家“亲疏有别”的思想意识；其次要建立有效的监管和可靠的追责制度；而不是憧憬美化和过滤后的熟人社会；更不能为了消除和减少互害现象而退缩回封闭的熟人社会和计划经济。要改变原因，而非改变条件。 

2026年8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