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北大经济学者张丹丹关于“灵活就业”的一段访谈，引发了罕见的舆论反弹。她说，从劳动经济学角度看，灵活就业者的“灵活本身就是一种福利”，他们获得了自由度、时间自主和自我管理的选择权，代价则是社会保障相对薄弱。

这句话为什么刺耳，恐怕不只是因为表达失当，更因为它把许多人正在承受的压力，包装成了一种值得感恩的“福利”。在今天的严酷就业环境中，“灵活就业”是很多人找不到稳定岗位之后的现实出口。它有可能意味着自主创业、自由职业和多元选择，但更可能意味着没有固定雇主、没有稳定收入、没有带薪休假，甚至没有充分的职业伤害保障。 

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处境简单合并，再用“自由”“灵活”“时间自主”去概括，当然会让劳动者感到被冒犯。公众批评她“何不食肉糜”，其实还没有说到问题的最深处。更准确的说法是：她不是不知道现实，而是在明知现实复杂、甚至明知其中有大量被迫成分的情况下，仍然选择了最有利于粉饰太平的那种说法。 

确实，对某些人而言，灵活就业并不比稳定工作的选择差。有人厌倦朝九晚五，希望通过网店、自由职业、短期项目或个体经营获得更大的自主权。有人需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无法接受固定工时。还有一些年轻人把平台工作当作进入城市、积累经验或等待下一份工作的过渡。对这些人来说，灵活确实可能是一种价值。 

问题在于，不能因为一部分人主动选择了灵活就业，就把整个群体都解释成“主动追求自由”。经济学最基本的常识是，选择只有在具备真实替代方案时才有意义。一个人如果有一份稳定、收入尚可、拥有社会保障的正式工作，同时选择自由职业，这可以叫作偏好；但如果他投了几十份简历仍然没有结果，只能去跑车、送餐、做保洁，这种选择就不能用“时间自主”来解释。 

张丹丹的说法之所以受到广泛质疑，还因为她把“没有固定坐班”直接等同于“自由”。然而，平台劳动者的真实体验往往并非如此。外卖骑手受配送时限约束，网约车司机受派单规则约束，快递员受件量和考核约束，网络主播和小商户则受流量分配、评分体系和平台规则约束。他们可能没有一张传统意义上的考勤表，却处在另一套更密集的控制之下。 

过去，老板坐在办公室里监督员工；今天，平台可以通过算法完成派单、计价、评价、降权和封号。劳动者看似可以随时上线、随时下线，实际上，一旦不上线就没有收入，一旦拒单过多就可能影响账号，一旦评分下降就可能失去订单。没有固定工位，不等于没有管理；没有纸面上的上下级关系，也不等于没有事实上的支配关系。这正是“灵活”一词容易制造的错觉。它只描述了劳动关系的外观，却没有说明劳动者在这段关系中究竟有多少谈判能力。

许多灵活就业者也不是为了拥有更多闲暇才进入这个行业，而是要用更长时间换取勉强可接受的收入。“灵活就业”相关研究文章曾指出，不少灵活就业人员每天工作8至12小时，平均工作时间超过10小时，部分人的每周工作时间超过法定40小时。如果一个人必须长时间在线、持续接单，才能维持基本生活，那么把这种生活描述成“时间自主”，显然是在用概念替代体验。 

舆论反弹强烈，是因为它触碰了一个敏感现实：稳定工作越来越难找，而原本应是退路的灵活就业，却在被描述成理想归宿。这句话给人的感觉是：既然你没有社保，是因为你追求自由；既然你收入不稳定，是因为你选择了灵活；既然你工作辛苦，是因为你不愿意接受正规就业的约束。这样一来，因当局错误政策导致的经济衰退和就业困难的宏观局面就被改写成个人偏好，公共责任也被转化成个人承担。 

许多人批评张丹丹“何不食肉糜”，是说她不了解普通人的生活。但从公开报道看，她长期研究农民工和新就业群体，也曾关注灵活就业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并提出平台、劳务公司和政府共同承担部分保障责任的政策思路。这说明，她并不是不了解现实，而是“揣着明白装糊涂”，赤裸裸地粉饰太平。 

2026年8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