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经验表明，历代王朝或中央权力都必然走到衰弱的阶段。

一方面，专制统治不可根治和不断扩大的腐败，社会活力的下降和经济衰败，中央权力对地方和社会的控制必然趋于越来越弱。这是王朝兴衰的历史规律。中共本质上仍然是一个王朝，权力在很小的范围内实现交接。即使在现代开放系统中，中共有过去王朝不曾有过的，能不断获得外部技术的条件，也很难逃过这个规律。另一方面，不满中共统治的各种力量的持续反抗也会消弱中共的统治。

历史上，当中央权力进入衰弱阶段后，之后的轨迹都是民间力量推翻旧的统治，陷入地方割据和分裂状态。由于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持有大一统的思想观念，又会重启大一统一的进程；经过无比惨烈地统一战争，重新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而这个新的政权也必定是专制的，因为中国人仍然只能以专制的方式组织起来，这决定了新的政权一定也是专制的。始终摆脱不了历史的循环。

大多数中国人仍然持有“大一统”思想和只能以专制的手段组织起来，这是认识和解决中国问题的前提。在这个前提约束下，中央政权崩溃后，中国仍然只能建立起一个专制政权。当中央权力崩溃，民众必然会追随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和骗子，所谓“枭雄”，而不会追随以平等公正原则行事的政治人物。而不择手段的野心家在任何地方都是不可避免的，中国尤其多产。首先是中国人成就了毛泽东，才有毛泽东祸害中国人。

刘仲敬的“诸夏论”不会得到多少人的认同。中国不可能分裂成若干个国家，至少汉人生活的内地不会。割据和分裂只是暂时的不稳定状态，不可能保持长期的稳定。即使将来那些追随刘仲敬“诸夏论”观点的粉丝成为了政治精英，若拥有了一定的势力，也会转向大一统。因为政治人物必须顺应民意和大势，不然就会被淘汰。就如毛泽东曾经支持湖南独立，后来却转向了大一统。主张独立或分裂更可能是他们在某个阶段用来推翻旧政权的政治口号，一旦旧政权崩溃，新崛起的政治人物拥有了一定的资本，便会转向大一统。

如果中国要摆脱历史的循环，最有可能的是在中央权力处于衰弱时推行地方自治，地方取得财权；而不能又推翻旧的权力。维持一个弱的中央权力是推行地方自治的适宜条件。只有在地方自治的空间下，才能逐步培养起较普遍的公民意识，为宪政民主打下坚实的基础。经过足够长久时间的地方自治实践，才有实现整个国家宪政转型的可能。以政党竞争和轮替的方式的方式实现政权交替。

因此，推翻中共统治既不是实现宪政民主的充分条件，也非必要条件，反而会付出巨大的社会代价。如要实现宪政民主，就只能以削弱中共的统治为目标，而不能以推翻中共的统治为目标。当中共中央权力被极大地削弱后，就应当转而支持维持这个弱的中央权力，不使其垮台。

中国实现宪政民主不是一二代人可以实现的。唯一的途径就是通过传播自由民主的价值，越来越多的人具有自由民主的价值后，自由民主有了足够的基础并勇于践行后，才有可能。宪政民主，对于中国是文明转型，而中国又如此庞大，必然非常漫长。处于全球化的信息时代，了解到中国与文明世界的落差，一些人就急迫地想迎头赶上。但这不现实，欲速反而不达。意识到这一点，当然令人沮丧，但也只得接受。尽自己的一份努力，便应心安。每个人愿意付出的代价不同，不能强求。与专制政权不合作也是最低限度的反抗，也会消弱专制统治。进一步，尽可能地传播自由民主的思想，批评中共的政策；或采取更直接的抗争行动。

或有人反驳，中共禁止言论自由，自由民主的价值根本得不到传播。只有推翻了中共的统治，才可能有言论自由，自由民主的价值才能得到传播。从而论证暴力革命的必要性。但这个推论毫无道理，既然能推翻中共的统治，那肯定可以迫使中共开放言论，开放党禁。中共现在当然不愿意开放言论和党禁，因为它现在非常强大。但当它进入衰弱阶段，就会愿意。就拿清末来说，清廷在强大的反对力量下，愿意退位，交出权力。那如果革命党只要求它开放言论和党禁，而不推翻它的统治，它肯定愿意。正因为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是专制组织，夺取权力才是它的真实目的，所以当统治者愿意妥协时，革命党人却不愿意妥协。

宪政转型既需要有追求自由民主的动力，还需要有宽容克制的刹车。如果反对力量真地只是为了争取权利，就完全没有必要推翻旧的统治。就如英国的光荣革命，贵族只是为了争取自身的权利，削弱和限制国王的权利，而并不是想要推翻国王的统治。许诺推翻旧的统治后推行民主往往是野心家夺取权力的借口。当旧的统治妥协让步，逐步归还人民的权利，就应当接受。这样才有可能实现宪政民主；才不会付出了巨大代价，仅仅只是又重蹈覆辙。当然，历史循环也具有最低限度的历史正义。但应尽力避免。避免不了那也无可奈何，只好认为这是中国人的宿命。

2026年9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