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被迫打开国门。通商口岸、协定关税、领事裁判权、租界和租借地逐步改变了中国的政治空间。列强进入中国并不只是为了商品交换，也通过贷款、铁路、矿山、传教和军事驻扎影响中国的财政、行政和外交。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原有的朝贡体系受到重创，列强开始大规模取得租借地和势力范围。19世纪末的中国，既没有立即被某一个国家全部吞并，也没有保持一个完全自主的统一国家，而是处于多国竞争、分区控制的“半殖民地”状态。 美国是一个较晚进入中国的列强。它在华有商业、传教和教育利益，却没有像英国、俄国、德国那样形成大面积的领土性势力范围。美国若要求各国退出中国，既无意愿也无能力；若接受各国垄断，又会被排除在中国市场之外。1899年，美国国务卿约翰·海伊提出“门户开放”，要求各国在自己的势力范围内不得歧视其他国家的贸易，并要求中国现行关税由中国政府征收。他在中国常被称为“海约翰”。1900年，海约翰又在义和团战争背景下提出尊重中国“领土和行政完整”。
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是出于保护中国主权的目的，而是以商业机会均等为中心为由，试图以较小政治成本进入中国市场、限制竞争者垄断。但其在客观上把“共同分享中国市场”置于“各国分割中国领土”之上，使一个能够代表全中国的中央政权成为各国共同认可的交易对象，对避免中国走向分裂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如果美国没有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列强分别在中国建立相对封闭的势力范围，地方行政、关税和交通被外国控制，中国是否可能进一步走向事实上的分裂？从当时的国际政治格局来看，并非不可能。俄国在东北取得铁路和港口特权，德国控制胶州湾及山东权益，英国把长江流域视为其商业利益范围，法国扩大在滇桂粤的影响，日本则图谋在东北取代俄国。这一格局未必会马上导致领土分裂和独立，却会使不同地区分别嵌入不同帝国的经济、军事和外交网络。 一、“门户开放”政策的内容及其形成与发展 19世纪末，列强在中国的竞争已经形成明确的地区化趋势。甲午战争后，清政府的军事失败暴露了中国政权的脆弱性。1896年《中俄密约》使俄国取得在东北修筑铁路和经营相关权益的条件；1897年德国以山东教案为借口占领胶州湾，次年取得胶州湾租借及山东铁路、矿山权益；俄国随后租借旅顺、大连；英国取得威海卫，并推动清政府作出长江流域“不割让”保证；法国和日本也分别取得华南、福建的类似保证。 这些安排的共同特点，是把领土主权、经济特权和军事战略连接起来。某一强国一旦取得港口和铁路，就可能以保护交通、投资和侨民为理由扩大军事存在；某一地区一旦被宣布为某国的“势力范围”，其他国家的商品、资本和铁路往往会受到排斥。由此，列强对中国的控制不再只是沿海口岸的点状存在，而开始向腹地和交通线延伸。 美国担心的不是中国是否已经完全开放，而是其他国家是否会把中国分割成互相封闭的市场。如果列强在各自范围内实行排他性贸易，中国海关将被排除，清政府的关税收入也会被削弱，中央行政能力将进一步下降。时任美国国务卿的海约翰正是基于此而提出了“门户开放”的政策构想。 1899年9月6日，海约翰向英国、俄国、德国、法国、意大利和日本发出照会。照会并没有要求列强放弃租借地或势力范围，而是提出三个相互关联的原则。 第一，各国在自己所谓的“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应尊重其他国家在条约口岸和既得利益方面的权利，不应实行排他性贸易。第二，中国现行条约税则应适用于各势力范围内的口岸，货物税由中国政府征收。第三，各国在港口收费和铁路运费方面，不得对其他国家的船舶和货物实行歧视。 这些内容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它把“势力范围”从一块可以独占的经济领地，改造为一个所有列强都能够进入的开放市场；同时，要求由中国政府征收关税，至少在财政形式上保留中央政府的收入来源。海约翰的目标并不是恢复中国的完全主权，而是在不触动列强既得利益的前提下，防止任何一个列强在中国某一区域取得绝对的支配地位。 各国的回复都带有保留。英国、日本和法国原则上表示接受，但把接受建立在其他列强同样遵守的条件上；俄国的答复尤其谨慎，实际上削弱了照会的约束力。既然各国没有绝然拒绝，海约翰就宣布各国已经接受“门户开放“原则。 1900年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战争使中国被正式瓜分的危险上升。各国军队进入华北，俄国在东北继续扩大军事控制，列强可能借镇压义和团之机取得更多领土。7月3日，海约翰再次向有关列强发出照会，强调美国希望维护中国的领土和行政实体，反对各国利用中国动乱进一步肢解中国。 这份照会的意义在于，它把门户开放从贸易规则推进到政治空间。1899年照会主要说的机会均等，1900年照会则增加了“不能把中国分成若干殖民地”的含义。两者存在递进关系。如果一个国家独占某一地区的贸易、铁路、关税和军事保护权，最终就可能把经济控制转化为政治控制。因此，机会均等和领土行政完整，具有非常强的内在联系。 一战结束后，美、英、日等列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矛盾日益激化。为了重新瓜分在华利益和平衡各方势力，美国主导召开了华盛顿会议。美、英、法、意、日、荷、比、葡以及中国九国共同签署了《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简称《九国公约》。各国约定，“尊重中国的主权、独立以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并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各国商业实行“机会均等”之原则，不得乘中国局势谋取特别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利”。从而使得“门户开放”、“机会均等”和“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具有了法律约束力。 公约使日本不得不作出了“将山东主权归还中国”等让步，成功遏制了日本自“二十一条”以来在华势力的恶性膨胀；构建了一战结束后的远东新秩序，所谓“华盛顿体系”。然而到了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及 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日本事实上撕毁了《九国公约》，该条约体系也随之名存实亡。 二、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动因 “门户开放”最直接的动因，是美国希望进入中国市场。19世纪末，美国工业生产迅速增长，企业需要新的商品市场、投资对象和贸易通道。美国在美西战争后取得菲律宾、关岛和夏威夷，对西太平洋的战略关注明显增加。中国距离菲律宾较近，又拥有庞大人口和潜在消费市场，因而成为美国商业扩张的重要目标。 与其它列强相比，美国的劣势在于，在中国缺少英国式的商业网络、俄国式的铁路控制和德国式的租借地。若各国把中国分割为若干封闭市场，美国就会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门户开放”因此是一种后进入者的平等要求。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不想获得在中国的特权，而是美国难以从头建立足以排斥他国的地区特权。 美国国务院对门户开放的解释非常明确：美国没有在中国占有大块领土，政治影响力有限，所以非歧视性的商业规则对美国尤其重要。海约翰希望各国取消势力范围内对本国商人的特殊优惠，并使中国关税普遍适用。从美国企业的角度看，这可以减少进入中国市场的制度障碍；从外交的角度看，这又避免了直接与俄、英、德等国争夺殖民地。 另一方面，美国社会也存在对中国的同情，有不愿看到古老文明国家被彻底瓜分的舆论。这也是美国主张“门户开放”的一个原因。 “门户开放”政策也有降低交易成本的考虑或动因。若中国仍保持一个名义统一的国家，外国商人面对的主要交易对象是中央政府、海关和各通商口岸的统一制度。若中国被分割成多个由外国控制的地区，商人就必须分别处理不同的关税、铁路、港口、法律和金融制度，甚至要面对不同的政治保护者。 从列强整体利益看，划分势力范围并不必然带来更大的利益。某一强国在自己的地区取得排他利益，其他国家则被迫采取报复性措施，最终形成贸易壁垒和政治摩擦。中国越是被切割，列强之间的讨价还价越复杂，铁路、海关、矿山和港口的争夺也越容易演化为军事冲突。“门户开放”把竞争从“拥有某地的特权”转向了“在统一的巨大共同市场中获得利益”，降低了大国之间因中国问题直接开战的概率。 这一点也解释了为什么英国、日本和法国并未公开拒绝“门户开放”。它们在中国已经取得较大特权，但也担心俄国、德国或其他竞争者进一步扩张。只要自己的基本利益不被否定，接受一个形式上的机会均等原则，既可以避免孤立美国，也可以把中国保持为一个可持续获取利益的整体市场。 此外，义和团战争也说明，中国社会的不满如果转化为大规模暴力，最先受损的是各国在华人员、企业、铁路、教会和租界。一个持续内战、交通中断、地方武装割据的中国，并不利于任何列强稳定地获得商业收益。正因为如此，列强在很多情况下会压制可能威胁通商口岸和租界的运动，也会推动中国政府恢复秩序。 1900年，美国与其他列强一起出兵，但同时与华南、华中地方官员合作，限制义和团战争的地域扩展，试图防止战争演化为全面瓜分。这说明美国把“维护中国完整”作为政策目标主要不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而是把中国的政治稳定看作保护外国利益的条件。 三、“门户开放”为避免中国被瓜分提供了有利的外部环境 中国在19世纪末没有像非洲某些地区那样被正式分割，不能简单归因于美国一纸照会。首先，列强之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具备独吞中国的能力。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清政府虽然衰弱，却仍保有相当的行政传统和军政资源。其次，英、俄、德、法、日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尤其是俄日争夺东北，最终在1904—1905年爆发战争。列强既希望得到中国利益，又不愿为瓜分方案承担同其他强国全面战争的代价。 再次，清政府在外交上长期运用“以夷制夷”，把权益分别给予不同列强，使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独占全部中国。中国民众对外国侵略的反抗，也提高了殖民统治成本。义和团运动给中国造成了巨大灾难，却使列强认识到，若直接吞并中国，必然面对持续而广泛的抵抗。 “门户开放”的作用，是把这些客观条件转化为一个可以被各国接受的外交原则。它为列强提供了一个折中方案：不必瓜分中国，也不必放弃在华利益；各国可以共同分享市场，同时避免因领土分割而发生直接冲突。1900年以后，中国保持了名义上的统一和清政府、继而民国政府的国家形式，而列强则通过条约、贷款、海关和租借地继续控制中国的许多关键领域。 非常重要的是，“门户开放”要求中国政府继续征收条约关税。其出发点是保证清政府有能力维持行政，但客观上也保留了中央政府的重要财政来源。海关税收后来成为清政府和北京政府偿还赔款、借款及维持外交的基础。虽然海关受到外国总税务司控制，关税并不等于完整的财政主权，但它至少没有被各国分别截留为地方性收入。 如果每一个势力范围都拥有独立关税制度，中国中央政府将更难维持军队、交通和行政。关税的统一性因而具有国家整合意义。“门户开放”并没有把中国财政交还给中国，但它反对把关税彻底地区化、私人化和排他化。就此而言，它为中央国家的形式延续提供了外部条件。 四、列强维护中国统一的倾向和实例 （一）太平天国运动：“门户开放”政策之前的先例 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850—1864年，早于“门户开放”政策。但是，这一事件揭示了后来列强政策的一种基本逻辑：当内部革命威胁通商口岸、租界和既得利益时，列强往往支持能够维持全国秩序的中央政权或地方政府。 太平天国占领南京并控制长江中下游，直接影响上海等通商口岸的贸易。英国、法国等国起初在清政府和太平天国之间观察和试探，并没有单纯基于清朝的政治正统而行动。随着太平天国对外国人和外国利益的威胁增加，列强逐步倾向清政府。常胜军由外国军官训练和指挥，后由戈登统领，成为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重要力量。 这一案例说明，列强所维护的首先是条约权益和商业秩序，其次才是中国的统一。但两者往往是一致的。清政府能够提供一个全国性政治框架，列强因而认为支持清政府比支持一个革命政权更有利。太平天国失败后，列强没有要求把中国南方分割出去，而是继续同清政府交涉。这种做法为后来“以一个中央政府作为共同交易对象”的格局奠定了实践基础。 （二）辛亥革命：从中立到推动南北议和 辛亥革命是“门户开放”原则对中国政治走向产生影响的典型案例。武昌起义后，南方多个省份脱离清政府，北方仍由清廷和袁世凯控制。若南北长期对峙，列强可以分别承认不同政权，甚至以保护侨民、债权和铁路为由扩大军事干涉，中国很可能出现事实上的南北分裂。 列强的实际政策不是无条件支持革命，也不是坚决保全清朝，而是要求尽快形成一个能够代表全中国的稳定政府。英国的政策尤其具有代表性。英国在长江流域拥有巨大商业利益，既不愿清政府继续无力维持秩序，也不愿革命导致长江流域形成独立政权。英、美、法、德、日、俄六国公使曾共同向南北议和双方表示，持续战争会危及中国治安和各国利益，要求尽快解决争端。这是列强以保护自身利益而施加的外交压力。但它的客观结果，是把南北双方推向谈判而非长期分裂。 南北议和最终以清帝退位、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而告终。这个结果不能解释为列强出于维护中国统一而推动南北议和。列强更看重的是一个能承认旧条约、偿还外债、保护外国财产并恢复秩序的政府。四国银行团和外国金融力量对袁世凯的支持，使袁获得了比南京临时政府更强的财政条件。1911—1912年六国在对华问题上形成了某种“大国协调”，共同倾向于拒绝向南北双方提供无条件财政支持，并要求先形成一个稳定而有代表性的政府；英美还劝说东北地方官员不要谋求脱离中国，以免东北落入日俄控制。 辛亥革命由此呈现出双重结果。一方面，推翻了清朝的皇权统治，并建立起“共和”制度。中国没有分裂为南北两个国际承认的国家，清帝退位诏书又以“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的表述确认了政治疆域的连续性。另一方面，列强扶植袁世凯及其后的中央集权，主要是为了秩序和债权，而不是为了中国建立“共和”制度。1913年以后，袁世凯借助外债镇压南方，列强往往支持一个能够偿债和维持秩序的强政府。这表明“门户开放”偏好的不是某一种政体，而是一个可代表全中国、能够维持统一秩序的政权。 （三）联省自治：列强不愿意与省级政权打交道 20世纪20年代初，中国军阀混战，联省自治运动兴起。湖南、广东、浙江、四川等地提出省宪或地方自治方案，少数社会精英主张，先由各省自治，再通过联邦方式实现国家统一。其中，陈炯明在广东的“联省自治”运动和湖南制订《湖南省宪法》最具有代表性。陈炯明主张广东地方自治，因此强烈反对孙中山的北伐统一，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但列强没有像支持一个中央政府那样，把“联省自治”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基础。其原因不是列强愿意接受中央集权，而是省级政权无法稳定承担全国债务、管理海关、保护铁路、维持外国特权，也无法成为各国共同谈判的对象。“门户开放”所需要的是一个全国性的开放市场，因此列强更倾向于支持能够控制海关和主要交通线的中央政府，而不是把中国改造成若干具有外交能力的省级政治实体。 （四）英美等西方列强反对日本占领东北 “门户开放”从一开始就缺少强制执行机制。它依赖列强相互克制，而不是依赖一个能够惩罚违约者的国际机构。日本在1915年提出“二十一条”，并在“满洲国”问题上建立排他性控制，说明“门户开放”的机会均等原则无法自动阻止强国扩张。 “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把东北变成排他性势力范围的企图，表现得更为明显。1931年9月18日，日本以南满铁路爆炸为借口发动军事行动，迅速占领南满主要城市，并逐步摧毁原有的中国行政权力。1932年，日本扶植建立“满洲国”，试图以一个形式上独立的政权掩盖日本军队的占领，使东北脱离中华民国的主权范围，并成为日本在铁路、矿产、土地、关税和军事部署方面可以优先控制的地区。国际联盟派遣的李顿调查团的调查说明，日本军队在调查团抵达前已经建立了“满洲国”；国联随后依据调查报告拒绝承认其为合法国家，并主张恢复原有政治状态。 美国的反应是“门户开放”原则在危机时期最明确的一次表现。1932年1月7日，国务卿史汀生致函中日两国政府，声明美国“不承认任何事实上形成的法律状态”，也不承认任何损害美国在华权利的条约，不承认任何损害中国主权、独立、领土和行政完整，或违反“门户开放”政策的条约和协定；同时，美国不承认以违反《巴黎非战公约》的方式造成的任何局面。1928年8月27日由法国、美国、英国、德国、意大利、比利时、波兰等15国在巴黎签署的《关于废弃战争作为国家政策工具的普遍公约》，简称《巴黎非战公约》，规定“缔约各方谴责用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并废弃战争作为在其国家关系中推行国家政策的工具；同时主张通过和平手段解决一切争端或冲突”。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史汀生主义”或“不承认主义”。它没有立即以武力驱逐日军，却在法律和外交上拒绝承认日本通过武力制造的东北新秩序。 国联的处理也体现了列强反对东北被日本独占的共同倾向。李顿调查团并未接受日本关于“满洲国”出于当地人民自愿、属于独立运动的说法，而是把“九一八”事变后的占领、行政改造和新政权建立联系起来。1933年，国联大会依据李顿报告拒绝承认“满洲国”；日本随后退出国联。这一结果表明，英、美、法等主要国家至少在外交和国际法层面不承认日本把东北从中国分离出去，也不接受日本以“满洲国”为工具建立排他性势力范围。 不过，英、美、法不承认“满洲国”不等于列强愿意为中国收复东北而直接作战。国联没有有效的军事制裁，美国也没有因此对日宣战。日本最终仍巩固了在东北的军事和经济统治，其他国家则在现实利益驱动下采取不同程度的观望和妥协。因此，这一案例一方面证明门户开放和《九国公约》确实形成了反对单一列强独占中国地区的国际规范；另一方面也暴露出该规范的根本局限：它能够使日本的占领缺乏国际合法性，却不能凭自身力量阻止日本建立事实上的殖民统治。 因此，“门户开放”对中国的保护是相对的、阶段性的。它帮助中国避免了19世纪末那种公开的列强分割，却没能够阻止某一列强在特定地区建立事实上的独占控制。 五、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的多重因素 首先，根本力量来自中国长期形成的“大一统”政治文化和由此产生的国家认同。这一观念在中国近代被列强打败后更为强烈。儒家的“家国同构”所形成的皇权统治的“皇权下不了乡”的统治能力不足被近代社会精英认为是导致中国“一盘散沙”的原因，认为中国必须结束这种“一盘散沙”的状态，才能强国，才能把列强赶出中国。 即使清朝衰败、帝制终结，革命派、清廷和多数政治精英仍没有把中国理解为若干可以各自独立的省份。辛亥革命最终采取南北议和、清帝退位和“五族共和”的形式，说明政治竞争虽然激烈，但国家疆域连续性仍被多数主要力量所主张。 其次，从苏联引进了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和从西方引进的技术，使得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政权重新统一中国成为可能，突破了过去的皇权统治和技术手段低下对政权控制能力的限制，从而能将政权的控制力延伸到基层末端。 传统皇权依靠层层官僚和地方绅士治理基层，中央对社会的直接控制有限。晚清以来，铁路、电报、现代军队、学校、警察、财政逐渐提高了中央政权所能拥有对社会的控制力。20世纪以后，列宁式政党的组织模式和群众动员能力，又使政权能够深入基层。政党、军队、行政、教育和交通所形成的统治系统比传统皇权统治更强大、更广泛和更深入。 第三，美国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及其后续发展，为中国重新统一提供了相对有利的外部环境。它没有允许任何一个列强轻易把中国整体变成自己的殖民地，也没有把中国的省区普遍转化为独立的国际政治实体。包括美国在内的列强往往更倾向于支持中央政府，因为一个统一、稳定、能够偿还债务和保护外国利益的中国，更符合它们的共同利益。正是这种利益逻辑，客观上减少了中国被正式瓜分和长期分裂的可能。 中国在近现代最终重新实现“大一统”，根本上在于中国人根深蒂固且在近代得到加强的“大一统”观念和拥有了更强大的政权控制力。“门户开放”政策所提供的，只是一个没有把中国正式分割掉的外部空间。它既不是中国统一的决定性原因，也不是可以忽略的重要外部条件。简而言之，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在主观上服务于美国的商业和战略利益，也符合大多数列强的利益，但在客观上却为中国后来重新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提供了较为有利的国际来环境。 结语： 长期以来，中国的主流宣传和认知是，“帝国主义列强妄图瓜分中国”。但实际上，列强更倾向于维护中国的统一和中央政府，虽然它们是为了其商业利益。近现代社会精英和官方意识形态这么宣传，是为了政治动员，以“亡国亡族”的危言耸听之语来动员民众加入强大中国以实现统一的政治运动和革命中。 这里面有两重扭曲认知，一是将列强维护中国统一扭曲为列强妄图分裂中国；二是以为中国重新统一对中国人和列强都会是更好的结果。 中国近现代重新实现和加强了“大一统”，是以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为基础，并借助于列宁式政党的统治模式和现代化技术而实现的；比皇权专制统治下形成的“大一统”更为加强。但这并没有提高国民的自由和权利，反而损害和剥夺了国民的自由和权利。长期来看，最终必然损害社会的发展和民众的幸福。 如果美国没有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中国或许就分裂成若干独立的国家；这将更有利于这片土地上的人民实现自由民主。中国的“大一统”是自由民主的重大障碍，对外的排斥作用非常大。“大一统”不利于中国腹地的对外交流，导致思想封闭。而腹地则是中国“大一统”和专制思想最顽固最保守的地区。 “门户开放”政策维护中国的大一统，只是着眼于中短期商业利益，实际上不利于西方的长期商业利益，缺乏政治上的考虑。西方基督教虽然有改变中国人思想意识的巨大努力，在《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传教还得到了清廷不情愿的保护；但在中国重新实现“大一统”后，就被赶出和清除了出去。中国重新实行大一统后，又实行了闭关锁国的政策，收缴了列强的在华资产，中止了与西方的经济往来。虽然，后来实行了改革开放，但依然不遵守国际规则。并凭借得益于在与西方的经济交往中崛起的经济实力，破坏国际经济秩序。如果中国分裂成若干国家，长远来看，更有益于西方的经济利益。 当然，这个长期性要跨越几代人的时间，要当代人作出重大的利益舍弃而为后几代人获得一个更有利的环境很不现实。每一代人为自己谋求最大利益是应当的，不能苛求当代人为后代作出重大的舍弃和牺牲。根本上还在于每一代中国人自己的选择，在于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选择。他们愿意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2026年10月2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