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距离“辛亥革命”爆发已经115年了。但中国仍然没有实现辛亥革命提出的革命目标，建立“共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名不符实，仍然是一个专制政权。中华民国建立之初也算不上共和体制，共和民主的政治规则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运作，随即就被废除。
“辛亥革命”后的共和制徒有形式，北洋政府纯粹是个空架子，议会议而不决，有决也没人当回事。统治效力非常低。共和的这套运行机制根本施行不下去。大伙一看，共和制不灵呀，还是得集中权力，搞独裁专制，一人说了算才行。于是袁世凯走老路，恢复帝制。而孙中山则走新路，接受苏共的援助和改造，搞党国制。共和体制很快就被抛弃了，之后就徒有其名了。只是后来在台湾，国民党政府在台湾人民追求自由民主和美国的压力下，开放党禁报禁，才逐步实现了共和。就此与中国大陆分道扬镳。 那么，为何如此之久，中国还未能实现自由、民主、共和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因为共和并非近代以来大多数中国人所追求的目标，只是发动革命、推翻旧政权的借口和建立的新政权的装饰。 清末新政、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和编练新军，原本都是为了挽救帝国，却同时制造了新的政治力量。科举废除后，许多受过教育的中下层知识分子失去了传统晋升通道。新式学堂和留学经历又让他们接触到民族国家、主权、宪法与革命等观念。新军中的学生和下级军官，也成为革命组织能够动员的重要人群。辛亥革命并不是一个已经成熟的民主社会自发建立民主制度，而是一个遭受外部冲击的帝国，试图借助政治革命完成国家再造。这就意味着，一旦有人相信集权比民主更能实现强国，民主就很容易被放弃。 《临时约法》的制定尤其能说明问题。革命党人在孙中山决定将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后，就把原先偏向总统制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改为责任内阁制，试图通过议会和内阁限制总统权力。这无疑是把宪法变成了权力斗争中的工具，充满了机会主义、马基雅维利主义色彩。 结果是，制度既没有获得各方共同信守，也没有足够强制力保护自己。1913年国会选举后，宋教仁主张建立对议会负责的内阁，随后遇刺。袁世凯发动军事行动压制国民党，国会最终被解散。到1914年，总统权力迅速扩张，所谓共和制度事实上转为个人专断。 民初的议会政治失败导致大多数人认为：既然议会争论不休、中央政令不出北京，共和就是无效的；既然各派互不相让，便需要一个能够迅速集中资源的强人或集团。袁世凯选择恢复帝制，孙中山则转向建立能够统一革命力量、训练国民并重建国家的革命党。 1920年代，孙中山在苏俄帮助下改组国民党，建立更严密的组织体系，实行党内纪律、宣传和动员，实际上，孙中山和国民党比后来成为马列主义坚定分子的李大钊和陈独秀更早地欢呼十月革命的胜利。1918年6月17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主办的《民国日报》发表了题为《决斗》的社论。社论称俄国为“民主友邦”，称布尔什维克为“新派”。同年，孙中山致电列宁，表达了对“十月革命”胜利的敬意。由此，国民党由松散的革命联盟，转向能够深入军队、学校和社会的现代革命党。这个转变提高了组织效率，却也将党国制引入了中国。党不再只是参与竞争的政治团体，而被设想为国家统一和人民训练的领导者。 国民党后来在大陆实行了训政，正是这种逻辑的现实化。1931年5月5日中国国民党组织的国民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并同年6月1日开始施行。其中第三十条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之”；实行以党统国治国。 中共建立政权后，又把这一逻辑推进得更彻底：党不仅领导国家，而且把国家、社会和个人都纳入单一组织体系之中。两者意识形态不同，政治目标也不同，但都继承了同一种党国结构。国家被视为完成民族复兴的工具，党则被视为国家的唯一领导者。只要强国目标被置于最高位置，个人权利、地方自治和政治竞争就可以被解释为必须暂时让位的事项。 实际上，孙中山最深远的政治遗产并非“三民主义”，而是“党国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在不同程度上继承了这一模式。共产党之所以最终战胜国民党，重要原因之一，正是它把党国体制、基层动员和组织纪律推进得更为彻底。 近代中国的国家主义之所以兴起与持久，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心理补偿。过去的皇权统治在压制个人的同时，也给臣民提供了大国身份和相对于周遭蛮夷的文化优越感。但近代以来，清廷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则打破了这种优越感。这种优越感让身处贫穷和压迫下的中国人仍然感到值得骄傲和人生意义，让他们感到作为一个中国人是幸运的。追求国家强大的国家主义于是成为中国人的精神支柱，以补偿受到专制政权的剥夺。战败的屈辱，反过来强化了对内部统一和服从的要求，个人必须无条件地为国家作出牺牲。 这导致不少人在身体上和精神上呈现出分裂的状态，过去和现在都存在。过去，社会精英愿意享受租界提供的自由、安全和便利，却又力主收回租界。今天也是如此，一些人在海外取得身份，却仍把中国的强大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115年后的中国，仍然没有走出专制泥潭，根本原因在于“共和”长期以来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人追求的目标，而是追求强国、统一、安全和秩序。只要政权能够提供增长、稳定和实现“民族复兴”，许多人就愿意接受政治权力的高度集中与专制。 当然，“辛亥革命”也有重大的进步，建立起了“权力不得世袭”的政治理念和共识，改写了专制权力的继承规则。皇权统治和党国制都是专制制度，两者的权力和统治都是通过暴力取得，但权力的继承规则则不同。皇权统治的继承规则是“传子”或“兄终弟及”，而党国制的权力继承规则则是“传贤”。这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政治成果。 共和制度要求人们把自己首先理解为公民，而不是臣民、群众、单位成员或某个组织的附属者。它要求个人拥有不可由政府随意剥夺的权利，国家利益也不能由某个党或某个领袖永久垄断和解释。只有大多数中国人放弃将追求国家的强大作为最优先的目标，抛弃国家主义的意识形态，建立起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将个人的价值建立在自身的自由、财产和智识之上，才能走出专制的泥潭。 2026年10月12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