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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在中國，女人是極不幸的。大凡有什麼禍害，正人君子都能從女人身上找到根源：甚至亡國，那責任也得由女人來負。同樣跟異性亂搞，男的叫風流佳話，女的則是淫蕩不貞。而只要這一條，就足以把一個女人打倒，即使象武則天這樣的女皇帝也不能免。“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在孔老夫子看來，女人同小人一樣不好對付，“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於是給女人規定了“三從四德”，而且還加上一條：“女子無才便是德”。
為什麼“才”對於女子那麼大的害處，以至於無才便是德呢？這也有它的一個發生、發展過程。最初，對於女子的才並沒有看成是同德對抗的壞事。母系社會不在話下。漢代就有不少堪稱“才女”的婦人。《漢書》、《後漢書》都有記載，可見那時並不認為女子有才就導致“缺德”。感到才對女子產生不良作用的，恐怕是從理學昌盛的宋朝開始。司馬光說過：“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這是一個信息。當然，司馬光是有保留地作這個規定的。他同時還主張女子應當讀書，大概到了明代，要求女子無才的“才”，就擴大得相當廣闊了。明代有一本《溫氏家訓》，是溫璜的母親陸氏的訓言紀錄。她提出：“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這就有點有才即缺德的味道。
女人不宜識字，尤不宜作詩。特別是作詩，從司馬光開始就反對。儘管如此，大名鼎鼎的李清照，就出在宋代。對於她在文壇的名聲，做丈夫的趙明誠不大服氣，廢寢忘餐地苦戰了三天三夜，寫出一批詞來，加進李清照的，送給友人看。友人說，全卷中數“莫道不消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絕佳——正好又是李清照的作品。查一查歷史，從漢代的《胡笳十八拍》到大觀園的海棠詩社，寫詩的女人和女人寫的詩都不老少。可見禁者自禁，寫者自寫，禁而不止。為什麼？這大概是形勢比人還強吧？何況那時的制度又非常鬆散，不大搞運動，有好多空子可鑽。
值得探討的是為什麼把禁詩當作重點。這就得看看婦女們寫的什麼詩了。《迷樓記》中談到被禁錮在隋煬帝的後宮苦悶得自殺的侯夫人，寫過不少為自己的命運傷感而作的詩，其中一首《自傷》，實在悽怨婉轉：
初入承明日，深深報未央；長門七八載，無復見君王。春寒侵入骨，獨坐愁空房；颯履步庭下，幽懷空感傷。平日深愛惜，自待聊非常，色美反成棄，命薄何可量！君恩實疏遠，妾意徒彷徨。家豈無骨肉，偏親老北堂。此方無羽翼，何計出高牆。性命誠所重，棄割良可傷；懸帛朱棟上，肝腸如沸湯；引頸又自惜，有若絲牽腸。毅然就死地，從此歸冥鄉！
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這首詩，對於我們來說，可以觀，知道封建社會黑暗的一角；對於詩人本人來說，則是可以怨，控訴皇室的不人道。對於“興”同“群”，站在皇帝這邊看，則是社會效果不佳。看來問題就出在這裡。孔子說女人難養，其中一條就是“遠之則怨”。怨已不好，怨了又寫詩，散播不滿情緒，當然大大影響宮內乃至整個社會的安定團結。女人都不會做詩，有牢騷只能私下說說，就不致那麼麻煩。
而且，有時又何止怨？簡直是對某些男人的鞭答：
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深宮那得知？二十萬人齊解甲，寧無一個是男兒！
這是一位王后寫的對女人亡國論的抗議詩。唐僖宗的部下從黃巢那裡抓回來一批婦女，唐僖宗在訓話時批判她們說：“你們都是勛舊的女兒，何以從賊？”其中竟有一位婦女反駁說：“你們帶了成百萬兵，還逃到四川，反而責備我們從賊！你那些公卿將帥們該如何處置？”皇帝大怒，把她殺了。這位婦人如能寫詩，大概也會寫出一首好詩來的——然而這就更加危險。
另一條理由，是“婦人識字多誨淫”(歸有園：《麈談》)。最典型的一個例證，據說是崔鶯鶯。在唐代，對女人的貞操看得並不那麼重，公主再嫁的達二十三人，而且嫁過三次的達四人。但是，到了宋、元，女人的處女膜成了身份證。檢查女子是否處女，已經成了一種職業。有的地方還有結婚後又因為處女膜的問題而退回娘家的風俗。於是，鶯鶯的“酬簡”，就成為有關男子漢利益的大問題。評論家追根求源，鶯鶯所以失身，全由她的能詩。如果她不知詩，斷不能與張生酬韻，更不會寫出“待月西廂下”那樣的“淫詩”。“婦人知文，即此可鑑”。清代了，袁枚收了幾十個寫詩的女弟子，而且公然出了一本《隨園女弟子詩選》，這無疑是典型的“自由化”，於是章實齋寫出大批判文字說：“近有無恥妄人，以風流自命，蠱惑士女；……征刻詩稿，標榜聲名，無復男女之嫌，殆忘其身之雌矣！此等閨娃，婦學不修，豈有真才可取？……人心世道，大可憂也。”他認為，做詩是妓女輩的事，“良家閨閣，內言且不可聞閫外，唱酬此言，何為而至耶？”
站在他們的立場看問題，章實齋們的擔心，並不是無穴來風。少數民族的青年男女談情說愛，那重要工具之一，確是情詩——只不過她們唱而不寫，把情詩稱為山歌。公卿士紳們不會找她們做妾侍，因而這還罷了。嚴重的是確有不少諸如紅葉題詩之類的事情發生：被禁錮在宮中的宮女把抒發宮怨的詩句寫在大梧葉上，讓流水飄走宮外，被秀才拾得，於是也題詩葉上，泛于波中，一來一往，這位秀才竟同宮女談起戀愛來。這類故事，老百姓看來是“佳話”，皇帝看來卻未必佳：什麼把題詩宮女賜給秀才之類的大團圓結局，只是小百姓的痴心妄想。別說把他那一百二十四位后妃弄走一個，即使要同他那數以千計的宮婢中的一位傳書遞簡，也是大逆不道，罪不容誅的。
寫到這裡，大概對為什麼學寫詩、能寫詩就意味着無德，總算是有點眉目了。
中國，不，準確點說，應當是封建主義的中國，其中一個相當頑固的特點就是理論脫離實際。
就拿那位標準淑女薛寶釵來說，她是一位女子無才便是德的理論宣傳者。她關於作詩寫字並非你我分內之事的一席話，竟把黛玉這位封建叛逆者幾乎征服了，可見如果讓她寫起《論女子無才便是德》來，無論如何也要比當年《學習與批判》的文章富於說服力，說不定還會得優秀論文獎的。但是，妙也妙在：薛寶釵本人不僅識字，而且博學多識；不僅會寫詩，而且在海棠社裡常常奪魁，比詩社裡唯一的男子寶玉強多了。如果挖得更深一些，這位淑女又還曾經有過對寶玉一閃念的愛戀之情——這一點，用“狠斗私心一閃念”的精神來對待，寶釵是足以開一次“講用會”的。薛寶釵尚且如此，可見從“無才”中求“德”之難，之矛盾不可調和。
那位大罵袁枚鼓勵女人作詩的章實齋這番話似乎有助於我們理解這種分明矛盾的現象。他說：“古之賢女，貴有才也。前人有云‘女子無才便是德’者，非惡才也，正謂小有才而不知學，乃為矜飾鶩名，轉不如村嫗田嫗不致貽笑於大方也。”最少，這也應算是一種解釋：“才”取決於“德”。用我們的話來說，就是德是主要的，甚至不妨是唯一的。
只要德好——例如寶釵那樣的模範淑女，識字、會作詩並不礙事。而且，寶釵還有一個可愛的特點，那就是，雖然她的詩寫得好，她從來不把寫詩當作正經事，只是逢場作戲地耍耍。陳後主陳叔寶封宮人袁大舍等為女學士，她們的職責只是侍宴後庭，陪他共賦新詩，並把那些寫得特別艷麗的唱給他聽，這就不致有何不良效果，是可以允許的。相反，鶯鶯就屬於“小有才而不知學”一類，遠不如根本不識字的村嫗田嫗有利於維護那個社會制度。黛玉不僅識字，而且詩寫得好；但她的詩卻常常被評為二等，居寶釵之後。社長李紈講得很清楚：雖然“風流別致”得讓她占首位，但不如寶釵“含蓄渾厚”。這還罷了。她還常常寫些對現狀極不滿的詩，說些尖酸刻薄的挖苦人的話。這些言論，搜集起來，加以整理，黛玉就得吃不了兜着走。有人說黛玉如果活在現代，當是“右派”，看來有理。這類人，豈不是無才更好？
抽象來說，無德而有才確實往往不如有德而無才。漢桓帝時有一個黃允，以雋才知名，傲氣得很。司徒袁隗也很賞識他，說：“如果能找到這樣的人當女婿就好了！”為了當袁隗的女婿，黃允要求同老婆離婚。在那時，他老婆只好同意。只是臨走時請了幾席酒向宗親告別。在酒席上，當眾揭發黃允十五件見不得人的醜事。這位黃允，應當說就是有才無德的一類。可惜的是，這類人，似乎還是男子偏多，以至於我一時還想不到哪一位女才子可以做例子。
寫到這兒，我曾經想到過鳳姐。大觀園裡，李紈大概可歸人“無才便是德”一類，同她相反的是鳳姐。鳳姐這個人，無論用當時的標準和今天的標準來衡量，她的德都應當屬於丁等，不及格的。但是，她是不是屬於有才這一類呢？就很難說了。論作詩，她的《全集》只有一句“一夜北風緊”，顯然太少；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似乎根本不識字。她缺這種“才”。但是，她能把偌大一個榮國府管起來，就很不簡單。寧國府歷來亂糟糟，經她代理執政幾天，就弄得“自此俱各兢兢業業，不敢偷安”。這種不識字而有管理才能的人，似乎比喜歡誇誇其談地討論軍事問題但在實戰中卻失了街亭的知識分子馬更有才幹。除去她的德不談，生在今天，鳳姐的才幹很可能不差於經理、廠長。因此，說她無才，又似不妥。從這裡也可以體會到當人事處長之難。過去是“有成份論，不唯成份論，重在表現”，現在是“有文憑論，不唯文憑論，重在表現”。話是好說，實際生活中卻有着不少複雜紛紜的情況。無文憑的鳳姐能否當經理是很難決定的，倒不如讓有文憑的迎春來當要穩當一些。儘管如此，唯文憑論比唯成份論進步了一大截，又是不可懷疑的。
問題扯遠了一些；但是，說來說去，歸根結底得解決一個什麼叫做德，什麼叫做才的具體問題。這個問題，不僅各個時期、各個階級有不同的標準，而且在同一時期的同一階級裡面，也會有截然不同的標準；對同一個人，此一時彼一時的結論也未盡相同。例如諸葛亮，在人們的傳統印象中，可謂德才兼備，“長使英雄淚滿襟”的理想宰相了。但是，有人卻認為他只顧打仗，沒搞好建設，並無治世之才；重用姜維、張裔，是任人唯親，冷落馬超、魏延，是忌才妒能。結論是德薄才平，過大於功。端的是：此一亦是非，彼亦一是非了。
死人好辦，任你評來評去，不過紙上談兵，諸葛亮篤定地坐在武侯祠里，用不着擔心再給撤職一次。活人就不好辦了。“德才兼備”，這四個字倒不難識，難的是它無法用尺量，用磅秤約，不易判准。在有些人看來，凡合我口味者就是德。有了這個德，也就等於有了才。於是，三親六舊，秘書親信，紛紛成了接班人或進入第三梯隊。有些人看來，有才必缺德，而如果無德，才也就無用。於是，遠則出身不好的知識分子，近則不聽話的愛提意見者，均屬控制使用之列。廣西林業局有一位負責林化生產的女幹部還發明了一種邏輯：我們百色很窮，有才能的人都想往外跑；你這位栲膠專家卻從西安主動要求來百色，想必是在陝西混不下去的人——結論自然可想而知。簡單幾個例子，說的是男人，也可以從中理解“女子無才便是德”這根橡皮筋的功能難量，根據需要，是可以把任何有一點想頭的女人都捆得死死的。此外，還可以看出，“無才便是德”在某些時候、某些地方有向男子漢領域推廣的趨勢，男子漢別高興得太早。
於是，在宣傳“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同時，也有對這句話持反對態度的。有男人發出的，也有女人發出的。清朝有一位婦女寫了一本《女范捷錄》說：
男子有才便是德，斯言猶可；女子無才便是德，此語誠非。蓋不知才德之經與邪正之辨也。
另外還有一位替女人講話的先生在給《古今女史》作序時說：
夫“無才便是德”似矯枉之言，“有德不妨才”真平等之論。
反映這種觀點的文藝作品也不少，《梁山伯與祝英台》、《鏡花緣》是比較知名的。祝英台不僅反對女子無才便是德這種腐論，而且女扮男裝同男子梁山伯一起讀書，產生了愛情，最後雙雙殉情而死。在冬烘先生看來，“德”大成問題。但是，劇本長期流行，說明觀眾還是投祝英台的票。《鏡花緣》則主張男女智慧平等，“天地英華，原不擇人而畀”。況今日靈秀不鍾於男子，女子應同男子一樣讀書、考試、做官。小說還寫了一位女才子，討論問題，把男子漢駁得體無完膚。這也是一本得到公認的好書，一直流傳到今天的。
可見“女子無才便是德”論，從它產生的那一天起就沒有坐穩過，越到後來，西學東漸，封建主義節節敗退。到了清朝末年，不僅女子可以讀書，女子有出洋留學的，而且還明令規定，初等小學可以男女同學。一九一九年，經過奮鬥，九位女子終於進了北京大學讀書。祝英台費了老大勁才偶然在舞台上爭到的，這才在現實中爭到了。這些，都是中國婦女光榮的一頁。
當然，如果以為從此萬事大吉，那就未免天真。八十年代，在我們這裡仍然有着祝員外式的人物，甚至還曾有過效法梁山伯、祝英台那樣為愛情的被父母破壞而自殺的痴男痴女。在我們這裡，竟然還有那樣一位管計劃生育的女領導，同時是把生下女兒的兒媳婦“休”掉的婆婆。姑娘們作詩大概不會遭到反對了，但是，“挑逗”性的流行歌曲唱法則似乎不大通得過，而什麼叫做“挑逗”卻又鬧來鬧去不大清楚。此外，例如那髮式與鞋跟之類是否符合某些領導“德”的標準，也早晚時價不同。這些是是非非，不獨女士們困惑不已，先生們也頗傷腦筋的。
從“無才便是德”的圈子裡跳出來，關鍵問題是更新“才”、“德”的舊觀念。萬里同志講過這樣的話：什麼作為也沒有的人，只知道做官、喝茶，即使兩袖清風也不是好幹部。張廷發同志說：長期以來，在“左”的眼光下，往往把安於現狀、墨守成規、唯上是從、四平八穩、無所作為的人，視為好幹部；把思想活躍、善於思考、勇於改革、有膽有識、有才幹的人，視為“驕傲”、“不尊重領導”。寧可重用有缺點的能人，也不能選拔那種四平八穩的人。這種新的德才標準，實事求是，適合今天四化建設的需要，可謂大得人心。“無才便是德”的老口號早就過時，無論對男對女，都一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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