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書因人而異，讀什麼書，怎麼讀法，可謂千差萬別。然而，千差萬別中似乎也可以找出幾種不同的類型。

      　　最大量的當然是“求知型”。書籍是人類知識的寶庫，也是人類進步的階梯。要想增進自己的知識，豐富自己的頭腦，除了參加一定的社會實踐，就必須認真讀書。特別青少年，正是應該發奮讀書的年齡段。大、中

      、小學以及各類職業學校的設立，適應了這種客觀需要，“求學”讀書成了人生的一個重要階段，也是最大面積的“求知型讀書”。這種“求知型讀書”的最大特點便是如饑似渴，“求知慾”極端旺盛。中外古今都有許多“苦讀”的例子（像中國古代的鑿壁偷光、囊螢映雪、懸梁刺股等），成了人們的美談和榜樣。刻苦努力的結果，是造就了很多有用的人材，也就是社會的棟梁。

      　　“求知型讀書”當然不限於正規的“科班”教育，未入“科班”而自學成材者也數不勝數。俗話說“皇天不負有心人”，只要努力耕耘，就會有豐厚收穫，關鍵在個人的刻苦和得法。古人一方面強調“開卷有益”、“書到用時方恨少”，但另一方面也反對“讀死書、死讀書、讀書死”。任何一位讀書成功的人士，都是他把書讀“活”了，把書本知識變成了實踐知識，也就是把知識變成了力量。

      　　人們在走出學校、進入社會之後，在社會實踐過程中，還會不斷有“求知慾”，還會不斷繼續讀書，正所謂“書到用時方恨少”。現代人稱這種實踐過程中的讀書為“充電”，十分形象地說明了這正是一種“求知型讀書”。

      　　從數量上說，僅次於“求知型”的，應該是“消遣型讀書”。所謂消遣，也就是遊戲，也就是“玩兒”，和遊山玩水、聽戲聽歌、看電影、打麻將……同屬一個範疇。民間將這種“消遣型讀書”稱之為“看閒書”，實在再恰當不過。世上男女老少、士農工商大概都看過“閒書”，也都需要“閒書”。一天到晚營營役役，身心俱憊，不看看“閒書”何以恢復疲勞？何以心神俱旺？所以，“閒書”往往成為“熱門書”、“暢銷書”，能最大限度地吸引讀者的眼球，且長盛不衰。這種“閒書”，並不限於文學書，但往往是文學書，特別是中長篇小說。像金庸的武俠小說、倪匡的科幻小說、瓊瑤、亦舒等的言情小說走俏走紅、暢銷不衰，已經有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

      　　消遣中也難免有借鑑，“金庸迷”中沒準兒也能出幾個“小金庸”。但這和專門的“借鑑型讀書”畢竟不同。廚師看菜譜，畫家看歷代名畫，詩人讀中外名詩，小說家讀中外名著……簡言之，任何一個行當的人讀自己的專業書，都可謂之“借鑑型讀書”。杜甫詩云“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講的就是借鑑。借鑑不是模仿，而是啟發、吸收、創新。杜甫說的“萬卷”，並不限於文學，更不僅限於詩，至少包括文、史、哲各個領域。後人將杜甫詩意發展為“行萬里路，讀萬卷書”，概括得更為全面。

      　　借鑑中自然也有欣賞和消遣，但那是感悟性的“副產品”，和借鑑密不可分。而“研究型讀書”，欣賞和消遣的成份便更微弱了。首先，學術研究本身主要是一種邏輯思維，形象思維很少，相當枯燥乏味。如果說也有樂趣，那不在閱讀本身，而在研究成果的激盪。胡適說（大意）：發現一個字不下於發現一顆恆星，就是指的這種研究意義和學術愉悅。韓愈說：“焚膏油以繼晷，恆兀兀以窮年。”在日以繼夜的苦讀、研究中，得到了答案，推進了學術，發現了真理，於是，快莫大焉。但這種愉快，實在是苦樂參半，寓樂於苦之中的。

      　　不難看出，求知型、消遣型、借鑑型、研究型四種閱讀型態雖有交叉，但區別是主要的。如果讓消遣型讀者去讀艱深苦澀甚至佶屈聱牙的學術著作，絕對看不進去，無法讀懂從而索然無味。即使那些“借鑑型讀者”，對於枯燥的學術著作也往往是敬而遠之的。反之，如果讓研究型讀者（即所謂“學者”）一天到晚去讀那些“閒書”（假如不是為了研究），他們也會覺得浪費光陰甚至無聊透頂。

      　　所謂“開卷有益”，應該說是讀書對路，找到了自己的閱讀形態，因而如魚得水，樂在其中。所謂“讀死書”、“越讀越蠢”，則是讀書不對路（比如到學術書中找消遣，到消遣書中尋學理之類），南轅北轍，苦不堪言。自然，從思想內容上說，也並非所有的書都有益。比如希特勒的《我的奮鬥》，鼓吹的是專制獨裁、血腥屠殺的法西斯主義，對於讀者（尤其青少年）有百害而無一利。有些黃色小說，淫穢下流，影響也極其惡劣。包括一些打打殺殺的武俠小說，也往往把青少年引入歧途。“開卷未必有益”，對這些書來說，可謂不幸而言中。

      　　在封建科舉時代，莘莘學子皆需按科舉考試的要求而讀書，比如死記硬背四書五經之類，可稱之為“應試型讀書”。鑑於它已伴隨科舉時代而消亡，也就不必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