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官场哲学
戊戌变法失败，李鸿章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关于李鸿章，流传下来的野史不少，随便在网络上发一个评说李鸿章的话题，很快就能引来一堆或捧李或骂李的口水贴。人们对于这个一直是百年里“第一卖国贼”形象的人物，聚讼纷纭，却难有定论。雷颐先生的这部新书《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以李氏一生的重要奏折和信函为突破口，从“为官”、“外交”和“洋务”三个方面考察了李鸿章一生的为人和功过。
和晚清很多汉族大员一样，李鸿章的发迹，走的也是从书生到带兵官的路子，有些不同的是，李鸿章从曾国藩的幕僚身份退下来，开始当上江苏巡抚时，已是不折不扣的中年(40岁)，完全属于大器晚成型。李鸿章在给曾国藩做幕僚时，就以其识见和刀笔吏的功夫而深得曾氏的赏识，曾氏赞许其“所拟奏咨函批，皆有大过人处，将来建树非凡，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该书对李氏奏折中这种刀笔功夫，作了一些有趣的发挥，怎么反驳上级，如何敷衍皇上，揣摩圣意，打太极拳等等。李鸿章作为晚清第一重臣，其真正的本事当然并不在于雕虫小技的奏折文字上，大臣所以成为大臣，既有时运，更堪玩味的则是其人身怀的种种看家本领。
1898年戊戌政变，慈禧太后重训朝政，光绪被囚，康、梁逃往海外，朝廷大批清查维新人士。在这样的严峻时刻，李鸿章却暗中保护一些维新人士，并和康、梁暗通款曲。有人告他是维新派，慈禧因此问他：有人说你是康党。李鸿章回答：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指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慈禧听后默然。在这里，慈禧太后最关心的是自己的权力，是支持自己当家还是支持光绪当家，其他事，诸如是不是支持维新主张变法，则在其次。作者对此有很精到的评点：这是“思想错误”与“组织错误”的区别。李鸿章作为洋务健将，改革口号喊了很多年，主张变法这一条是怎么也赖不掉的，但既然当权的是太后，那只要表明自己并没有紧跟皇上就行了。这就是李作为老官僚的官场智慧。
这一幕“君臣”之间的对话，端的是惊涛暗涌、凶险非常。而李对康、梁的“保护”态度，和接下来抗旨不肯挖康、梁两家祖坟的事情，又充分显示了老官僚做事预留后路的生存智慧。
对于做官，曾国藩曾有批评：“少荃拼命做官”。但李鸿章虽然“拼命做官”，精于自保，他却也并没有在戊戌政变中落井下石，大造冤假错案，以洗干净自己，反而有点挺身而出的味道，这就不能不令人心生敬意了。
李鸿章还有作为改革先锋的一面。尽管后来的历史书对于洋务派多有贬低之词，但回到历史现实去考虑，洋务派在工业、商业、军事以及文化的近代化方面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果，已属不易。而无论是办机器局、招商局，设电报、修铁路，还是派留学生和陆军海军的近代化，这些大事件，都与李鸿章密切相关，都和李鸿章的支持和努力分不开。作为改革家的李鸿章曾经发过这样一段议论：“我辈若不破群议而为之，并世而生，后我而起者岂复有此识力？”这正是一个改革家应有的精神和风骨：我们现在若不能顶住压力，把事情办好，那后来的人恐怕都不一定想得起来要这样做呢！
对于办洋务，梁启超也曾有批评“不敢破格”，但从李氏一生来看，李鸿章虽然不能破格，但到底也始终力所能及地在推进革新。
外交是评论李鸿章最难说清楚的一个部分。李氏一生，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懂外交是他能够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也是使他事业、声名受累，百年都难翻身的一个大坎。但无论怎么说，李虽有“国人皆欲杀”的时候，朝廷要谈判时又离不了他，庚子事变后，李鸿章以夷制夷，分化八国联盟，周旋于列强之间。
当然，对于李鸿章，作者雷颐也并不是有心一味要作拔高。该书也还透露出了其他一些信息：“巡抚也曾心狠手辣”，李在与太平天国作战时，背信弃义杀过降，可能还曾下黑手暗杀过常胜军的统领官美国人白齐文；在对慈禧亲信吴棠一案的处理中，也曾颠倒是非装糊涂。作者有一个很精彩的总结：既要做官，又要做事，但首先是自保，这才是李鸿章的立场。
梁启超先生曾经说过：李鸿章的历史，就是大清国四十年的历史。我们读李鸿章，其实也是在读清朝这个老大帝国的衰落与悲凉晚景。
外交：一生秋风糊裱匠
“弱国无外交”，在虎视鹰瞵、豆剖瓜分，随时有亡国之危的近代中国负责“外交”，实非易事。然而，外患越频，外交越重，越不能没有外交，不能没有办外交之人。
从到上海雇佣“洋人洋枪”“协防”初次与洋人打交道开始，李鸿章逐步走上了参与全局性外交决策之路。提起“洋枪队”，人们自然想起“互相勾结”。然而，“勾结”中又充满了“控制”与“反控制”的矛盾、斗争。李鸿章是“借师助剿”的支持者和身体力行者，但他又担心洋人尾大不掉，后患无穷，所以一直坚持对“洋枪队”要“权自我操”，谨防“太阿倒持”。他的方针是“于调停笼络之中仍寓裁制控驭之道”。不过，以近代中国国力军力之软弱落后，以白齐文、戈登等“洋将”之骄悍蛮横，要想“裁制控驭”他们殊非易事，李鸿章就头痛地将他们称之为“磨难星”。但使尽种种手段，用他自己颇为得意的说法是“痞子手段”，最终“过河拆桥”——达到了利用他们镇压太平天国然后又将其迅速遣散的目的。
从当上直隶总督起，李鸿章就越来越多地参与全国外交决策，处理各种复杂外交问题。“以夷制夷”是他的基本外交思路，当他早早看到日本有侵略朝鲜之志时，感到中国自身难保已无力像传统那样“援朝”，甚至将“以夷制夷”当作不得已的良策，向当时极端排外、仍坚持严格闭关锁国政策的朝鲜统治者推荐。
李鸿章一生中参与了许多中外谈判，签订了许多中外条约，其中相当部分是带有“丧权辱国”性质的条约。作为主要谈判人，自难逃其咎。不过，在大败之后签订“城下之盟”，战败国讨价还价的余地其实非常有限；而且诸如割地赔款事关重大，最后的决定权其实还是在朝廷手中。
所谓“懂外交”是李鸿章权倾一时的重要原因，但“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李鸿章的事业、名声，却也被毁于此，至今仍负重谤。
对此，李鸿章自己也非常明白。他承认，中日甲午战争“至一生事来，扫地无余，如欧阳公所言，‘半生名节，被后生辈描画都尽。’环境所迫，无可如何”。
他无奈地感叹道：“我办了一辈子的事，练兵也、海军也，都是纸糊的老虎，何尝能实在放手办理？不过勉强涂饰，虚有其表，不揭破犹可敷衍一时。如一间破屋，由裱糊匠东补西贴，居然成一净室，虽明知为纸片糊裱，然究竟决不定里面是何等材料。即有小小风雨，打成几个窟窿，随时补葺，亦可支吾应付。乃必欲爽手扯破，又未预备何种修葺材料，何种改造方式，自然真相破露，不可收拾，但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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