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明二中，我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 “为什么又是我？” 那天晚饭桌上，我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 父亲刚刚宣布，他接到调令，要调去沙县工作。母亲也要一起去。 家里已经替我们做好了决定。 哥哥和姐姐继续留在三明二中读书。 只有我，要跟着父母离开三明。 我一下子急了。 “为什么哥哥姐姐可以留下，我就一定要走？” “我也可以住校，我不要去沙县，我要留在二中。” 父亲沉默了很久，只说了一句： “大人的决定，你要听。” 母亲也劝我： “你是最听话的孩子。阿毛还小，你是姐姐，你要跟我们走。” 我坐在那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 心里只有一句话： 为什么每次都是我？ 他们不会明白，那一刻我为什么那么痛苦。 因为他们不知道，三明二中对我意味着什么。 1970年，我十四岁。 离开安徽外婆家后，我终于回到三明，重新走进学校。 从1966到1970，这四年里，我几乎没有过正常孩子的生活。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我们家成了被批斗的对象。 父母被打倒。
家被抄。
原来的生活在一夜之间全部崩塌。 我们从别人羡慕的孩子，变成人人避之不及的对象。 没有朋友。
没有同伴。
没有正常的校园生活。 有的只是冷眼、羞辱、孤立。 甚至连孩子见了我们，都会吐唾沫、扔石头。 那几年，我几乎与整个同龄人的世界隔绝了。 所以，当我重新走进三明二中的时候，我心里其实是害怕的。 三明二中比我想象中大得多。 到了那里我才知道，原来三明地区有那么多小学，那么多优秀的学生。 真是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我的班主任陈永准老师教语文，是位中年男老师，矮矮胖胖，脸上总带着笑。 第一学期，我们只有语文和数学两门课。 我的语文还不错。 有一次，陈老师对我说： “你的语文不错，造句很好，文章也有条理。” 虽然只是短短几句话，我却记了很久。 因为那时的我，太需要一点肯定了。 可数学却成了我的噩梦。 我特别怕上数学课。 因为我根本听不懂老师在讲什么。 小学学的还是算术，到了中学数学完全变了样，我一下子就跟不上了。 幸好学校还是开卷考试。 否则，我大概连升级都成问题。 整个第一学期，我没有交到一个真正的朋友。 我依然安静、自卑，也很封闭。 真正改变我的，是第二学年。 我从二班调到了四班。 也就是在那里，我第一次真正进入了同龄人的世界。 班里有一群特别耀眼的女生。 她们大多来自军队或干部家庭。 在那个年代，她们是学校里最显眼的一群人。 她们穿着改过的军装、军裤，戴着军帽，走起路来神气十足，个个英姿飒爽。 而且，她们几乎个个才艺双全。 会唱歌。
会跳舞。
会画画。
会讲故事。 聪明、自信、能说会道。 在我眼里，她们每个人都像会发光一样。 让我羡慕不已。 最让我意外的是—— 她们竟然喜欢我。 她们没有因为我的家庭背景而排斥我。 这是我完全没有想到的。 其中，与我关系最好的，是蒋丽霞。 蒋丽霞长得特别漂亮，也是那群女生里最出众的一个。 可她偏偏最喜欢我。 有一天，蒋丽霞忽然问我： “你怎么从来不穿军装啊？大家都有。” 我笑着说： “我没有呀。我穿的都是哥哥姐姐剩下来的衣服。” 我告诉她，我虽然不会打扮，但我很会写文章，也很会讲故事。 另外，我还会钩线。 这是文革期间在上海学会的。 后来，我送了她一双自己钩的袜子，还有一条从上海带来的小手帕。 她特别高兴。 第二天，她送了我一顶军帽。 后来又送我黑缎带。 她看着我，很认真地说： “你不要老觉得自己不行。” “你打扮一下，也蛮好看的。” 我一下子愣住了。 这是第一次。 第一次有同龄女孩这样鼓励我。 第一次有人认真地告诉我： 你并不差。 原来她们真的喜欢我。 原来她们没有看不起我。 原来我也可以被喜欢。 这对一个十四岁的女孩来说，意义太大了。 蒋丽霞带着我，慢慢进入了她们的朋友圈。 从那以后，我开始变了。 我变得越来越自信。 开始学着梳头、扎辫子、系黑缎带。 也开始和她们一起看小人书、看画报，交流读书心得。 听她们讲故事。 和她们一起大笑。 一起疯。 我开始爱上三明二中。 爱上我的同学。 也爱上了上学。 这是自1966年以来，我第一次真正觉得： 自己像一个正常的孩子。 我终于不再是那个被人吐唾沫、扔石头的孩子。 我终于重新回到了同龄人的世界。 我第一次找到了归属感。 更重要的是—— 我第一次知道： 自己并不差。 可就在我刚刚开始开心的时候，命运又一次转了弯。 父亲调往沙县。 而我，又要离开。 离开前，我和蒋丽霞她们告别。 我哭了。 她们也很舍不得。 大家都很难过。 她们送了我一些小东西，说以后一定要写信。 没有什么轰轰烈烈的告别。 我们只是默默说了再见。 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人生。 就这样，我离开了三明。 离开了我人生中第一个真正喜欢上的学校。 也离开了我第一次找到归属感的地方。 我带着满心委屈去了沙县。 那时的我并不知道， 命运这次看似残忍的安排， 正在把我推向另一场更重要的相遇。 在沙县一中， 一位老师正在等着我。 她将彻底改变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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