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极左思潮的成因——埋藏在历史中的答案
引：几十年前那个虚幻的“爱的夏天” 十五年前，我曾热情洋溢地写过一篇关于美国嬉皮士文化的文章——《爱在夏天的旧金山》。我当时对这个在 20 世纪 60 年代风靡一时的嬉皮士运动持相当肯定的态度。然而，在肯定的同时，直觉也告诉我，这种文化运动只能是社会的“亚文化”，绝不可能成为主流。在文章结尾，我这样写道： “这是个浪漫的夏天，一个自由的夏天，一个美丽得近乎不真实的夏天：广大的志愿者们组织了无数免费的生活供给与医疗服务，众多的嬉皮文化爱好者捐献了无数生活用品，人们似乎回到了无拘无束的原始社会，人人都可以不工作，每天都在载歌载舞享受免费的音乐会，每天都可以在免费商店‘买’到基本生活所需的一切，甚至还可以免费拿到迷幻药品。然而，渐渐地，这个不现实的夏天变得‘现实’起来——超载的人口，混乱的公共秩序，最终给城市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公共秩序瘫痪，卫生条件极差，疾病横生，到处都是病态或滥用毒品的人。‘爱的夏天’里的旧金山，终于变成了一个流浪者们无家可归的‘贫民窟’。” 当年的旧金山，这个“爱的聚会”只是一个局部的、边缘的社会实验。它如同一场高烧，烧过之后，绝大多数普通人依然要回到现实生活中去打工、养家，在法律与道德的制约下过日子。 但谁也没有想到，这种起源于 60 年代嬉皮士与反文化运动“解构一切、否定秩序”的亚文化理想，并没有随着狂欢的散场而消亡。相反，它在随后的数十年里，通过象牙塔、文化界和主流媒体系统，展开了一场漫长而隐蔽的“体制内长征”（Long March through the Institutions），不知不觉地潜入美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从内部瓦解着美国的文化传统与道德构架。 当这种曾经只属于少数人的极端亚文化，最终演变为占据西方主导权的主流意识形态时，当年旧金山那个夏天所爆发的混乱与秩序坍塌，便开始在整个美国社会轰然上演。
一、 美国几十年来左倾教育的根源 要理解美国今天的高校为何如此左倾，就必须了解目前占据高校学术主导地位的那一代人——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的成长历程。 1. 恐惧催生的“享乐主义”——嬉皮士的特殊心态及其历史根源 十几年前当博客刚开始流行的时候，我在网上参与了一个英文博客论坛，在里面认识了很多英语母语界的写手。一开始我非常为他们的开放思想所感动，但讨论深入后，我发现他们很多人有着非常脱离常识的看法——比如绝对不能提种族之间的差异，绝对地鄙视金钱，绝对地反对任何性质的战争等等。多年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些写手大都是婴儿潮一代的人。 我花了很久去思考，为何这些人有着如此极端的思维模式？随着了解的深入，我发现这与婴儿潮一代的特殊历史经历密切相关。 美国的“婴儿潮”指二战结束后的 1946 到 1964 年间出生的那一代人。这一代人生活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历史时期，经历着极其矛盾的现实：一方面，他们在战后的和平中长大，享受着极其舒适的物质生活，极端爱好和平，也极端自我；另一方面，他们不仅目睹了父辈（二战一代）未愈合的创伤，还要面对冷战的阴云以及对核战争的极度恐惧。 这种交织着舒适与恐惧的现实，导致他们极度迷恋眼下的和平，同时又对可能发生的战争无比焦虑。而随后发生的越战，更将他们的这种焦虑推向了顶点，甚至诱发了一种强烈的回避现实与及时行乐的态度。嬉皮士运动，就是在这样矛盾复杂的历史境况下应运而生的产物。 嬉皮士追求个性解放，充分享受和平与自由。优越的物质条件让他们有“本钱”高调地“鄙视金钱与物质主义”；而对战争的极度恐慌，则直接导致了他们通过滥用毒品来逃避现实的消极人生观。 这种对战争的逃避态度，最初或许只是求生的本能，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却演变成了一种极端的反战立场，乃至发展为对邪恶存在的彻底否定。这本质上是一种深层的怯懦与自欺：因为如果承认邪恶存在却不敢挺身反抗，就会遭受良知的谴责并暴露自身的懦弱；而一旦直接否认邪恶的存在，自己的怯懦与不作为便瞬间被包装成了“和平”与“高尚”。这正是极左最为标志性的行为模式： 从最初的逃避现实，发展到否认现实，最终走向扭曲现实。 必须指出的是，嬉皮士运动并非发生在所有的婴儿潮一代身上。当时许多来自底层平民家庭的美国人，完全没有机会去享受那份放任的自由与高尚的艺术。嬉皮士运动主要集中在相对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子弟中。这部分年轻人接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带着天然的优越感，衣食无忧，因而有资本去挥霍青春、批判社会。 如前所述，“爱的夏天”虽然以混乱的悲剧收场，但这一批带着反叛基因的中产年轻精英，却在随后的岁月里逐步演化成了美国的文化精英。 2. 体制内的“长征” 20世纪的60年代时嬉皮士运动的高潮。到了 70 年代，反战与民权运动的高潮渐渐褪去，一部分激进的青年选择进入研究生院，将战场从“街头”转向了“讲台”。 由于婴儿潮一代的人口基数极其庞大，即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也足以迅速填补高校的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掌管美国文化意识形态的方向盘。 他们将当年的街头抗争转化为学术理论，在高校内开创了一系列全新的交叉学科（如性别研究、批判种族理论、文化研究等），彻底改变了传统人文科学的研究范式。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上一代——“二战一代”老教授们集中退休，嬉皮士出身的婴儿潮一代顺理成章地升任为系主任、终身教授和招聘委员会主席。在学术招聘中，这种同质化的筛选机制确保了保守派与中间派被边缘化，左翼思想逐步垄断了高校学术界。 虽然我们无法统计当年究竟有多少纯粹的“公社流浪型嬉皮士”进入了体制，但 2000 年代的数据显示（这正是 60 年代大学生步入 50-60 岁、成为终身教授的黄金期），受嬉皮士运动与反战学潮洗礼的自由派（Liberal）和极左翼（Left）教授，已经在人文社科领域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地位。 自 2000 年以后，当年反文化运动所提倡的平权、多元与解构，不仅成为了高校行政体系（如 DEI 机制）的指导方针，更通过数十年来源源不断培养的媒体人、政客与企业高管，扩散并固化为整个美国主流精英阶层的标准意识形态。
二、 为什么极左思潮绝不能成为主流意识形态？ 在十五年前写《爱在夏天的旧金山》一文结尾时，我还曾这样写道： “嬉皮文化所提倡的神秘主义与乌托邦理想，只可能在少数人中实现，永远不可能成为成千上万大众的大众生活方式。也许，人的任何一种理想主义，都不可能在大多数人中全面实现。” 我们今天看到的社会撕裂、主流媒体的狂热以及对传统秩序的全面敌视，本质上都是这场极左思潮走到极端后的必然产物。从极左文化的本质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性这两个维度来剖析，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为何亚文化绝不能成为主流文化。 1. “破坏”与“建设”的根本悖论：极左意识缺乏建设能力 首先，人类社会的任何精神与文化创造活动，都必须建立在物质生产与社会繁荣的基础之上，二者绝不能颠倒。如果一个社会里人人都不事生产、只搞艺术，社会必然面临崩溃。因此，嬉皮士文化只能被限制在亚文化的范畴之内。 其次，嬉皮士运动大大超越了一般文学艺术活动的界限。它是以艺术及艺术家的生活方式为武器，对整个社会结构发起的反叛，本质上是一种“解构”的力量。反战尚有争议空间，但吸毒、逃避现实、拒绝工作、性放纵等等，则远远超出了精神创造的领域。从嬉皮士延伸出来的极左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一种寄生于社会繁荣与秩序之上，却又对这一繁荣与秩序宣战的破坏力量，对美国社会的根基有百害而无一益。 最后，即使现有体制存在缺陷，反体制的意识形态也不能当饭吃，它只能是一种暂时的、过渡性的思潮。当体制的问题得到改善，这些思潮就应该消退，或者回归为少数亚文化形态存在。然而，当这些持有反叛意识的人从“边缘批判者”摇身一变成为“主流掌权者”时，他们不仅失去了批判的对象，更暴露出了自身无法提供物质生产、无法维持社会治安、无法保障就业与建设基础设施的致命短板。他们若继续与体制强行战斗，终究不过是“堂吉诃德式的对着风车发飙”。 简言之，任何反叛意识形态所擅长的，仅仅是把现成的东西“拆掉”（Defund、Deconstruct），却完全没有能力“建立”任何可持续的新秩序。而社会的长久延续，依赖的恰恰是秩序。 2. 社会秩序的重要性 人类脱离动物界成为地球的主人，原因固然很多，但没有人能够否认“合作”在其中的核心作用。在许多历史学家看来，这种大规模的社会合作正是人类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也是文明社会发展的基石。而合作，恰恰是建立在秩序之上的——没有秩序的社会根本无法存在。 这一点，人类历史上的智者们早有洞察。著名历史学家威尔·杜兰特（Will Durant）虽然在其鸿篇巨著《文明的故事》中完全不避讳宗教在历史上的残酷（如异端审判、宗教战争、阻碍科学进步等），但他随后做出了极其深刻的辩证评估： “……比起宗教在维持秩序、赋予希望以及保障和平方面所做出的贡献，宗教所犯下的错误、迷信与残酷是微不足道的。”（For the historian knows that the mistakes, superstitions, and cruelties of religion are small compared with the services it rendered to order, hope, and peace.） 即使是政治立场偏向自由派的当代历史学家赫拉利（Yuval Noah Harari），也在他的《人类简史》中明确强调了秩序的不可或缺。他打破了自由派将帝国全面道德污名化的倾向，指出了帝国在历史上的客观积极作用： “事实是，在过去 2500 年里，帝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常见的政治组织形式。在这两千年半的时间里，大多数人类都生活在帝国之中。”（The truth is that empire has been the world's most common form of political organisation for the last 2,500 years. Most humans during these two and a half millennia have lived in empires.） “把历史简单地划分为坏人和好人，并将所有帝国归为坏人，这是非常诱人的事。因为绝大多数帝国确实建立在鲜血之上，并通过压迫和战争维持权力……然而，今天的大多数文化都是建立在帝国遗产之上的。如果按定义帝国就是坏的，那这对于我们自己又意味着什么呢？”（It is tempting to divide history neatly into good guys and bad guys, with all empires among the bad guys.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empires were founded on blood, and maintained their power through oppression and war... Yet most of today's cultures are based on imperial legacies. If empires are by definition bad, what does that say about us?） 作为一个曾从极端专制社会中走出来的人，我曾无比崇尚左派所宣扬的绝对自由，甚至一度藐视“秩序”。但几十年的现实体验与历史沉淀让我深刻明白：完全没有秩序的绝对自由，不仅不是天堂，反而是一切文明走向崩溃的起点。
结语 “爱的夏天”过去了半个世纪，但它的“后遗症”却依然如此强大。从当年的“免费之爱”演变为今天的“零元购”，历史正在以更大的规模重演。“浪漫乌托邦”堕落为“病态流浪汉贫民窟”，这出大戏不仅在今天的旧金山变成了残酷的现实，还在全美无数个深蓝城市里以疯狂蔓延。这难道不正是极左意识形态泛滥必然导致社会瘫痪与崩溃的铁证吗？ 2024 年川普的再度胜选以及全美广大选民的觉醒，绝非某种政治偏激，而是人类文明自卫本能（常识与秩序）对极端意识形态的一次全面反击，更是美国乃至整个西方文明重回正轨最后的希望。 只有让常识回归、让社会重塑对秩序与法律的敬畏，美国才可能真正悬崖勒马，重获真正的自由与繁荣。
（全文完） 从主媒的集体反川看美国的极左思潮及其成因（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