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普仇恨綜合症（TDS）的症狀有多誇張，已無須浪費筆墨過多贅述。簡單而言，從政府官員到好萊塢明星，從主流媒體到社交網絡，他們對川普的人格時而譏諷嘲笑，時而破口大罵；對川普的勝敗時而痛哭流涕，時而又手舞足蹈。為了一個川普，朋友分道揚鑣，親人反目成仇……僅僅因為政治立場，僅憑媒體渲染，無數人就能對一個遠在天邊的政治人物恨到刻骨銘心的程度，甚至恨屋及烏，連同其支持者一併撕裂。這，算不算是“燈塔國”眼下的“一道亮麗的風景線”？ 按理說，對於一個未曾對自己或親友造成直接傷害的人，理性的個體很難產生如此瘋狂的情緒。然而，那些仇恨者的憤怒與痛苦，在體驗上卻是實實在在的。為什麼會這樣？答案其實並不複雜：這種針對與自己素昧平生的政治人物的極端仇恨在現實中雖毫無根基，但其背後所隱藏的情感卻無比真實——那就是恐懼與不安全感。 從心理學上來看，人的安全感基本上是與生俱來的，而在不安定的家庭與社會環境中會更加強烈。由此人總是有意無意地在尋找一個可以依附的群體歸屬。而任何群體的凝結，都需要建立在某種共同的情感之上——這個情感，可以是愛，但更快、更低成本的，是仇恨。 對川普的恨，完美滿足了這個條件。 當眾人對同一個人恨之入骨時，彼此之間便建立起了一個共同的情感紐帶。恨得越深，紐帶就系得越牢，心理上的安全感與歸屬感就越強。 近年來在美西方社交圈裡，表達對川普的厭惡成了見效最快、成本最低的“道德通行證”（Virtue Signaling）——只要你站出來反川，就能瞬間融入圈子（blend in），向周圍人宣告自己是“文明的、正義的、有良知的”群體之一員。 還記得那些好萊塢明星？上台就是一句“F***你，川普”，台下一片掌聲，瞬間完成了一場虛偽而廉價的集體道德自嗨。 除了提供群體歸屬，這種仇恨還帶來了現代人極度匱乏的“確定感”。現代社會充滿了不確定性——經濟焦慮、身份認同危機、意識形態劇變，等等。人們面對複雜的系統性危機時會感到無能為力，對川普的恨，讓人在這些混亂不堪的因素中找到一個確定的因素：一切的問題，都是川普導致的。這個確定的答案給持黑白善惡觀的人提供了及時的心理治癒。非但如此，由於恨的是一個大國總統，所以這種恨還給人一種自己也在掌控世界的幻覺。 另外，這種仇恨還附帶了某種隱秘的心理補償。把一個身家數十億的商界巨頭、兩度入主白宮，甚至改寫世界地緣政治的總統說得一事無成、道德淪喪，能讓平凡個體在虛擬的道德高地上獲得“老子先前比你闊”的快感。而對某些現實生活中的失意者，這種對川普的鄙視更是一種精神勝利法，其療效大概是現代心理學乃至精神病學都只能高山仰止，望塵莫及。 這次所謂的“藍色海嘯”，有分析說是選民對川普的懲罰。如果此言為真，只能說選民用短視的情感替代理性判斷的心理和行為特徵，已經到了登峰造極的地步。 當然，也有分析認為最主要的原因是經濟——選民切實感受到了生活困難。不可否認這是真實的：油價升高拖累物價上漲，生活壓力增大，等等，都完全可以理解。但是，去年接下爛攤子的川普，難道沒有讓物價回落嗎？當時油價一度降到了2美元左右，雞蛋價格從9美元一打降至2、3美元。即便今年因為伊朗戰事導致通脹有所回升，也遠低於拜登時期。難道這些選民真的無法對川普的能力做出全面客觀的評估，進而相信他能穩住局面？難道他們這麼快就忘了拜登時期的惡性通脹，真以為捆住川普的手腳、讓民主黨重掌大權就能降低油價和通脹？ 退一步講，即使伊朗戰事是一次誤判，並直接導致了今年的物價抬升，但這種局部的政策失誤，難道能與民主黨長期以來對納稅人血汗錢的無度揮霍同日而語？能與那些打着各類高尚旗號、實則暗地操作的貪腐項目（如明尼蘇達州的貪污醜聞）相提並論嗎？當大部分選民寧可為了眼前的局部波動而選擇擁抱長期的系統性崩塌時，這個民主民生民權至上的國家還有希望嗎？ 當然，選民的這種集體失智，媒體的煽風點火絕對功不可沒，甚至可以說是最主要的推手。主流媒體日復一日的偏見報道與情緒渲染，加上當下人口結構的碎片化與道德水平的良莠不齊，最終將這種被仇恨裹挾的情緒轉化為選票——共同造就了這場轟轟烈烈卻貽害無窮的“藍色海嘯”。 已故美國喜劇演員喬治·卡林（George Carlin）曾有一句名言：“我熱愛具體的個人，但我厭惡群體（I love individuals. I hate groups of people）”。他深知，一旦個體的人融進有共同目標的群體（Crowd），很快就會戴上統一的帽子、唱起隊歌、喪失獨立的思考，陷入集體的盲從與狂熱中。 基於仇恨所構建的群體，終究無法用虛構的道德優越感來編寫真實的經濟規律與現實。今天股市的動盪或許只是一個信號。而當狂歡退去、現實的賬單紛至沓來時，這個被仇恨所綁架的群體，又該將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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