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半球的那一端,在横跨南太平洋的那块世外桃源般的巨大岛国上,这么多年来,一直活跃着一群心系祖国政治昌明、人民福祉的海外华人。他们虽已身在西方世界,但从心思到文字仍然徜徉在地道而优美的中文方块字之中。我将在此后的文字中,尽可能细致地描画出他们中一个个典型的面孔和生存状态。 坐在回国的机舱里,心情并不畅快。当熟悉的中国旋律在舱内婉约飘起时,才忽然感到有某种难以言喻的无奈和丝丝失落涌上心头。 回想起这些天在澳洲所体验到的人和事,景与物,内心总有波澜,心绪难以宁静…… 一、阿M的黑色幽默 6月30日在悉尼举办的 “中国2012--大变革的前夜"国际研讨会”散会后的那天下午,我和大伙一道坐上了去墨尔本的一辆白色面包车。从悉尼到墨尔本有约900公里路程。这不算什么,我喜欢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到处走走、看看。这也是为什么我要给自己的儿子取名为“车万里”的初衷。希望他“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何况澳洲美丽的自然风光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难得一见的养眼。 车子在丘陵般起伏的长长车流中疾驶着,窗外一闪而过的大片空旷草地,和蓝天下一朵朵缓缓飘过的洁白云彩,仿佛已告知我们现在离开了楼宇林立的悉尼闹市。极目远处,可以望到草木与云层的边际。湛蓝的的天空下除了白得晃眼的大块云朵在头顶漂浮之外,再也看不到任何别样的颜色。我甚至感觉美国的天空,也不容易瞧见如此纯净、如此清碧如一汪池水般的湛蓝。有句话说得好——“幸福生活不只在于丰衣足食,也在于碧水蓝天”。可在国内,我只能在西藏高原欣赏到这么纯净的天空还有这么雪白的云朵。也许大自然的原色,只有在澳洲的土地上,才可以得到宗教般的敬畏和尊重吧。 我的眼睛很少在车内闭目,而是不断地投射在窗外秀美的景色之中。 时间在不知不觉中悄然过去,车窗外偶尔飘过很像美国乡间小镇似的黄昏街景。金色的余晖下,街边的房屋、树木,还有远处的荒草都呈现出一片由昏黄染红的暖色风情。小镇上已看不到没有一个人影,甚至刚才那会儿在路上倏忽而过的车影,一下子就消失了踪影。 “快没油了!”这是坐在靠近司机斜对面的Q姐突然冒出的一句话,“我们得就近找一个加油站啊!”原来她的眼睛一直没有忽略司机的每一个细小动作。 “啊!快没油了吗?”大家面面相觑,莫衷一是。 “司机,得赶快就近找一个加油站啊!”大家都盼着司机尽快解决汽车的饥饿问题。 天色渐暗,但汽车在小镇悠了一圈一无所获之后,又继续前行了。 “当时看到快没油了,就应该在进高速之前就加好油啊!现在可怎么办啊?”Q姐心急,口中已忍不住在叨念着司机了。司机却一言不发地边开着车,边不紧不慢地寻找着路边的加油站。 大概又走了二十几公里路程,天色渐黑,司机不敢造次,索性把车停在了高速的路边。此时,大伙在车里都有点感到茫茫然,于是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 “唉哟,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哪有油站啊!” “离墨尔本还早着呢!今晚恐怕大家得准备睡在车里喽……” “估计离墨尔本至少还有差不多200多公里路。还是得要想办法加好油再走啊!” “这么晚了,现在即使遇到油站也都关门了……” “……” 在大伙都感到一筹莫展的时候,阿M突然冒出一句:“瞧瞧!搞民运有多难啊!”此语一出,令周遭不禁愁容一吹而散,而我更是忍不住爆笑出声来。这种幽默也许只有当一个人以站在民运之外的视角时,才能如此洒脱地调侃出来。事实上,阿M本人确实也不算民运,而只是一位心态平和、遇事淡定的老派文人。他平常的确是一位很豁达、很真诚的人。 记得他在大会上的发言就透出了一种不说则已,一说就有惊人之语的风格。他说:“海外民运还远不如当年尚未执政的共产党。昨天某人发言才知道海外光叫民主的党就有很多家,而真正还在干民运的人全球总共才二百来人。我可能政治上比较幼稚,此刻我突发奇想,能不能在大变革的前夜,看到这些号称民主的党能合并成一两家,这就要求一些挂着主席官长头衔的人主动放弃这些头衔,集中人才、物资,做一点像样的事。”我注意到,他的发言虽然没有赢得台下一片掌声,但听众却个个听得张口结舌。因为他说的就是大实话。 在我看来,幽默不是简单的搞笑,也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赵本山似的自虐和辱没他人的身体。幽默应是一种大智慧,而这种大智慧只有参透人生,博览群书的人,才能信手拈来,才能令人笑过之后还有余音绕梁、醍醐灌顶之概。 阿M待人的热诚里面,还含有我从来没见识过的直率和坦诚。有一天,当大伙同车出外吃饭时,忽然,他在车里对我说,“对了,你喜欢太阳镜吗?我家里有好几副。你如果不嫌弃的话,到时我送给你。”不一会又像突然想起什么似地告诉我说,“哎,我家还有个快译通,还很新的,只是好久没用它了,因为我眼睛不好使。到时你走的那天我送给你吧!” “噢!那……好吧,先谢谢你了!”我回道。 “但到时你可要记得提醒我该送什么东西才行。不然我会忘记的。不是我不愿意,而是我到时很可能会想不起来。”他把“很可能”三个字很严肃地强调给我听。透过阿M眼睛上的深度镜片,我看到他的一双大眼睁得大大的,眼神里面闪出很认真的神情。而我在那一刻,却有喷饭的冲动。 阿M是个上海人,但他在我心目中,除了我所听不懂的上海话之外,怎么看,都不像素有“老门槛”之称的上海人啊!倒是很像一位豪爽大方、古道热肠、敦厚开朗的东北人。 二、Q姐的决然果断 此时,我们的面包车外已是一片暗无天日的世界,而且,更糟糕的是,随着黑夜的愈深,气温也在悄然逐降。冷,这个词是当时大家在焦虑“没油”之外的唯一体感。车里的人仿佛都在瑟瑟发抖,但似乎只能听天由命了。 忽然,有人发现Q姐不见了! “她肯定是到高速路口拦车求救去了” “也可能是叫救援车去了吧……” 这时的Q姐成了几乎一车大男人们的唯一期盼。 而此时的高速路上,黑漆漆的看不到一辆车在行驶。我们这辆油料耗尽的面包车已成了广袤原野上的孤独弃儿。 我在国内还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糟糕情形,但以我在内地开车的经验判断,已过凌晨两点的高速路上,是断不可能碰到什么好心人会停下车来,从自己的私家车里分给你一桶油的好事的。于是我们几个都已基本做好了此夜必须猫在车里熬到天明的心理准备。 大约等了半个小时左右,忽然,有人欣喜地惊呼:“Q姐回来了!你们看!”果然,我们透过窗外,看到百米远处有汽车射出的两柱光束,隐约朝我们的面包车右侧驶近,渐渐地,我们看清了小车的深蓝色外壳,很快就绕到面包车后面约十米处停了下来。 原来是Q姐在大家愁肠百结之际,自己一个人悄无声息地跑到前方高速路口,招手拦下了一辆小车,然后急告“油”情。车里的老外听罢立马驱车带Q姐跑了据说有几公里的路程才找到了一个加油站,然后加满一桶油,老外又载着她回到了我们抛锚的地方。 这位澳洲老外帮我们的车灌满一桶油后,另一个问题又接踵而来了! 司机在驾驶室里点火、发动,如此反复折腾了好几次,怎么都发动不了车。无奈之下,大伙只有面面相觑,干着急。这时,送油的那位老外走进驾驶室一看,立马跳上驾驶位,自己冷静地操作起来。 大家的眼睛都默默地注视着老外那从容而镇定的手势,两分钟不到,随着发动机一连串不规则的“突突突”声响,他成功启动了车子。“哇啊——好啦!”车里的人顿时兴奋起来。当我们的司机重新再坐上驾驶室,准备继续前行的时候,Q姐指着回到我们身后的那辆老外的车子告诉我们:“你们看到没有?老外他说不会走,他要在我们身后护送一段路程,直到觉得可以放心之后,才会自行离去。” 我们回头看到老外真的正襟危坐在自己的驾驶室里,静静地等着我们开走。大家都为此感动了,纷纷提出要送点礼物给这位胜似“雷锋”的老外。于是,阿木拿出自己有一袋还未开封的巧克力说:“我这儿正好有一袋巧克力,你拿去给他吧!”Q姐伸手接过这袋巧克力,走下车子疾步冲向老外的小车。我也快速冲下车来,想拍下这很有意义的一刻画面。可惜我还是迟了一步,Q姐送礼品的动作十分利落,只见她把东西一塞进窗口,倏忽间就笑呵呵地回转身来了。 我们的车子重新上路,而老外的车子始终与我们的车子保持着二、三十米的距离,就像内地紧随着中央领导专车的护卫车一样,一直忠于职守地寸步不离。 “这才是——真正的澳洲人!”Q姐说这话的时候一字一顿,像领导在做最后的总结似的,“他们都非常淳朴,非常善良。” 我们的车子忘乎所以地在路上疾驶,而老外的车子果真不离不弃地跟在我们车子的后面。直到开了约半个小时左右,当我们的车子慢慢减速,准备停下来拐入右边一家服务站时,老外的车才从左边一下抄到我们的前面,然后在稍停的片刻的同时,“嘀嘀”鸣响了两声之后,就绝尘而去了。 可遗憾的是,我们的司机却没有对老外刚才带有告别或询问的鸣笛给予相应的鸣笛回礼示意。我知道司机显然不是故意无礼,而是没有养成这种回礼的意识。然而,我们的Q姐却不干了。当她看到老外的车子绝尘而去之际,就既着急又很生气地发出了连珠炮似的批评:“哎——呀呀,你、你看你啊,怎么能这样呢?这简直是无礼的沉默……” 我想,许多中国人虽然已到了西方的自由世界,甚至已经生活了不短的时间,但在思维的习惯上,仍然没有对原来的文化烙印来一个脱胎换骨的清洗,或可叫涅盘重生。当然有的人是没有意识到自身的这一点,而有的人则在意识上已深入骨髓,难以自觉了。 但Q姐是一位在生活上粗线条,而在心思上却非常敏感、也非常有个性的川籍女性。身形虽十分矮小,然决断却异常大气。看着她在男人群里常常一副正气凌然、昂首挺胸、叱咤江山般的领袖式风采,就不难联想到她是怎么能够挣脱十几年牢狱的悲戚命运,竟一飞冲天降落到遥远的澳洲岛安家落户来的了。 三、“九爷”的超然冷静 墨尔本的异见华人圈,比悉尼的似乎看起来更齐心,也常聚一些。 在没见到“九爷”的真人之前,已从阿木的口里数次风闻其圈内的鼎鼎大名。墨尔本的这个“圈”,不同于分散的悉尼,他们像个大家庭一样,互相称兄道弟,以网为媒,以文会友,并相约而动。 及至某一天我在“七爷”宽敞的大宅中看到“九爷”的真人时,才发现他的谈吐的确有异于常人,沉静但不沉默,低调但不低沉。不管周围怎么喧哗地高谈阔论,他的周身仿佛都被一种思辨的气流所环绕,刀枪不入,不为所动。我想他该属于早慧的一类,因为我在他身上仿佛看到了原来高中时代的一位同学画友的影子。画友同学的举止颇像鲁迅小说中的“鲁四老爷”,走起路来就像计算过步幅似的,不紧不慢,落脚无声。但他浑身散发出前清那种传统士大夫的超凡定力。不过我眼前这位“九爷”的外表衣着却不拘一格,十分随意。头上总是倒扣着一顶墨绿色的遮阳帽,帽子下面的嘴巴似乎永远都喜欢紧紧地闭合着。可惜我那位老同学因太过聪明,混迹官场得意忘形之后,忽然就跌倒在欲火难填的阶梯上了。现在还在监狱里服重刑呢。 在墨尔本阿木家里的那天早晨,他在厨房里告诉我说:“‘九爷’就要来了!今天‘九爷’能专门抽出一天的时间亲自出面陪你们去爬山,可以说是你们最大的幸运。因为他平常是不轻易出面作陪的。因为他这个人可以说是墨尔本圈中最有份量的爷们之一。” 那天等“九爷”用他的丰田佳美载着我们一起出门时,才知所谓爬山,实际上就是“九爷”驾车,而我们坐车,全程用汽车代步爬山。 如果按照大陆官场辈分尊卑的潜规则,我们几个坐车的倒是享受着爷们级别的待遇,而稳握方向盘的“九爷”,反倒像首长的司机一样,安静而熟练地在驾着首长的专车了。现在回想起来,还真有失敬之憾! “九爷”的睿智,在于不说人云亦云的话。他往往能看出问题的关键所在。同时可以用最简洁的语言概括出事情的全貌。 那天在车上,“九爷”谈到我在网上所发的一些时评时,他只用了一句话:“看事情比较天真,但有正义感。”我无语,却心服。多年来,还没见任何人用这么短的用词评价过我,但今天我意外碰到了。而且一语中的。我当时就想,如果能经常跟这样冷静、睿智和通透的人倾心交谈,我可能就会慢慢在不知不觉之中变得聪明起来。 我们的车经过半个小时的疾驶,终于来到墨尔本东边传说中的Dandenong山下,“九爷”稳稳地握着方向盘,一路顺利地爬到山顶上停下来。我从这山顶远眺山雨欲来前的乌云和大地,心中十分享受。我拿出相机,拍摄远处至少有20公里之遥的墨尔本城市高楼群,发现竟看得清清楚楚。“九爷”告诉我,今天的天气还不算好,如果天清气朗,会比现在还要看得清晰。 既然能看清远方那一片铁灰色错落有致的城市楼群,就足以证明在相距约20公里之间的空气是多么的透明!几乎没有任何尘埃废气的阻遏,更没有灰霾烟尘的遮蔽。难怪这个没有工业污染的地方,长期在世界最适宜人类居住的城市排名中稳居前三名。 在这个山顶的咖啡厅,我们几个人临窗而坐。“九爷”特地给每个人点了一份非常地道的黑咖啡和奶油点心。洁白的瓷盘上,尽是养眼的色彩与玲珑的几何体搭配。我忍不住拿出相机拍了几张。 喝着聊着,话题聊到了最近有位在国际书展中非常红火的中国流亡作家。我近年所看到的,只要是有关这位作家的描述,无不是一片令人惊叹的赞誉之词,甚至有些评论的调门几近神化。但是,我从“九爷”对这位我从未谋面却如雷贯耳的作家成长经历和性格因素的客观分析和描述中,才忽然看到了那位名作家不为人知却令人不以为然的另一面。传奇并非一定不朽。但有缺点的战士终究还是战士。“九爷”的客观分析,反而使我脑海中原有的单面性人物画像,顿时变得立体和丰富了起来。有道是,“名人之所以是名人,乃是因为我们习惯于仰视着看他们”。但“九爷”显然不愿意被世俗化的“政治正确”所左右,因而总是宁可在众口一词之中保持自己的独立思索。而这种冷静思考的前提,就是依据原始史料或一般容易忽略的经验判断。他的依据我想可能是,不看你平时善于说什么,但我只看你此前以什么样的人生态度做过一些什么。 我不知道“九爷”到底移居澳洲有多长时间了,但我看他对国内圈中的动态一点也不比我所知道的少。但凡我提到谁的文章,或谁的事体,他都能马上接上话题,并清晰地展开自己不偏不倚、分析有据的观点。尽管他在一群人中很少作为主要演说者发话,但他总是在不露声色地、静静地倾听,默默地思考…… 四、澳洲是人间天堂吗? 国内素有“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美誉,但那只是相对于国内其它城市的自然和经济环境而言的比较。但若与澳洲类比,则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国内城市人口的稠密,市井的喧嚣,人民的福利、天然的环境、公民的素质、政治的文明、社会的公平等,这些因素,怎堪一比? 我到过美国部分城市,感觉澳洲政府在对自然环境的保护上,甚至比美国人还要用心。比如澳洲居民在私屋范围内,想要移走自家的一颗树木,还要向所在政府管理部门申请,而政府官员也只能按照法律条文循规办事,丝毫没有受贿或贿赂的空间。如果要想在自家的花园上做一些小动作如拆迁、改建之类,那就更要上报政府审批部门核准动工才可以动土。这点哪像现在经济崛起的中国,从祖先留下来的江河之水直到上苍赐予的天空,都被糟蹋得乌烟瘴气,简直到了不堪饮用和呼吸的田地了。 像澳洲这样人稀地广的国度,即使不注意环境的保护,它都有足够挥霍自然的空间。而对比中国这样人多地少,不能再胡乱挥霍资源的国家,反而对环境保护缺少足够的重视。这真是不应该存在的颠倒黑白。我想起一句格言:“地球能满足人类的需要、但满足不了人类的贪婪”。 有一天,在去堪培拉的旅游大巴上,我遇到一位年约60、精神矍铄的澳籍华人,操一口地道的北方腔,一身休闲的时髦装束,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镶边的变色眼镜。他告诉我,已移民澳洲十多年,澳洲这个国家真是个爽得要死的地方。我故意问他,为何有如此感慨?他说,澳洲的自然条件就不必多说了,社会福利更是令许多国家羡慕。而且生活成本也比国内低很多。实际上,2、300澳币就可以轻松生活一个月了。然后,他把头凑近我,带着神秘的语气低声说道:“而且,还可以玩女人!”听罢此言,我不禁笑喷。虽然他这话也许只是略带夸张的调侃,但澳洲社会的福利之高,的确是全世界公认的客观事实。如果说美国实行的是一种低福利制度的话,那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澳洲对于穷人和难民来说,确实是一个非常体贴入微的高福利国度。 我住在阿M家,感觉他的房子比我在美国亚特兰大朋友家所看到的内部功能还要细致,而屋外的花园设计也更细腻。美国的房子,就是干净利索的前庭后院。但澳洲房屋后院的花园,简直处处就像一个浓缩的植物园。花草、树木,还有盆栽的点缀,顷刻能让我冒出发思古之幽情来。阿木家“曲径通幽”的私家丛林和“庭院深深深几许”的郁郁葱葱,都让我有耳目一新之感。像阿木这样的三层洋楼,在国内已相当于享受着市委书记的待遇。好在他的人生选择改变了他后半辈子的根本命运,如果他当年一念之差到现在仍猫在大上海的话,那么,现在的阿M老兄,顶多也就弄个小区里的三房两厅、四房两厅的鸽子笼套间,而且住房面积还要白白被电梯分摊掉十几平米。当然车库的购买费用还要另算。更重要的是,大上海密集的高楼群和工业密布所带来的空气污染,哪能跟“人间天堂”似的澳洲等量齐观? 我作为一个习惯了国内环境的人,突然之间来到澳洲,所以总是对如此清新的城市空气格外敏感。那几天不停地在他家里里外外地拍照,当我把刚刚拍的户外景观展示给阿木看时,连他都惊讶不已地说:“没想到我们周围原来还这么美啊!平常没有在意,可拍出来竟这么漂亮!” 在去首都堪培拉的沿途,视线所及,几乎看不到什么现代文明的痕迹?澳洲的这个首都,简直就是建在一大片原生态草原和群山之间的一座孤城。辽阔的橄榄绿草地上杂草丛生,远处的草丛里,可见一只只懒洋洋的袋鼠伸长脖子在晒太阳。天空上的景象,只有在国内的九寨沟才可以复制。但到了九寨沟,实际上也就等于走到了达赖喇嘛所说的“大藏区”。但我无意把澳洲说成藏区,因为澳洲毕竟还属于西方现代文明国家。我想,如果俄罗斯杰出的现实主义风景画大师列维坦有幸生在澳洲的话,那里随处可觅的自然风光一定可以成就他一生中更为精彩的油画写生素材。 在中国,现在只要是能搞开发的地方,政府一寸土地都不会轻易放过!而只要被开发过的山河,就不会再剩下一片原生态的自然景观。而在美国、澳洲这样的国家则很有远见,他们是能不搞本国的开发,就尽可能不搞。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就像人权保障理念一样深入人心。而中国所谓的“市场经济”,实际上至今在很多地方,就是“领导经济”或曰“诸侯经济”的翻版。地方政府大楼中,那几个对经济知识一窍不通的饭桶昏官,却偏偏掌管着对当地经济发展说一不二的话语权。这种外行领导内行的现象,在中国各地行政大员之中都十分普遍。不懂教育常识的,却掌管着教育的大事;不懂环保的,在管理着环保,不懂法律的,在掌管着司法大权……而中国的法律,只能服从于领导的意志。于是乎,中国式语境里,才会有举世无双的“坚决贯彻……的讲话精神”、“加快落实书记……的重要决策”之类的特色话语。 人间天堂的美誉之于澳洲,很多人会从客观上不假思索地给与肯定的回答。但澳洲对于战战兢兢苟且偷生的中国大陆外逃贪官来说,则未必是人间天堂。末日的清算总会在他的梦魇中不时地惊扰;对那些许多冒着生命危险远渡重洋的各国难民来说,也未必是人间天堂。因为澳洲政府虽然不会看着你挨饿,但你要过上受人尊敬的优雅生活,还得靠你自己辛苦打拼,日积月累;对于中国那些拥有一官半职,出行时有车接送,视察时前呼后拥的领导人物来说,在澳洲,他很可能会感到不一般的失落。因为澳洲人对为官者似乎从来不屑一顾;但对知足常乐如阿M这样深有文学情怀,且抱有草根心态的文化人来说,则可说是基本上过上了令许多中国人望尘莫及的天堂般生活。撇开物质生活上与大陆的差距不说,至少在精神生活上,他们的确是来到了一个“人人享有言论和信仰自由并免予恐惧和匮乏的世界”里。像阿M、“三爷”、“七爷”、“九爷”、“一姐”,还有“十五娘”、“汤姆”、“孙校长”等华裔朋友,他们的确已进入衣食无虞、心态平和且与世无争的人间仙境。这,才是人之为人应该拥有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恬静无忧的生活方式,与“人间天堂”又有何异? 非常羡慕他们的生存状态,也默默地为远在天边的他们祝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