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春三月的台岛，一眼望去，云淡风轻，绿意盎然。

我坐在从高雄开往台中的列车车厢里，尽兴地观赏着车窗外那一幅幅快速飘过的乡村田园水彩风景画。

此次赴台的处女之旅，已近尾声。明天3月29日就要飞离台北，返回大陆了。可就在眼看就要圆满结束此行的时候，还是偶然发生了一件令人焦虑的手机失窃事件。

一

3月28日早上，我一早买好了高雄至台中的列车票。因为我到台中车站要分别与两位朋友会合一下，一是与事先约好的台中的X小姐在车站相见，并搭她自己的小车一同返回台北；二是与另一位台中朋友Z先生会合，以便取走此前我在他家借住时临时存放的的行李箱。

车厢里很安静，只有车轮与铁轨碾过发出的机械般的回响。乘客们或在玩手机，或在闭目养神。时间不知不觉间过得也挺快，两个小时之后的11时30分，列车准时到站了。

车厢到出站口的距离很近，不像大陆的火车站，从站台到出站口往往还有一段长长的徒步距离，还要又是上楼又是下楼地折腾一番。

一走出车站，我就先后拨打了两位朋友的手机，但他们都未接听。猜想两人可能都在开车吧。

于是，在等候回电期间，我就一手提着小包行李，一手拿着手机，踱进了车站一旁的洗手间方便。

我把小包行李和手机都顺手放在小便池的搁板上。完了刚刚走出洗手间不到十几米的时候，猛然想起手机还放在小便池的搁板上没拿回呢！于是快步折返回洗手间，但见搁板上空无一物，手机已踪影全无。眼前只有人流匆匆的身影。

突然看见人流中有一位身着蓝色铁路制服的大伯，我赶紧上前告诉他，我的手机忘在洗手间不见了。我还特地说明自己是大陆来的。他一听完就叫我跟着他，很快把我带进了设在车站里面的警局办公室。

里面坐着两位全副武装的黑衣女警和男警。他们听到我的叙述后，马上拨打了我的手机号码。竟然发现还是通的，对方并没有关机。于是男警就安慰我说，别急！看来还有希望。

这时，我顺便用警局的电话拨通了正前往车站准备与我会合的两位台中朋友，并用最简洁的语言把我刚才发生的情况迅速告知了他们。以免让他们莫名其妙地在车站外干等着。

不一会儿，X小姐就寻到了警局办公室，她立刻向警察说明了我的大致身份情况。这时，刚才那位带我进来的制服大伯慢慢走到我身后，和蔼地微笑着打趣道：“现在，你对台湾的治安还有信心吗？”“还是有的。”我也微笑着回答。

这时，那位女警把我叫过去坐到她的桌旁，说要给我做个笔录。她详细询问了我的手机型号——三星S4以及失窃过程。我发现台湾的笔录就在电脑上填表操作，无需警察手写。完成之后，只需让报案人对打印出来的表格文字进行确认并签上名就可以了。

X小姐告诉我，刚才又打了一次我的手机号码，发现仍然是接通的状态，只是对方一直不接听。离开警局前，那位男警一再叮嘱我说：“你仍然要不断地打自己的手机，直到他有可能良心发现时为止！”

二

其实，我的手机已用了一年有余，值不了几个钱。但我可惜的是，手机里存的资料这下全没了。因此我还是非常希望有奇迹出现。

车站外，Z先生的大奔已等候良久。我从他手中取走了自己的行李箱，就心不在焉地握手道别了。接着，X小姐带我到车站附近的一家牛肉面馆吃了碗面条后，就一起走向附近的露天停车场取车。

X小姐身材娇小玲珑，但谈吐却十分稳重大方。她的日产车外观是蓝白相间，看起来挺新。临上车前，我对她说：“我来开吧！”“好吧。”她回答得倒也十分爽快。尽管丢了手机，我也该让人觉得不失绅士风度的好。

车子穿过台中十分顺畅的市区，不一会儿就开上了高速路。

我开得很顺手，但因有女士相伴，故不敢开得太快吓着她。心里面虽然想着尽量照顾女士的感觉，但她还是不时一惊一乍地轻声叮嘱着我：“慢点，开慢点！”

第一次开上台湾的高速路，觉得周围的车速都很平均，不像大陆的高速，前面有的车慢得像蜗牛，而后面有的车却世界末日似的，从你两侧逃命般倏忽间飘去。台湾的高速路面看起来质量也不错，所以开起来感觉车子没那么颠簸。不像大陆高速的路面补丁叠补丁。而且，沿途也没有见到如大陆那么多的收费站。

上车之前，我已请托台中的Z先生帮我发出一条短信致手机拾获人，意即若归还手机，一定酬谢之类。开了一段路程之后，我也请X小姐如法炮制再帮我发一条试试看：“你现在帮我发一条短信告诉对方，如果还我手机，我愿意付酬感谢！”没想到X小姐马上告诉我说：“我已经发出去了。我说，手机归你，只需请你把里面的记忆卡还回我就是了。” 原来她早就想到了。很多时候，女人的心思的确要比男人细腻。

X小姐一连发出的两条短信依次是这样写的：

“您好，這是我大陸朋友的手機，如您拾獲，請和我聯絡或请立即送到火車站裡的警局，我們將致謝酬。感謝！”

“您好，手機歸您，請您將裡面的記憶卡和sim卡寄到以下地址:南投縣埔里鎮鐵山路XXX號，XXX收。萬分感謝！”

台中的Z先生替我发出的短信则是另一种风格的措辞：

“先生大德，你檢到的手機主人是我大陸廣州的友人，來台觀光拍了許多照片，很珍貴，如果你可以送交給我，他願意重金酬謝你。拜託你做件好事！”

三

大约开到离台北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我对X小姐说：“你帮我再打一次手机试试看吧。”“好吧！”她说。

这次，接通之声响了好一会儿，忽然，我看到X小姐眼睛一亮，我俩都意识到有戏了！

“喂，喂——您好！” X小姐不断重复着问候。

“……”里面又不吭声了。

“喂，您好！这个手机是我的。哦，嗯，嗯……”我一边开车，一边听着X小姐通过手机在与对方冷静地交涉。

“您能留个电话吗？” X小姐示意我赶快拿支笔出来给她记下对方的号码，“好的，好的。谢谢您！” X小姐放下电话

X小姐放下电话，告诉我：“他一个劲地解释说，不是故意要拿走你的手机的。他说对这个智能手机也不太会使用。我已请他把手机寄给我们。并许诺将会酬谢。他已答应了。”

我的心顿时一下落了地。幸好是我在开车，才可以让她从容地与对方谈判。

X小姐和我都认为，此人之所以从中午直到下午时分才决定接听我们的电话，这其中很可能有两个因素促使他由最初的迟疑渐渐转变为不如放弃：一是觉得手机很旧，卖不出好价钱了。二是看了两位先后发出的短信攻势，内心开始有所触动。

不知不觉之间，车子已经驶到了目的地——台北国立教育大学大门内。此时，太阳已经西斜，天空中飘起了丝丝细雨。

这时我突然想到，与其让他寄出手机，不如请台中的Z先生直接替我去对方家里取回手机的好，这样既省时间，又可当面交涉。X小姐也赞同我的想法。于是我与Z先生联系，请他替我立刻去对方指定的地点取回手机并致酬谢。与此同时，我也坦诚地告诉他，对于交易的筹码一事，因我很外行，故请他看情形代为应对既是。如对方要价太高，那我就宁可放弃了。

这样过了大约半个多小时，Z先生来电，说手机已经拿到手。给了他2千台币作为酬谢。他并告诉我，对方是一个泥水工，在台湾属于底层人士。他说一看衣着就心中有数了。

我很高兴，马上谢过他，就和他商量看有什么好办法能把手机在今晚之内就从台中快递到台北。他旋即表示马上就去找找快递试试看。

又过了一个小时左右，X先生告诉我，他实在没办法了。最快的快递都要翌日过午才到。但他说，台湾的高铁服务一流。他们正在宣传温馨感人传送情的服务。于是他就把手机交给了高铁站。并幽默地说，“正是你这位大陆人给了我们台湾高铁这种服务的机会啊！”

Z先生嘱咐说，手机一到，高铁站就会发出电话通知，然后就可以直接去台北车站的服务台凭证领取了。

当晚10点钟左右，X小姐拿着手机告诉我，接到车站的电话了。我们现在去吧！

X小姐和我乘了约20分钟地铁后到达台北车站，顺利找到车站服务台。X小姐向柜台小姐出示证件，签字认领后，终于如愿以偿地领回了手机。然后我跑到附近的银行柜员机马上取出2000台币交给X小姐，委托她过几天回台中时转交到先生手上。

我的这个手机被遗弃后，经过10个小时流浪——先是藏在拾获者手中，然后又在Z先生的手上短暂停留，再经过高铁的快速旅行，几经跌宕起伏终于物归原主了。

四

3月29日，我取道香港返回大陆的家，在台湾的友人建议我可以对拾获者“提告”，因为对方的行为事实上已经涉嫌“非法侵占他人财物罪”，但X小姐并不认可，她说因为我们已经承诺酬谢在先，而提告在后。这样做会使事情复杂化了。我想了想后就同意了她的意见。

可以想象的是，此人之所以一开始并不想接听我们的电话，毫无疑问最初是有谋财之贪念的，而且事实上他的内心矛盾和徘徊一直没有停止过。但后来看到手机外壳已显陈旧，而且对这种智能手机也不擅操作。再加上又看到几条短信的情感和诱惑攻势，这才使他经过一番激烈的内心搏斗，终于下定决心，放弃此念。应该承认，此人最初也非有意偷窃，否则他早就关机了事了。

当然如果对方一开始就关机，那我也就彻底死心了。这多少应验了那位警察的预言——还有一线希望，不要放弃！应一直不停地拨打，打到他良心发现为止。

后来Z先生在给我的短信中调侃曰：“手机能在你回大陸之前拿回，失而復得，虛驚一場，功德圓滿，謝天謝地！2000台币就算是救濟台灣苦難的同胞吧！”

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大陆，对方关机的概率显然多得多。而且仅为一个手机去公安局报案，我想所有的警察都会觉得我在小题大作。因为丢失手机实在太过寻常，而且区区价值也不足以立案。但在台湾，我经历的情形并非如此。他们的警方不但郑重接受了我的报案，而且认认真真地帮我填写笔录，输入电脑，并交我拿好“收执”（即回执），以备日后查询。想到此，我不由庆幸此次丢手机是发生在台湾，而不是大陆。否则，我就彻底断念好了。

由此小事我感到台湾和大陆在人与人关系的现状上也存在着用冷暖二字都难以准确尽述的心理差别。台湾人从国民党政权迁往台湾前后，基本上还是浸润着正统的中国传统文化和五四以来现代文明的双重养育，而大陆人因为从49年以后就不断地被毛泽东发动的各种政治运动，尤其马列毛的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狗屁学说在灌输教育上的强行植入，因而人为地中断了对传统文明的传承和培育，所以这半个多世纪以来，大陆人在人心上的变异以及现实主义的生存状态，造成了大陆人性的普遍异化和灵魂的扭曲。

现在，我又想起那位铁路制服大伯对我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打趣之语——“现在，你对台湾的治安还有信心吗？”如果以我此次手机失而复得的惊魂体验，我想，自己该选择用这样的个人思考来回答他：“凡中国人多半都一样。因为人性都差不多。任何人在利益面前，都免不了会暴露人性的贪念。但相比而言，即使从个别道德败坏的程度上去观察，有的台湾人也没有那些大陆人沦丧得那么彻底，那么寻常化。而且，好在台湾社会的公共服务比大陆要细心、体贴，也有人性化得多，所以，我对台湾社会的治安管理更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