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關於汪精衛心路歷程的反覆論證並不是為他翻案，價值判斷根本不在我的考慮之內。我的唯一目的是通過心理事實的建立以理解他的詩詞。

   余英時先生又說：

   在我的認識中，汪精衛在本質上應該是一位詩人，不幸這位詩人一開始便走上“烈士”的道路，因而終生陷進了權力的世界。這樣一來，他個人的悲劇便註定了。現在我決定要把他搬回詩的世界

   余英時先生在此序文中，詳細地分析汪精衛在“求和”前後的心理，他說：

   我又是一個史學工作者，對於汪精衛在日本侵略者的羽翼之下建立政權這一舉動一向有極大的探索興趣，希望找到一個合情合理的歷史解釋。因此幾十年來，凡是有關汪晚年活動的記述，特別是新出現的史料，我大致都曾過目。下面便讓我從這兩條線索談一談我對於汪精衛其人及其詩詞的認識。

   【野石】我贊同餘英時先生所解釋的汪精衛“求和”的“主因”，余英時的分析是符合歷史事實的：

   首先必須指出，汪之一意求和是建立在一個絕對性預設之上，即當時中國科技遠落在日本之後，全面戰爭一定導致亡國的結局。

  【野石】正如余英時先生所說，這是抗戰前期不少人的“看法”。抗戰前期，確實有不少人認為中國貧弱，在武器裝備等方面根本不能與日軍“拼搏”，甚至組織“低調俱樂部”來討論求和的可能。但是余英時先生在此未談到那個時期中國也有不少“主戰派”，例如著名軍事家蔣百里、毛澤東等人均認為長期“持久戰”則日本侵略者必敗。中國政府軍事要員也提出“以空間換時間”。這也是不容忽略的史實。事實上，中國在完全沒有外來援助的四年多時間中，蔣介石先生領導中國軍民以血肉之軀抵抗日軍的屠殺，“孤國抗日”，苦撐待變。終於同世界反法西斯國家結成“同盟”，贏得最後的勝利。而汪精衛卻與日本結成法西斯軸心國，主動“代表中國向英美宣戰”。以此而論，筆者認為汪精衛正是法西斯戰犯，豈止是“主和派”而已。這兩者之間絕對不可相提並論。

   余英時先生說：

   事實上，和或戰不過是一個民族在危機關頭如何救亡圖存的兩種不同手段，都可以出於“愛國”的動機。陳寅恪後來在淪陷的香港所表現的民族氣節充份說明了他主和正是為了使中國免於“全局覆沒”，然後再“徐圖恢復”。同樣的，汪精衛在抗戰初期的主和也應作如是觀。

   【野石】這句話說得有些“語焉不詳”，讀者要仔細閱讀，余英時先生在此說的是“抗戰初期的主和”，而非指汪精衛叛國投敵建立日本人的傀儡政府，建立數十萬偽軍甚至特務組織，直接將槍口對準中國抗日軍民屠殺抗日誌士的血腥歷史。本人認為，就汪精衛在歷史過程中的“作為”來說，僅僅說他是“主和派”甚至“投降派”都不夠。他在投日後的表現已經不能以“低調俱樂部”的主和理論來詮釋。汪精衛在本質上是國賊漢奸，而且是法西斯納粹戰犯。汪偽政府向英美宣戰之史實俱在。據此而論，汪精衛確是法西斯戰犯。

  余英時先生也指出，汪精衛“主和”亦有其私人的原因：

   我這樣說並不是特意抬高汪精衛，否認他的政治取向與活動後面也有個人的動機。傅斯年在一九四〇年二月曾分析過汪的“犯罪心理”，認為由於汪是“庶出”，父兄之教又嚴，以致很早就形成了一種要做“人上人”的強烈心理。他又特別提到，陳璧君恰好也是一個“人上人”欲望最強的人，因此終於走上了“漢奸”、“賣國”的道路。（見《汪賊與倭寇 ── 一個心理的分解》，收在《傅斯年全集》，台北：聯經，一九八〇年，第五冊，頁二二九—二三六）傅斯年富有民族熱情，全文下語極重，見仁見智，可不深論。他關於“庶出”的心理分析是否可信，因資料太少，也只能懸而不決。但他所指出的“人上人”心理，卻指示了一個正確的探求方向。他論陳璧君時有下面一句微妙的話：

   漢光武的時代，彭寵造反，史家說是“其妻剛戾，不堪其夫之為人下”，陳璧君何其酷似！（同上頁二三二）

   這句話之所以微妙，是因為原文（《後漢書》卷十三《彭寵傳》）只說“而其妻素剛，不堪抑屈”，並無“其夫之為人下”語。我相信傅之增字解經是為了要點出汪不甘被蔣介石壓成黨內第二人這一事實。我們都知道，在抗戰前的南京，蔣主軍、汪主政，大致尚是分庭抗禮的形勢。然而抗戰發生以後，蔣不但獨攬軍與政，而且更進一步正式占據了黨的最高地位。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國民黨在武昌召開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建立了總裁制，以蔣為總裁，汪則副之。以汪在黨內的歷史而言，這是相當使他難堪的。所以嚴格地說，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的問題，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人無不瞭然。馬敘倫說：

   汪、蔣之隙末凶終，以致國被侵略後，精衛猶演江寧之一幕，為萬世所羞道，受歷史之譴責。在精衛能忍而不能忍，而介石不能不分其責。觀介石後來之於胡展堂（漢民）、李任潮（濟深）者，皆令人寒心；則精衛之鋌而走險，甘心下流，亦自不可謂非有以驅之者也。（《石屋續瀋》引在劉衍文前引文，頁三〇—三一）

   這就是說，蔣的唯我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很大的責任。

   【野石】余英時在此指出：汪精衛“出走投日”與當時汪蔣在黨內的爭權奪利有相當關係。這是可以理解的。古今中外任何政治團體、政府等等，豈能沒有爭權奪利的鬥爭？毛澤東說過“黨內無黨帝王思想”。余英時先生的剖析，自有史學大家的權威性。不過，據此而論斷：“蔣的唯我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很大的責任。”不知這是余英時先生自己的論斷，還是解釋前句話而已。如果是余英時先生的論斷，或恐尚有商榷之處。眾所周知，丘吉爾在二戰初期是被排除在權力中心之外的，然而丘吉爾並未“出走德國”，組建流亡政府。或謂張伯倫後來被丘吉爾所排擠出政壇，亦未見其有“叛國行為”。政治權力爭鬥自然有勝有負，卻完全不能成為“投日”的理由。余英時先生將汪精衛投日行為歸結為“蔣的唯我獨尊必須對汪之出走負起很大的責任”。此話有失公允。蔣先生在得知汪精衛出走後數次派人帶重金到河內勸說，勸他回來或出國。而汪精衛一意孤行，汪精衛小集團的高陶兩人得知日本人“變卦”後依然逃回重慶，揭發汪精衛與日本人的“密約”。而汪精衛明明看出日本人的詭計，明知“與虎謀皮”卻下定決心投靠日本，他在抗戰最危急時刻成立日本的傀儡政府。在當時對中國的抗戰士氣打擊極大，他組織數十萬偽軍與特務組織屠殺中國抗日軍民。這些難道也要蔣介石先生“負起很大責任”嗎？汪精衛在政界混跡多年，本來已經是成熟的“政治家”，其漢奸叛國的行為如何要由蔣介石先生負責呢？余英時先生在此曲意回護汪精衛，絕對違背歷史事實。作為著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先生這種“解讀”，或有令人難解的苦心。

   【野石】余英時先生也指出：“另一方面，陳璧君在汪建立政權方面所起的作用也遠比外間所傳為大。”此言精當。余英時先生說：

所以嚴格地說，這不是汪氏夫婦要爭做“人上人”的問題，而是汪受不了“人下人”屈辱的問題。關於這一點，當時人無不瞭然。

   【野石】余英時指出此一史實極為重要。汪精衛受到陳璧君思想的影響，可能比我們所知更深。而陳璧君之爭強好勝，對權力之熱衷，尤其不甘心“人下人”。這是“時人盡知”的事實。其實“爭作人上人”與“不甘人下人”相去不遠也。我們知道，江青之於毛澤東，葉群之於林彪，皆可謂“敗事有餘”。陳璧君對汪精衛的叛國行為或有嚴重影響。尚待進一步史料證實。

【野石】我與余英時先生的分歧意見，主要在於余英時所引陳寅恪與錢鍾書先生的兩首詩的理解。

   余英時先生提到：

   關於汪詩的評價，讓我舉陳寅恪和錢鍾書兩人議論，以見一斑。陳氏《阜昌·甲申冬作時臥病成都存仁醫院》七律起句說：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這是以劉豫比汪精衛，但重點放在詩上，稱許汪氏可躋於一代詩人之林。元好問選《中州集》收了劉豫的七絕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風致。錢鍾書一九四二年有《題某氏集》七律一首，專為評汪詩而作，值得全引於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

   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野石】我對余英時先生對此兩首詩的解釋不敢完全贊同。陳寅恪的詩句，大有譏諷之意。“重點放在詩上”卻也未必。陳先生以“阜昌天子”比喻汪精衛，以歷史上遺臭萬年類乎小丑的傀儡皇帝劉豫比喻汪精衛，可謂“痛詆”。汪偽政府陳公博在法庭受審時，堅決反對將汪精衛比喻為“劉豫”，可見陳寅恪的蓋棺論定之尖銳嚴肅性。

余英時先生在《汪精衛詩詞稿》序文中引述陳寅恪與錢鍾書兩位有關汪精衛的詩句，作為兩位文史大家讚賞汪精衛詩詞之論據。本人對於余英時的解讀不敢贊同。這裡我願意提供比較詳細的分析，解釋我所持不同意見的原因。

余英時先生提到：

   關於汪詩的評價，讓我舉陳寅恪和錢鍾書兩人議論，以見一斑。陳氏《阜昌·甲申冬作時臥病成都存仁醫院》七律起句說：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這是以劉豫比汪精衛，但重點放在詩上，稱許汪氏可躋於一代詩人之林。元好問選《中州集》收了劉豫的七絕七首（卷九），都楚楚有風致。錢鍾書一九四二年有《題某氏集》七律一首，專為評汪詩而作，值得全引於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

   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野石】陳寅恪的詩句，大有譏諷之意。“重點放在詩上”卻也未必。陳先生以“阜昌天子”比喻汪精衛，以歷史上遺臭萬年類乎小丑的傀儡皇帝劉豫比喻汪精衛，可謂“痛詆”。 陳寅恪全詩云：

　　阜昌天子頗能詩，集選中州未肯遺。

　　阮瑀多才原不忝，褚淵遲死更堪悲。

　　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

這是陳寅恪先生在汪精衛病死日本以後所作。我雖然並不太懂解讀陳先生詩作的“密碼系統”，好在此詩並不難懂。其“阜昌天子”一句可謂“蓋棺論定”。本人謂之“痛詆”。此言並不為過。我願舉例來證明此說。汪偽政府第二號人物陳公博對於將汪精衛比附為“劉豫”是極為反感的。他在自己受到法庭審判時為自己辯護詞中說：

原起訴中所說，目我為“甘心降敵，賣國求榮，在敵人鐵蹄之下，組織傀儡政府，予取予求，唯命是聽。”至比汪先生為張邦昌、劉豫。我雖不贊成汪先生離開重慶；我雖不贊成汪先生組織政府，但如此比喻，殊為不倫！

陳公博的話表明，他對於將“阜昌天子”劉豫之“比附”汪精衛是深惡痛絕的。陳寅恪的“阜昌天子”若非“痛詆”，陳公博的反映也不會如此激烈。陳公博的辯護詞正好反證陳寅恪先生所論之深刻犀利，不愧真正的史學大家。

陳寅恪先生是大家，自然有其儒者風度。此詩中也表明“不以人廢言”的儒者寬仁敦厚之風義。“千秋讀史心難問，一局收枰勝屬誰”一句，令人深思。我們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只能從他在歷史進程中的“實際作為”以及所起的作用來評價。至於他的“心曲”則很難推測。人在內心中的意識時時刻刻都在變化。以我們普通人而言，上午一個想法，下午就推翻。這也是常有之事。汪精衛在出走投日前也是反覆猶豫最終才決定。單就“心曲”而論，其或有“烈士情結”，卻與“大非”結合起來，結局是禍國殃民，其罪難恕。

元好問《論詩三十首》：“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寧復見為人。”，這是高見。我們若以汪精衛的詩句來論斷其為人，恐怕不免“失真”。錢鍾書也說：“巨奸為憂國語，熱中人作冰雪文”（《談藝錄》補訂本）。雖然未必一定適用於汪精衛的詩，但有一點可以肯定，詩文不能作為評斷人物的客觀證據。

陳寅恪先生詩曰：“千秋讀史心難論”，信哉此言。筆者深思良久，妄自改為：“千秋評史不論心”。我想，個人的心思動機千變萬化，人心實在難測。評論歷史人物，只能從一個人在歷史過程中的實際行為及其作用來考慮吧。

“世變無窮東海涸，冤禽公案總傳疑”，此處“東海涸”當指其時日本國運已經在戰爭中走向窮途末路。“精衛填海”的典故中，“精衛”被“東海”淹死故謂“冤禽”。有人以為“冤禽”即是為汪精衛鳴冤，則是誤解。“冤禽公案”可能有兩解，一謂坊間盛傳汪精衛與蔣介石演出“和戰雙簧”來對付日本，或謂汪精衛病死日本頗有被謀殺的疑問。寫於1944年的陳詩，我揣測其意大約是：日本已經沒有希望，“東海已涸”，無海可填！汪精衛填海的“大方向”已經錯誤，即使汪精衛具有烈士情懷，可惜他“錯填東海”，枉費心機。

這裡我們可以參考陳寅恪先生有關另一著名漢奸黃秋岳的詩文：

1947年春，陳寅恪偶讀黃秋岳的《花隨人聖盦摭憶》一書，有感而發，曾寫下一首《丁亥春日閱〈花隨人聖盦筆記〉深賞其游暘台山看杏花詩因題一律》。詩曰：

    當年聞禍費疑猜，今日開篇惜此才。

    世亂佳人還作賊，劫終殘帙幸余灰。

    荒山久絕前游盛，斷句猶牽後死哀。

    見說暘台花又發，詩魂應悔不多來。

陳寅恪題跋於後：“秋岳坐漢奸罪死，世人皆為可殺。然今日取其書觀之，則援引廣博，論斷精確，近來談清代掌故諸著作中，實稱上品，未可以人廢言也。”這表示出儒者“不以人廢言”的風範。另一方面，陳寅恪以“世亂佳人還作賊”來痛斥黃秋岳，竟然以“作賊”入詩，可見其憤恨之情緒。

　　對於黃秋岳，錢鍾書在1943年寫有《題新刊〈聆風簃詩集〉》七律一首，（《聆風簃詩集》是黃秋岳的詩集），錢鍾書詩云：

    良家十郡鬼猶雄，頸血難償竟試鋒。

    失足真遺千古恨，低頭應愧九原逢。

    能高蹤跡常嫌近，性毒文章不掩工。

    細與論詩一樽酒，荒阡何處酹無從。

這裡錢鍾書先生說：“失足真遺千古恨，低頭應愧九原逢”。對於漢奸也毫無憐憫之意，連地下相見也要聲明：“低頭應愧”。這首詩與陳寅恪的詩句一樣，對漢奸雖有惋惜之情，卻俱無“原宥”之義。

余英時提到錢鍾書關於汪精衛的一首詩，說是“專為評汪詩而作”。此詩寫於1942年，時汪精衛正在“主席”之高位，而錢鍾書則蟄居上海。算是汪精衛的“子民”，寫詩專門讚揚“汪主席”的“詩句”，這恐怕貶低了錢鍾書先生之情操。以錢鍾書之為人，絕然不會“專門寫詩”讚揚汪主席的詩。我們不妨仔細分析錢先生的詩：

錢鍾書一九四二年有《題某氏集》七律一首，全詩如下：

   掃葉吞花足勝情，鉅公難得此才清。微嫌東野殊寒相，似覺南風有死聲。

   孟德月明憂不絕，元衡日出事還生。莫將愁苦求詩好，高位從來讖易成。

錢鍾書先生的詩句，頗有譏諷警示之意。武元衡被刺前夜作了一首《夏夜作》，詩云“夜久喧暫息，池台惟月明。無因駐清景，日出事還生”。歷史上被視為“詩讖”。錢詩里的“日出事還生”很難不與“日本”聯繫起來。我認為其重點在於“高位從來讖易成”。余英時先生的解釋，着重於“莫將愁苦求詩好”，而完全未提錢詩所彰顯的警示譏諷的“微言大義”。 另李賀古詩《高軒過》云：“雲是東京才子，文章鉅公”，原詩東京指洛陽，這裡錢鍾書暗指日本東京，以錢鍾書之博學，不可能不知此詩。借來影射諷刺“東京才子”，不難想見。另外，我以為“似覺南風有死聲”，除了“南風”故有的典故，與汪精衛作為“南社”的“盟主”與精神領袖或有關聯。若將全詩通讀通解，其表面讚賞汪精衛的詩才，而暗寓譏諷警示之意。恐怕也難以否認。

錢鍾書的詩句，對“鉅公”汪精衛提出嘲諷警示，其詩意也不在讚揚。錢鍾書若真寫詩為“鉅公”汪精衛吹捧其詩文，豈非有阿諛奉承之嫌？以錢鍾書之為人必不至此。全詩警示之意昭昭明甚。而且汪精衛真是落得悲慘下場，正中“死簽”。錢鍾書此詩真是“妙筆如神”。

余英時先生引述陳寅恪與錢鍾書的詩句作為對汪精衛的評價，我以為大有商榷餘地，陳寅恪先生的詩作於1944年，抗戰尚未結束。抗戰時陳寅恪父親陳散原老人絕食而死，“父母之邦”山河破碎加以失親之痛，對陳寅恪的打擊是深重的。陳寅恪那時大約沒有閒情逸緻來“品評”汪精衛的詩句。陳寅恪雖然私下認為抗戰必敗。然而陳寅恪在極度困難下堅持民族氣節。他在香港時拒絕出任院長，甚至舉家食粥而不食日本人的大米。其堅守民族大義可謂“應有清風屬後來”。我以為，陳寅恪詩的重點在“人”而不在詩。陳詩有“冤禽公案又傳疑”，這是由於信息不通，當時國內盛傳汪精衛與蔣介石以合作“雙簧”來應付日本人。故有“傳疑”之謂。至於錢鍾書的詩句，對“鉅公”汪精衛提出嘲諷警示，其詩意也不在讚揚。“鉅公”可以指謂皇帝、天子。暗合陳寅恪的“阜昌天子”。目無餘子的錢鍾書若真寫詩為“鉅公”汪精衛吹捧其詩文，豈非有阿諛奉承之嫌？其時汪精衛正是“主席”，以錢鍾書之為人絕對不會寫詩讚頌“當今天子”的詩句。全詩警示之意昭昭明甚。而且汪精衛真是落得悲慘下場，正中“死簽”。錢鍾書真是“妙筆如神”。這是我個人的理解而已。錢鍾書夫人楊絳在書中也寫過他們在抗戰中的悲慘遭遇。這裡不贅。

余英時先生引述陳寅恪與錢鍾書的詩句作為對汪精衛的評價，我以為大有商榷餘地，陳寅恪先生的詩作於1944年，抗戰尚未結束。抗戰時陳寅恪父親陳散原老人絕食而死，“父母之邦”山河破碎加以失親之痛，對陳寅恪的打擊是深重的。陳寅恪那時大約沒有閒情逸緻來“品評”汪精衛的詩句。陳寅恪雖然私下認為抗戰必敗。然而陳寅恪在極度困難下堅持民族氣節。他在香港時拒絕出任院長，甚至舉家食粥而不食日本人的大米。其堅守民族大義可謂“應有清風屬後來”。至於錢鍾書的詩句，對“鉅公”汪精衛提出嘲諷警示，其詩意也不在讚揚。錢鍾書夫人楊絳在書中也寫過他們在抗戰中的悲慘遭遇。這裡不贅。

   至於汪精衛是否總是處於“愁苦”心境，我不敢妄言。但是汪精衛卻有興高采烈的時候。試舉汪精衛的機要秘書胡蘭成《今生今世》的描述：

   太平洋戰爭我料到它要發生，可是一旦竟然發生了，我卻又似信似疑。對於 既成的事實與形勢，我總不像他人的安心，不像他人的以為本來是這樣的。我只 覺得天下事本來不是這樣。而亦因此，我對現前的喜怒哀樂，倒是還比他人真切 。太平洋戰爭發生，上海租界一夜之間被日本軍占領，這就是一樁有聲色的事。 小時我來上海，見了外灘英國洋行銀行的石頭房子，有一種恫嚇，使人們的胸口 都收緊，我就起來反叛之心，覺得工部局與街上走的外國人的威嚴皆不過是認真 的兒戲，今天果然看它倒下來了，雖是日本軍所為，我亦還是很開心。而外面太 平洋上，是日本空襲珍珠港，三天就打下了香港，不出旬月，席捲了越南馬來新 加坡菲律賓，前線深入緬甸，到達印度邊境，且占領澳洲紐西蘭對海的島嶼。這 亦是好的。

   可是那幾天裡我到南京見汪先生，汪先生很興奮，我卻答以太平洋上備多力分，英美的弱點今後轉為日本的弱點，日本的武力今已到了限界，現在的戰果並未確立。當下汪先生怫然，抬頭只看天花板，我知他不願再聽我說下去了，就起 身告辭。汪先生待我，向來言聽計從，今天是第一天說話不投機了。

   【野石】汪精衛確實主動提出代表中國向英美宣戰。由胡蘭成的回憶，在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一度勢如破竹，而此時汪精衛則“很興奮”，竟然連平日“言聽計從”的機要秘書胡蘭成的話也聽不進去。可見其“法西斯納粹”的立場之堅定，確實主動站在“法西斯軸心國”一邊。試問：汪精衛如果“曲線救國”，或謂“抗日誌士”，本應樂見日本軍隊的潰敗，而不會對日軍的“勝利”感到“很興奮”吧。

   余英時先生說：

   這裡我還要指出一項重要事實，即汪精衛的主和最早是以秘密方式向蔣和國民黨領導階層提出的，並非以他個人為和談主體。

   【野石】余英時先生指出汪精衛出走的“個人原因”在於不甘成為爭權奪利的“人下人”。可謂良有以也。然若是站在蔣介石先生作為國家領袖的立場來考慮，也可從側面反映蔣先生在民族危亡之時刻，外對強敵，內有紛爭，主戰或致玉石俱焚，求和則無異“與虎謀皮”，其處境之困難，“愁苦”不足表達其心境。而蔣先生以“其介如石”的耿介堅毅，明知抗戰前途未必樂觀，卻毅然領導中國軍民進行艱苦卓絕的八年抗戰，我國軍民犧牲數以千萬計，卻也反映出中國人“士可殺不可辱”的不屈精神。與汪精衛的行為相比，何啻天淵之別？

另外，余英時先生在“序言”里提到胡適對“主和”的見解：

汪精衛也有個人的動機，這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比較地看。他對亡國的憂慮的確占據着主導的成份。胡適在聽到汪的死訊時也提出了一個心理分析，但與傅斯年的觀點有所不同。他說：

   精衛一生吃虧在他以「烈士」出身，故終身不免有「烈士」的complex。他總覺得，「我性命尚不顧，你們還不能相信我嗎?」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此如酷吏自誇不要錢，就不會做錯事，不知不要錢與做錯事是兩件不相幹的事呵!(《胡適日記全集》卷八，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條，頁二○○)

   「烈士」情結確實存在於汪的識田之中。不用說，這一情結遇到國家危亡關口必然首先被激發起來而變成行動的原始力量之一，汪的主和與出走即由此開始;然後配合着其它內外因素，終於演出一幕歷史悲劇。

【野石】這裡胡適的日記提到汪精衛的烈士情結，而胡適說：“性命不顧是一件事;所主張的是與非是另外一件事。”，則明確地提到“是非”。而汪精衛叛國投日，將槍口直接對準中國軍民，屠殺中國抗日誌士。這個時候的汪精衛豈能以“主和派”視之？胡適與汪精衛等參加“低調俱樂部”，主張談判解決中日問題。然而時移勢轉，再以主和派來詮釋汪精衛的叛國行為，則過分美化其人。汪精衛與日本人談判時，胡適已做駐美大使，為勸阻汪精衛，他從紐約打給汪精衛一封密電。全文是： 

   鐵如兄親譯，請轉汪院長：上月曾由翁詠霓兄詳陳和戰問題之鄙見．此時國際形勢果好轉．我方更宜苦撐，萬不可放棄十八月的犧牲。適六年中不主戰、公所深知、今日反對和議，是為國家百年設想，乞公垂聽。適。 

   電報在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三十日到的時候，汪精衛已在頭一天發表了投日輸誠的“艷電”。就胡適的電文看，其主戰立場已經非常堅定。而且強調“苦撐”，“是為國家百年設想”。有人以胡適在抗戰前期的“主和”意見來片面地誤導讀者，確有斷章取義之嫌。如此作法是對不起胡適先生。

【野石】汪精衛的烈士情結，若能夠與蔣介石先生和衷共濟，在抗戰危局中發揮出來，則自然是民族英雄。而他在“自由選擇”下成為投敵叛國的漢奸，其所謂“烈士情結”與“大非”結合起來，則導致“禍國殃民”的慘劇，終於作為漢奸遭到萬世唾罵，其也必然乎。

汪精衛偽政府“代表中國向英美宣戰”一事，知者不多，史家對此也未重視。事實上這是關於汪精衛評價的重要史實。這裡作簡單介紹：

1943 年1月9日，汪偽中央政治委員會臨時會議通過向英美宣戰案，正式發表《宣戰布告》。成立以汪為主席的最高國防會議，作為戰時最高權力機構。此事在汪偽報刊皆有登載。本人見過“平報”的報道，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在網上查閱。此為“正史”，非野史或汪家後代“一面之詞”。

   關於此事來龍去脈，當時汪精衛的機要秘書，代言人、宣傳部大員、漢奸文人胡蘭成在《今生今世》中有所描述，實有參考價值。此“宣戰”之背後原因，在於汪精衛與日本“密約”中有“軍事同盟”一條。請看胡蘭成下述：

   高陶發表的密約亦可說是事實，亦可說不是事實。前此汪先生到日本與近衛 首相當面談妥的和約草案，汪夫人給我看過，當頭有一條即是軍事同盟，我還說這條不好，要防日美開戰被牽入，汪夫人道、「這回汪先生與近衛二人是用筆談 ，連翻譯亦不用，汪先生亦曾率直言明對軍事同盟有顧慮，近衛說日美決無開戰 之事，汪先生纔同意的。」我道、「形勢將非近衛所能作主，日美戰爭我看難免 。」汪夫人不樂道、「人家是以負責的地位說此話的。」我遂默然。

   【野石】“高陶事件”是原屬汪精衛集團的高陶兩人逃跑重慶，將汪精衛與日本人的“密約”內容揭發。此密約為汪精衛與日本首相近衛密談而成。再看汪精衛本人如何親自向東條英機提出向英美宣戰：

   是年秋，汪先生至日本訪問昭和天皇，並與東條首相會談。行前我寫信給汪 先生，指陳太平洋的軍事已逆轉，日本必對中國讓步，與東條交涉要開足價錢。 汪先生不答。乃至日本，東條果然自動提出一切尊重南京國民政府，下令在華日 本派遣軍，大使館及僑民一體稟遵。東條且對汪先生坦白說明日本存亡不可知， 汪先生見日本在危難中如此真心，遂亦自動說要對英美宣戰，東條還勸阻過他。 汪先生是大俠，但王者應如天道無親。汪先生回南京，就召見我，說我上次信里 的見解很好，但我當面表明不贊成對英美宣戰，汪先生聽了遂又不樂。這是我最 後一次與汪先生單獨晤對，此後雖尚有幾次見面，那是在開會及讌集之地。

【野石】

   汪精衛主動提出代表中國向英美宣戰。英美根本不承認汪偽政府，故此並未回應。對此一節史實，知者不多，歷史家亦未重視。而這是評價汪精衛的重要情節。以此論斷汪精衛站在法西斯納粹立場，並不為過。

【野石】又記：章詒和《銜石成痴絕，滄波萬里愁》一文中，有一段提及高伐林受汪精衛的女兒女婿委託向她贈書一事。高伐林寫了一篇短文《汪精衛顯示出自己的魅力》回應，在文中他談到為汪精衛翻案確實有一定背景：

    “2004年我開始接觸汪精衛問題，通過對其後人的訪談，並搜尋閱讀各種史料，深感在汪精衛問題上，充滿了人云亦云和以訛傳訛。為還原歷史真相，推倒加於汪精衛頭上的不實之詞（當然，加在汪精衛頭上的並非都屬”不實之詞”），連續發表過幾組文章，引起一些抨擊罵聲，一些鼓勵支持，更多的是指點切磋。其中，最明確表態認為應恢復汪精衛的本來面目和歷史地位的，有一位著名學者、一位著名作家，前者我暫時不提其名，後者就是章詒和。2005年秋天我回國，幾位朋友聚會吃飯，聊到汪精衛，章詒和說：“汪精衛的‘漢奸’罪名，總有一天是會推翻的！”

【野石】我細讀章詒和女士的文章，除了某種感情的宣泄，並無嚴謹的史料支持她為汪精衛翻案的“大聲疾呼”。這裡不多談，他日有餘暇時再加以分析。總之，當前史學界的翻案之風盛行，其來有自也。

補記：

今見許知遠所寫《汪精衛與格瓦拉》，其中描述他與梁國雄見面等情事。提到余英時作序的《雙照樓詩詞》，有如下文字：

   “刺殺攝政王的，做漢奸的，都是那是個汪精衛，他沒變，但時代變了。”他翻着手裡的藍色封面的《雙照樓詩詞》，這是天地圖書的最新版本，除了余英時的洋溢着同情的長序，每首詩詞語還添加了詳細的注釋。

我同意余英時先生的序文確實對汪精衛有着相當的同情惋惜之意。這大概來自他喜愛汪精衛的詩詞吧。但是余英時先生表明絕無為汪精衛翻案的意思。前此傅斯年先生曾經分析汪精衛成為漢奸的個人原因。余英時謂之“下語極重”，言外之意似嫌傅斯年對汪精衛毫不留情。然而我們也看到，余英時先生在此序文中，對汪精衛的負面“下語極輕”，並且表示了相當的同情。這也是不可否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