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野石按语： 最近对老高所转的有关汪精卫的一篇文章提出反对意见，为了今后有时间加以详细讨论，特此复制如下：
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是一种艰难的充满危险的选择。王裕延认为，汪精卫这一转变，反映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军队不是归国家所有，而是被私人控制的极度失望。想抗战的人没有军队，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私家军保存自己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他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
老高按：今天读到一篇近三万字的长文《漫谈蒋介石的功和过》，作者王裕延。其中有一大段是对汪精卫的评述，有些意思，节录如下。
王裕延不知何许人也，在网上搜寻得知，他是一位非常勤奋高产的作者，而且写的题目都很大，诸如：《反思二十世纪中国社会大动乱的根源》，《略论三大思想体系的历史命运》，《论马克思主义价值观和科学价值观的本质区别》，《邓小平的改革理论留下的困惑》，《马克思主义怎样使中国掉进历史的陷阱和误入历史的迷津》，《正确认知中国历史的关键是什么》，《盘点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共同基因》，《争正统是导致中国社会大动荡和国家民族大分裂的祸根》，《剖析马克思主义权力至上的价值取向》……在中国几个主要的思想网站，如“共识网”、“爱思想”、“凯迪社区”、“人大与议会研究网”……以及“中国数字时代”，还有几个门户网站的博客，都有他大量文字。
他的这篇长文，是评述蒋介石功过的，但是他一开头就说：
众所皆知，二十世纪中国历史上出现了三位仅次于孙中山的重要历史人物，这就是蒋介石（1887—1975年）、毛泽东（1893—1976年）和汪精卫（1884—1944年）。他们是利害攸关，休戚相共的炎黄家族中的三位著名弟兄，是活跃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舞台上的三条蛟龙。因此要正确认知蒋介石，绕不过正确认知毛泽东和汪精卫；反之亦然。这就是我在构思本文的过程中，必然会牵扯到毛泽东和汪精卫的有关人和事，因此不得不请毛泽东和汪精卫来帮忙作陪，一起来漫谈蒋介石的功和过。……
他对汪精卫的描述和评价，与我所掌握的资料，基本上相吻合，但他的有些重要观点，我觉得尚难服人。
例如，王裕延认为，“孙中山的思想遗产有一项当代鲜为人知的重要内容，就是孙中山在日本滞留期间，为了获得日本政府和浪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曾和日本的政界思想界中的头面人物共同提出过‘亚细亚主义’，其内容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日携手共建东亚共同经济体，承认日本在满蒙间的特殊利益。‘亚细亚主义’类似19世纪初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门罗主义’。”“谁料孙中山的思想遗产竟成了汪精卫的沉重包袱，使其犯了错误还不知错误的原因”。
孙中山关于中日携手的思想遗产致使汪精卫犯错误这一说法，缺乏史料支撑。实际上，我们看到，汪精卫虽然对孙中山尊崇备至，在孙中山去世之后也确实尽力继承遗志，继续执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国民党内右派、中间派屡屡发生很大冲突，在蒋介石发动了“4·12”清共之后也不肯改变。但是在1927年6月1日，当他他看到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印度人罗易冒冒失失地给他看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中共的指示信，得知俄国下令要中共用多种手段从内部颠覆、掌控国民党之后，冷汗直冒，终于下决心于7月15日“分共”，礼送俄国代表和中共领袖出境，从而改变了孙中山所订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与日本确有很多密谈、密约、交易，但汪精卫在“重光堂密约”之前，这方面并沒有多少记录。我原来在一篇文章中曾说过：汪精卫对日本的野心早有察觉，多次警告国人。1919年，他在《巴黎和会与中日问题》中即指出：“在欧战之前，中国饱受各国军国主义的压迫，而尤以日本为最。”在另一篇文章《人类共存主义》中，他指出：“欧战以后，次于德国而为人类共存主义之敌者莫如日本”——那时，孙中山尚未去世，汪精卫与其导师在这个问题上看法并不一致。
最近数年，国内许多网站上对汪精卫的讨论呈现相当多元化的趋势，有机会我当再介绍。这篇文章，只是百家争鸣者之一。此文中还有不少观点我也不同意，例如说“牢牢控制权力和军队”“是奠定蒋介石成为民族英雄的基石”；还说汪精卫“绝不是像毛泽东说的是因为反共而成为汉奸的”——实际上汪精卫之所以要搞和平运动，与他对苏联和中共的认识，确有联系。但这里我就不多说了。
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反映知识分子对私家军失望
王裕延，节录自《漫谈蒋介石的功和过》，共识网
我们知道，汪精卫早年加入同盟会，是无条件追隨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为了回击梁启超对孙派“远距离革命家”的嘲讽，表明革命家不怕牺牲的勇气，汪精卫以过人的胆识筹谋参与刺杀前清摄政王载沣而名噪一时。行刺前汪精卫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写道：“誓与满酋拼一死，以事实示革命党之决心，使灰心者复归热，使怀疑者复归信。”特别是汪精卫的狱中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块，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更是脍炙人口，风靡一时，因而深得孙中山的信任。
1925年汪精卫隨孙中山北上商谈国是，成为孙中山的左臂右膀。孙中山辞世前，汪精卫侍立其侧，是孙中山遗嘱的执笔人和监证人。孙中山辞世后，汪精卫任广东革命政府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他继承了孙中山的遗产，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俨如孙中山再生。谁料孙中山的思想遗产竟成了汪精卫的沉重包袱，使其犯了错误还不知错误的原因。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思想遗产有一项当代鲜为人知的重要内容，就是孙中山在日本滞留期间，为了获得日本政府和浪人对中国革命的支持，曾和日本的政界思想界中的头面人物共同提出过“亚细亚主义”，其内容是：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中日携手共建东亚共同经济体，承认日本在满蒙间的特殊利益。“亚细亚主义”类似19世纪初美国总统门罗提出的“门罗主义”。
孙中山的这项遗产曾在1938年武汉失守后，为日本政府首相近卫收录在对华诱降政策的三项声明中，即“睦邻友好，积极反共，经济合作”，成了汪精卫重庆出走，决心用“和平”方法救中国的重要原因。对此，汪精卫还认为自己投靠日本的汉奸行为，是按孙中山的遗嘱，借日本之力“和平救国”、恢复蒋介石丢失的国民党政权呢！我想，这也许是建国后宋庆龄、何香疑力请毛泽东赦免汪精卫夫人陈璧君的初衷吧，也是陈璧君宁愿坐牢拒不认错的基本原因吧。
在汪精卫看来，“和平救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众所周知，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曾经是积极主张抗日、主张民主政治和反对独裁政治的；所以当时的爱国学生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他们打出的口号是： “欢迎护国救党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在抗战初期，汪精卫属于主战派是无可非议的。但是他指挥不动蒋介石的私家军。想进行抗战的人没有军队，有军队的人却避而不战。各路军队保存自己的“实力第一、抗战第二”的私心使汪精卫的抗战热情完全消散了，于是便产生只有用“和平”的方法才能救中国的想法。
汪精卫从“主战”到“主和”的思想变化，反映了一批中国知识分子对中国被个人控制的私家军的失望。其实，从“主战”到“主和”的转变，是一种艰难的充满危险的选择。
当时在中日两国敌对情绪无法控制之时，无论中国和日本的主和派的下场都不妙。在日本的主和派犬养毅首相被杀，后来还陆续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杀；而中国主和的汪精卫被刺几乎丧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被暗杀。所以，做少数主和派要比做多数的主战派需要更大的勇气。因为主战的高官号召别人流血牺牲，自己并不需要直接上战场，并没有什么危险。而做主和派却要冒被狂日的爱国分子暗杀的生命危险。
汪精卫认为：“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同时时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汪精卫对黄河决堤，对火烧长沙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抗战的目的是什么？我们的领导人想过老百姓的疾苦没有？抗战的牺牲者不就是那些食不果腹的平民百姓吗？我们不惜牺牲四万万老百姓的生命来培育一个民族英雄，这值得吗？如果不出现奇迹的话，这场战争要经过多少年才能结束？在这期间中国老百姓要遭受多大的惨祸？汪精卫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的理想是正确的。因此，汪精卫是被一种忧国忧民的理想主义意识流一步一步地推到“汉奸”的深渊中。他绝不是像毛泽东说的是因为反共而成为汉奸的。“反共”和“汉奸”并不存在必然联系，前者是政党之间的关系问题，后者是国家民族之间的问题，两者不可混为一谈，这是起码的政治常识。不错，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汪精卫既联过共，也反过共，这和他后来沦为汉奸没有内在联系。
我们知道，汪精卫是无条件跟隨孙中山的孙派骨干。他为人诚实，不贪钱财，特别在个人生活方面，汪精卫不抽烟，不酗酒，不赌博，不近女色，在腐败的中国政界中，是一种非常清高的存在。他淡泊权力，从不拉帮结派，不封官许愿。因此，在国民党内从来没形成过“汪精卫派”。但是汪精卫在国民党内却享有很高的威望，在国民党内他类似“圣人”的偶像，是大家非常尊重的革命老英雄。他虽然没有像蒋介石和其他军阀那样拥有私家军队和私人帮派，但他在党内和国内拥有很大的政治能量。他曾两次登高一呼，逼蒋介石下野，是蒋介石最感畏惧的政治对手。但是过于淡泊权力而又坦荡的汪精卫，在政治舞台的角逐中却远不是蒋介石的对手，常被蒋介石逼得挂冠出走，为蒋介石独揽大权洞开大门，这也显示了蒋介石确非等闲之辈。
蒋介石和汪精卫有很大的不同。蒋介石能清醒地认识主义与事实的区别，他认为不能因其“主义”之信仰，而乃“事实”与不顾。信仰归信仰，事实归事实。联俄可以，但不能做俄奴；联共也可以，但不能允许共产党与左派联合添乱，妨碍他的权力运作。在蒋介石看来，主义是工具，是为实现政治目标服务的；在中国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必须控制权力，掌握强大军队，所以他视权力军队为生命；主义只要能为其扩张权力，组建强大军队服务时，它才有意义；妨碍扩张权力的主义必须修正或抛弃。在这些问题上蒋介石和毛泽东倒有很多共同点，可谓天下英雄所见略同。他们不像汪精卫那样天真，为了主义“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正因为蒋介石能够牢牢控制权力和军队，所以国民党内没任何人能和他竞争领袖这一地位，这是奠定蒋介石成为民族英雄的基石。而为主义而主义，又洁身自好、诚实清高的汪精卫却被钉在“汉奸”的恥辱柱上。一位才华横溢，奉全体国民利益为最高宗旨的革命老英雄，却因痴迷主义而不能自拔最终沦为“汉奸”，这是一件非常令中国人感到悲哀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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