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衛一生經歷三次暗殺，第一次是1910年在北京，他本人刺殺滿清攝政王未遂；第二次是1935年在南京，他身中三槍負了重傷；第三次是1939年在河內，戴笠的部下只打死了汪的秘書。前兩次都真相大白，但第三次卻是疑雲重重的“羅生門”。當晚與汪氏夫婦同處一室的汪精衛女兒女婿，向我詳述了事情經過
◆高伐林
在汪精衛於日本侵華期間發起“和平運動”、成立政府的悲劇性過程中，1939年3月21日的河內遇刺事件是相當關鍵的一環，雖然並不能說“一排槍，一灘血，一個政權”（金雄白《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一書以此作為河內刺汪事件一節的標題）（注1），將汪精衛政權的成立直接歸結為河內行刺所導致，但是無疑這個事件具有詭異的背景，也產生了嚴重的後果。有人認為，這個事件對於中日關係、對於蔣汪互動、對於中國的走向和汪氏的命運，都具有轉折點的意義，並不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這個事件乍看似乎清楚，細究又充滿謎團，65年來史家論者一直議論紛紜，莫衷一是。為解開這一謎團，筆者於2004年春夏，對親歷此事的汪精衛的大女兒汪文惺、女婿何孟恆多次進行了訪談。
關於河內刺汪事件的經過，這裡先簡略敘述如下：
1938年12月汪精衛等一行從國民政府所在的陪都重慶出走，經昆明輾轉到越南河內。在時任日本首相的近衛文麿發布第三次對華政策聲明，提出“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提攜”三條件之後，汪精衛於12月29日發出《致蔣總裁暨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在香港發表，響應近衛聲明，史稱“艷電”（當時電報為節省字數，用一個字代表日期，“艷”為29日），引起軒然大波。戴笠派得力部下陳恭澍到河內，令其率人刺殺汪精衛。1939年3月21日凌晨，刺客從後牆爬入汪的寓所，衝上三樓，向事先偵查判定的三樓汪之臥室衝去，用斧頭劈開房門，向室內掃射，但是此屋居住的卻並非汪氏夫婦，而是汪的秘書曾仲鳴及其夫人方君璧。曾仲鳴身中多彈，次日死在醫院，方受了重傷，汪精衛則倖免。河內槍聲宣告了蔣、汪的徹底決裂，隨後汪精衛遠赴日本占領下的上海，次年成立政權。
汪精衛與陳璧君共生有六個子女，其中一個夭折，其餘為：長子汪孟晉（文嬰）、次子汪文悌，長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於2002年病故），三女汪文彬（一直在印度尼西亞某地隱居當修女，不問世事）。汪文惺出生於1915年，與晚一年出生的丈夫何孟恆（又名何文杰），都在香港工作多年，退休後移居美國，現在美國東部某地養老。在我們這裡討論的河內刺汪事件前後那段歲月中，他們剛剛成婚，與汪氏住在一起，親歷了那驚魂一夜，何文杰曾寫下一篇題為《兇殺》的詳細回憶錄。以下記敘他們關於當夜事件經過的回憶，文字上參考了《兇殺》中有關段落。
採訪是在他們的女兒（即汪精衛的外孫女）何重光的寓所進行的，主要是由何孟恆先生回答，汪文惺女士補充。他們對若干人物例如汪精衛、曾仲鳴等人的稱呼，筆者整理記錄時頗感躊躇。兩位老人在接受採訪的談話中稱呼比較自由隨意，在《兇殺》回憶錄中則是以當年親屬關係相稱。筆者本想統一，以減少讀者閱讀時的障礙，但不論統一到哪一種，都覺得彆扭，只好定出一個原則，分成兩類情況：當他們以當事人身份講述當時經歷時，以親屬關係相稱；其餘時候則直呼姓名。請讀者諒察。
汪精衛的長女汪文惺和女婿何孟恆，均已九十高齡。（高伐林攝）
三個版本的刺汪事件
高：我想請二位談談你們親歷的河內刺汪事件的經過。
答：為什麼你會對這個事件感興趣呢？
高：原因很多。我讀到多人回憶錄中對這個事件的描述，出入實在太大。其中由第三手、第四手資料演義的道聽途說，我們就不在這裡浪費時間了，這裡只說幾個應該算比較了解情況者的描述。
由戴笠派往河內的軍統行動組負責人陳恭澍，晚年寫了《河內汪案始末》，詳述了當晚經過：陳當夜開着一輛車守候在在汪寓之外，令兩人在戶外掩護，四人進入宅內。“幾聲槍響，打破夜間的沉寂”，隨後“又傳來槍聲三響”，“兩次槍聲其間相隔不過四、五分鐘……我看看表，此刻已經過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時過九分了”。開槍的王魯翹匯報說：“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槍，兩條腿只顫動了幾下就不再動彈了，整個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注2）——當然，他們以為的“汪某”，是曾仲鳴。
汪精衛和平運動骨幹、後來離他而去的陶希聖，其子陶恒生在《高陶事件始末》一書中盛讚陳恭澍《河內汪案始末》是“巨著”，“允為當代最權威的第一手史料。陳將軍受層峰之命為國鋤奸，從正義制裁叛逆的角度敘述事件經過，義正辭嚴”。奇怪的是，陶介紹這一事件，卻完全不引用陳恭澍“當代最權威的第一手史料”，只引用陳璧君的弟弟陳昌祖的回憶，而陳昌祖當時並不在場，他的說法，恰恰與陳恭澍大相徑庭。他寫的是：“大約凌晨2時，有三個人悄悄越過院牆”進樓往頂樓爬去，他們劈碎了門上一塊木板，“把自動槍從門洞伸進屋裡，猛烈掃射”。曾仲鳴“正無力地躺在床上”，“方君璧正坐在床邊”，“射擊持續了至少一分鐘”。汪精衛夫婦、女兒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在臥室內“聽到槍聲，都衝出房門”，“當他們來到通門時，射擊停止了”。（注3）
這兩個版本之間的差別之大，好像說的完全是兩回事。
台灣國防部情報局出版的《戴雨農先生傳》第十節“明辨順逆，河內鋤奸”，算是第三個版本，說得更是邪乎：汪寓“建築堅固壯觀，四周有高大圍牆，牆上安裝護絲網；門外有越南警察與便衣人員警戒，門內有汪的警衛人員隨侍護衛”。陳恭澍等人先設策誘開牆外警衛，五人翻牆破網，格殺汪的內院警衛，急向三樓衝破房門，“擊斃穿白襯衣的男士一人”。門外越南警察大吹警笛，院內警犬也衝破索鎖狂吠尋仇，他們緊急撤離（注4）……這份官方史料簡直像小說了。
還有，金雄白（筆名朱子家）1959年起在香港《春秋》雜誌上連載《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後來出了單行本。其中第一冊寫了這個事件，第五冊又重寫這個事件，說法前後牴牾，看來前面是聽傳聞的多，後面卻是從親歷者處得到了資料。
答：對，金雄白確實寫信來問過我們，我們對他介紹過一些當時的情況。他在報紙上連載了文章之後，聽到反映或者了解到新材料，就又訂正，所以前後不一致，後面說的，應該是更準確一些。
高：你們的舅舅陳昌祖的回憶也有失真？
答：他當時不在場，對於曾仲鳴、方君璧夫婦中槍的經過並不是非常清楚。
高：你們二位當時就住在三樓，刺客開槍時，與你們的岳父、岳母（汪氏夫婦）四人都藏在對面房間。你們還記得當時情況吧？
答：當時的情況給人留下的印象太深了，到現在我還記憶猶新。
 何孟恆關於河內高朗街25號和27號的示意圖。何按照英式習慣，將一樓稱為“底層”，二樓稱作“一樓”，三樓稱作“二樓”。（汪文惺、何孟恆提供）
在河內住在高朗街25號與27號
當時我們住的房子的格局，我曾畫過示意圖，高朗街25號與27號，是連在一起、每層中間都有門相通的三層洋房。
高：你們當時住的三層洋房，是高朗街25號與27號，兩個門出入？
答：對。
高：這一點幾乎無人提起！絕大多數資料都只說是“汪氏住在高朗街27號”，除了金雄白在他的書的第五冊說過是高朗街25號與27號（他大概也是聽你們說了才更正的）。這一點非常關鍵，因為刺客確實是只衝進了高朗街27號，卻殺錯了人。河內行動組負責人陳恭澍的回憶錄中這麼寫：
“他（汪）的現址是高朗街27號。筆者親自去觀察過，而且有很多次，遺憾的就是只限於在外面觀察，卻沒有進去過。這是一幢西式洋房，樓高三層，一面單邊，一面連棟，正面臨街，後面是小院落，圍有矮牆，有後門，也有角門，如由後面進出，要經過兩道門。”
請注意這一段：“正門臨街，有大門，門卻不大，一天到晚都是關着的。筆者偕魯翹開車打門前來往過多次，卻很少看見有人進出。大門進身（原文如此——高注）不深，在街上就可以清晰的看見窗戶，如果不是有窗簾遮蔽，也許會看到屋裡的情景。”（注5）
他從正門前來往過多次，正面的結構卻是應該看得清的，他隻字沒有提正門是兩個門。
陳恭澍看到了金雄白的文章之後，在連載其回憶錄的第六部分中，才承認“我們事前只知道高朗街27號這一幢是汪的寓所，卻不曉得還有25號那一幢是打通了的”。
答：除了睡覺的時候返回各自臥室，平時我們多在25號飯廳前的一間客廳里聚集，一般來訪的客人也在這裡見面，除非有事商量，然後請到27號三樓（注6）前面的一個房間，那裡擺設着原擬用於新房的另一套新家具，既可用作臥室，也可見客，是全屋最整齊的一角。十一姑（方君璧）剛自香港到來，十一姑丈（曾仲鳴）也就從旅館回來，住在這個房間裡。後面的一個臥室住了微姑（朱微，國民黨元老朱執信的女兒，也是汪精衛的親戚，“微”應為女旁，但我在電腦中找不着這個字——高注）和孟濟，孟濟是十一姑丈的長子，那時年紀只有九歲。
25號二樓的前房住了一共五個人：八舅父的三個孩子和兩個女傭。後房是汪屺和雷慶。後面的小臥室是陳國琦，前面的一間是陳常燾。
25號三樓的前房，是兩位老人家（汪氏夫婦），我們夫婦就住在他們隔壁的後房。
至於衛士、司機、廚師、侍應等就分住兩屋的一樓，車房旁邊的房間。
高：汪精衛與陳璧君夫婦，是一直住在25號三樓的這個房間嗎？我看到的各種資料上都說，他們原來住的是你所說的“最整齊”的27號三樓的那個房間，只是因為方君璧新來，臨時才讓給他們夫婦倆住，造成了誤殺。
答：不是這樣的！他們住在25號三樓前房，從來沒有移動過。他們根本沒有在27號三樓那間前房住過。
高：那麼曾仲鳴、方君璧住那間房之前，這間房沒有人住？
答：對，沒有人住，只用來見客而已。
高：汪氏夫婦住的房間與曾仲鳴夫婦住的房間一樣大小？
答：一樣大，25號與27號是完全對稱的。
高：那麼，特務們從外面監視，應該看得見這前面臨街的是一左一右兩間？有很多資料說特務們還租了街對面的樓房，從頂層用望遠鏡觀察監視，不過陳恭澍在回憶錄中卻否認了這一點，他說：“事實上，我們沒有在汪寓附近租賃什麼房屋，也不曾使用過望遠鏡。”
答：特務們從門前走，應該看得見前面臨街的房間格局。不過這棟洋樓的前面，倒沒有樓房，相鄰樓房是在右側，如果他們是在那裡觀察，只能從側面看得見27號前面這間房。
何孟恆與汪文惺於1939年2月在河內舉行婚禮時所攝。左二為陶希聖，左四為陳璧君，左六（白衣者）為新娘汪文惺，左七至右依次為汪精衛，新郎何孟恆，何的母親李凌霜，曾仲鳴，朱微（臉被半遮住者）。（汪文惺、何孟恆提供）
驚魂一夜
高：1939年3月20日晚上發生了什麼事？
答：那天晚上，大家照常飯後在客廳聊天，到了11點左右便各自散去，回房就寢。在我的記憶中好像只是剛剛合眼，便給噼噼啪啪的聲音吵醒。年輕的時候，我是最渴睡的，連我都醒過來，可見聲音也就一定不小。不用說，妻子早就睜着眼了。
“是什麼聲音？”“大概放爆竹吧？”
一想不對，農曆新年早就過去，而且這時候夜靜無人，這裡離開街市也很遠。我一邊想一邊翻身起床，走出房門口，這時爸爸（結婚後，我跟着妻子這樣稱呼）也正開門張望。他輕聲地問：“是什麼？”
“別是有什麼人來搗亂吧。”我已經開始感覺到有點不對勁，“快回到房間裡不要出來，我去看看。”我把妻子也推進了老人家的房間。
忙中鞋子沒有穿上，走起路來正好沒有一點聲音。我沿着樓梯往下走了幾步，噼啪的聲音又起，這時已經很清楚地知道那是槍聲，卻一時分辨不出是從哪裡傳來的。往下面一望，見到走廊的燈亮着，二樓後面兩屋相通的門口忽然伸過來一隻手，摸索到牆上的電燈開關就一下子把電燈全部熄滅了。我不覺一怔：這是什麼人的手？已經有人入屋了？馬上縮身走回老人家的房間，把房門關緊，四個人背靠牆壁，坐在地下。這時別無辦法，這樣子已是比較上最安全的了。
這時候噼啪連聲，更夾雜着腳步聲，敲擊聲，感覺上好象有人從天窗上跳下來似的。我們噤聲不響，我悄悄地走近露台，向外張望，看見對面十字路口的街燈底下有一個人正向我們這邊跑過來，我立刻閃避，免被外面的人看見。同時輕聲囑咐大家千萬不要作聲，不要走動。
過了一會兒，再沒有動靜。我把妻子和兩位老人家穩住在房間裡，再走到外面探視。很明顯的，事情發生在27號，我徑直推門走過去查看，迎面碰到微姑腰部以下染滿了血跡，不住地發抖。我問她傷在哪裡，她卻連連擺手，說受傷的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我走進去，借着床腳地上放着的一盞燈的微光（臥室里留着一盞燈是十一姑丈一向的習慣），我摸索到十一姑丈和十一姑躺着的地方，一伸手就觸摸到地上一灘厚厚的、滑膩的鮮血，同時聽到十一姑丈堅忍的呻吟聲。我不再遲疑，立刻催促微姑打電話召救護車，自己不懂法文，真是沒有一樣辦得通。電話裝在25號二樓衣帽間外面的牆上，我就把她連拖帶抱地送到那裡，好不容易才接通了電話。
這時候27號也有人用法語呼救，那是汪屺的聲音。接着國琦兄用手帕扎着左腿過來，他雖然受了傷，還能夠掙扎着走動。他說受傷的還有廚師何就，衛士戴芸生和陳國星，而情況最嚴重的就是十一姑丈和十一姑。（未完待續）
注釋：
1，《汪政權的開場與收場》，金雄白，香港春秋雜誌出版，1964年。
2，陳璧君的弟弟陳昌祖寫道：
大約凌晨2時，有三個人悄悄越過院牆，穿過公寓外的一片空地，從27號樓後門進入樓內。這時，一定有人絆到了一把椅子，我侄子國琦當時正在二樓臥室內睡覺，房門正對着樓梯，他聽到外面有響動，便打開門，想出來看個究竟。他看見一些人影正登樓而上，有人看見他打開房門，便朝他開槍。他立刻退回房內，把門扣死，刺客們繼續往頂樓爬去。槍聲驚動了曾仲鳴、方君璧和朱微，他們走到門前時，刺客們已經登上門來，並朝他們開槍。曾仲鳴的背部中彈，被方君璧和朱微拖進屋內並把門鎖牢。這時，刺客們趕到門前，開始撞門。但沒有用，他們使用一把斧頭或者其他的一些硬金屬打門，打碎了一塊木板，把自動槍從門洞伸進屋裡，猛烈掃射。此時，仲鳴正無力地躺在床上，鮮血不斷地從傷口裡流出來，方君璧正坐在床邊。他們離被打碎的門洞僅幾尺遠，成為刺客們最容易擊中的目標。刺客們把槍內所有的子彈幾乎都射向了他們，他們倆都負了重傷。朱微最為幸運，當她把門鎖好之後，就蜷伏在門後靠牆角的地方，緊貼着牆，從而未受到任何損害。射擊持續了至少一分鐘……
當時，四哥及四姐（即汪精衛夫婦）正在（自己的）臥室內，他們的女兒汪文惺及其女婿何文杰也在臥室內。聽到槍聲，都衝出房門。當他們來到通門時，射擊停止了。他們衝進三樓臥室內，發現曾仲鳴和方君璧正躺在血泊的床上，都受了重傷……仲鳴負傷最重，腹部被槍彈打得布滿了窟窿，猶如蜂窩。
《參與汪偽“和平運動”始末》，陳昌祖，薛紀國譯，轉引自陶恒生《高陶事件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31－132頁。
3，作為行動組負責人，陳恭澍其實並沒有親自入內，當夜開着一輛車守候在在汪寓之外。他分配任務為：張逢義、陳步雲在戶外巡迴掩護，王魯翹、余鑒聲、陳邦國、唐英傑四人進入宅內，其中陳為開路先鋒，唐事先曾數度前去偵察，當視為識途老馬，引導登樓，王為主、余為輔“同力執行鋤奸”當行動組成員陳邦國在該樓底層忽然發現有人推開房門探頭偷看，舉槍便射。“幾聲槍響，打破夜間的沉寂。坐在車上的我，想是最敏感的了。我把車子移動了一個位置，對着二十七號的那個方向看，一無動靜；又環顧周匝，也不見人影。正在猜測剛才槍聲的原由時，又來了，又傳來槍聲三響。”“這兩次槍聲其間相隔不過四、五分鐘……我看看表，此刻已經過了午夜，算是第二天的零時過九分了”。“約莫又耗去了兩三分鐘，突然發現（王）魯翹一人雙手插在褲袋裡，從一條小巷子裡轉出來，我急忙剎車”。“魯翹就告訴我說：‘事情已經辦完了，眼看着汪某的腰部中了三槍，兩條腿只顫動了幾下就不再動彈了，整個身子都蜷伏在床下。所欠的，倒是始終沒有看到他的面孔。”
據《河內汪案始末》（五）“博浪一擊，誤中副車”，陳恭澍，台灣《傳記文學》第40卷第六期，120－121頁。
4，“汪在河內的寓所，在哥倫比亞路，建築堅固壯觀，四周有高大圍牆，牆上安裝護絲網；門外有越南警察與便衣人員警戒，門內有汪的警衛人員隨侍護衛”。陳恭澍等人“以不惜最大犧牲的決心，於二十一日凌晨徑往汪的寓所。先設策誘開牆外警衛人員，然後王魯翹等五人翻牆破網入內，格殺汪的內院警衛，迅即飛躍上樓，按照事先了解的汪寓內情，急向三樓汪的臥室，衝破已關閉的房門，在電燈全部熄滅下，以手電照射，擊斃穿白襯衣的男士一人。這時門外越警，大吹警笛，左右鄰舍，為槍聲驚醒，紛紛報警，院內警犬，也衝破索鎖，狂吠尋‘仇’；王等以任務已達成，未便再逗留搜尋他人，乃作緊急撤離。”
《戴雨農先生傳》第十節“明辨順逆，河內鋤奸”，台灣國防部情報局1979年10月出版。轉引自《河內汪案始末》（五），陳恭澍，載台灣《傳記文學》第40卷第6期，123頁。
5，《河內汪案始末》（三），陳恭澍，載台灣《傳記文學》第40卷第4期，36頁。
6，何孟恆本稱其為“二樓”。查何按照英式習慣，將一樓稱為“底層”，二樓稱作“一樓”，三樓稱作“二樓”。他所畫的圖上也是這麼標註的。為與別的史料的說法相一致，避免讀者誤解，徵得何先生同意，這裡作了相應改動，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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