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新浪微博爆料，3月5日，江西财大西门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造成三死两伤，其中一名死者为财大研究生，而肇事者被曝出是江西农大副校长廖为明。据了解，事发当时，廖为明驾驶一辆车牌号为赣M23529的本田思威牌小型客车，沿庐山中大道由南往北行驶至江西财经大学西门口时，车辆左前角与前方一辆同向行驶正停车下客的公交大型客相撞。与由驾驶人熊某驾驶的牌号为赣A24713的公交大型客车右后角发生碰撞后，廖为明驾驶的小车冲入路边人群。”

    在中国醉驾已不是一个陌生的词汇，就像贪污也已经很平常一样。作为一个个体现象，这次的事故好像对公众并没有直接的伤害。当然我们对逝去的生命很是惋惜，对这样草菅人命的行为也很愤慨，但事件之所以引起了轰动，可能仅仅因为肇事者的身份，虽然我觉得这和这个事件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关系。事实上，作为一个冷漠的群体，我们可能对醉驾已经麻木，李刚的事件，我们生气气愤的可能也只是他事后的傲慢和他那无知的嚣张气焰而已。李刚虽然判决了，但后续的后续显然没有了下文，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两千年集权思想的国家，犯罪并不一定坐牢，杀人并不一定伏法，但对我们这已并不重要，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法制还不健全的国家，能有这样表面的胜利已很庆幸，哪还敢奢求实质的正义？当然我并不是说法制健全就一定有实质的正义，因为可能形式的正确可能比实质的正义更有意义，从长远来看。

    而这次的副校长醉驾的事故，大多数人过多的关注于肇事者的身份，这其实从侧面表现出我国公民意识的普遍低下。天生为人，生而平等。肇事者醉驾致人死亡，不管他身份高低与否，本应与大众舆论和最后判决毫无关系，当然要除却一些心理学方面的因素。但我们大众因为他是校长，便觉其便高我们一等，其情节也更恶劣，大有罪加一等的感觉，这不仅是公民意识淡薄的表现，更是法律常识缺失的反映。虽然我对肇事者有这几大的愤恨，但这种情绪对其也是一种不公平。当然也许最后因为其手眼通天的本事，也只是公众集体失聪，社会故意眼瞎，赔钱了事，又一次强奸我们这些看客的良心底线。但其实此次事件的重点并不是在这里。

    最初看到这条消息是在QQ空间的今日热点话题里面，这对于我这个每天看百度新闻的无聊人士来说很是诧异，因为作为主流的门户网站，竟然对这件事没有报道，有意的淡化了这件事的影响。对于我这样一个政治嗅觉极度迟钝的人来说，实在看不出这件事为什么会使多家主流媒体噤声。当然，对于我这样一个连茉莉花行动都觉得可以报道的人来说，让我明白如此高深的政治问题实在有些困难。

    党外有党，党内有派，既然党各不同，派系林立，就总有不同的声音，这本是正常的政治现象。我国其实也是这样，党外有党，虽然所有党的政治纲领都是维护共产党的领导不动摇;党内有派，虽然各派的青眼都是权力的最终归属。在我们这个和谐的社会中，每天总看到的是观点相同的社论，各个媒体对某件事的看法总是和党和国家高度的一致，连篇累牍的用暗示乃至催眠的方式愚弄大众，在迷奸公众听力的时候进而长期霸占大众的思想。当然这也不能怪媒体，报纸依附于官方，所以成了权力机关的喉舌；网络受审于政府，所以被迫卖身投靠。

    人是需要一些骨气的，媒体则更需要一些勇气：

    史量才办《申极》，为政府不喜。他曾延请黎烈文为副刊《自由谈》的主编，黎邀进步作家为《自由谈》执笔，鲁迅、茅盾、巴金等都经常有作品发表，形成文化界一座新堡垒。国民党在上海的头目吴醒亚等曾联名函史氏，要求撤换黎烈文，史置之不理。吴等人只得亲自造访，当面提出撤换要求。史直截了当答复说，"感谢诸公为《自由谈》惠临赐教。我想诸公也未必愿将自由谈变作不自由谈吧。"吴等闻之色变而去。据说蒋介石曾找史谈话，蒋说："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量才冷冷地回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1934年11月13日下午，史量才遭国民党军统特务暗杀，终年五十四岁。

    1989年4月24日时任《世界经济导报》总编的钦本立，因拟在《导报》刊载纪念胡耀邦的文章，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原本要求该报更换有关文章后出版，该报在原处留白抗议，引起海内外巨大回向，最后报社被查封，钦本人也因此而被撤职。

    在经济改革已有显著成效的今天，政治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从何处入手着眼，发人深省。民主自由的潮流如何顺应，引人深思。我们是否应该将媒体作为独立的社会机构从政府政党的附属中解脱出来，发挥更好更多的社会作用？比如对政府行政的监督，更好的提高行政效率，彻底有效地杜绝贪腐等等。即使过去媒体从属于国家是必要的，但它像是孕育于母体中的胚胎，现在也该一朝分娩了，虽然过程是痛苦的。做为言论自由的具体载体，媒体的意义不言而喻。

    1922年，蔡元培、李大钊、陶行知、胡适等16名学者，在5月14日的《努力周报》上刊发了《我们的政治主张》这篇名文，提出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标。文章发表后，引发一场关于"渐进与革命"的论争。

    刘晓波先生，长期以来以非暴力方式争取中国的基本人权，多次被捕入狱。在2008年发起《零八宪章》，在2009年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1年，剥夺政治权利两年，目前在辽宁锦州监狱服刑。

    中国的前途在哪里？中国的媒体又该何去何从？每念及此，就不由得想起了王芸生先生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