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是我對潮流比較遲鈍，還是潮流的轉變是在有點太快，這讓我總有點不知所措。

3月11日，日本發生了里氏9.0級的地震，作為近鄰，心裡除了同情與揪心別無所感。和在日本由於地震所發生的海嘯一樣，在中國同樣也發生了一場海嘯般的討論。媒體反覆追問：“對日本，到底是應該同情還是幸災樂禍？”

其實這場看似熱鬧的爭論從開始就都是胡討論。我們到底應該怎樣？應該是什麼意思？就是說這樣做就對，不這樣做就不對。由於我們從小受一元論教育，從而認定真理只有一種，人生唯有一途，其他的就是謬誤和歧途。對日本的態度問題，其實純屬個人問題。在一個崇尚言論自由的人眼中，任何人的任何行為包括言論只要不是有傷他人有傷社會的就都是無罪的，因為其歸根到底都是自己的事情。為什麼一定要同情日本人？有人同情，有人冷漠，這都很正常。有些人總喜歡占在道義的至高點上，對不同意見的人進行道德上的責難。同情就是人道主義，高興就不對，但我只是想問我們所遵循的只是普世的共識的價值，但由於對普世價值的不同理解，為什麼要苛責的用自己的準則衡量別人。雖然我對日本每一個公民都懷着悲憫這心，但我還是不得不為不同意見者鳴不平。西哲有云：我誓死也不同意你的觀點，但我誓死都要捍衛你說出這種觀點的權利。

而由於媒體報道是用幸災樂禍這個貶義詞，所以問題的感情色彩已經很明顯。這也從側面反映了我國個別媒體職業水平的低下後者說職業道德的低下，前者說如果已經定下基調那還討論個屁啊！就像過去的對報道題目“面對美帝國主義的猖狂進攻，我們是軟弱妥協還是奮起反抗？”討論一樣滑稽可笑；後者則更加可惡，有意強姦民意把握輿論誤導大眾。造成一種你必須這樣認為，否則你將逆勢而動，為人所棄。中國總有這樣一種現象，或者可以這樣說中國人從來都是消滅異己達成和諧，而缺少民主協商妥協而達到和諧的政治傳統。所以中國人都學乖了，所以有的總是附和，缺少另類；多的總是謙和，少的總是庭諍。看似一團和氣，其實各懷鬼胎。對日本人民的同情我希望大家只是出於內心樸素的人道主義精神，而不是由於輿論或他人的壓力；而對對日本冷眼旁觀的人也寬容的接受。中國的潮流與時俱進，80、90年代淡化仇恨，二十一世紀仇視日本，現在又同情的聲音鵲起，明天會怎樣，真的不知道。而我總覺得中國缺少太多有原則的人，觀點不隨時不隨環境所變，而有太多投機的政客似的人物。辜鴻銘先生說當時的整個中國只有自己和蔡孑民先生最偉大，因為蔡先生考了翰林不當官去革命，其心就從未改變，而自己自從跟隨張之洞保皇后，也從未游移過。

而作為中國人在看到日本地震時冷漠甚至幸災樂禍有沒有理性的成分呢？歷史方面的理由就不說了，中國的教科書裡講的清清楚楚，雖然大多數內容都是瞎編的，但對日本的暴行還是做了比較真實的敘說。說歷史好像總覺得對日本本身就帶有了偏見，雖然說我對日本本身確實有偏見。不管怎麼能說，就算日本歷史上如何混蛋，事實上現在也很混蛋，但總歸與其公民無關，準確的說與現在公民無關，我還是很替其心痛的。但如果說問我是否會對日本進行援助捐款，我還是會說不會。二戰以來，日本創造了一個又一個經濟的奇蹟，人民生活水平遠超中國，基礎性建設更是無出其右。這次地震的能量是中國汶川地震的20倍，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國還大，但其預計的死亡人數是2萬左右，而中國卻確定的死亡人數就十萬餘，不禁令人汗顏。而我如果捐錢，也會捐給中國的貧困人口，一屋不掃何以掃天下，中國還有10億絕對貧困人口亟待解決。如果我們都對日本捐錢的話，我感覺像一個院裡的兩家人，一家天天吃低保，一家天天大魚大肉。而有一天吃大魚大肉的那家的汽車出意外撞毀報銷，吃低保的會因為他家的損失會而給他捐錢嘛？當然可能會由此有一種心理上的滿足感，看看，你也有今天，爺給你錢的一天。日本缺得不是錢，如果中國出救援隊救助隊或者物資我還是願意的，因為生命的意義遠超過國界、政治和地域。但為了其他，我覺得還是自己比較重要。

雖然這樣說有一點狹隘民族主義的意思，但人如國家或國家如人，人最親的總是父母妻兒，不管是因為天生還是長期的習慣，人總是希望自己的國家或者說自己所居住的國家強盛，在此之前對他國是無暇顧及的，畢竟我們不是墨子兼愛無父式的人物。

我的一些話可能會使處於災後敏感的善良的日本人民憤怒，特此道歉，因為在別人遇難的時候，我說了一些有理或無理不“人道”的有傷感情的話。可能也會引起一些國內憤青或自炳高尚的人的不恥，在此就沒有必要對他們說什麼了，因為說了什麼，他們可能也不會理解。

最後對死於這次災難的遇難者表示哀悼，願偉大的尤其是愛好和平的日本人民早日重建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