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不知道是我对潮流比较迟钝，还是潮流的转变是在有点太快，这让我总有点不知所措。

3月11日，日本发生了里氏9.0级的地震，作为近邻，心里除了同情与揪心别无所感。和在日本由于地震所发生的海啸一样，在中国同样也发生了一场海啸般的讨论。媒体反复追问：“对日本，到底是应该同情还是幸灾乐祸？”

其实这场看似热闹的争论从开始就都是胡讨论。我们到底应该怎样？应该是什么意思？就是说这样做就对，不这样做就不对。由于我们从小受一元论教育，从而认定真理只有一种，人生唯有一途，其他的就是谬误和歧途。对日本的态度问题，其实纯属个人问题。在一个崇尚言论自由的人眼中，任何人的任何行为包括言论只要不是有伤他人有伤社会的就都是无罪的，因为其归根到底都是自己的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同情日本人？有人同情，有人冷漠，这都很正常。有些人总喜欢占在道义的至高点上，对不同意见的人进行道德上的责难。同情就是人道主义，高兴就不对，但我只是想问我们所遵循的只是普世的共识的价值，但由于对普世价值的不同理解，为什么要苛责的用自己的准则衡量别人。虽然我对日本每一个公民都怀着悲悯这心，但我还是不得不为不同意见者鸣不平。西哲有云：我誓死也不同意你的观点，但我誓死都要捍卫你说出这种观点的权利。

而由于媒体报道是用幸灾乐祸这个贬义词，所以问题的感情色彩已经很明显。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我国个别媒体职业水平的低下后者说职业道德的低下，前者说如果已经定下基调那还讨论个屁啊！就像过去的对报道题目“面对美帝国主义的猖狂进攻，我们是软弱妥协还是奋起反抗？”讨论一样滑稽可笑；后者则更加可恶，有意强奸民意把握舆论误导大众。造成一种你必须这样认为，否则你将逆势而动，为人所弃。中国总有这样一种现象，或者可以这样说中国人从来都是消灭异己达成和谐，而缺少民主协商妥协而达到和谐的政治传统。所以中国人都学乖了，所以有的总是附和，缺少另类；多的总是谦和，少的总是庭诤。看似一团和气，其实各怀鬼胎。对日本人民的同情我希望大家只是出于内心朴素的人道主义精神，而不是由于舆论或他人的压力；而对对日本冷眼旁观的人也宽容的接受。中国的潮流与时俱进，80、90年代淡化仇恨，二十一世纪仇视日本，现在又同情的声音鹊起，明天会怎样，真的不知道。而我总觉得中国缺少太多有原则的人，观点不随时不随环境所变，而有太多投机的政客似的人物。辜鸿铭先生说当时的整个中国只有自己和蔡孑民先生最伟大，因为蔡先生考了翰林不当官去革命，其心就从未改变，而自己自从跟随张之洞保皇后，也从未游移过。

而作为中国人在看到日本地震时冷漠甚至幸灾乐祸有没有理性的成分呢？历史方面的理由就不说了，中国的教科书里讲的清清楚楚，虽然大多数内容都是瞎编的，但对日本的暴行还是做了比较真实的叙说。说历史好像总觉得对日本本身就带有了偏见，虽然说我对日本本身确实有偏见。不管怎么能说，就算日本历史上如何混蛋，事实上现在也很混蛋，但总归与其公民无关，准确的说与现在公民无关，我还是很替其心痛的。但如果说问我是否会对日本进行援助捐款，我还是会说不会。二战以来，日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的奇迹，人民生活水平远超中国，基础性建设更是无出其右。这次地震的能量是中国汶川地震的20倍，日本的人口密度比中国还大，但其预计的死亡人数是2万左右，而中国却确定的死亡人数就十万余，不禁令人汗颜。而我如果捐钱，也会捐给中国的贫困人口，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中国还有10亿绝对贫困人口亟待解决。如果我们都对日本捐钱的话，我感觉像一个院里的两家人，一家天天吃低保，一家天天大鱼大肉。而有一天吃大鱼大肉的那家的汽车出意外撞毁报销，吃低保的会因为他家的损失会而给他捐钱嘛？当然可能会由此有一种心理上的满足感，看看，你也有今天，爷给你钱的一天。日本缺得不是钱，如果中国出救援队救助队或者物资我还是愿意的，因为生命的意义远超过国界、政治和地域。但为了其他，我觉得还是自己比较重要。

虽然这样说有一点狭隘民族主义的意思，但人如国家或国家如人，人最亲的总是父母妻儿，不管是因为天生还是长期的习惯，人总是希望自己的国家或者说自己所居住的国家强盛，在此之前对他国是无暇顾及的，毕竟我们不是墨子兼爱无父式的人物。

我的一些话可能会使处于灾后敏感的善良的日本人民愤怒，特此道歉，因为在别人遇难的时候，我说了一些有理或无理不“人道”的有伤感情的话。可能也会引起一些国内愤青或自炳高尚的人的不耻，在此就没有必要对他们说什么了，因为说了什么，他们可能也不会理解。

最后对死于这次灾难的遇难者表示哀悼，愿伟大的尤其是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早日重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