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戀愛過的三位上海姑娘

李公尚

在中國，上海人無論走到什麼地方，都會成為與眾不同的一群，因而也就註定成為被非上海人議論的話題。在我生活過的世界其它許多地方，美國、日本、歐洲國家、阿拉伯國家等，依然隱約如此。上海人的崇洋不媚外，標新不立異，特立不獨行，好事不生非，單打不獨斗，是一向自覺良好的上海人顯露出來的城府和精明。這些氣質表現在外嬌內韌、秀外慧中的上海女人身上，又多了着眼實惠，據盈守成的矜持和隱忍。

我分別戀愛過三位上海姑娘，每位都別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從她們身上，我感受到了她們由上海文化底蘊孕育出的境界和追求。

一九七六年春天，我下鄉四年後被招工到一個在建的大型發電廠工作。不久，電廠派我到上海自動化研究所去學習中國剛研製成功的電子計算機的應用技術，那年我二十歲。一天下班後，我像許多上海人一樣，下了公交車，在路邊買了大餅卷油條，邊吃邊趕往上海工人業餘大學去聽課。快到時，一位也在業大聽課的姑娘叫住我，給我一封信，說剛才她下班出門時傳達室的人讓她捎給我的。信是我父親寫給我的，寄到了上海自動化研究所。他在信中讓我抽空去看望一位他在上海的老戰友姜伯伯。姜伯伯和我父親一同抗日，一同參加解放戰爭，一同隨部隊進入上海。之後姜伯伯被留在了上海，成了上海人口中的“南下幹部”。我父親隨軍繼續南下，先去浙江，又到福建，後來全體向北，去了朝鮮。朝鮮歸來，志願軍入駐山東，組成濟南軍區。父親信中說：姜伯伯和他是互相救過命的戰友。

星期天，我去了姜伯伯家。沒想到他是上海市儀表機械工業局黨委書記，正是我學習的上海自動化研究所的上級領導。寒暄未畢，姜伯伯被上海人背地裡稱為“北方侉子”的山東人脾氣發作了，拿起電話就打到上海自動化研究所，找書記和所長。傳達室的值班人員告訴他，所里星期天休息，書記和所長家裡都沒有電話，找不到。

姜伯伯隨即叫他愛人和女兒來和我見面，他愛人是上海人，優雅漂亮，看上去比他年輕很多，在上海工人文化宮工作。他女兒叫姜萍，和我同歲，精緻秀麗，在上海自動化研究所資料室工作。一見面他女兒笑着說：“我知道你，你去業大的聽課證就是我給辦的，你們外地人來我們所學習，很多事情都由我負責。”我認出來了，前幾天我父親寫給我的信，就是她捎給我的。

姜伯伯一家和我一起吃午飯，飯菜豐盛，但我不習慣他們家使用的小碗小碟。姜伯伯的愛人立即察覺到了，她沒按姜伯伯說的給我換成大碗，以免我覺得尷尬，而是拿來好幾個小碗，全部盛滿米飯放在我面前，方便我吃完一碗再一碗，不使我因頻繁盛飯感到不自在。席間，自動化研究所的黨委書記和所長分別打電話來，說是所里傳達室接到局裡的電話，立即用街道傳呼電話找他們，他們接到傳呼就打了過來了。姜伯伯告訴他們，要注重對外地來滬學習人員的培訓，讓他們多上機操作，一定讓他們學通弄懂。

此後，姜萍經常出現在我們培訓的教室和機房，像蝴蝶一樣飄來飄去，讓我們外地來學習的人見識了她的優雅和精幹。一次下班時姜萍見到我，說她爸爸讓我去她家吃晚飯，我告訴她不必了，我要去業大聽課，再說食堂的飯菜對我們外地人來說已足夠好了。那時一毛錢能買一份油燜茄子或燒素雞。一毛五能買炸帶魚或熘酥肉。兩毛錢能買到紅燒小排或四喜丸子。兩毛五能買豬肉大扒。三毛錢能買走油肉或浙菜扣肉，這是食堂里最貴的菜。這樣物美價廉的飯菜，對外地來上海學習的人來說，做夢都想不到。

姜萍得意的微笑着聽我誇讚上海的優越，和我一起乘公交車去業大聽課。她高中畢業沒下鄉，生活一直養尊處優，喜歡聽我講農村的艱苦。他對我初中畢業後下鄉，在農村四年自學了高中全部課程，還自學了英語，能翻譯圖紙資料，暗自敬佩，又心生疑竇。她和我轉車時，帶我在延安東路的一個車站下車，路邊恰好有一個書報商店，她進去買了一份當時給在華外籍人士閱讀的英文北京周報（Peking Review）和一份登載新聞的英文活頁文選，在我面前翻了一下，放進挎包，說是給業大的資料室買的，然後輕描淡寫地問：“你經常閱讀這類刊物嗎？”我答：“這是我第一次知道這些刊物，過去從沒有機會接觸過。”她說：“在上海，很少人買這類報刊，每期只出版幾百份，主要是給外國人看的。你要不要看一看？”說着拿出來遞給我。

這時我們等的公交車來了，我們上了車，我在車上翻閱這兩份刊物。我身邊一位衣着體面的老年人指着刊物問我上面登載了些什麼。我念了幾個標題，向他解釋裡面的內容。他問我在哪裡學的英語，我說下鄉時跟一位被下放的老右派學的。他感慨說：“你比那些被推薦上大學，又從我們華師大畢業的工農兵大學生水平強多了。”姜萍聽了，主動用上海話他交談起來，我一句也聽不懂。隨後的一路上，姜萍一直跟在我身邊，低着頭一句話也不說。

兩天之後，我在業大上完課回住處，下樓時遇到了姜萍，她說她和幾個女同事約好了要去外灘散步，問我想不想一起去。我說可以，她讓我和她一起等她的同事，但根本就沒有她說的同事來。等了一會兒，她說算了，不等了，我們先去吧。

外灘黃浦江邊的矮牆旁和連椅上擠滿了談情說愛的男女青年，姜萍驚訝地說：“哎呀！我晚上都不來這裡的，想不到這麼多人，在幹嘛呀？”說着，她把身體靠近了我，和我親密地聊着業大的課程。漸漸地她的右臂挽住了我的左臂，帶我融入在談情說愛的人群里。

這實在快得讓我措手不及。那個年代在包括像北京這樣的城市，即便結過婚的夫妻在一起走路，都是男的走在前面，女的跟在後面，身體決無接觸。而戀愛男女在一起走，更是一前一後拉開距離，遇見熟人就裝作互不認識。姜萍挽着我的胳膊，特別是雙手抱着我的胳膊時，我簡直驚嚇得大氣不敢出。我們在外灘散步了一個多小時，她讓我送她回家時，已經像周圍熱戀中的男女那樣，讓我左手拉着她的左手，右手摟着她的腰，耳鬢廝磨地往前走。

從此姜萍常在星期日約我去長風公園、桂林公園、動物園等處遊玩。每次出門前她都在家自製好酸梅湯，裝入用完後捨不得扔的汽水瓶里，再模仿紅房子西餐廳做的西點樣式，用炸饅頭片夾上炸雞蛋，再抹上芝麻醬自製成三明治，用時髦的點心紙包裝起來當作野餐。在公園裡，她選人少但引人注目的草坪，鋪上床單，擺上花傘和飲食，再散放上兩三本英文的《北京周報》，和我邊吃邊拍照。

她父母知道了她和我約會的情況，她媽媽非常擔心我是外地戶口，最終和她女兒走不到一起，給她女兒造成痛苦。但姜萍我行我素，說只要我身體健康，聰明好學，積極向上就夠了。她告訴她爸爸，我懂的知識，比大學生還多。那時她和我談論最多的，是她利用在資料室工作的便利大量閱讀過的當時還被列為禁書的外國小說中描寫的生活方式。

我在上海為期一年的學習結束了，離開時有說不出的惆悵，以為今後再也沒有機會來上海了，姜萍似乎無動於衷。三個月後，她突然身着白色絲綢上衣，下配一襲藍絲長裙，脖子上圍着黃色絲巾，足蹬肉色絲襪配白色皮鞋，亭亭玉立地出現在我們正在安裝設備的大型廠房裡。她的引人注目讓所有在場人員嘆為觀止。那個年代，她這身打扮讓人瞠目結舌。

她是出差給我們電廠專程送修改完善後的安裝圖紙的。她讓她爸爸為她爭取到這個機會，來看看我工作的地方。她媽媽同意她來，是想讓她體會到上海和上海之外的天壤之別，但她說她喜歡上了這個遠離城市的廠區。她在一片“快看上海人”，“瞧上海人那打扮”的驚呼和起鬨中，落落大方、目空一切地和我一起去食堂吃飯，一起飯後散步。廠里有許多工程技術人員來自上海，他們自成一體，鶴立雞群，但個個表現得樸實無華。姜萍的出現，讓他們無不喜笑顏開，甚至額手相慶，暗自為上海人驕傲。姜萍在我們廠招待所住了三天，珍惜和我在一起的每一分鐘，一有機會就和我擁抱依偎。離開時，她和我難分難捨。

她走後一直和我頻繁通信，說總有一天一定會和我在一起。一九七八年她和我同時考上了大學。她考進了復旦大學，我考進了北京大學。然而我們踏進各自的新天地後，彼此的志向和追求發生了巨大變化。儘管有兩個假期我們相聚在一起，游西湖，逛太湖，登廬山，但彼此的關係終究漸漸疏遠了。到各自四年的大學生活結束時，我們的初戀無疾而終。

我大學畢業後被分配到國務院一個部委工作，兩年後，我所在的局讓我跟隨局裡的趙副局長去上海，以所屬上海的對口局下面的外管處為班底，組建上海對外招商總公司。我們住在上海對口局的招待所，上海局辦公室一位叫柳欣的秘書負責和我們聯絡。

柳欣是一個甜美漂亮的姑娘，師範學院藝術系畢業，在局辦負責對外交際聯絡事務。她還擔任局機關的共青團團委書記，上海局全系統一年一度的員工運動會和職工歌詠大會，都由她主持舉辦。趙副局長的工作主要是掌握組建工作的全局和考察選拔人員，需要經常回北京，部里在上海這邊只有我一個人，具體工作由柳欣和我聯繫，我們的接觸多起來。

幾個月後，上海局內傳說柳欣在和我戀愛，柳欣聽說後開玩笑問我：“想不想弄假成真啊？反正也解釋不清了。”我對她的光明磊落深為敬佩。不久趙副局長見了我對我說：“我在部里就聽說了，這是好事。小柳人不錯，學舞蹈的，形象氣質都好，脾氣也好。你今年二十八歲了，聽說她二十四歲。平時我這個做領導的對你關心不夠。如果你們成了，將來她要去北京，通過部內系統也不是不可能。如果你調到上海來，那就更容易了。局裡讓你暫時到上海來工作兩年，擔任招商總公司的總經理助理，雖然是臨時的，但機會不錯。可以一邊工作，一邊戀愛，兩不耽誤。”

我和劉欣戀愛後，她每天上班都從家裡給我帶飯帶水果。下班後就去招待所幫我熱飯洗衣服。她要求的回報是我陪她逛街，她喜歡穿她自己設計並製作的前衛服裝，閃亮出行。她和我走在一起，經常一會兒幫我理理頭髮，一會兒又幫我整整衣服。她希望別人都羨慕她。

一段時間，上海局綜合處的柳處長經常晚飯後到我住的招待所來找傳達室值夜班的老王下圍棋，一下就是半夜，他太太有時來叫他回家他不聽，他太太就一直陪着他。由一次他太太見我和柳欣從外面回來，就大聲對看下棋的人說：“這就是部里來的那個新成立的公司總經理助理吧？現在年輕人戀愛，真是甜蜜得分不開。女孩子送男朋友回來，男朋友還不又得送女孩子回去？這樣送來送去的，到了天亮也沒個完的。”我聽了她的話有些反感，柳欣緊緊挽着我的胳膊，對我耳語：“別在意這些，別人愛說什麼說什麼。”

一次正在和老王下棋的柳處長見我自己從外面回來，就問：“沒和女朋友在一起？”我對他的話頗感不悅，就說：“已經送她回家了。很遺憾今晚沒讓你見着。”柳處長聽了，漫不經心地問：“你們新成立的公司好車不少，其他的處里連差一點的車都平均不上一輛，我見你經常自己開車出去辦事。在部里，局長上下班有沒有專車坐？”我說：”局領導工作時間外出有專車，上下班和普通工作人員一樣坐班車。“他聽了後說：”看來北京的局長還不如我這個處長。局裡的車給我們處里用時，司機們都主動接送我上下班。”

我對他說：在北京，局長算什麼！國務院現有六十八個部委局辦，這些部委局辦除了首長外，還有至少四到八個副職首長。另外還有人數不等的享受同級別待遇的專家、顧問。在他們之下，司局長一划拉一大堆，處長只是個大辦事員。另外，北京除了國務院的部委局辦外，還有中共中央各部室局辦，還有中央軍委、中顧委、中紀委、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等領導機構，這些領導機構每個都有十幾二十幾個所屬的部室局辦，都是部級或副部級。除了中央國家機關，北京還有北京市委、市政府、北京軍區，都比上海的級別高。還有解放軍各大軍兵種，每個下面也都有各自的部委局辦。還有八個民主黨派、工青婦、工商聯等十八個群眾團體的領導，都至少是副部級以上。北京不算離退休的，光現職的省部級和軍以上的幹部論堆數都數不過來，哪像上海，見個局長就撐破天了。

柳處長和老王怔怔地聽着，許久默不作聲。第二天晚上我從外面回來，見老王和局系統各區縣來局裡開工作會議的幾個幹部正坐在傳達室門前聊天，我問他怎麼沒下棋，他氣呼呼地說，柳處長輸不起，走了。那幾個區縣來的幹部正在議論柳處長白天在全局系統區縣幹部會議上大講特講的國務院有六十八個部委局辦和中央其它領導機關至少有一兩百部委局辦的重大新聞。老王指着我對他們說，柳處長說的那些，都是跟部里來的這位同志學的。

我聽了開玩笑問老王：“柳處長把我昨天聊天時說的話拿到大會上去講，不是要抓我的辮子吧？他天天來下棋，是不是在監視我？”老王說：“沒錯，他就是在監視你，還派他太太也來監視你。我早就看出來了。他來這裡下棋，是因為她女兒和你談戀愛，他探聽你下班後都幹些什麼，有沒有和別的女人交往。他還向我打聽有沒有女人給你打電話，還不讓我告訴你。昨天你說的中央那些事，把他給震住了，他今天見了誰都現學現賣一回。”

後來柳欣讓我到她家去過幾次，柳處長和他太太多次旁敲側擊地詢問姜伯伯的妻子，還有姜萍曾打電話約我去他們家做客的事。姜萍那時已經結婚，在上海一所高校當老師，每天在教自己兩歲多的孩子學英語。我告訴他們，姜伯伯和我父親是患難老戰友。從此，我每次去柳欣家，她父母都積極勸我調來上海工作，說在北京當官再大，也不如在上海實惠。柳處長告訴我，他出差、開會去過北京很多次，也去過很多其它外地，說起來，上海是全國最守規矩、最講原則的地方。我聽了訴苦說，局裡新成立的這個公司，無論從各處抽調來的，還是外面新招來的人，湊在一起幾十人，一天到晚抱怨待遇不如外企好，工作不如機關閒。柳處長聽了，說那好辦。上海人最講規則，有了規則，無論好壞，大家都會去執行。即便是規則對他們不利，他們也都會憋着不抱怨，因為不利對大家都不利，誰都別想好，就會覺得公平。所以你要辦什麼事，先制定規則，公布下去，就沒有人敢破壞。上海人是中國人里最好管理的人群，他們會在各種規則中小心謹慎最大限度地發揮個人的聰明才智，出人頭地。我聽了，非常佩服柳處長的真知灼見。

我和柳欣戀愛一年多，如膠似漆，卻一直不能談婚論嫁。因為她媽媽有話在先，在我調到上海之前，不同意她和我結婚。柳欣是個溫柔聽話的姑娘，認為她父母為她安排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後來她媽媽為了督促我辦理工作調動，一次突然到我住的招待所房間去查看，發現了她女兒洗涼在我房間裡的一件內衣，於是規定以後柳欣再和我約會，不許去我住的招待所，只能到她們家來，或者去公園、外灘等人多的地方。

兩個月後，我突然接到通知，讓我回部里去。不久，我被派往西藏去支教三年，柳欣和她父母認為我不可能在回到上海。於是我和劉欣的戀愛，也就漸漸壽終正寢了。

一九八九年，我從西藏回到了部里，被提為副處長。這時我已經三十三歲了，依然單身一人。前幾年帶我去上海的趙副局長，早已被提為局長。一次，他帶我去參加國務院召開的一個軍地兩用技術工作會議，會上，因為工作關係我認識了一個叫任嫣的姑娘，上海人，二十五歲，在軍隊的外語學院畢業後分配到北京一個軍隊科研所做資料翻譯。趙局長有意讓我和她多接觸，我對趙局長說，前面我談過兩個上海姑娘，都沒成。現在這個上海姑娘年輕漂亮，更沒戲。再說，她是學外語的，學外語的哪個不想着出國去找老外？趙局長說：這你可就錯了。上海人到了外地可就不一樣了，無論在哪裡，基本上都是比較出眾的。很多單位挑人，就喜歡要上海人。上海人嚴謹，謹慎，自律，節儉。我看這個任嫣就很樸素。

在會上我和任嫣接觸了幾次，沒想到她對我印象很好。會後我們開始戀愛了。她的工作單位在北京郊區，每天有通往市內的班車接送人員上下班。她每個周末都乘班車到我的住處來。每次她到市內下班車後，都先找個地方脫去軍裝，換上她喜愛的時裝。我見她每次都背一個大背囊裝衣服，問她為什麼要這麼麻煩，她說她已經穿了七八年軍裝，穿夠了。我問她當年為什麼去考軍校，她說當年她高考成績很好，軍隊院校優先招生，她就被挑上了。當時她怕如果不去，被軍隊院校退回去，就去不了好的地方院校，只好去了。

和任嫣戀愛了半年多後，任嫣突然提出要和我利用五一節假期去青島旅遊。去旅行的前一天，她買了很多雞蛋、麵包和果醬，到了我的住處加工成茶雞蛋和三明治，準備好在路上吃，這讓我想起了我的初戀姜萍。不由感慨，我交往的三位上海姑娘，都具有“少吃飯省個菜，買朵花頭上戴”的特點。

到了青島，任嫣讓我和她一起住在她親戚家，我覺得住別人家不方便，堅持住賓館，她卻說反正都要去看她親戚，如果她親戚知道了她和我未婚就住在一起，會看不起她的。於是我只好和她一起去她親戚家。沒想到在她親戚家，遇到了任嫣的父母也來青島旅行。任嫣告訴過我，她父母都是上海一所大學的老師。我知道這種巧遇是蓄謀已久的，於是我白天陪同任嫣和她父母去各處遊覽，晚上任嫣和他母親住在她親戚家，我和她父親去住旅館。

任嫣一家和我相處的很愉快。遊覽到高興處，她父母問我想沒想過要出國，我說如果單位有公派的機會，我一定會去。任嫣的父親說，任嫣是學外語的，不到國外去看看，有些可惜。八十年代，在他們住的大學校園裡，誰家的孩子沒考上大學，父母就覺得丟人。到了九十年代，誰家沒有孩子出國，也覺得抬不起頭來。他們希望任嫣如有機會，出國去看看。我說，任嫣是學外語的，在中國算是特長。現在她在單位，負責資料翻譯，正是學以致用。如果到了國外，人人說外語，她就學無所長了。

五一假期的旅遊結束時，任嫣的父母表示對我很滿意，希望我和任嫣認真相處下去。但是回到北京的幾個月後，任嫣漸漸和我疏遠起來，有時一連幾個星期都見不到一次面。我給她打電話，她說最近特別忙，沒時間見面。這樣又拖了幾個月，我突然接到任嫣從上海給我寄來的信，說她不想再在軍隊工作，已經轉業回到上海，抱歉沒有和我商量，希望我把她放在我家裡的睡衣拖鞋和其它私人物品全部處理掉，她以後不會再回北京了。

我給任嫣寫過幾封信，再沒有得到她的回信。一年多後，她給我寫來一封信，告訴我她回上海後，她父母給她介紹了一位在他們大學裡學習中文的澳大利亞留學生，她和那位留學生戀愛結婚後，現在已經移民澳大利亞了。希望我過的好，忘記她。

大約兩年後，已經離休一年多的趙局長給我打電話，讓我到他家去。當時我剛被提拔為局長助理兼局辦主任（正處級)，以為老領導找我有事前去處理，趕緊去了他家。見面之後，老領導說他老伴兒要給我介紹一位女朋友。那時我已經三十七歲。他們為我介紹了一位在座的北京姑娘，二十七歲，清秀白淨，笑起來非常甜蜜，紅紅的嘴唇露出一口整齊潔白的牙齒，是北京一所大醫院的兒科醫生。趙局長說，這姑娘因為身高一米八，所以一直很難找到合適的對象，做父母的很着急。趙局長的老伴兒讓我和她站在一起比一比身高，我比她高三厘米，但卻顯不出比她高。沒想到那位姑娘大方爽朗地對我笑着說，今後和你在一起，我決不穿高跟鞋。

在趙局長家裡一起吃飯時，我才知道，這位姑娘就是趙局長的女兒。我和趙局長開玩笑說：如果十年前您帶我去上海那會兒，把您女兒介紹給我，我就不用繞那麼大圈子了。趙局長說：胡說什麼！那時她才十七歲，正上高中呢。他女兒笑着對我說：“如果那時你敢和我戀愛，我會一腳把你開得很遠。我上高二時是北京市業餘體校女子足球隊的守門員呢。”

半年後我和趙局長的女兒結了婚。

（本文根據當事人口述采寫）

2022年4月30日

於美國華盛頓特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