茱莉亞音樂學院的高才生在哪裡？-Charls叔叔-萬維博客-萬維讀者網（電腦版）

前幾天，應友人相邀在紐約外百老匯（off B‘way show）看一個名叫《Oliver》的音樂劇。它是由一個叫做Naap的非盈利團體組織演出的，滿台的演員都非常年輕，也非常專業，看得出都是科班出身的，但他們都屬於非職業演員，也就是說，他們都有自己的第一職業。演出結束後，我們和女主角，也是前《西貢小姐》的女主角Ann Lee在一起聊天。我隨意的問她，你不上舞台時主要的工作是什麼，她說在家帶孩子。

去年回國，在北京與幾個搞藝術的朋友聚會吃飯。其中一個是在中國京劇院拉二胡，人家好歹也曾經是中國戲劇學校的高材生。席中，該友人嘆息，劇團一年演不了幾場戲，大批極有才華的年輕演職員長年賦閒，經濟上當然也就日見窘迫。幾聲嘆息之下，甚至透露移民的願望。

也是在北京，我的一個親戚孩子請了一位鋼琴家教，一問之下，原來是美國茱莉亞音樂學院的榮譽畢業生，她的收費可不低喲，每課時400大洋。我問她有回國後沒有舞台表演的機會，她搖搖頭說，像她這樣的鋼琴師，北京的大小劇院大把大把的。可見也是魚和熊掌難以兼而得之。

在美國，像茱莉亞學校這樣的音樂教育部門成百上千，每年的畢業生，有幾個進了紐約大都會歌劇院或者波斯頓管弦樂團？即使是有幸和商業公司簽約，往往就是三至五年的合約，之後就得再某出路。

可見，科班出身的音樂人才的過剩，乃是世界性的問題。

與音樂劇《Oliver》的主角，也是《西貢小姐》前主角的Ann Lee在演出結束後。

2，中美音樂體制對比：宋祖英和麥寇傑克森
從1950年至1980年的30年中，中國的所有音樂人才都是“國家幹部”。雖然錢不多，可過日子得悠閒。

在官辦體制的卵翼之下，像宋祖英這樣的人物乃是特例。那是因為有限的國家資源只能傾力打造一個或幾個人的藝術生涯。因此，宋祖英現象不但是極具中國特色的文化現象，同時也是中國歷史上絕無僅有的文化現象，以致她不得不長期背上了一個顯赫政治背景的黑鍋。

到了美國，情況大相異趣。音樂和政府半點關係都沒有，除了一些艱難維持的大型音樂劇團，與廣大觀眾息息相關的是成千上萬的“草台班子”。一個有趣的事實是，這些草台班子的音樂人可能多數不是從音樂院校出來的。從網上可以發現，歷來美國最大牌的流行歌手竟無一人是音樂科班出身的。堂叔以為，麥寇傑克森如果是歸中國政府管的，就絕對不會險些吃官司，也不會死得這麼早。因為他至少會是一個“正部級”歌唱家，而且很可能會是總政歌舞團的團長，少將軍銜，有病會住在北京301醫院，而不是任憑那些江湖醫生的擺布。

3，音樂專才在哪裡
音樂專才大致分為器樂，聲樂，音樂理論（包括指揮和作曲）和管理方面的人才。他們畢業以後，大致可以分成職業，半職業和非職業音樂人。

職業音樂人是指那些有幸進入大小職業音樂團體的演職員以及自立樂團並以此為生的人。半職業音樂人是指大學音樂教師，這些教師往往是在與專業劇團的合約到期以後轉業過來的。如近十年內回國的，目前在國內的音樂院校執教的大歌唱家迪里拜爾，劉寧，張建一，劉躍等。剩下的如中小學音樂教師包括家庭音樂教師等，更不要說那些徹底改行的人們。除了第一，二類人員，其他的人們可能終身無緣音樂舞台。這還不如一些業餘音樂團體，他們雖然只是借教堂或人家的地下室唱唱，觀眾也都是一些退休耆老，但畢竟和舞台表演扯上了那麼一些關係。

4，中國：音樂體製發生了質的變化

中國改革開放的一個顯著成果便是藝術體制大步地掙脫了政府的桎梏，而代之以民間音樂團體的興起。如果說在改革初期，個體戶”音樂尚不得不擔驚受怕地在夾縫中求生，今天的情形已有極大的改善。迫於時代的進步，官方壟斷的電視台等新聞機構以及徹頭徹尾的官僚藝術機構如中國音協也不得不大幅度地讓步，個體音樂團體開始被允許在某些官辦音樂專題節目中亮相。

5，我所推崇的歌手趙鵬和他的“驚木堂”樂隊
國內的個人樂團已經遍地開花數不勝數了。有一些是大家早就熟悉的，如刀郎樂隊。今天，我要介紹的是歌手趙鵬。

趙鵬是一個難得的男低音歌手，素有“低音炮”之稱。他畢業於廣州星海音樂學院，後來與其他音樂人組成驚木堂樂隊；近年來，音樂做得風生水起，廣受關注。他的《殤》有如一曲警世恆言，自編的詞曲好聽的伴奏以及他優雅的演唱，低音厚重委婉，高音盪人心魄。他用音樂喚起人們對人類環境的關注，令人嘆為觀止。請聽《殤》：

下面是我唱趙鵬譜曲的《葉塞尼婭》。該曲是時尚的爵士風格，用原調演唱，驚木堂樂隊伴奏。以勾起大家對上世紀80年代電影音樂的回憶。希望大家喜歡。

音樂，就應該是優雅的，時尚的，民族的---紐約堂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