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世紀的師生情

——悼念劉士海校長

文/陳湃

今天接到友人微信，說劉士海校長已於2018年4月5日在加拿大多倫多逝世，享年90歲。看到這噩訊，我暗然下淚，半個多世紀的師生情，一幕幕地湧現在眼前，不期然寫下這篇悼文，以寄託我的哀思。

1960年6月，我們柬埔寨華僑公立學校十幾個學生，懷着學好本領建設祖國的強烈願望，回到中國學習。首先接待我們的是“廣州石牌歸國華僑補習學校”。

幾周后，我們中有五六個人被分配到雲南昆明僑校，留下的編入初中三年級一班學習。兩個多月後，我們的人又有五六個分配去湖南長沙學習，剩下我一個人留在補校當“種子”。當時正是三年大饑荒，餓死不少人，分到正規學校的僑生糧食要定量，只有留在補校的沒有定量，可放開肚皮吃飯，似乎是變相的照顧我。

我班的班主任是李德禮，是從南非歸國的老師；輔導員是劉士海老師，他是山西人，夫人是是陳秀娟老師，是從馬來西亞回國的僑生，負責新生的接待工作。劉輔導員體格魁梧，但性情和藹可親，很會做思想工作，同學們有問題都樂意找他交心，他對我很好，我也很敬重他。

1961年夏天，學校宣布要分配一批學生去上海。上海是大都會，人人都想去，但名額很有限，僧多粥少，條件嚴格。一是要有親兄弟姐妹在上海學習，屬特殊照顧；二是要有經濟能力，一切費用自付。符合這兩條標準的，才會考慮之列。而我在國內無親人，又是公費生，當然沒有條件。當時印尼排華，回國的學生很多，補校時有人滿之患，分配學生到正規學校學習，那是常有之事。對分配問題我也從來不在意，每次分配表態時，我都寫上“絕對服從分配”六個字，分配我到哪裡也可以，但老是輪不到我去。

記得分配放榜那天上午，班主任與劉輔導員叫我到他們的辦公室幫處理一些事。到11點放榜時，他們叫我同他去看放榜，我說這事與我無關，我不肯去，可他們硬要拉我一起去。只見我們班中只有三個人榜上有名，其中有我的名字，使我莫明其妙？我問劉輔導員，是不是學校寫錯了？他說這樣重大的事，學校哪會搞錯。

回到班中，有不少同學在起鬨，責問班主任與劉輔導員：為何沒條件去的陳旺祺（這是我的真姓名）榜上有名，而他們有條件去的卻都名落孫山？說他們偏心，處事不公！班主任只能說這是學校決定，非他們能作主，請大家服從學校分配。

我也覺得得分配不公平，為了平熄眾怒，我到校務處去請求把我位子轉讓給有條件去的人。不久，劉輔導員來做我的思想工作，他說“你已留校一年，表現不錯，學校這次分配你去上海，當然有原因，你要起模範帶頭作用，不要辜負國家對你的關懷。”他還說：“至於一切費用，由學校辦理，你安心去就是。”我聽到“帶頭”“關懷”四字，心中已明白，於是我安心地去上海了。

到了上海，我被分配到名校“控江中學”，編入高一（1）班，學校指定我當班長。不久又批准我加入共青團，選為團支部組織委員。我寫信回廣州華僑補校向劉輔導員匯報。他非常高興，回信鼓勵我繼續努力，爭取更好的成績，不要辜負補校與國家對你的期望。在高中的三年中，我一直當班長，還發展了不少團員。

高中畢業後，我去了福建泉州“華僑大學”學習。在文化大革命前夕，我被調到福州軍區，先後隨瀋陽軍區“中國空軍高炮一師”和廣州軍區“陸軍高炮七十師”兩度入越參戰，實行“援越抗美”，直到1969才勝利完成援越抗美任務，轉業到廣州名校“廣雅中學”任年級組長（連長）。在整個文化大革命高潮中，我都在越南打仗，沒有參加過文化大革命。

自從離開上海後的六、七年中，我已失去與劉輔導員的聯繫，直到1970年的一天，在廣州一酒家中偶然同劉輔導員與陳秀娟老師伉儷重逢，這時我才知道廣州華僑補校已關閉，他們轉到地處華僑新村的第二中學任教。這時，劉輔導員不但是我的老師，還是我的同行，關係更加密切了。

1973年我到了香港，1983年我來巴黎定居，從此我與劉老師又失去聯繫。大約在1986年或1987年，內子（張鳳興，同我一齊回國進補校，也是劉輔導員的學生）在一份舊報紙中得悉劉士海已是華僑補校校長。我聽到這個消息，心情很激動，馬上寫了一篇《華僑補校新校長》的文章，刊登在北京《中國建設》雜誌上。劉老師見到後很高興，但不知作者陳湃是他哪個學生？後來他寫信去《中國建設》雜誌，才知道陳湃就是他的學生陳旺祺，馬上寫信來巴黎同我聯繫，闊別了十幾年的師生又聯繫上了，雙方當然是很高興。他信中告訴我，石牌補校現在已搬到瘦狗嶺，改為“中國語言文化學校”，繼續接待僑生回國學習。

1989年，我應邀回北京人民大會堂，慶祝新中國建國四十周年大慶後，南下上海、杭州、廣州考察。劉校長與夫人陳秀娟老師坐着他們的專車接我回瘦狗嶺“中國語言文化學校”的招待所住幾天，共敘別後之情。在那裡，我見到學校的一切皆整整有條，來自世界各地的新僑生朝氣蓬勃地在學習，學校已恢復了昔日的面貌，心中很高興。

1995年，我接到劉校長寄來的一本《我的母親》新書，此書是“香港中國文化館”出版，是劉校長與香港中國文化館的友人合作編輯的。書中記載着各行各業的名人回憶自己母親的文章，如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及軍政人員蔡鍔、蟻美厚、秦牧等等。劉校長叫我寫一篇自己母親的文章寄去給他，說此叢書要編五、六本的。我看到約稿，嚇了一驚，我是一個無名小卒，拙文哪敢登大雅之堂？但經不起他“蘑菇”戰術，我只好寫了一篇《平凡而偉大的母親》寄去，他把此文編入第四冊中，並讚揚我母親“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不久，我因搬家，又失去了他的聯絡地址。

進入21世紀的千禧年，我與內子去加拿大多倫多探親，突然發現劉士海校長與陳秀娟伉儷在多倫多，他們是退休後隨其長子去定居的。真想不到我們又在北美重逢，當然是喜不自勝，此後我們還在多倫多見過數次面。劉校長曾幾次表示過要來巴黎見我，可是始終因事都未能成行。

劉校長抵加後，憑着他廣泛的人脈，交遊廣闊，仍做着愛國主義的工作並成為書法家。我寄去的《巴黎中華文學》雜誌，他都仔細閱讀，多加指點，對我的拙作，鼓勵有加。從此，聯繫更密切，書信來往不斷。

大約2010年左右，他來信說，他與老伴已在一間華人養老院落戶，生活、保健等方便得多，從信中可以看出他的喜悅心情。但這幾年來不見他來信，我曾寫過信去向他問好，可是不見他有回信，思念之情常在我心中。近日才知道他已離世。半世紀師生之情從此人天兩隔，痛苦心情可想而知！

不過人活到九十歲已算高壽。劉校長一生獻身於教育事業，鞠躬盡瘁。況且人緣好，可說是桃李滿天下。出殯之日，五洲不少親屬、友人專程多倫多送行，極盡榮哀，可說是走而無憾。我想劉士海校長到了天國，一定會在教育戰線上繼續完成他的未竟之志的。

 2018年6月12日天巴黎

（2700字）

注，讀者如認識劉士海校長，請把此文轉給其家人，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