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桢市五朵金花今何在?
文/ 陈湃
左起:秦爱容、 吴少梅 、张凤兴、 庄文美 、秦况章。
1958年,柬埔寨柴桢市华侨公立学校要增开初中班。如果在中国,初中班只是个小儿科,但对当时柴桢市来说却是一件大事,相当于最高学府了。因为当时的柬埔寨政府对华文教育管得严,只准办到初中。首都金边的华校最高学府端华中学,也只办到高中,而且是偷偷办,改名换姓,把它叫做专修班。
柴桢市的初中班有24位学生,其中只有5个女同学,人们把她们称为五朵金花。这五朵金花以其独特的学习才华,展示在人们眼前,赢得当地华人的赞赏。 金花之一是张风兴 张凤兴是柴桢市广利昌号东主张权先生的掌上明珠。她大眼睛,高鼻子,瓜子脸,齿白唇红,标准身材,端庄贤淑,似洋娃娃,是公认的首席校花。她从小学起,逢考必甲,成绩优异。她是学生会主席,品学兼优,才华出众,文笔犀利。但世事多是一物治一物,自从我插入初中班后,成为她的克星。每个学期考试,我们两人各出奇谋争取考第一名,成绩多在99分左右,胜负只差一、二分,不是她赢,就是我胜。在学习上,我们是劲,是死对头。
我们不但在班里斗,还在金边《棉华日报》副刊上斗:她的《慈母泪》文章很出名,轰动学校;我的看图作文《突然归来》,也使报社总编跌眼镜,以为是大作家而邀请我参加报社社庆,但他哪里知道这是一个初中一年级的黄毛小子写的。初中二年级时,我们两人还斗到柬埔寨王国教育部:班主任安排我们去考华文教师证,结果又打个平手,双双取得教师证回来。 初中毕业后,我们竟然不约而同地一齐回国升学,最初进入广州石牌华侨补习学校,又编在同一个班。可是几个月后,她就被分配到湖南长沙女四中,不然我们可能又斗得死去活来;一年后我被分配去上海控江中学读高中,从此两人基本上没有联系。后来她考入湖南湘雅医学院,成为一名出色的医生;我考入华侨大学,后随中国人民解放军到越南打仗,实行“援越抗美”,成为一名军官。转业后到广东广雅中任教,成为一位人民老师。
万万想不到我们这对“小冤家”,在国内经过十年周折后,竟然成为夫妻,真是不可思议,天公也实在太会作弄人。 她与我结婚后,被特别照顾分配回广州工作,因工作出色,受到广州教育系统的表扬。后来我们迁居香港,她在港开了10年医务所,赠医施药,获得好评。1983年,我们定居巴黎至今,育有两个儿子,都是高级工程师。
自从结婚后,我们不再斗,转为共同奋斗了。我有一阕浣溪沙词为证。词曰:
世事如棋费品评,五洲处处可飞腾。管它泛梗或浮萍。 几代推崇人老老,半生幸享我卿卿,孩儿自爱足怡情。 金花之二是秦爱容 秦爱容是柴桢市辗米厂商秦南的独生女。她学习努力,成绩中上,在女同学中,只败给张风兴,排行第二。她生得珠圆玉润,笑口常开,性情和蔼,平易近人,思想开放,作风大胆。在当时的守旧社会,她竟然敢公开地与同班同学张永周拍拖,天天出双入对,羡煞了旁人。但后来不知何故,竟然转去跟班主任周学明老师谈恋爱。她毕业后留学当小学教师,后与周学明校长(周后来升校长)结婚。听说张永周同学因此而终生不娶,痛苦一生。
在周秦结婚时,一些不满周横刀夺爱的同学,竟然在金边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大幅“不愧良师”的祝贺结婚之喜的广告,气得周校长暴跳如雷,马上派人把当天的日报全部买下烧毁。周秦结婚时我已回国,不知此事,十几年前,有个定居巴黎的张同学亲口告诉我,并说始作俑者就是他,他现在仍居巴黎。
1970年朗诺政变后,柴桢市华侨公校被封。西哈努克在北京号召人民揭竿而起反对朗诺政权,周学明秦爱容夫妇进入解放区搞华运。柬共头子波尔布特夺取政权后,他们逃到越南西贡,但随即遭到越南当局的扣留审查,后来到了加拿大温哥华定居。可能是助柬共而被柬共驱逐;助越共而被越共审查的原因吧,他们从此不问政事,也断绝与亲友的联系,过着隐居生活。五六年前,巴黎一友人把他们的电话给我,叫我打电话给他们。电话通接通后,周秦同我和内子聊了一会。我把传真号给他们,请他们把地址传来,以便日后更好的联系,他们答应了,但后来没有消息,从此我们断了联系。近日打电话给他们也不通,可能电话号码改了。 金花之三是吴少梅 吴少梅是柬、越边境仕孚市的谷米商吴玖先生第三女。吴玖育有二男三女,除长女嫁与当地华人外,其余四人全部送回国读书,可说是个爱国商人。如果说秦爱容珠圆玉润似杨贵妃的话,则吴少梅就是赵飞燕了。她长的娇小玲珑,清秀活泼,能歌善舞,交游广阔,牙尖嘴利,身边常有些狂蜂浪蝶跟随,学习成绩中上。她唯一的缺点是对人严,对已宽,喜欢教训别人。她读到初二上学期,就与其弟吴庆云和几个同学回国升学了。
时隔半年,我亦回国,在广州石牌华侨补校遇到她,我们又成为同班同学。记得我刚到补校几天的一个晚上,她就拉我到一个黑暗处“谈心”。她说现在是困难时期,叫我“相信党、相信组织。”我问她是什么党?她说在中国只有共产党,党就是共产党。我说,那致公党等不是党吗?她答不上来。“组织”对我来说是个从来没有听过的新名词,于是我又问她什么是“组织”?想不到她又答不上来,哑口无言。尽管她回国已半年,是补校的文工团员,是个积极分子,但她的政治水平看来比我这个新同学高明不了多少。
一年后的1961年,我被分配到上海控江中学,想不到在名单中也有吴少梅在内。到了上海,我被安排在高一(1)班,她在高一(2班),两个课室只有一墙之隔。
屈指一算,在五朵金花中,我与吴少梅最有缘,在一起学习的时间最长。在柴桢的两年半中,我们不但是同学,而且同住在一层楼(吴少梅与几个男同学租了我姐的二楼住,当时我也住在那里),在广州补校一年,在上海三年,共六年半。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们互相尊重,互相勉励,互相关照,情同兄妹,她总是叫我“祺哥”。特别在上海的三年中,可能她身体不太好,学习成绩不是很理想,使她从一个喜欢训人的活跃份子,转变成一个消沉的人。她有事也常找我谈心,但已不是训我,而是要我鼓励她,解决她的思想问题。
1964年高中毕业后,我考上福建泉州华侨大学,她被保送到北京外语学校读日文,从此我们失去联系。
1969春天,我从越南战场转业回广州后,被安排在广东广雅中学任连长(年级组长)。那年夏天她来广州找到我,她是在北京毕业后到广东潮州军垦农场锻炼的。广州已是夏天,她仍穿着一条棉裤,说膝盖有关节炎。看到她情绪低落,我只好安慰她。我对她说:我已同金花之一的张凤兴确定关系,准备结婚了。她听后有点惘然地望着我,面色顿时有点青白。可能她有点不相信。因为在她的心目中,我与小张是学习上的死对头,不可能成为夫妇的。傍晚,我在酒楼请她吃一顿饭,为她送行。但那是一顿最沉闷的饭,她从头到尾都沉默地不出声,呆呆地望着我,好似有很多心事。后来听说她嫁给一位年纪比她大,而她不大喜欢的印尼侨属Z先生。
七十年代中,她也到了香港定居。有一次她带了她的女儿小敏来我家探望我。真巧,我的儿子也叫敏。 我来巴黎定居后,每次到香港时都有去探望她。她住在黄浦新村,但每次我去探望她时,她都在附近酒楼接见我,从不肯带我到她府上,所以直到现在,我还没有见过她先生的庐山真面目。
十几年前,她曾到巴黎来与一班旧同学会面,我们相叙甚欢。近年听说她女儿嫁到新加坡,她也移民到那里,从此又失去联络了。 金花之四是庄文美 庄文美是柴桢市庄中商宝号的娇娇女,在五朵金花中,她是唯一的一个潮州人。她生得瓜子脸,大眼睛,性情和顺,笑口常开,说话得体,谦虚有礼,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式靓女,与她交往如沐春风,没有被“教训”的感觉。她学习努力,成绩中等。每到学期考试时,她常找张凤兴或找我与他一同复习功课。初中毕业后,她留校当小学教师,后与蔡敬仁老师结婚。蔡老师是我们班数学与美术老师,他没有架子,与那些“跳皮”学生融洽,故结婚时没有遇到在报上刊登“不愧良师”的“劫难”;阻力只来自女方家长,认为不应该师生恋,但也顺利过关,婚后育有一女。
朗诺政变后,蔡庄把女儿留在婆婆家,他们两人去参加华运,反对朗诺政权。巴黎周德明先生以遥思的笔名出了一本揭露柬共暴行的书,叫《叶落湄江》。书中提到蔡木者,有人说是蔡敬仁的化名。柬共取得政权后,蔡庄夫妇逃到越南西贡,听说蔡敬仁老师也被越共找过麻烦。1983年我来巴黎定居时,已见庄文美与其女小红在巴黎,但蔡敬仁老师仍留在越南。当我遇到久别重逢的庄文美时,感触良多,写了一首诗赠她,诗曰:
小小弹丸是非多,无情总把有情拖。 投笔疑将异国改,挥戈即被赵爷磨。 逐虎引狼狼胜虎,驱魔迎佛佛愈魔。 从今莫理他人事,洗涤烦愁塞纳河。 注:诗中的“赵爷”,是《阿Q正传》中不准别人革命的赵老爷,暗指柬共。
在巴黎第一次见到庄文美时,她把以往叫我“祺哥”改成叫“祺叔”。她改口的原因是她的弟弟庄文典与我的侄女陈玉珍结婚,她要随其弟叫我,真有点鲁迅后来与润土的关系,使我很不自然。于是我也改口叫“师母”回敬她,这是她最不愿意听到的。我这样做的目的,是想她像以前那样以平等的同学关系互相称呼我。
1996年,我从巴黎回到阔别了36年的越南西贡探亲,想不到在一群接机的亲人中夹着蔡敬仁老师。久违了的蔡老师仍如昔日一样潇洒,只是把蔡敬仁改成蔡敬人,这可能是华运时“热爱人民”的革命体现吧!我回程时他又到机场送机,体现了深厚的师生情。可惜前几年他已在越南作古了。
虽然两地相隔万里,夫妻离别30多年,但庄文美对蔡老师的感情永笃。现在她已退休,且申请到政府廉租屋住,可说是安享晚年了。 金花之五是秦况章 秦况章是柴桢市辗米厂商秦齐的女儿。秦齐与秦南是堂兄弟,因而秦况章与秦爱容是堂姐妹。秦爱容是个胖姑娘,秦况章却是个瘦骨仙。秦况章的左眼有点斗鸡,但这刚好有一种吸引人的媚态。她为人诚恳,胸怀坦荡,一片天真,常开玩笑,与世无争,学习努力,成绩中上。在初中的三年中,不见她有恋爱迹象。正因为她纯洁,常给人作弄她,但她从来不生气,把一切当成玩笑。有一次班中的一个“跳皮精”,看到我的笔名中有个叫陈臻,似乎发现新大陆,说我对秦况章有意思,其根据是臻字拆开来是“至秦”,使我啼笑皆非。但在他满口雌黄的鼓动下,班中有些人可能相信的,但不知此事是否传到秦况章的耳朵中。是的,在五朵金花中,无论是燕瘦环肥,个个都优秀,人人都是我羡慕的对象,但当时我只一心向学,不考虑其他事。回到国内后,更志在高山,志在流水,志在边区,志在军垦,无论在高中还是大学阶段,我都没有与谁真正谈过恋爱。我与金花之一张凤兴的结合,还是在1969年越战凯旋归来,转业到广雅中学任教之后。
1960年初中毕业后,秦况章与张凤兴和我等十几个同学回国升学(回国后自改为秦凤章)。1961年我与吴少梅去上海后,只有她一人仍留在广州华侨补校,我到上海后就没有与她联系了。后来听说她在补校两次考不上大学而被分配到韶关英德茶场。按照秦况章的成绩,是没有理由考不上大学的,原因只能是政治问题,因为她有个哥哥在台湾读书。在那个年代,海外关系决定一切,尤其是有人在台湾,那更成问题了!
1968年秋,我从越南战场回广州休假两个月,与我同回的一个战友家在英德茶场,他约我中途在韶关下车,转到茶场玩几天。在那里,我见到秦况章和班中的几位女同学。她看到“失踪”了七年的我,穿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官服装出现在眼前,使她吓了一惊,有点惘然,眼圈随即发红,沉默无言。我见她一天到晚劳动,只赚到两三角钱,实在可怜。她帮我的SONY牌收音机精心地制了一个外套。这个套我一直保留着,直到1973年底出香港时,才把带套的收机送与亲人。不过她命运好,到茶场不久,就嫁给一位同在茶场有钱的印尼侨生巫先生,在广州河南买了房子,常走在茶场与广州之间,减少了劳动时间。几年后,她到香港居住,总算脱离苦海。
1975春节,秦况章带了她的夫婿巫先生与她的儿子小华到我家拜年,才知道他们在香港筲箕湾置了物业。可能有碍于巫氏家族吧,她没有请我们的同学到她家中玩。
2004年,她知道我与内子到香港,特地请我们到她的家住几天。当时听说巫先生去世不久,为了慰问她,我们依时从元朗到她家住两天。傍晚,她与儿子、儿媳在酒楼为我们洗尘。她的儿子小华是音乐界名人,曾留学澳洲,婚后居九龙将军澳。巫先生走后,她一个人住两房一厅的大屋有点清冷。
当晚,她一定要我同她通宵夜谈到天亮,不得睡觉,我欣然答应。她告诉我,她父母兄弟妹妹等一家近十口人,全部被波尔布特的柬共杀害了,现在只有她一人还活着。看到她现在又是“文君新寡”,我不禁黯然下泪!以后她说什么,我一点也听不进、记不清。直到凌晨两点,内子早已去见周公多时,她还滔滔不断地说下去。因为时差未过,后天又要去澳洲,我实在坚持不下去,只好上床睡觉。第二天分别时,她还悻悻地说我失约,没有做到通宵夜谈,要求我们以后再到香港时,一定要去见她。但这些年来,我们没有机会再到香港,只能从电话中向她问候。可喜的是,她的身体与生活过得很好。
在五朵金花中,算秦况章经历最坎坷、最惨,然而她仍然坚强地活下去。她胸怀坦荡,一片天真,常开玩笑,与世无争的少女时的性格仍然保存,在表面看不出她内心有何痛苦,可能她“已惯于长夜过春时”了。
初中毕业后的五朵金花,各人都带着豪情走向更高的理想。回国的三位金花却遭遇到三年大灾害,文革等浩劫;留在“和平绿洲”柬埔寨的两位金花,也万万想不到会遇上一场灭顶之灾的战火。尽管如此,她们仍然似劲松那样挺立着。虽然岁月消磨,但情怀依旧,还在香港、新加坡、法国、加拿大等地发出艳丽的晚霞,做出不愧于柴桢市华人的事。
陈湃 2013年6月6日作于巴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