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舊日苦

牢記階級仇

1979年正是毛澤東死後的第三年，中國向哪裡去？ 每個人都在思考這個問題。

那時候，整個國家剛從毛澤東殘酷的階級鬥爭中步出，人們一面面臨着物質供應的極度短缺，一面面臨着可能有的重大政策變化的前夕，有着一種雖然日子難，但是希望就在前面的朦朧感。當時，一個個科學大會，技術大會在報紙上以巨大的黑字刊出，四個現代化的口號叫得振聾發聵，雖然對於將來的中國到底怎麼樣誰也說不清楚，但是空氣中大改革即將來臨的山雨欲來風滿樓的氣息，幾乎使人人都感染到了等待的激動和興奮。

  在四個現代化的感召下，知識分子的地位也一下高了起來，大慶蓋了不少磚房，我竟然也在搬入的名單上，而且一點禮都沒有送。但是知識分子的物質生活還是極其艱苦。那時候幹部的生活最好，其次是汽車司機和醫生，再下面就是賣東西的營業員，近水樓台先得月，技術工人也可以，如木匠，車工等，他們可以拿他們的手藝與營業員進行利益交換。最沒有辦法的是知識分子，因為知識分子的圖紙，設計誰要了也沒有用。

   最苦是春天到秋天的時候，每年入冬時，大慶從外地進一批大白菜和土豆，每家都買幾百斤，儲藏在自己門前挖的地窖里，這些菜一直從秋天吃到開年四五月份。 到了四月後，雪化了大地回春，號稱半邊天的工人家屬就下地種蔬菜了，大慶的一個重要經驗就是自給自足，不要國家供應。可是她們種的這些菜是遠遠不夠全部大慶人吃的，除了種的人拿去一部分外，就按幹部，司機，醫生，營業員，技術工人的次序分配掉了，根本到不了知識分子家裡。所以從五月到九月幾乎沒有任何菜吃，唯一盼的就是研究所有時搞幾百斤菜來大家分，這時候所里管生活的幹部就將這些可憐的菜分成很多小堆，大家排隊去拿。

   至於葷菜就更沒有了，每年能指望的葷菜就是國慶節和新年，大慶市政府分配到每家的那些東西了。通常是一隻瘦得皮包骨頭的小雞，和兩條那種沒有鱗的朝鮮魚。 說到這裡，我的兩個孩子從出生以來的可憐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兒子1974年出生，女兒1979年出生，可以說他們不但沒有吃過任何好東西，而且連知都不知道。

   1980年我喬遷之喜，搬到八百垧新蓋的樓房中，我住在二樓。下面有時會來一些東北老鄉，拿着自己種的菜來賣，這時候已經沒有人用資本主義尾巴的大帽子去驅趕他們了，我有時會買一些來改善生活。

   有一天一個老鄉竟然帶來了幾條新鮮的河魚，看着非常誘人，但是價錢奇貴，好像是5元一斤，這5元可是我工資的十分之一。 我想了又想，覺得孩子從來沒有吃過這個東西，就狠下心來買了兩條拎回去了。

   我與妻子使盡渾身解數將魚做出來了，我們都捨不得吃，分給兩個孩子，看着他們吃的高興的樣子，我們的高興難以言喻。

   女兒尚小，可能不到兩歲，兒子已經六七歲了。兒子知道這魚來之多麼不易，吃到後來，剩了二塊捨不得吃，放在飯上面看着。女兒可不懂，三口兩口就吃完了。她吃完了，就在桌子邊來迴轉來轉去，我們的桌子是那種像沙發前茶几那樣高的小桌子，女兒在那兒轉啊轉，轉到她哥哥面前的時候，突然伸出手去將哥哥飯上的兩塊魚抓在手裡，塞到了嘴裡，我兒子登時大哭起來，我和妻子抓住了女兒，拼命想從她的嘴裡掏出一點來，但是已經沒有了。我只能安慰兒子下次有魚來了我再買。

   多少年過去了，很多事都忘了，但這件事卻記憶深刻。我一點也不怪女兒，她那麼小，根本不懂心計，而且女兒長大了也不是一個好吃和自私的人，我覺得那是出於本能，動物的本能，一個人營養極端缺乏時的條件反應。懂的人會知道這是一個很悲慘的故事。

    聽到這個故事的當代人興許能由此窺見已經遠去的毛澤東時代的影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