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忘旧日苦

牢记阶级仇

1979年正是毛泽东死后的第三年，中国向哪里去？ 每个人都在思考这个问题。

那时候，整个国家刚从毛泽东残酷的阶级斗争中步出，人们一面面临着物质供应的极度短缺，一面面临着可能有的重大政策变化的前夕，有着一种虽然日子难，但是希望就在前面的朦胧感。当时，一个个科学大会，技术大会在报纸上以巨大的黑字刊出，四个现代化的口号叫得振聋发聩，虽然对于将来的中国到底怎么样谁也说不清楚，但是空气中大改革即将来临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息，几乎使人人都感染到了等待的激动和兴奋。

  在四个现代化的感召下，知识分子的地位也一下高了起来，大庆盖了不少砖房，我竟然也在搬入的名单上，而且一点礼都没有送。但是知识分子的物质生活还是极其艰苦。那时候干部的生活最好，其次是汽车司机和医生，再下面就是卖东西的营业员，近水楼台先得月，技术工人也可以，如木匠，车工等，他们可以拿他们的手艺与营业员进行利益交换。最没有办法的是知识分子，因为知识分子的图纸，设计谁要了也没有用。

   最苦是春天到秋天的时候，每年入冬时，大庆从外地进一批大白菜和土豆，每家都买几百斤，储藏在自己门前挖的地窖里，这些菜一直从秋天吃到开年四五月份。 到了四月后，雪化了大地回春，号称半边天的工人家属就下地种蔬菜了，大庆的一个重要经验就是自给自足，不要国家供应。可是她们种的这些菜是远远不够全部大庆人吃的，除了种的人拿去一部分外，就按干部，司机，医生，营业员，技术工人的次序分配掉了，根本到不了知识分子家里。所以从五月到九月几乎没有任何菜吃，唯一盼的就是研究所有时搞几百斤菜来大家分，这时候所里管生活的干部就将这些可怜的菜分成很多小堆，大家排队去拿。

   至于荤菜就更没有了，每年能指望的荤菜就是国庆节和新年，大庆市政府分配到每家的那些东西了。通常是一只瘦得皮包骨头的小鸡，和两条那种没有鳞的朝鲜鱼。 说到这里，我的两个孩子从出生以来的可怜大家就可以想象了。儿子1974年出生，女儿1979年出生，可以说他们不但没有吃过任何好东西，而且连知都不知道。

   1980年我乔迁之喜，搬到八百垧新盖的楼房中，我住在二楼。下面有时会来一些东北老乡，拿着自己种的菜来卖，这时候已经没有人用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帽子去驱赶他们了，我有时会买一些来改善生活。

   有一天一个老乡竟然带来了几条新鲜的河鱼，看着非常诱人，但是价钱奇贵，好像是5元一斤，这5元可是我工资的十分之一。 我想了又想，觉得孩子从来没有吃过这个东西，就狠下心来买了两条拎回去了。

   我与妻子使尽浑身解数将鱼做出来了，我们都舍不得吃，分给两个孩子，看着他们吃的高兴的样子，我们的高兴难以言喻。

   女儿尚小，可能不到两岁，儿子已经六七岁了。儿子知道这鱼来之多么不易，吃到后来，剩了二块舍不得吃，放在饭上面看着。女儿可不懂，三口两口就吃完了。她吃完了，就在桌子边来回转来转去，我们的桌子是那种像沙发前茶几那样高的小桌子，女儿在那儿转啊转，转到她哥哥面前的时候，突然伸出手去将哥哥饭上的两块鱼抓在手里，塞到了嘴里，我儿子登时大哭起来，我和妻子抓住了女儿，拼命想从她的嘴里掏出一点来，但是已经没有了。我只能安慰儿子下次有鱼来了我再买。

   多少年过去了，很多事都忘了，但这件事却记忆深刻。我一点也不怪女儿，她那么小，根本不懂心计，而且女儿长大了也不是一个好吃和自私的人，我觉得那是出于本能，动物的本能，一个人营养极端缺乏时的条件反应。懂的人会知道这是一个很悲惨的故事。

    听到这个故事的当代人兴许能由此窥见已经远去的毛泽东时代的影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