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3月23日，亞洲最傑出的一位政治家李光耀先生去世了，這是一個令我十分悲痛的日子。在國家治理模式的全球話語權被歐美壟斷的當下，亞洲價值少了最光輝的一位旗手。

在負笈英倫的六年當中，我常常由於來自一個西方口中的威權國家而飽受白眼和指責，常為自己莫名其妙的在東西方價值的爭執中擔當了國務院發言人的角色而惱怒，中國這樣那樣了關我什麼事？為什麼你們西方就是文明的，民主的，東方就是野蠻的，獨裁的？在英國的那些年，我是無比自卑的，也是無比困惑的。自卑，是因為我對自己的國家選擇的道路不自信，對西方的模式充滿了艷羨；困惑是因為西方自由民主被稱作普世價值，而我學習的社會主義又是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讓我無所適從。後來我又接觸到了很多中國知識分子精英，發現他們很崇拜哈耶克，信仰自由主義。自由主義者可怕的地方在於，他們往往都是民主原教旨主義者，在他們眼裡和西方合謀在中國推進民主沒有什麼不妥，當我質問他們“這樣不計代價的追求民主，中國會像辛亥革命之後那樣走向分裂，值得嗎”，得到的答案是我的思維方式太陳腐了，國家統一併非神聖，最神聖的是個人的自由。自由主義對我的世界觀造成了致命的衝擊，“克己復禮，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遠大理想幾乎土崩瓦解。失去了儒家的家國觀念，我又回到了“活着是為什麼”的原點，我找不到出路，苦惱迷茫。離開英國的時候，我希望自己能致力於終結西方對國家治理模式詮釋的壟斷霸權，希望亞洲的價值，中國的價值，有一天能和西方的價值進行平等的對話，希望東方的學子在西方不要像我那樣經歷充滿羞辱和自卑的理想幻滅。李光耀先生在他早年留學英國的歲月里也經過類似的幻滅，他也曾夢想成為受人尊重的體面的英國臣民（British Subject），但他最終選擇了推翻殖民統治，帶領新加坡走向獨立。

西方人並不比東方人高等級，憑什麼要被他們殖民統治？同樣的道理，西方的普世價值憑什麼就是東方的普世價值？其實，比成為西方地理意義上的殖民地更可怕的是，成為西方思想的殖民地。比如中國很多精英知識分子常說：“西方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最不壞的制度”，“西方民主是歷史的終結”。這就等於粗暴的否定了東方人在國家治理模式層面的主觀能動性和創造性。這是一種西方思想對東方思想的殖民和獨裁。李光耀先生帶領新加坡擺脫了英國的殖民政府，但比獨立更嚴峻的挑戰正是這種西方思想對東方思想的殖民和獨裁。最終新加坡模式能夠享譽世界，這不僅僅是偉大的經濟成就，更是偉大的東方思想的，亞洲模式的成就。這對於無數像我這樣渴望民族精神獨立，實現國家復興的知識分子來說，其啟示意義猶如暗夜航行中指引道路的燈塔。

許多人在評價李光耀先生的功績時，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加坡不大的國土面積上來，這也許和他們的視野和胸懷的局限有關。我認為，李光耀先生的功績最大的體現不在地理層面，而在思想層面。他通過國家治理的很多實踐證明了東方思想完全可以擺脫西方思想的殖民和獨裁，走向獨立。東方思想完全可以從自己的歷史傳承，文化哲學，科學實證當中推陳出新，批判性的吸收西方思想，兼容並包的，主觀能動的，創造性的解決東方自己的問題，探索符合東方特質的繁榮之路。李光耀先生高舉亞洲價值的這些成功實踐，影響遠遠超越新加坡的國界之外。毫不誇張的講，沒有李光耀先生這些艱苦卓絕的實踐，中國的改革開放很可能會是另一番情景。

福山在其近著《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一書中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否定了多年前他在《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所做的結論：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類社會發展的長河中國家治理的終極最優形式。不知他推翻自己學術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個結論，是否有受到新加坡模式的啟發。福山重新指出，良好的政治秩序需要有強有力的政府（administrative capacity），健全有效的法治,以及民主制度三者相輔相成，缺一不可。這簡直就是在描述新加坡模式。

那麼西方自由民主制究竟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世價值呢？關於這一點，《外交事務》雜誌有兩篇很好的文章可資佐證--《如何確保伊拉克的穩定》和《伊拉克，從動盪到主權》。這兩篇文章非常深刻的揭示了“伊拉克在美國竭盡全力的移植了自由民主制之後不但沒有成為中東民主燈塔，反而成了全世界脆弱國家指數最高的國家”的深層次原因：國家治理可以看做是一種公共服務，而政府提供這種服務的能力則是治理能力。自由民主制可以看做是高質量的國家治理服務一種形式，要提供這種高質量的國家治理服務，政府必須具備相應的治理能力。就像工業4.0很好，但不是每一個國家都有能力去實現它一樣。如果沒有相應的治理能力，自由民主制也可以成為市場失靈似的災難。

沒有獨立思想的亞洲會淪為IMF休克療法和自由民主制等西方普世價值實驗室里的小白鼠。李光耀先生證明了亞洲價值也可以創造不遜於西方的現代奇蹟，並且值得福山這樣的西方大思想家借鑑學習。李光耀先生雖然仙逝了，但亞洲價值的光輝道路才剛剛開始。

作者：公民經濟學家吳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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