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03月23日，亚洲最杰出的一位政治家李光耀先生去世了，这是一个令我十分悲痛的日子。在国家治理模式的全球话语权被欧美垄断的当下，亚洲价值少了最光辉的一位旗手。

在负笈英伦的六年当中，我常常由于来自一个西方口中的威权国家而饱受白眼和指责，常为自己莫名其妙的在东西方价值的争执中担当了国务院发言人的角色而恼怒，中国这样那样了关我什么事？为什么你们西方就是文明的，民主的，东方就是野蛮的，独裁的？在英国的那些年，我是无比自卑的，也是无比困惑的。自卑，是因为我对自己的国家选择的道路不自信，对西方的模式充满了艳羡；困惑是因为西方自由民主被称作普世价值，而我学习的社会主义又是放之四海皆准的真理，这让我无所适从。后来我又接触到了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精英，发现他们很崇拜哈耶克，信仰自由主义。自由主义者可怕的地方在于，他们往往都是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在他们眼里和西方合谋在中国推进民主没有什么不妥，当我质问他们“这样不计代价的追求民主，中国会像辛亥革命之后那样走向分裂，值得吗”，得到的答案是我的思维方式太陈腐了，国家统一并非神圣，最神圣的是个人的自由。自由主义对我的世界观造成了致命的冲击，“克己复礼，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远大理想几乎土崩瓦解。失去了儒家的家国观念，我又回到了“活着是为什么”的原点，我找不到出路，苦恼迷茫。离开英国的时候，我希望自己能致力于终结西方对国家治理模式诠释的垄断霸权，希望亚洲的价值，中国的价值，有一天能和西方的价值进行平等的对话，希望东方的学子在西方不要像我那样经历充满羞辱和自卑的理想幻灭。李光耀先生在他早年留学英国的岁月里也经过类似的幻灭，他也曾梦想成为受人尊重的体面的英国臣民（British Subject），但他最终选择了推翻殖民统治，带领新加坡走向独立。

西方人并不比东方人高等级，凭什么要被他们殖民统治？同样的道理，西方的普世价值凭什么就是东方的普世价值？其实，比成为西方地理意义上的殖民地更可怕的是，成为西方思想的殖民地。比如中国很多精英知识分子常说：“西方民主不是最好的制度,而是最不坏的制度”，“西方民主是历史的终结”。这就等于粗暴的否定了东方人在国家治理模式层面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这是一种西方思想对东方思想的殖民和独裁。李光耀先生带领新加坡摆脱了英国的殖民政府，但比独立更严峻的挑战正是这种西方思想对东方思想的殖民和独裁。最终新加坡模式能够享誉世界，这不仅仅是伟大的经济成就，更是伟大的东方思想的，亚洲模式的成就。这对于无数像我这样渴望民族精神独立，实现国家复兴的知识分子来说，其启示意义犹如暗夜航行中指引道路的灯塔。

许多人在评价李光耀先生的功绩时，常常把注意力集中在新加坡不大的国土面积上来，这也许和他们的视野和胸怀的局限有关。我认为，李光耀先生的功绩最大的体现不在地理层面，而在思想层面。他通过国家治理的很多实践证明了东方思想完全可以摆脱西方思想的殖民和独裁，走向独立。东方思想完全可以从自己的历史传承，文化哲学，科学实证当中推陈出新，批判性的吸收西方思想，兼容并包的，主观能动的，创造性的解决东方自己的问题，探索符合东方特质的繁荣之路。李光耀先生高举亚洲价值的这些成功实践，影响远远超越新加坡的国界之外。毫不夸张的讲，没有李光耀先生这些艰苦卓绝的实践，中国的改革开放很可能会是另一番情景。

福山在其近著《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一书中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否定了多年前他在《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所做的结论：西方自由民主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长河中国家治理的终极最优形式。不知他推翻自己学术生涯里最重要的一个结论，是否有受到新加坡模式的启发。福山重新指出，良好的政治秩序需要有强有力的政府（administrative capacity），健全有效的法治,以及民主制度三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这简直就是在描述新加坡模式。

那么西方自由民主制究竟是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呢？关于这一点，《外交事务》杂志有两篇很好的文章可资佐证--《如何确保伊拉克的稳定》和《伊拉克，从动荡到主权》。这两篇文章非常深刻的揭示了“伊拉克在美国竭尽全力的移植了自由民主制之后不但没有成为中东民主灯塔，反而成了全世界脆弱国家指数最高的国家”的深层次原因：国家治理可以看做是一种公共服务，而政府提供这种服务的能力则是治理能力。自由民主制可以看做是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服务一种形式，要提供这种高质量的国家治理服务，政府必须具备相应的治理能力。就像工业4.0很好，但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去实现它一样。如果没有相应的治理能力，自由民主制也可以成为市场失灵似的灾难。

没有独立思想的亚洲会沦为IMF休克疗法和自由民主制等西方普世价值实验室里的小白鼠。李光耀先生证明了亚洲价值也可以创造不逊于西方的现代奇迹，并且值得福山这样的西方大思想家借鉴学习。李光耀先生虽然仙逝了，但亚洲价值的光辉道路才刚刚开始。

作者：公民经济学家吴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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