殘詩唱罷，來講段歷史故事。話說1870年發生在天津的“天津教案”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大事，雙方當事人一方是天津民眾，一方是法國為首的洋人教會。此次事件使時任直隸總督有“中興名將”美稱的曾國藩名聲掃地，帶着“賣國賊、漢奸、軟骨頭“的罵名離開人世。那麼這次中法爭端的起因和過程又是怎麼樣的呢？
自從清末天津條約開放傳教以來，傳教士開始在各地進行教傳工作，但由於教會接受了大量的中國人作為教民，這些人素質低下，其中不少是地方上不法地痞，入教只是為了找個洋人的靠山，以圖為非作歹，經常使教會捲入和當地人之間莫名其妙的衝突中。
在中國，直到現在社會上都有不少人一直從事一些喪盡天良的罪惡勾當，比如拐賣兒童,這是中國區別於其它國家的一大特色，其實這從清朝時就早就盛行了。1870年6月間，天津地區就多次發生兒童失蹤案件，失蹤兒童多達數百人。又有一些平日裡就喜歡不負責任亂說的中國人發揮超凡的想象力在社會上散布謠言，說是這些兒童都是洋人用迷藥給拐走的，都被拐到望海樓邊上的育嬰堂去了，說洋人拐孩子的目的是要挖眼掏心，做洋藥的引子，洋人吃了孩子眼睛配的藥可以明目，吃了孩子心臟配的藥可以延年益壽。這些鬼話在愚昧無知中國人居然大有市場，一時間鬧得人心惶惶。
全世界有華人呆的地方保證就有黑社會，天津當地有個民間黑社會組織，叫“水火會”，老大叫徐漢龍，手下有七八百人之多，在清朝末年的亂世，竟然明目張胆地代替政府職能私設公堂，審理案件，隨意處決他們所懷疑的人。可見這些人多麼野蠻多麼無法無天。事有湊巧，一天，水火會抓住了一個叫武蘭珍的壞人，並從其身上搜出迷藥，徐漢龍嚴刑逼問迷藥是從哪裡來的，武蘭珍挺刑不過，就信口胡說是望海樓邊上的法國天主教堂給的。同時又有當地民眾向“水火會”反映，說晚上看見教堂有人向外面搬運口袋，至於口袋裡裝的是什麼他們其實並未看清，但這些人一貫喜歡想當然，就一口咬定“裡面肯定裝的是死小孩”。徐漢龍自以為掌握了洋人拐賣兒童的確鑿證據，事情涉及洋人自己無力處理，就糾集了數百名失去孩子的家長，浩浩蕩蕩跑去向天津知府張光藻報案。
張光藻58歲，正盼着到60歲可以退休，最怕接手涉及洋人的案件引火燒身，又怕得罪民眾，有心不管這事，但面對數百幾乎瘋狂的暴民，又怕出亂子，只好帶着幾百人去見上級領導，天津道台周家勛。周也是一樣的想法，自己不敢處理，又帶着這些人去見天津地區最高長官，三口通商大臣，滿人崇厚。
崇厚和洋人打交道多年，對洋人十分了解，聽完情況，大罵這些刁民一派胡言，認為洋人尤其是那些傳教士是最文明最善良的最講道理的，洋人開辦育嬰堂，已經收留了上百的棄兒流浪兒，給兒童好吃好喝，洗澡穿衣，照顧得無微不至，根本不可能去拐賣有父母的兒童，而且從沒聽說過西藥是用人體器官做藥引子的荒唐說法，更不可能殺人配藥，純屬無稽之談，是中國刁民發揮想象力編出來的謊話。要說洋人對兒童有什麼不好，只有一點，就是強迫他們說法文唱法國歌。
但刁民們堅持自己有人證，一口咬定失蹤孩子還在教堂關着，賴在衙門裡不走。無奈之下，崇厚、周家勛、張光藻只得帶着數百人前去教堂找洋人對質。神父十分熱情地接待了他們，問武蘭珍是教堂里哪個人賣給他的迷藥，又是在什麼地方賣給他的？武蘭珍說是教堂里一個叫王三的中國教民在教堂的左側鐵門邊賣給他的。神父馬上帶大家去左邊小門，這才發現教堂除正門是鐵門外，其餘邊門都是木門，顯然武蘭珍在說謊。神父又馬上召集教堂所有中外人員立即集合，拿着花名冊，當着大家的面逐一核對，查不到一個叫王三的，武蘭珍也未能指認出哪一個是王三。到此，事實真相已經大白於天下，三位官員羞愧難當，連連向神父陪不是，灰溜溜地帶着民眾出了教堂，自己揚長而去。
而這些民眾在水火會的煽動下，依然相信是教會幹的，在教堂外賴着不走，那些失去孩子的家長理智不清，倒還情有可原，但中國人中不乏有惟恐天下不亂的好事者、無業流民、地痞無賴等，聞訊紛紛趕來聲援起鬨。不多時教堂外就聚集了上萬人。
也合該倒霉，教堂裡面的洋人很文明，只是把門關着悶不做聲，其實這樣矛盾很可能就快解決了。但沒想到加入教會的中國人中也有很多本來就是暴徒，信上帝是假，抱洋人大腿是真，仗着有洋人的勢力可以撐腰，就在門裡大罵門外的暴民，要他們“滾蛋”。雙方展開激烈的對罵，群情激憤下教堂外的暴民開始向教堂扔磚頭和髒東西。神父見勢不妙，馬上派人從後門逃出去向法國駐天津總領事豐大業求救。豐問訊大驚，急忙跑到崇厚那裡要求派兵Z壓。這豐大業向來看不起中國人，認為中國骯髒、愚昧、野蠻，和崇厚說話很不客氣，指令他馬上派出洋槍隊前往教堂彈壓。崇厚原本是十足的洋奴，按理說“洋槍隊”就是英法向他投資辦的，他應該派兵，但他又十分重視自己的面子，覺得自己是堂堂的二品大員，豐大業在自己的屬下面前這麼傲慢地向自己下命令很讓自己丟臉，若老老實實派了兵，以後在下屬面前沒了威嚴，支支吾吾不肯派兵，豐大業脾氣暴躁，拔出手槍向崇厚威脅，並不是真要打崇厚，只是擊中了崇厚身邊的花瓶，破碎的花瓶劃傷了崇厚的脖子，崇厚等人嚇得抱頭鼠竄。
豐大業無奈，只好帶着秘書西蒙心急火燎地親自前往教堂，在教堂邊的浮橋上正巧遇見前來疏散民眾的天津知縣劉傑。豐大業指責劉傑辦事不力，這麼長時間還不能把民眾趕走，劉傑反唇相譏，說自己已經盡力了，一語不合，雙方口角起來，豐大業情緒失控，又把手槍拔出來向劉傑射擊，可他槍法太差，沒打中劉傑，卻打死了劉傑身邊當隨從的侄子劉七。津人好鬥成性，圍觀的中國人當中有喜歡生事的，乘機亂呼：“洋人把咱敬愛的縣太爺給打死了，為縣太爺報仇的時候到了！”後面的人群信以為真，瘋狂地撲向豐大業，不是說將豐大業扭送官府，而是自己動手，十秒種之內把豐大業和西蒙揍成了肉餅。
暴民們看打死了洋人，乾脆一不做二不休，轉身殺向教堂，扯爛法國國旗，焚毀望海樓天主堂、育嬰堂和法國領事館，殺死10名修女，2名神父，2名法國領事館人員，2名法國僑民，3名俄國僑民和30多名中國信徒，順帶把與此事無關的當地英、美、西班牙、俄國傳教士開辦的6座基督教堂也一併搗毀，殺死教士無數，甚至把附近前來天津旅遊的外國遊客也一併殺死，搶劫了身上的財物，破壞行動持續了3小時。
這就是史稱“天津教案”的起因和過程，又稱“火燒望海樓”。6月24日，英法等國得知消息後，派出法國第三艦隊和英國第五艦隊來到天津大沽口進行威脅，以法國為首的七國公使向總理衙門最最強烈的抗議，發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懲辦肇事者，賠償損失，並要求處死相關的瀆職官員，否則就要打進北京。清廷驚恐萬狀，西太后嚇得麻了爪，指令時任直隸總督的曾國藩前來處理。經他調查，確認育嬰堂並無誘拐傷害孩童之事，傳教士用中國嬰兒製造藥材的說法純屬流言，而一些中國地痞流氓入了洋教後恃洋人為後台為非作歹傷害平民的事實是真，認定“愚民無知，遽啟邊釁，曲在津民”、“殺人償命，天經地義，只有這樣才能安撫洋人人心而消弭禍端”、“刁風不可長”。
他向清廷匯報說：“臣等伏查此案起釁之由，因奸民迷拐人口，牽涉教堂，並有挖眼剖心，作為藥材等語，遂致積疑生忿，激成大變。……惟此等謠傳，不特天津有之，即昔年之湖南、江西，近年之揚州、天門，及本省之大名、廣平，皆有檄文揭貼，或稱教堂拐騙丁口，或稱教堂挖眼剖心，或稱教堂誘污婦女。厥後各處案雖議結，總未將檄文揭貼虛實辨明白。此次應查挖眼剖心，竟無確據，外間紛紛言有眼盈壇，亦無其事。蓋殺孩壞屍，采生配藥，野番兇惡之族尚不肯為，英、法各國豈肯為此殘忍之行？以理決之，必無其事。”
於是清廷同意按照洋人的要求處理，殺16人，流放25人，向各國賠銀50餘萬兩。唯一向洋人據理力爭討價還價的是不讓相關官員抵命，最後法國人讓了步，同意將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革職充軍，中國派崇厚去法國“謝罪”了事。
按說曾國藩的處理結果還算公允，但朝野的愛國憤青們不幹了，他們認為應乘機利用這種愛國情緒打擊洋人，說什麼要“激其忠義奮發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則無以制夷人”，紛紛上書指責曾國藩對外妥協，對內鎮壓，以曾的好友左宗棠和名義上的弟子李鴻章為首的眾人，大罵曾國藩是“賣國賊、漢奸、軟骨頭”，使這位“中興名將”、“曠代功臣”，轉瞬之間變成“謗譏紛紛，舉國欲殺”的國賊了，以至在北京的“湖南同鄉會館”中所懸曾國藩“官爵匾額”全被擊毀。
曾國藩聞訊，精神上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不久就去世了。從此以後，西方社會認定中國人是“暴民”、“匪徒”，直到現在CNN還這麼罵我們。諸位可看，上面這些中國人，要麼是傷天害理拐賣兒童的人販子，要麼就是投靠某政治勢力想抱粗腿為非作歹的歹徒，要麼就是專事造謠惑眾的油嘴，要麼就是危害一方無法無天的黑社會，要麼就是起鬨搗亂擅長打砸搶的壞分子，要麼就是愚昧無知偏聽偏信是非不分的低能兒。裡面找得出幾個好人？你說不算暴民算什麼？CNN難道說錯了嗎？
奇怪的是，現在我們對這種搞打砸搶的“天津事件”依舊認定為“群眾自發的反帝愛國運動”，沒有半點自我檢討，既然如此，現在愛國青年呼籲抵制家樂福這樣的文明行動，相比之下就“更和平更愛國更有理”了，我們又有什麼必要擔心的呢？應該大張旗鼓地進行下去才是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