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近中共十八大，关于十八大人事安排的预测开始增多，但是这种分析大多局限于猜测，严肃如路透社者也不能免俗，隆重其事的推出“十八大常委名单”，其依据却是京城耳语与派别关系，至于一些“接近高层人士”的所谓“高层消息”，则几乎只剩下娱乐大众的价值。
 
 只要用心分析，对于中共十八大的人事预测，特别是最高层的人事，有一个很好的视角—-代际政治和人事惯例。
 
一，中共代际政治和人事惯例的形成
 
 人事即政治，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国家体制确定后，与其相对应的政治制度均是围绕国家机构的人事制度展开。中国的最高层换届，换的是“党和国家领导人”，西方式的选举同样如此，只不过在决定国家机构人事的方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外界一直非议中共政治制度尤其是最高层的人事制度是“黑箱政治”，没有合理的政治学解释，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而不可预测，但是这种状况实际上已有很大的改观。
 
 自中共建政，尤其是十四大以来，中共的最高权力移交，其基本的人事安排规则，已经逐渐定型，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代际政治的特点，已很有规律可循。中共十六大后，外界普遍认为中共的权力移交已经初步做到程序化和平稳化正是来源于此。
 
 “代”作为社会学概念，用于区分不同年龄段的社会群体，因为同一代的社会群体，由于其所处历史和社会环境大致相同，因而往往具有更接近的历史记忆、社会阅历和思想观念。如果说，西方式的民主选举，换的仅仅是人，并没有换代的要求，是种“人际政治”；那么中共目前的换届，不但定期换人，还必须定期换代，而且是换代优先于换人，是“代际政治”。
 
 中共代际政治的主要特点是最高执政团代以代为界，其人事安排、政策取向均带有明显的任职时间限制；分代的标准是最高领袖的任职期，只要最高领袖仍在职，则不管其他领袖是否在位，均属同代；由于没有实施选举制度，后代政治领袖只能由前代指定，这是中共代际政治的核心。
 
 目前，从中共官方的官方文件，到民间社会的舆论表达，甚至是学界的学理表述，在涉及到最高层换届时，已普遍使用分代概念。比如以“第一代”、“第二代”领导集体，来分别形容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最高执政团代。
 
 从历史上王朝的更替看，中国有代际政治的历史传统。中共的代际政治根源于这一传统，因而普遍能为党内外所认可，本身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再加上中共为主导和推动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型，引入现代西方政治的某些优点，因而使代际政治具有极强的现实适应性，比如说，随着中国现代国家体制的逐渐强化，中共领导制度从最高领袖的终身制发展到任期制。体现的是党的组织体制与国家体制逐渐匹配的对接努力，也是外界所认知的中共“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的实质，从这个角度看，这也是中共强化中国的现代国家特性的一个过程。
 
 一方面，这种代际政治经过改良，基本上能够做到最高权力和平有序的移交，从而保证了国家政局的基本稳定，把它放在中国政治历史的宏观背景下检视，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具有历史合理性。另一方面，任期制的实施，使最高执政团队定期更换，确保国家的大政方针有纠错空间，因而具有现实合理性。
 
 由于中共目前的代际政治既不同于历史上王朝轮替的代际政治，更不同于现代西方式的人际政治，既缺历史标高，也无现实标高，更无理论参照和价值观照，因而在其发展过程中，只能以事定例，以例定理，因此创造先例，遵循惯例就成了中共代际政治的主要运作方式。而没有中共的代际政治，则中共的人事惯例在政治上就发挥不了多大作用。
 
 惯例是对前例的重复和认可，某一事例要成为惯例，应该实施二次以上才有效。惯例往往无明文规定，它介于明规则和潜规则之间，但是由于其带有约定俗成、认可度高的特性，容易成为规律，因此也是一种规则。在中国的文化、社会直至政治传统中，“循例”是裁定某事的重要方式。在西方社会，尤其是英美法系的国家，许多法律条文的形成，往往也是参照前例，即所谓的“判例法”。
 
 中共组织体制的制度化一直落后于国家体制的制度化，尤其是最高层的人事制度，党内选举制度往往流于表面。在毛、邓两代政治强人退出历史舞台后，后续的政治领袖在决定其下任的人选时，往往既无权威打破前例，又无明文规则可以遵循，遵守惯例就成为党内人事博弈的最有效手段，是党内的最大人事规则。后邓时代，遵循惯例是中共代际政治得以平稳发展和规则化的主要形式。
 
二，后邓时代中共最高层的人事安排惯例
 
 后邓时代开始于中共十五大，自那以后，最高层即政治局常委的人事变动，至今有两代三届。分析其人事安排，能够实施两次以上而成为惯例的，有以下六方面：一代两届，隔代指定，提前候任，七上八下，多数留任，政治局资历。
 
 1， 一代两届。一代两届指的是总书记的任职期是两届十年，如十四大后的江泽民和十六大后的胡锦涛。由于党的总书记同时担任国家元首，这一惯例，使党的组织体制与国家体制完全匹配。
 
2， 隔代指定。隔代指定的合理性存有很大争议，一方面，前任总书记由于离任，对本任总书记在位时的政策弊端能看的更清，其隔代指定的新总书记在对本任总书记的政策调整时，更无道义和政治负担；另一方面，相对于前任总书记，现任总书记在离任时，留下的政治资源更深厚，由于新总书记并非由现任总书记指定，其留下的政治资源往往会成为新总书记施政时的重大擎肘，导致政令不通，新总书记易成“弱主”。这种人事安排方式，更适用在国家大政方针需要调整时，而在国家大政方针需要延续的时候 ，则弊端很大。
 
3， 提前候任。提前候任指的是，在现任总书记在位的第二届任期，下任总书记提前“入常”候任，并担任本任总书记的副手，以积累资源，提高资历，熟悉政情，逐步建立权威，如十五大的胡和十七大的习。
 
4， 七上八下。七上八下有两层含义，一是新一代常委上位时的年龄均不得超过68岁；二是同代常委要继续第二届任期，其年龄也不得超过68岁。据说该例形成于十六大时的李（瑞环）下罗（干）上，确定于十七大时离职的曾、吴（官正）、罗（均满68岁，尤其是曾刚满68岁）。
 
5， 多数留任。多数留任指的是同代常委中的相对多数均可留任第二届，如第三代七常委中的江、李、朱、胡和第四代九常委中的胡、吴、温、贾、李（长春），这一点往往被外界所忽视。而且担任各国家机构一把手的，即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基本上留任第二届（除九七年乔石外）。
 
6，政治局资历。即新一届常委一般是在任的现职政治局委员或地位相当的书记处书记。
 
 总结上述六方面的人事惯例后，对中共新一代政治局常委的可能人选，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在职的政治局委员或书记处书记，十八大召开时多数人（5人或4人，视政治局常委人数而定）年龄小于63岁。
 
 有心人只要把现职政治局委员的简历分析一下，对未来的政治局常委人选，基本上可以得出结论。
 
 三，十八大最有可能的变化—-回归七常委制
 
 中共进入后强人政治时代后，集体领导方式的发展和变化不得不面临两个平衡。一是既要保证决策的效率，使国家的大政方针能灵活应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又要确保一定的党内民主，防止专权状态下的政策出错。二是既要保证党的政治垄断权，便于对国内政治博弈的控制，使其良性进行；又要使这种党内政治博弈符合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使其对国家政局的负面影响降至最低。
 
 中共第四代领导集体（政治局常委）与第三代相比，其最大的变化是从七常委制变为九常委制，增设的两个常委职位分别是宣传口和政法口。对于这一人事变动，除去各类高层人际派系的传言外，比较正式的说法是为应对网络的兴起和群体事件的高发，使宣传和政法领域更能有效参与社会管理，“与时俱进”。
 
 但是，常委人数的扩大一方面带来最高层中枢机关决策效率的降低，另一方面，在上述两领域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
 
 从管理学的角度，参与决策的人数越多，决策的效率越低，这是一条规律。而中共发展到今天，已基本上不大可能出现毛、邓式的政治强人，目前中共一把手专权的现象更多的存在于地方而不是存在于中央，因此，以扩大常委人数的方式进行政治分权，对防止党内最高领袖专权的效果有限，却导致更多政治山头的出现，缺乏合理性解释。
 
 言论、思想、精神的自由是人的天性，天然抵触各种外来管理，堵不如疏应是该领域基本的管理哲学，因此，中共宣传口历来饱受社会诟病。而设置主管宣传口的政治局常委，意味着该部门的政治升级，同时也意味着对该领域管理的强化，不符合中国社会环境总体走向宽松的大趋势，更加加剧社会对此的反弹。
 
 政法口的升级则意味着其政治级别进一步高于“两高”，坐实外界对中共“党大于法”的指责，同样与中国社会体制逐步走向法治的舆论环境和政策导向不合拍。
 
 当然从反向角度理解，也可以认为是中共高层对两个领域的重视。但是，从实施效果看，对两部门的政治升级，导致言论和思想领域的收紧，如各类审查；导致国家暴力机器对社会管理领域的过度干预，如巧立名目的各种国家机器“维稳”。对这两方面，综合十年来的民间社会舆论，给人感觉是抵触多于支持。
 
 平心而论，尽管社会对宣传和政法领域现状的反弹很大，但并不能证明主管两领域的常委李、周两人自身的思想有多僵化落后，更不能证明其与现任的“胡温”搭档有多大的政治裂痕而自行其是。而只能证明，当宣传口与政法口在政治层面升级后，体制的驱动使两大部门更有政治能量来介入社会领域的日常运行，因强势而粗糙，因官进而民弹。
 
 值得关注的是，自2011年以来，中共最大的政策调整动作，恰恰针对的是上述两领域，一个是“文化体制创新”，另一个则是“社会管理创新” 。提出“文化体制创新”和“社会管理创新”，确实说明中共现任领导层对这两大领域日益重视，可以看作中共为适应社会发展变化的自我完善之举。因为强化两领域对社会的管理干预固然是政治重视的一种形式，但是减少两领域对社会的过度干预，减少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刚性冲突则是更大的政治重视。
 
 中国民间社会对此作出了比较正面的反应，比较有代表性的反应有两种：一是“文化不是管出来的，而是放出来的”的观点，二是社会普遍对汪洋主政的广东在社会管理“创新”方面的关注，尤其是对乌坎事件中弱化国家暴力机器作用的肯定。
 
 因此，从中共强调执政效率，注重民意，推进与民间社会的良性互动，以及最新的政策举措等方面来看，第五代领导集体很可能削减宣传口和政法口的两位常委名额。
 
 从中共代际政治的特点和党内的现实政治博弈等角度，削减第五代领导集体中宣传口和政法口的常委名额，实施七常委制，只是对第三代领导集体组织架构的还原，有前例可循，因而有足够理由来弥合党内对此的政治分歧。
 
 当然，一切变化，要到十八大时才能够揭开谜底，关心中国政局的人们可以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