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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
和平与“公正第一”
－－顾晓军主义：改变中国·之二千零八十八
什么叫和平？和平，通常是指没有战争或其它敌对的暴力的行为或状态。社会不骚乱、人们不过激等等，也可谓之为和平。
那么，和平的状态怎样得到与保持呢？“公正第一”！也只有“公正第一”。
众所周知：战争，就是因为不公。无论发起者、还是反击者，战争的双方，总有一方是不公的；而另一方，为公正而战。也无论客观怎样，至少一方的主观上是这样想的。
非战争状态的敌视对抗，基于安全。为什么会有不安全的感受呢？也因为已经感受到了种种的不公。
因为不公，所以有社会骚乱；也因不公，人们才过激。
由此，不难看出“公正第一”与和平、与人类社会稳定、与社会族群和社会族群间的和睦、与人们和人们间的不过激……以及其他等等的关系了吧？
“公正第一”重要，对“公正第一”的认识与挖掘同样重要。如果我不说，人们总以为“自由、民主、人权、法治”是普世价值的核心价值观。其实这样的认识，是狗屁！
我多次说过：卢梭喊出“人生而自由”，是一个层面；尼采喊出“上帝死了”，是又推进了一个层面。那么，“人生而自由”与“上帝死了”的意义在哪里呢？明确告诉大家：“人生而自由”，是否定王权！“上帝死了”，则是否定神权！
正因为否定了王权，才开启了精英主义的资本时代；正因为彻底否定了神权，才使得“信仰自由”找到了其坚实的落脚点。
换言之：资本社会的发达、包括机器时代，都是站在卢梭的思想的肩膀上的。而民主时代的马拉松，则是以尼采的“上帝死了”的思想为发令枪的。
所以，卢梭成了一个时代的大思想家；所以，人们迄今还在挖掘尼采的价值。
然，卢梭与尼采，都是从人的本体或曰本位出发思考问题，没有解决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家与国家以及个体与整体间的各种复合的复杂关系。因此，时代呼唤大思想家；各种国与国、群体与群体、人与人间的矛盾，也在呼唤大思想家。
而大思想家的产生，不是由精英主义者人造的。中国社会人造了个韩寒，没有思想，只能小偷小摸。美国社会为中国人造了个陈光诚，更是半文盲，只会明目张胆地剽窃。
思想家，是因思想产品的出品，而被称之为思想家的。比如顾晓军，正是因为他出品了“公正第一”、出品了“平民主义民主”、出品了“质疑学派”等等，才被顾粉团称之为思想家；他的学问，也才被称之为顾学。
正因为是大思想家、正因为是顾学，他的思想产品不是凝固的、而是液态的，他的学问，也是可随时、不断、向前推进的。
比如：“公正第一”与自由的关系、与民主的关系－－
过去说过，今天可以再推进一层：首先，否定“公正需要度量”，就是因为一旦成法成律，就是机械的、过去时的；而“公正第一”，必须是现在时的－－以事实为前提、客观为中坚、良知为底线的，公众认为正、方为正的，社会之共识。
因为是现在时的、有前提的社会之共识，所以公正可以调节各种自由之间的矛盾与关系。换言之，社会关系决定了“公正第一”。或者说，是各种自由为保障自身自由的合情合理与合法，公推“公正是第一价值观”。
有了“公正第一”，精英主义就会消退，如同“人生而自由”开启精英主义的资本时代一样－－“公正第一”将使“平民主义民主”登台，与精英主义“打擂”（如精英主义与王权同台一样）。
此时，民主就不再仅仅是保障自由，而首先必须保障公正。如果民主不能从制度上保障“公正第一”，就必然会有更好、更优越的制度取代民主，为“公正第一”而护航。
这就是“公正、自由、民主”三者间的关系。回过来说，“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也将让位于“公正、自由、民主”。因，人权不过是自由的再表达（而再表达，不是多余、就是别有用心，比如成为一种商业态势或讹诈等等）；而法治，恒古至今皆有法、也有人治之，没必要强调。
再回过来说，有“公正第一”，才会有和平。没有公正的人类社会，绝无和平可言。即使有所谓的和平，也是表面的、暂时的，一定会被战争或骚乱或过激的行为打破，以求得合情合理的公正。
客观，是极残酷、且无情的。世界，也就是这么一个世界。我不知道诺贝尔和平奖的评委们，于“公正第一”的看法，是否与我的认知相同或相近，如果是不同，被人类社会淘汰的，将是诺贝尔和平奖，而决不可能是“公正第一”的思想。
顾晓军 2013-2-15 南京
http://blog.sina.com.cn/s/blog_ae4ac3850101b2qq.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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