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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戰略、戰術、技術”
－－顧曉軍主義：大腦革命·之二千四百二十六
在我的一個海外的專欄上，管理員Emma、在我的《扯淡“許志永案”與特務》後跟貼道：“顧老師真是高見，最近特務們鬧的很兇，估計是為轉移視線。近幾天，劉莎莎絕食救夫秀和自殘秀，胡佳團聚秀，好不熱鬧。不知顧老師知曉嗎？特務還黑新推友號，共特比五毛更可惡。五毛容易識別，共特做壞事，我們還給他們抬轎子，被他們牽着鼻子走。請顧老師評論一下劉莎莎，她作秀很投入啊！”
其實Emma說的對、也不對。如“五毛容易識別”，這是於今天而言。早些年五毛剛出來的時候、沒有海內外或曰整個中文網追打五毛的時候，是否覺得“五毛容易識別”呢？“五毛容易識別”、是有先見之明之士追打的結果，是大家深惡痛絕、去努力識別的結果，而不是五毛伎倆不高（若是五毛伎倆不高，當初中共還有必要推出五毛嗎？在推出五毛之初，是很傷腦筋的）。
而Emma說的“最近特務們鬧的很兇”、及“請顧老師評論一下劉莎莎”等，則涉及到一個“戰略、戰術、技術”的問題（且，是個立體的、多方面的“戰略、戰術、技術”的問題；於我、於對手、於朋友，都是個“戰略、戰術、技術”的問題）。且，劉莎莎是中共的特務中的老演員、屬“維權”派（這裡的“老”、是指褪色、沒有什麼彩頭了），如同五毛一樣，已漸被人們所識破（你看、沒有海外媒體跟着渲染她吧），所以、我不應該把精力投入到她的身上，而應該抓住“許志永案”。
其實，該抓住“許志永案”、於我顧曉軍來說，也不過是個戰術問題。因為，狙擊許志永、於傷及專制集團而言，只是一個點；而於我而言，也不過是為顧粉團的《向諾貝爾和平獎推薦顧曉軍的主義(2014)》排除妨礙。大家知道，進軍諾貝爾和平獎和諾貝爾文學獎、只不過是推廣“公正第一、民權至上、自由永恆”的一個手段。
那麼，什麼是我顧曉軍的戰略呢？“改變中國”和打倒專制，應該就是我和海內外的所有的同仁們、共同的戰略。而在國內民眾被“穩控”、海外民運又大面積淪陷的、特定的情況下，那麼、我就只有制定一個、透明的、可公開的、高人一等的、穩操勝算的、可實行的、通過實施逐步能夠成功的、大戰略。
這個大戰略就是－－“大腦革命”，形成一整套“立體思維”的、以“公正第一、民權至上、自由永恆”為價值觀的、擁有“多系統”的方法論的、屬於民主思想制高點的、且是民主思想最前沿的、大思想體系。這個思想體系，要讓人見到後、有一覽眾山小的感覺，要把孔子、及馬克思主義比趴下（因，中共、是以馬克思主義起家的，而現在、是口頭上的馬克思主義、實際上的孔子學派），從而從根子上鬆動專制體制。
那麼，這個大戰略、大思想體系，有沒有可能實現呢？有！因為、我和顧粉團、已經確立了“公正第一、民權至上、自由永恆”的價值觀，下面所要做的、就是豐富“多系統”（今天談的“戰略、戰術、技術”，就是“質疑學派”之後的、“客觀、合理、系統”和“觀察、趨勢、預測”等、過去談過的系統之後的、又一新系統）、豐富“立體思維”，潛移默化地、推動人類社會的“大腦革命”。
一旦“大腦革命”得以啟動，就像十多年前的IT業樣、在一部分人中、悄然地蔚然成風，那麼、改變人類社會就是必然的；而“改變中國”，又能算得了什麼呢？那時候，識別韓寒、艾未未、陳光誠、陳光標、許志永、胡佳等、這類的中共的特務，不就像Emma現在認為“五毛容易識別”一樣的簡單嗎？人類與人類社會，也早晚、必然會利用擁有“多系統”的“立體思維”。
人類的思維，不就是從圖騰開始的嗎？不就是因恐懼而尋找填補心理缺憾、而自產自銷與而後分銷想象與神話開始的嗎？其後，才有了屬於簡單思維的線性思維或曰兩極思維與獨木橋思維（指從點到點）；再其後，才有了把點到點的思維反過來用的逆向思維、用點到點的思維攀比的比較思維、將點到點的思維進行初步整合的組合思維……這時候，在人類的部分相對優秀的知識分子中、就開始逐步地形成了樹型思維或網型思維的雛形；人類社會，也漸而從神學階段、進入到了玄學階段。在人類社會的玄學階段，人類思維的標誌、當數辯證思維；與辯證的對立與統一、內因和外因、否定之否定等相繼出現的，還有全局思維、分科思維、動態思維等。而圖騰思維的那一支，也沒有萎縮、也派生出了形象思維、感覺思維等。這就是－－人類的思維的“歷史大系表”。
在這樣的人類思維的“歷史大系表”的面前，有什麼理由不相信“傘狀”、“多點”、“複合”、“再複合”與“多系統”構築的“立體思維”呢？而既然必將誘發“大腦革命”的“立體思維”、已姍姍走來，無論是誰、又有什麼理由不願似比爾·蓋茨、喬布斯以及馬雲、李彥宏、馬化騰等一般、去拼命淘金、爭取拔得頭籌呢？
自然，即使是優秀知識分子、各人建立自己的“多系統”的“立體思維”，也並非是件容易的事。但是，又不是不可能的。我顧曉軍、提出“打倒魯迅”之初，遭到多少人的嘲笑？可今天、魯迅不滾出大陸的教科書了嗎？與一死人相比，許缺乏可比性。然，在“打倒魯迅”之初，李敖要比我“高大”的多吧？而現在呢，只怕是李敖不配與我顧曉軍比了吧？為了中共的一點恩賜，李敖已放棄了與我比的資格。即使從學問上講，於民主、他的東西成了ABC，於其他、他的東西該進博物館了，有些、還應該送進廢品收購站。而早十年，在大陸與李敖齊名的余秋雨，則更不需我多說了吧？
就這麼去做、去努力，又何愁孔子不退出歷史舞台呢？他也早該退出歷史舞台了。未來的時代，也不盡然是我顧曉軍的時代，而是一個群星璀璨的時代。因、一個大的專制帝國的崩潰、一個大面積且人口眾多的社會的轉型，必然產生大量的思想家，如、中國的諸子百家時代（奴隸社會向封建社會轉型）、西方的文藝復興時期（封建社會向資本社會轉型）。中國的思想者，是這個時代的幸運兒、且時代為之配備了互聯網。
以上，是以我顧曉軍、為主體、淺論了“戰略、戰術、技術”，算是一個開頭、超極的大虎頭。下面，則轉入本文的本論、論“戰略、戰術、技術”。因以上主要談了戰略、大戰略，所以、我倒過來、從“技術”開始談，而後是“戰術”、再而後是“戰略”。
技術，是解決問題的一種辦法。一般來說，技術是指處理一具體問題時的方法與手段。如，最近我的文章《解密“許志永案”》中挖掘出的“‘許志永的辯護律師張慶方在開庭前對美國之音表示，他的律師團和許志永本人將在整個審理過程中，保持沉默。’莫名其妙呵！這是庭審呀，沉默、不是表示默認嗎？哪有以默認的方式表示‘抗議’的？”。這就是技術。中共的特務許志永、及其團伙，用混亂他人思維的方法、在該申辯的地方與時候、故作姿態、“保持沉默”、以示“抗議”；而我，運用“常識、常理、常情”及合理等手段、揭示出了他是“默認有罪”、是想坐牢、願意坐牢、巴不得進去坐牢的本質，從而解密了他參與給人挖坑的事實。
在《扯淡“許志永案”與特務》中、我扯出了“支票上幾個世紀就有，如今已改用銀行卡了。陳光標捐款，為什麼要‘挑擔人民幣’；陳光標助推經濟大普查，為什麼要以‘16噸人民幣’計？這不分明是炒作嗎？陳光標想炒作，有情可原。可，中共管媒體的人、平時管得是那麼的死，而這時、難道是大腦進屎了嗎？中共管媒體的人、大腦進屎是不可能的，那麼，就只有一種可能了－－陳光標、是特務，跟他們一夥的，他們要把陳光標炒起來、派大用場。”這、就是運用合理的技術手段。
在《許志永案的真相究竟是什麼？》中，我抓住胡佳在推特中說的、“北京市公安局國保總隊通知”中的“……在1月22日至24日新公民案件庭審期間……”，質疑“中共通知可能說‘新公民案件庭審期間’嗎？許志永及律師要求併案，法院不干、不就是不願構成‘新公民案件’嗎？因而許志永及律師才稱‘庭審違程序’‘靜默抗議’，中共的公安怎會反而承認‘新公民案件’？這不是敘述方錯亂嗎？”，從而讓讀者通過自己的人生經驗、作出自己認為合理的判斷。
這些，就屬於技術。但，技術又不全都是小的、具體的方法與手段，有時候、點抓好了，技術也會改變戰術、甚至是戰略。如，因我在《解密“許志永案”》中、破了“許志永因為參與和組織民眾公開要求官員公布財產而被控‘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的局，中共的特務許志永及其團伙，就改口成、許志永是因“在北京地鐵站派傳單，呼籲無北京戶口的市民到北京教委大樓前聚集，表達教育平等的訴求”而被抓。技術，也就影響了戰術。
戰術，是一種博弈或指導博弈的方法。所謂博弈的方法，是指不複製的；而所謂指導博弈的方法，則是指可複製的。如“質疑學派”及現已編成電子書的《解密 質疑 預測》，包括《閒話“客觀、合理、系統”》和《解密“觀察、趨勢、預測”》及此刻正撰寫的《解密“戰略、戰術、技術”》等，都是“可複製的”“指導博弈的方法”。這些東西的作用、有兩，一是供人參照、籌建自己的“立體思維”，二是供人類比。
好的戰術、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不好的戰術、則往往會壞事。戰術的好與不好，一般在事後、看博弈的成功與否。然，事後的評判、於制定一次博弈的戰術、已無補。那麼、檢查戰術制定的好壞、就只有看其是否客觀、是否合理。還以許志永案為例。如、以上說到的以“沉默”對庭審、就是敗筆。策劃者，原本欲把從未有過的以“沉默”對庭審、作噱頭，便於炒作，而後爆炸式地推出所謂《無聲的辯詞》。然，策劃者沒有考慮到以“沉默”對庭審、違反常識、常理、常情，是一種極不合理的做法。正因有了這樣的破綻，才使我能夠建立“‘默認’有罪”、“想坐牢”、“以坐牢鍍金”、“挖坑”害人等一系列的推斷。這就一很典型的、在戰術上失敗的例子。
其實，在許志永案中、戰術上的錯誤比比皆是，如《無聲的辯詞》、《王功權承認犯罪被取保候審稱斷絕與許志永來往》等。《無聲的辯詞》、是以“沉默”對庭審之後的包袱，當抖得響；在策劃者心中，有欲與劉無敵的《我沒有敵人》媲美的想法。然策劃者忘了、劉無敵那時、我還沒想諾貝爾和平獎（那時、我確也不夠），所以《我沒有敵人》有破綻、也能矇混。簡言之，策劃者和許志永、均眼高手低－－《無聲的辯詞》的正式標題是《為了自由·公義·愛－我的法庭最後陳詞》，而“自由·公義·愛”、不就是約翰·密爾（法學家）的《自由·平等·博愛》和我顧曉軍的《公正 民權 自由》的合二為一嗎？再看《無聲的辯詞》的核心、“新公民運動倡導自由、公義、愛的新公民精神。個人自由，無拘無束真實快樂的自我是國家和社會的永恆目的；公義是個人自由的邊界，是此世間的公平正義，是恆久的道義良心；愛，是友善，是寬容，是同情，是奉獻，是人世間最美好的情感，是幸福的源泉”，像不像抄我的？
於一個重磅炸彈、竟如此草率，是不是戰術失敗？《王功權承認犯罪被取保候審稱斷絕與許志永來往》，也一樣。海內外、有很多人在罵王功權，其實很愚蠢（無論真罵還是假罵，都愚蠢）！因為、王功權演的是苦肉計，是許志永案這大苦肉計中套着的一個小苦肉計。說真的，如果我是策劃者、決不設計王功權這齣戲，因為薛蠻子事件與今、太近了。
此外，在《王功權承認資助許志永並策劃違法活動》中、有“根據刑法第291條之規定……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對首要分子，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也就是說、許志永最多判五年。五年、算什麼？自有我顧曉軍“攪局”後，想蒙蔽諾貝爾和平獎評委會、沒有真本事怕不行了吧？也許有人會說許志永是博士，可七千多字的《無聲的辯詞》，要思想沒思想、要理論沒理論、要感人也不感人，根本是一又長又臭的裹腳布，算什麼博士？這些都是戰術失敗吧？
戰略，說白了、就是一種複雜化的解決問題的辦法，是更大的範疇里的戰術，具有更多謀略的成分。也可以說，戰略、就是一種謀略的博弈。一般來說、戰略主要是對主官而言，更多地、體現在智慧的博弈上。戰略比戰術、更講究其事前的隱密性，而在事後或被識破之後、戰略同戰術一樣、也是可複製的。
如、二戰中的北非戰場，就是一個二戰中的戰略戰場，其不似德國進攻法國、進攻蘇俄那樣重要，但若德在北非贏得勝利、就可以遏制地中海、可以遏制戰爭物質的運輸通道，從而實現打擊英國。也因此、北非戰場成就了號稱“沙漠之狐”的德軍元帥隆美爾和英軍元帥蒙哥馬利，北非戰場、也比德國進攻法國、進攻蘇俄那些重要的、正面的戰場、更有說道、更有故事（包括戰後的電影）。這、就是戰略的出神入化之處。
我在上面批評許志永案的策劃者時、說到“眼高手低”。其實這個“眼高手低”中、包含着欣賞的成分（因為、他們總在戰術和技術上犯錯誤）；而從大戰略看，中共的特務的布局、還是不能不讚嘆他們的思謀的深遠的－－可以看到的許志永案的起點、是抓秦火火、立二拆四；而後，是抓薛蠻子、王功權；再而後，是判所謂的新餘三君子……他們、做了那麼多的長線的鋪墊，真可謂是匠心獨具！
而於設計假毛左的司馬南、孔慶東、張宏良及方舟子等與偽民主的韓寒、茅于軾、楊恆均及李悔之等的假打假鬧（詳見《一個彌天大騙局》等）、以及深究偽維權的一個個案例（詳見《維權是延緩中國民主的毒計》、《從維權看一盤很大的棋》、《中國的維權就是個局中之局》、《維權是一個個騙局》等），則更是令人毛骨悚然－－他們的思維、驚人的縝密！只是、也許他們上去的太容易、他們在社會底層的磨練太少、他們的具體的解決問題的手段與現實是脫節的，所以、他們才總是露出馬腳、才會被識破。
其實，許志永案與過去的艾未未、陳光誠等一樣，都是他們的佯攻、或曰戰略戰場。然，隨着人類的能力的不斷提升、與各種謀略不斷被常人所熟悉、成為常識，過去的戰略也在變化，如在冷兵器時代，鑄劍、制弩算技術，是將與將斗、還是掩軍廝殺、就是戰術了，而擒賊擒王、聲東擊西、圍魏救趙、假道伐虢、金蟬脫殼、以逸待勞、隔岸觀火等、則都可算是了不起的謀略了（三十六計，不就是“中國古代兵法策略”、不就是謀略嗎），然、在今天、“擒賊擒王”又能算是什麼謀略呢？
三十六計的被降級，亦可證明“大腦革命”的必然到來。就此，我把“顧曉軍主義：改變中國”改為“顧曉軍主義：大腦革命”（“顧曉軍主義：改變中國”，是2010-12-10、從“顧曉軍主義：評論中國·之八百六十二”改過來的）。此次的改動，亦非暗示從此放棄“改變中國”、而如我本文上面所闡述、是一種大戰略的考慮。
俗話說，“棋逢對手、將遇良才”。我想，中共的特務的總布局者、此生能遇上我顧曉軍、當也沒什麼缺憾了（雖，那麼深遠的“一盤很大很大的棋”、總被我破局，然、咬牙切齒或“既生瑜、何生亮”的感慨，畢竟是狹隘的思維）。不過，我還是要批評中共的戰術執行者、像《無聲的辯詞》裡的“在我孩子剛出生……這一切苦，我願意”，太似劉無敵、艾未未了，是打悲情牌、太老套，有損於中共的形象，也破壞了中共大謀略的美感。
顧曉軍 2014-1-24～25 南京
http://www.yadian.cc/blog/1214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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