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情报斗争史上,袁殊是一位十分奇特的人物,他在抗战前后,周旋于国共两党及日伪势力之间,以多重身份,做过三面间谍,在国民党中统、军统,日本与汪伪以及中共几方面的秘密关系中,纵横捭阖,应用自如。他加入过青帮,在表面上扮演过“汉奸”角色,暗中却又同时兼任国共两边的间谍,他先后坐过国民党、汪精卫的大牢,解放后又曾被错误关押,历经生死磨难,但究其根底,他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曾为中共的情报工作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袁殊,1911年出生于湖北圻春,又名学艺、军光,化名曾达斋。少年时代随母到上海谋生,在极为艰难困苦的逆境中,依靠半工半读,获得一定的文化知识。北伐战争时期,一度投身于北伐军并加入了国民党。大革命失败后,沦落在“狂飚社”当伙计。1929年留学日本,专攻新闻学,后因经济拮据,于1930年冬回国。
在日本,袁殊接触了一些进步思想,回国后他曾担任“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常委,参加过上海左翼文艺活动。创办《文艺新闻》,经常发表带有“左倾”观点的作品,他还曾披露了国民党当局杀害“左联五烈士”等重大新闻。袁殊与当时上海左翼文化人冯雪峰、夏衍、楼适夷等都很熟悉,在上海文艺界具有一定的影响。
袁殊在左翼文化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交际才能,很快引起了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注意。1931年10月,经中共情报负责人潘汉年的介绍,袁殊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中共情报系统——中央特科的工作,当时他年仅二十岁。潘汉年对袁殊说:“你加入的是‘秘密’前卫组织,从事的是保卫组织的秘密工作,你要在一切人面前保守组织的秘密,万一你因保卫组织而牺牲了,那只能做一名无名英雄。”袁殊表示接受一切条件。从此,他与中共情报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为了党的情报工作的需要,根据党组织的指示,袁殊停写了带有“左倾”色彩的文章, 封闭了《文艺新闻》,也不再与夏衍、楼适夷等激进文化友人来往,他渐渐有意从文坛上淡出,并在社会上造成他已消极隐退的印象。
袁殊的父亲是老同盟会员,在国民党内与当时的上层社会有一定的关系,但袁殊寻机向上层渗透时,并没有依靠他父亲的关系,1932年春,他经表兄贾伯涛的牵线,利用与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社会局局长吴醒亚的同乡关系,成为吴的门客。吴醒亚是中统特务头目,他在中统组织内成立了以“湖北帮”为主的特工组织“干社”,袁殊被任命为情报股股长。这样,袁殊成功地进入了国民党特工组织。又经吴的介绍,他成为“新声通信社”的记者,出入南京政府宣传部门,并结交了日本驻沪领事馆副领事岩井英一,成为朋友。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强对日情报工作,袁殊有意识地加强了与岩井的关系。岩井英一是日本外务省在中国从事情报工作的资深特务,他和袁殊接触后,把袁殊看做“在华亲日势力”分子。袁殊伪装得宜,与他建立了情报关系,开始接受其每月两百元的津贴,成为“日本间谍”。当然,这一安排得到了中共党组织的批准。1933年,袁殊一度与中央特科失去联系,转而为共产国际远东情报局工作。1935年,袁殊因“怪西人”事件而被国民党军统逮捕,并经叛徒指认暴露了身份,袁殊满足了他们追查并找来著名电影演员王莹(袁自述当时并不知道王是中共地下党员)及写份声明承认自己过去为中共工作,今后将“拥护蒋委员长抗日”的要求,考虑到袁殊与吴醒亚的特殊关系,同时又怕开罪岩井英一,国民党特工机关以“思想文化罪”, 判袁殊两年九个月的监禁,实际上袁殊在狱中只待了八个月就被释放了。出狱后,为转变角色,党组织同意他再度赴日本留学,成为早稻田大学历史系的研究生。
1937年4月,袁殊从日本回国后又加入了青帮,拜在青帮“大”字辈人物曹幼珊的门下,成为可以和杜月笙、黄金荣平起平坐的“通”字辈师兄弟。这样一来,袁殊和中统吴醒亚、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帮会都有了联系,是集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情报人员。袁殊巧妙地利用这种多重身份,广开情报来源,为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情报。与此同时,他当然也在有选择地为中统和日方提供情报。1937年6月,中共秘密组织负责人潘汉年以八路军上海办事处主任身份回到上海,袁殊在他领导下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取得重大收获。
全面抗战爆发后,袁殊在从事情报工作方面表现出来的特殊才能,引起了国民党军统的注意。经青红帮大佬杜月笙的介绍,戴笠亲自出马访问袁殊,希望他为军统工作。袁殊将这一情况向潘汉年作了汇报后,潘汉年认为“机会难得,不可错过”。于是,袁殊接受了戴笠的任命,再次变身成为军统上海区国际情报组的少将组长。他一人具有中统、军统、日本、青帮和中共五重身份,是中国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特例。
“八一三”淞沪战役期间,袁殊化装成日本学生越过战线到日军阵地侦察,他提供的重要情报使我方避免了重大的损失,上海沦陷后,袁殊奉中共与军统局之双重命令留沪工作,他以军统少将的名义,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专门惩办侵略者和汉奸,并得到了军统局的奖励。其中最为成功的是炸毁了日本在虹口的海军军火仓库。为此,军统给袁殊记了大功。
1937年上海沦陷后,岩井英一又回到了上海,并成立了一个日本特务机关“特别调查组”,袁殊成为其中一员。当然,这事得到了军统与中共方面的同意。
为得到军统的信任,袁殊按照军统的部署,在上海积极开展了包括搜集情报、袭击日伪军散兵、刺杀汉奸等活动。1939年初,袁殊参与制订了暗杀原中统特务、时已投靠日本并成为日伪特工总部“76号”头目李士群的计划。正当他们准备将这一计划付诸实施时,因军统上海区负责人王天木的被捕叛变而败露,袁殊也因此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逮捕。李士群过去被中统逮捕时曾受过严刑拷打,因而对“两统”恨之入骨。被捕的军统人员如不投降归顺,立即加以杀害,决不手软。袁殊被捕后处境十分危险。生死关头,他抱着一线希望,求救于已担任日本领事官的岩井英一。岩井英一果然以领事馆的名义,以袁殊是外务省系统情报人员为由,将袁殊保释出来,使其避免了一次杀身之祸。
岩井英一营救袁殊,并非不求回报。而且,从认识袁殊的第一天起,岩井英一就着力培养袁殊亲日,要拉拢袁殊为日效力。果然,当袁殊被安排往百老汇大厦后不久,岩井英一就向他提出要求,要他立即写一篇谈所谓中日关系的文章公开发表,实际上也就是要袁殊公开表态当汉奸。袁殊立即请示潘汉年。潘汉年早已料到岩井英一这一手,他指示袁殊将计就计,公开出面当“汉奸”,打入日本谍报机关。潘汉年说:“我看这是个机会,也许还是难得的好机会,向敌人营垒渗透,在敌垒中建立我们的内线,需要的就是这种机会,你若真能成为汪伪政府中代表一个派别的领袖人物,不但可以起掣肘汪伪政权的作用,获得情报的机会也更多,对革命的贡献更大。当然,这对你个人来说是很委屈的,需要付出巨大代价,要承受亲朋好友的误解和公众的唾弃,清白玷污,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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