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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原一個真實的“奉系”和“偽滿洲國”

      我姥爺的說法也是可信的的，於志鈞教授在回憶起吉林市的東洋醫院時提到“日 本大夫威信很高，醫德也好。所以，東北人很信任日本醫生，於是打出“東洋醫院”的字號。東洋醫院，內設內科、外科、耳鼻喉科、牙科、小兒科、婦科，設有化 驗室、X光機等現代醫療設備，醫生、護士都是日本人，醫術高超，是一所真正的現代化醫院。我上小學時，我因患牙周炎，沒及時治療，化膿，右腮幫子腫得像葫 蘆一樣。看中國醫生，都束手無策，建議我爸帶我到東洋醫院去看。危急情況下，我爸爸帶我，連夜到東洋醫院。日本大夫立即把我送進急診室，讓日本護士用針， 從我下巴處抽出一大玻璃管膿血出來，其臭無比！日本大夫說，非常危險，要立即開刀，否則危及生命。於是，緊急開刀，把膿排出，刀口理上了消炎藥，縫上刀 口，讓我每天來醫院換藥。大夫說，再晚來一天，就可能要把下頜骨拿掉！兩周后，我痊癒，拆線，躲過一劫。否則，我早已成為破相之人矣！今天，我右下頜底 下，尚留一個半寸傷疤，不注意是看不見的。日本醫生的敬業精神，我記憶猶新。”

新京市立醫院，今吉林大學白求恩第二醫院 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大連醫院，以今天的眼光來看，這座醫院仍然是規模宏大，我的一個表弟就出生在這裡。            此外，滿洲國的醫學衛生教育也是與日本接軌的，質量很高，培養了許許多多的人才，我姥爺就算是一個基層的吧。舉兩個例子，第四軍醫大學的神經解剖學創始人的李繼碩教授就是滿洲新京醫科大學畢業的，中國科學院郝水院士也是當年考入新京醫科大學的校友，他們分別來自吉林的榆樹和內蒙的通遼。都不是城市人，可見滿洲國的鄉村子弟是有機會當醫生上醫學院的。      說起教育，首先要說的一個事實就是，東北目前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人均受教育年份最多的大區，是文盲率最低的大區，同時也是大學生比例最高的大區，按省算，東北三省文盲率都能在前四低，大學生比例都能在前四高。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文盲率較關內低很多。      我家裡的四位老人，都生於20年代的東北，沒有一個文盲，最 小的是我奶奶，1928年出生，1945年滿洲國垮台，我奶奶從“滿洲國民女子高等學校”輟學，簡稱“偽滿國高”在東北過去的語境裡，“偽滿國高”代表了 比較正規的教育。我爺爺受教育最少，“高小”畢業，他們家五個男孩，我爺爺是老四，哥五個全都念過書。我爺爺奶奶講，滿洲國的學費是非常便宜的，一年只要 幾塊錢。學校里有日本老師，教日語。如果成績好的話還有獎勵，不過也就是書書本本什麼的。我家四位老人，只有我姥姥家算是有點小錢，其餘三位都是滿洲國的 普通人家出身，沒什麼錢。 新京女子國民高等學校       滿 洲國有比較完備的教育體系，建立了一萬兩千所小學、兩百所中學、一百四十所師道學校（院），以及五十所技術及專業學校（院）和一些軍官學校。在滿洲國教育 系統中，共有六十萬學生和兩萬五千名教師。另外，還有一千六百所私立學校（日本批准），一百五十所宗教學校以及哈爾濱地區的二十五所俄國學校。滿洲國的各 級教師的培養較嚴格，對教師的考核和晉升有嚴格的制度。       滿洲國也建立了不少大學，比如奉天醫科大學，新京工業大學，大同學院，建國大學，新京醫科大學等等。       滿洲國的教育體系與日本接軌，質量較高，很多在滿洲國接受過教育的人日後都成為各行各業的中流砥柱，韓國前總統朴正熙就畢業於新京陸軍軍官學校，正是他領導了著名的“漢江奇蹟”。 新京大同學院       此外，滿洲國政府和日本政府還支持滿洲人赴日留學，滿洲國成立後，從1933年（大同二年）開始，滿洲國政府向日本派遣大批公派留學生，其費用由日滿兩國政府共同承擔。而滿洲國建國前，東三省派出的留學生，未受“九.一八"事變影響退學歸國，繼續在日完成學業的公費和自費留學生，按文部省規定，每人每月按30至40元發放補助費。在日本政府的授意下，日本的大學及專科學校也積極開設預科班，以接收他們認為所謂“志向堅定，有成才希望並對建國思想表示共鳴”的學生。文教部還在每年的10月份，從高中畢業生以及即將畢業的學生中，通過考試，選拔出150名左右補助留學生赴日。      1937年5月，根據滿洲國政府文教部《留學生預備校規程》令之要求，在滿洲國首都新京特別市北大街成立了一所專門留學生預備校。招收高中以上學歷的學 生，學期一年，專修日語，同時兼修國民道德、數學、英語、物理化學或歷史地理等學科。畢業生如自費留學，則不需留學生留學考試，進入此校學習實際成為赴日 留學的門檻。公費留學則必須經過留學生入學考試，此種留學生占全部留學生人數的20%左右。  在新京站準備赴日的留學生       滿洲國的教育由於與日本接軌，所以也帶上了濃重的軍國主義色彩，培養學生的武士道精神，要求學生崇拜溥儀和日本天皇，甚至教育滿洲人說日本人滿洲人都是天 照大神的後代。但是滿洲人也不是傻缺，對這種“一派胡言”的教育都是表面應付，實際上誰都不當真，對日本人那一套聖戰理論不以為然。學照上，但是鬼話不聽 地幹活！       梅娘回憶自己赴日留學前夕的情形：“另 外一封來自我母校的推薦信，加速了我們去日本的日程。信是吉林女師的日籍副校長村田琴寫來的。這位被同學們背地裡叫做穆老太、舉止高雅、禮貌周全的典型的 日本知識女性，殷殷切切地勸我就去她的母校——日本東京女子大學就讀。她之所以這樣賞識我，是因為我表現並做到了她所渴想塑造的滿洲淑女的形象。其實，這 不過是出滑稽戲，我只是玩了個簡單的遮眼法而已。那年，正逢“滿洲國”的康德皇帝去日本認親，回來後發表了“訪日迴鑾訓民詔書”，說什麼皇帝他也是天照大 神(日本大和民族的始祖)的子孫，以之佐證日滿是真正的兄弟之邦。他的這份“詔書”滿洲老百姓以不睬對之。硬 扯什麼天照大神豈不是天大的笑話，狗肉怎麼貼也粘不到羊身上呀！可我們村田琴老師，卻命令我們默寫皇帝的“迴鑾訓民詔書”以示忠誠；且規定，不及格者不予 畢業。這可真真正正的是道難題，我們連看都沒仔細看過那篇亦文亦白、咬牙嚼字的詔書，如何默寫得出來？同學們一籌莫展之際，身為班長的我出了個鬼主意，我 去向村田請示：為了表示對皇上恭敬，我們願意用宣紙與毛筆來恭默詔書，她欣然同意。我們備好了宣紙，備好了墨汁，為怕墨汁洇紙，還備了一張襯紙。點子就出 在襯紙上，我們用鉛筆，淡淡地用ㄅ攵ワㄈ在襯紙上拼寫了詔書。村田不認識ㄅ攵ワㄈ，也沒想到這裡有鬼。當她拿到我們全班一致默寫得整整齊齊的詔書考卷時， 開心地微笑着，這是她的最佳的工作業績，她為“日滿一體”作出了貢獻，她為“滿洲國”培養了一批高標準的淑女。”       1935 年，滿洲國大陸科學院成立，大陸科學院從1936年至1941先後修建了十八棟房舍，是偽滿時期規模宏大的自然科研機關。大陸科學院內部分工嚴密，機構龐 大。有農業化學、林產化學、畜產化學、生物化學、有機化學、無機化學、土性、燃料、土木、機械、上、下水等研究室和物理、化學、土木、低溫等四個試驗室。 至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前又設立了獸醫、防毒、建築、燃燒、電氣、纖維、發酵等研究室，使研究室數達二十三個。有當時較為先進的儀器設備一萬多台套，以及大 量圖書。還轄有三個附屬工廠、馬疫研究處、獸疫研究所和地質調查所等。並在哈爾濱，奉天設有分院。       滿洲國專利制度同樣與日本專利制度接軌，滿洲國大陸科學院共獲得滿洲專利394項，日本專利10項。       1949年之後，在大陸科學院的基礎上，中國科學院儀器館（今中科院長春光機所）和中科院長春應用化學研究所成立。 滿洲國大陸科學院 滿洲國的農業機械化作業場景       除 了大陸科學院，滿洲國還有眾多的其他科研機構，比如大連的滿鐵中央試驗所，公主嶺的農林畜產研究所等等。日本通產省維護技術經濟安全研究會在評價中試所的 業績時指出：“以中央試驗所的研究為基礎實現工業化的企業有十餘家，此外，在試驗所的指導下獲得很大成功的企業不勝枚舉，拋開中央試驗所就談不上滿洲的化 學工業。 大連滿鐵中央試驗所舊址      當時其他的科學研究機構以及科學普及機構還有旅順博物館，滿洲資源館 滿洲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滿洲國協和會科學技術聯合部會，滿洲國調查機關聯合會，滿洲發明協會，日滿農政研究會滿洲部會，滿洲能率協會，鐵道研究所。      此外，由於日本地少人多，而滿洲地廣人稀，土地肥沃，滿洲國政府十分重視農業科技的研發和推廣，在全國範圍內建立了大量的農業試驗場，這些部門把當時科研 所的大量研究成果推廣給農民，先後品種有大豆品種“黃寶珠”、“如意珠”、“康德”、“福壽”、“公555”、“公561”、“西比瓦”等，至20世紀三 十年代，滿洲國種植優良大豆的農民已經達到百分之90。年產量約400多萬噸，相當於世界年產量的三分之二。還 有水稻“獎勵品種”，有“陸羽132”、“萬年”、“農林一號”、“龜尾”、“嘉笠”、“熊一號”、“田泰”、“公10號”、“青森5號”、“806”、 “808”、“809”、“畜國”、“坊子6號”、“走坊子”、“今日糯”、“青森糯5號”、“松本糯”、“小川糯1號”等20餘個品種，這些品種三四十年代曾在當時的安東、奉天、吉林、間島、龍江、北安、黑河等地種植。        如今東北人離不開的、鼎鼎大名的東北大米就在這一期間推廣開來，東北人的祖上本來是沒有吃大米的習慣的，但是現在變成了離不開大米的人。 滿洲國的城市和現代化建設       滿洲國成立的1932年，關東軍就組織日本的建築界對滿洲國的109個大中小城市進行了規劃，其中最負盛名的就是《大新京都市計劃》和《大奉天都邑計劃》。 國都新京       1932年，對當時居留瀋陽的日本人來說，定都長春的消息無疑是一炮重彈，衝擊重重。關東軍司令部設在瀋陽，日本工商業者在瀋陽的經營也為時良久，很多人 對瀋陽之未來定位抱以較高的期望值。瀋陽商工會議所在1932年3月向關東軍陳情，請求重新考慮立案中的都市計劃和“定都”長春一事，然大勢已定，不可能 重新來過。這樣，居留瀋陽的日本人也逐漸認可發展瀋陽為工商業城市的定位，同年8月，瀋陽商工會議所向日本政府內閣、滿鐵、“滿洲國”提出有關瀋陽工業振 興策略的建議。        回頭看看長春，或許正是規模甚小，才讓它雀屏中選。哈爾濱向來是俄國的政治據點，一時難以撼動；奉天同時有中國人和俄國人的政治勢力存在；古城吉林又離交 通大動脈南滿鐵路甚遠……於是，幾乎是白紙一片十三萬人口的滿鐵控制的新城市長春，能勝過滿洲的兩大都市奉天和哈爾濱，以及古城吉林入了關東軍的法眼，開 始了它十四年的國都建設。另外，長春市土地價格較低也是當局不得不考慮的因素，當時興建新都所涉金額委實是太龐大了。在滿洲國成立前的 一 個月，關東軍已經秘密派遣人到長春，調查舊市街的主要建築物，完成了設置新政府臨時辦公地點的準備工作，並在吉林與當時的親日派吉林省省長熙洽進行交涉， 公布了以長春為中心，近20華里的四方區域的土地禁止買賣命令，事先防止土地的投機事件。       為《大新京都市計劃》擔當總指導的是東京帝國大學建築系主任，佐野利器，他的麾下則聚集了幾乎當時日本所有知名的建築師，比如現代主義四大家之一的賴特的弟子，遠藤新。       計劃大綱決定之後，“國都建設局”制訂的實施計劃在1933年1月得到滿洲國的認可。地形測量工作基本在1935年完成，1936年，完成了92.7平方公里的農地收購，而到了1937年，一個新都市已經初見規模。       在規劃中城市布局採取同心圓內向結構，以大同廣場，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廣場為中心，豎向以大同街，也就是今天的人民大街，橫向以興仁大路，也就是今天的解放大路為軸線，組成一個比較完整的新市區。       這一期間的道路以兩線直角交叉為原則，再加上放射系統、循環系統風格。滿鐵附屬地的道路系統因為是對角線道路，所以有銳角的交叉點，而長春其他地區則是放 射性幹線道路、次幹道等較狹窄道路也設計成之交狀，後來因為日軍為了打擊抗日游擊隊，又修了計劃實施區外的外圍環狀道路。這時的長春，幹線道路大約有26 到60米，分為快車線和慢車線，還成立了“滿蒙車輛研究委員會”來解決東北地區的載貨馬車問題。長春街道的一個特徵是市街地內存在後巷道路。上下水道，瓦 斯，甚至電信線纜都在此後巷中。這使得長春的幹線大街上，自由生長的樹木成為一大特徵，也讓長春成為園林城市打下了基礎。一直到現在，長春仍循南北走向為 街，東西走向為路的命名法則，當時的道路名字，則都由滿洲國的“總理”鄭孝胥命名。       最為領當時亞洲之先的，則是長春成為了第一個全面實施沖水式廁所的亞洲城市。長春的下水道建設，採用污水和雨水分流模式。設計使雨水流入市內公園的人工湖。       長春起伏的地型給規劃專家們也帶來了靈感，小河川流到的低地，基本都被開挖人工湖並設為公園，避免作為住宅用地。1940年，長春的公園、運動場、苗圃的 面積累計達10.8平方公里，達到人均31平方米的高水準。很可惜的是，一些日據時期的綠地面積，在1949年以後，不同程度的遭到了工業用地和其他用地 的侵占。       經過五年建設，長春在1937年末，已然發展成為一個擁有人口33萬的近代化都市。1937年9月，“國都”建設紀念典禮於大同廣場舉行。而“新京都市計劃”的推進和“國都建設局”這個機構，也轉交給了當時的“新京特別市”政府當局。       在1期計劃中，道路、上下水道等工作都已大致完成，因此，以南嶺為中心的文化設施、綠地公園建設成為第2期事業的中心。運動場，植物園都開始建設，至聖大路拓寬到60米，連接各個高校，但計劃中的圖書館、美術館和大會堂等日本人始終未等到開工機會。       在1941年第2期建設結束時，臨時“國都建設局”劃歸“市工務處”，廢止了“國都”建設計劃的特別會計，日本人已經開始陷入不支狀態。       從1939年前後開始，長春人口猛漲，在1941年達到了50萬。居住、交通和物質供應問題日趨嚴重，主城區外的住宅開始興建，孟家屯住宅區就是一例。由於戰時能源緊張，公交亦非常困難，最終採取了水電和鐵路資源來鋪設地上電車。       實際上，“大新京都市計劃”對長春的都市交通原本是計劃導入地鐵的，第2期建設一開始，臨時“國都建設局”就招攬來大阪市交通局的技術群，花了半年時間，做成了地下鐵計劃。以長春的地質條件，所需只要大阪的一半工程費用。不過，隨着戰爭推進，這個計劃也無跡而終。       由於國立公司和學校雲集，以前的都市計劃已經不能適用，1941年底新計劃案出爐，1942年2月通過政府決定。然而截止戰爭末期都未能完成。這個計劃人口達到100萬，城市面積也擴大到了160平方公里。       事實上，之前的計劃特徵都得到了相當程度的繼承，比如土地經營、設定綠化區、低溫地的親水公園化、直角交叉道路，禁止高架線，強制沖水測試等等，而且還擴 大了在下風處的工業地區。也增加了一些新的特點，比如為避免路線型的商業街太過於冷清，所以將其設計成連接街廊型的集團式的商業區。在商業區，還限制建築 不能低於23米；而對於住宅區採用集團住區制，使市民生活組織化。標準住區單位人口為6000人，戶數1200，面積約1平凡公里，依此組構成一個有生活 方式地區別之有秩序的都市。可以說，“新京”都市計劃在1期以土木為核心，2期以造園為核心，戰爭末期，則就是建築師和法律制訂者為主要影響了。       滿洲國的皇宮到日本投降時，僅完成了地下部分，地上部分是後來仿擬完成的，也就是今天人們看到的吉林大學朝陽校區地質宮。從皇宮周圍的布局來看，採用了古 典的中國皇宮格調。這一城區的中軸線是順天大街(今新民大街)，北端的皇宮是偽滿皇帝處理政務的地方，偽皇宮前面的開闊地帶是皇帝臣民休閒場所(即今天的 文化廣場)。另外，在今天長春一汽一帶，還規劃了更加龐大的皇宮備用地，可以看出，日本是準備長期占領東北的。 《大新京都市計劃》規劃圖，本文作者攝於長春城市規劃展覽館。 當時的紀錄片 Part1 當時的紀錄片 Part2       在建造新京的同時，當局在新京東南部攔河築壩，形成一汪潭水，周圍遍植樹木，形成了面積達100平方公里的人工森林，一來為新京淨化空氣涵養水源，二來為人們提供一個交友的好去處，這就是如今長春人熟知的淨月潭。 雕欄玉砌應猶在，只是朱顏改。 亞洲水電之母——豐滿電站與新幹線的鼻祖——亞細亞號超特急       吉林霧凇是吉林市有名的勝景，很多人不知道，霧凇奇觀其實算是個人工景致。1933年，滿洲國國務院產業部國道局對松花江進行綜合調查。1936年1-8 月，日本關東軍司令部曾兩次指令滿洲國政府必須在5年內在松花江上游建設18萬千瓦水電站。同年11月，滿洲國政府制定了《產業開發五年規劃》，將在松花 江幹流修建豐滿發電站列入開發計劃。 1937年5月，滿洲國水電局長、日本水力發電專家本間德雄正式提交了一份《豐滿發電所計劃書》， 標誌着豐滿發電站的建設進入了實質性階段。該工程於當年7月正式動工修建，當時號稱“東亞第一”水電站。同時，豐滿水庫設計時也號稱“東亞第一”，當時為 僅次於美國鮑爾德和福特佩克水庫的世界第三大人工湖。       大壩建成併網發電後，每到冬季，由於松花江水經過水輪發電機組，勢能轉化成內能，導致水溫升高4度，大壩下游吉林市段本該結冰的江面卻不結冰，導致水蒸氣散入空氣中，與凝結核結合形成冰晶，掛於樹上就形成了吉林霧凇。 如今的豐滿電站，裝機容量已經達到了100萬千瓦。 吉林霧凇與吉林天主教聖母堂 亞洲第一快車，亞細亞號        亞細亞號特快列車（あじあ號），日本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所屬的著名列車。1934年至1943年運營於南滿鐵路新京至大連區間，1935年9月1日運營區間向北延伸至哈爾濱。 滿 鐵將亞細亞號定為“特急”快車。亞細亞號舒適快捷，為了抵禦滿洲地區的大陸性天氣而採用密閉式雙層車窗，全列車配備美國開利公司（Carrier Corporation）製造的空調裝置，以及電動按鈕控制的可調節自動式座椅。列車編組為6節車廂，機車之後為行李車、兩節三等車廂（定員88人）、餐 車、一節二等車廂（定員68人）和一節流線型頭等展望車（尾車，定員48人）。亞細亞號一共製造了24節車廂，編為4列，1935年又生產了2節頭等車 廂。       1934年3月1日，亞細亞號首次運行，創造了以7個半小時跑完新京到大連全程701.4公里的紀錄，途中停車只有大石橋、鞍山、奉天、四平4個車站。亞 細亞號常態運營為共有的兩組列車，每日上午由新京和大連對開，完成大連至新京間的運行，所需時間為8小時30分（中途不停車），平均運營速度為85公里/ 小時。1935年9月，亞細亞號的運營區間延長至哈爾濱。       牽引亞細亞號的太平洋7型機車（當時也叫"パシイ"【pashina】型）是當時世界上時速最高的蒸汽機車之一，車頭外部呈流線型，動輪直徑達兩米，可裝 載37噸水和12噸煤炭，由日本川崎重工株式會社車輛廠製造9台，由大連沙河口滿鐵車輛廠組裝3台，全部在滿洲國服役。機車的最高測試時速為130公里/ 小時，遠遠領先於最高時速95公里/小時的日本鐵道省的機車。      由於太平洋戰爭局勢惡化，亞細亞號於1943年2月停止運行。一列車廂在蘇軍占領中國東北時被運往蘇聯，另一組列車留在中國，其他車廂下落不明。亞細亞號 的牽引機車（現稱SL-7，即勝利7型）現存2台：751號、757號，現被瀋陽蒸汽機車博物館和大連鐵路部門收藏。亞細亞號的兩節頭等展望車廂在 1949年後成為中國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和滕代遠的專車 亞細亞號機車 亞細亞號餐車 731部隊      相信很多人都看過電影《黑太陽731》，其內容之血腥殘忍恐怕要超過任何一部美產恐怖電影（日產的主要是靠氣氛，而不是血腥），而這並不是編導有意編出來 去刺激觀眾神經的，電影中的一幕幕，若干年前就發生在人間、發生在哈爾濱平房區。具體細節已經是鋪天蓋地，在此不作贅述。      通過死於731部隊人體試驗的朱氏兄弟的故事，我們可以管中窺豹的還原當時的情形。     朱家兩蘇諜       在他去世將近70年之後，已經很難有人說得清楚，朱雲岫到底是個什麼樣的人。       他給親友留下了靦腆如大姑娘的印象；在日本憲兵隊拍攝的照片上，身陷絕境的他身姿挺拔，目光炯炯；憲兵隊長對他的評價卻是：“性格狡猾，生來懶惰，為了生活不擇手段。”       今年4月，他的名字和照片被製成黑底白字的牌位，貼在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的紀念長廊上，旁邊是比他年長兩歲的哥哥朱雲彤。他們的身份，都是死於731部隊人體實驗的“馬路大”。       據東安憲兵分隊審訊記錄記載，朱雲岫曾在密山縣黃泥河子恆山煤礦做機電工。1940年8月，朱雲岫與蘇聯諜報員萬信相識並被發展為諜報員。9月27日，朱 雲岫與萬信一起越境入蘇，在“浦拉特諾夫卡”國境警備隊接受指令：調查平陽鎮兵力、兵種和兵營數量以及雞西發電廠的施工進展情況，獲酬金120元。       審訊記錄稱，朱雲岫在收集上述情報時患病，臥床兩個多月，沒能按規定日期入蘇，預感到可能惹怒蘇方，會有生命危險。為安全起見，便策劃以加入日滿軍警密探為名開始諜報活動。       同屬這一諜報網的，還有朱雲岫的哥哥朱雲彤和工友王振達。朱雲彤當時的公開身份，是密山縣國境警察本隊警長。1940年9月至12月間，朱雲彤曾3次越境 入蘇，接受的任務指令為：調查二人班、半截河和平陽鎮附近日軍情況，特別是飛機場的狀況，並調查密山縣公路網及鐵路狀況，共計獲酬金330元。       1941年2月，萬信被捕，但他當時並未供出幾名下線。       當年3月，東安憲兵分隊在對王振達進行偵查時，發現朱雲岫與其交情頗深，故作為同党進行偵查，5月3日將二人秘密逮捕。同年9月，朱雲彤的身份暴露，被捕入獄。       據朱氏兄弟的堂妹朱亞珍回憶，有一次在開往哈爾濱的火車上，她曾巧遇被押送途中的朱雲岫，“我很驚訝地問二哥上哪兒，二哥努努嘴，我看到他的雙手被反綁 着，肩披棉襖，後面有日本人看着。二哥還低聲對我說，‘告訴家裡人別為我擔心，沒啥事’。這時，日本人走過來，就不讓我們再說話了。此後我們再也沒有二哥 的確切消息”。       弟弟被捕一周后，自覺在劫難逃的朱雲彤辭去警長之職回到家裡，靠打短工維持生計。       朱雲彤之女、現年69歲的朱玉芬說，母親曾經告訴她，有一天，父親回家對母親說，現在日本人到處抓人，感覺自己活不了幾天了，“他說自己如果真出事，就讓 母親改嫁。肚子裡的孩子生下來是男孩就留下，是女孩就不要了。他沒說原因，母親還以為他喝多了說胡話”。說完這話三四天后，朱雲彤被日本憲兵帶走。兩個多 月後，朱玉芬降生。       朱氏兄弟相繼被捕後，父親朱寶田急得四處打聽。聽說兩個兒子都被日本人“餵了狼狗”，50歲的朱寶田急火攻心，頭疼了3天便不治身亡。 淪為“馬路大”       一番逼供審訊之後，東安憲兵分隊對朱雲岫做出如下結論：“該人性情狡猾，膽大妄為，在密山縣轄各地詐稱為特務機關或憲兵隊之密偵，干盡壞事，無悔改之意，無逆用價值。”       在呈報給上級的審訊報告中，東安憲兵分隊認為：“該人入蘇及返滿後的惡行危害甚大，對其應嚴加處置，故認為最適合特殊移送。”       按要求，這份報告迅速逐級呈報至關東憲兵隊司令部，司令官原守隨即下達指令，將朱雲岫實施“特殊移送”——這看似輕描淡寫的4個字，其實是一紙秘密而殘虐的死刑宣判書。       接下來的程序是：東安憲兵分隊派專人持關東憲兵隊司令部批覆，乘專車將朱雲岫押送至哈爾濱憲兵隊，由其轉送或直接押送至位於哈爾濱南郊平房地區的731部隊。       “從731部隊蓋戳接收的那一秒鐘起，這個人就不再是人，他姓甚名誰、以前做過什麼都不再重要。731部隊接收的只是實驗材料，也就是論‘根’計數的‘馬路大’。”侵華日軍第731部隊罪證陳列館館長金成民說。        和弟弟朱雲岫一樣，晚4個月被捕的朱雲彤也未能逃脫淪為“馬路大”的命運。        金成民說，“特別移送”只是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的第一步。踏進地獄之門，“馬路大”的苦難才剛剛開始。        所謂“特別移送”，是日本關東軍、731部隊和關東憲兵隊等多方秘密策劃協同執行的一項非人制度，一方面解決了731部隊進行人體實驗所需材料的來源問題，另外也便於各地軍、警、特、憲機構對被捕的抗日人員進行秘密處理。       1938 年1月26日，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警務部下發第58號文件，對“特別移送”程序做出明確規定。1943年3月12日，關東憲兵隊司令部警務部又下發第120 號文件，將“特別移送”對象分為“間諜(破壞分子)”和“思想犯(民族運動和共產運動犯)”兩大類。       上世紀80年代初，日本作 家森村誠一根據他對眾多731部隊相關人士的採訪，寫成震驚世界的紀實作品《惡魔的飽食》。他在該書中稱，綜合許多人的證言，“馬路大”大致有3類：中部 戰線、北部戰線俘虜的八路軍官兵、國民黨官兵，以及在各個城市、農村從事抗日活動的人員等；在哈爾濱市內以及周邊地區逮捕的蘇聯紅軍士兵、情報人員。       可見滿洲國的警長也因為為蘇聯進行諜報工作而淪為“馬路大”。       戰後，731部隊和石井四郎的種種惡行被逐步披露，731部隊遂獲得了“東方奧斯維辛”的稱號。731部隊的***行徑恐怕絲毫不遜於奧斯維辛。但是 731部隊與納粹德國的集中營本質的不同在於，731部隊並不是在進行種族滅絕，其受害者得數量遠遠不能與納粹集中營相比，而且種族構成也是多樣的，並不 是針對任何一個種族。       對於滿洲人來說，當時他們對731部隊的存在毫不知情，由於嚴格的保密，滿洲國從普通民眾到皇帝溥儀都不知道731這回事兒，所以當時也不存在什麼恐怖的氣氛。       731部隊的歷史毫無疑問是人類歷史上黑暗的一頁，為了防止這樣的慘劇再度發生，這個星球上的每一個人都有義務去了解這段歷史，我們要像譴責奧斯維辛集中 營一樣去譴責731部隊的這種***的行徑。即便有人給蘇聯當間諜、抑或當土匪殺人越貨犯了死罪，被這樣慘無人道的折磨致死也是毫無道理的，是沒有任何正 當性的。諷刺的是，731部隊的主謀石井四郎並沒有受到法律的公正審判，731部隊的實驗數據和資料後來被美蘇軍方所利用。政治是最可怕的，但這並不是說 我們要遠離政治，恰恰因為政治的殘酷，我們每個人才應該參與其中，防止它變成少數人牟利的工具。可以想象，731的時代如果有網絡，如果有現在一樣發達的 媒體和通訊技術，那麼這惡很可能會被扼殺在萌芽之中。言論自由也許本身改變不了什麼，但是它能夠使千千萬萬有行動能力的人行動起來！在任何時代，對事實的 掩蓋只會平添悲劇。 滿洲國的宗教自由       滿洲國可能是世界上存在過的宗教最自由的國度之一，宗教種類之多，涵蓋了當今世界眾多主流宗教，有漢傳佛教、藏傳佛教、日本佛教淨土真宗、道教、東正教、 天主教、基督教、猶太教、伊斯蘭教、日本神道教。各個宗教都有可觀的信眾。滿洲國時期，並無對某一種或幾種宗教信徒迫害的記錄，而且各個宗教信徒間並無明 顯的衝突，可以說是各信各的，你燒你的香，我做我的彌撒，井水不犯河水。哈爾濱聚集了大量的白俄和猶太人，所以東正教和猶太教是主流，有很多的東正教和猶 太教教堂，當然哈爾濱也有很的大漢傳佛教寺廟，比如極樂寺。滿洲的各大城市都有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滿洲西部是蒙古族的聚集區，在那裡藏傳佛教很盛行，比 較大的寺廟有查干湖畔的妙音寺。滿洲國當局對蒙古族採取懷柔政策，對喇嘛是很尊重的，當然，對其他所有民族都是懷柔政策，對宗教領袖都很尊重，梵蒂岡就是 與滿洲國最早建交的國家之一，後來日軍擊斃蘇聯支持的武裝人員趙尚志，在滿洲國護國般若寺的主持炎虛法師的堅持下，其頭顱被埋在護國般若寺內。 左上為新京護國般若寺，始建於1932年，1936年建成。文革中被毀。 滿洲國明信片上的吉林天主教堂，文革中被毀。 聖· 尼古拉教堂是中東鐵路在哈爾濱建造的標誌性建築，位於哈爾濱全城的制高點，也是城市建設原點。建築採用近似希臘十字的八角布局，圓木井乾式木結構，，未用 一釘一鐵，全部木構件均用楔接。建築比例精確，形體錯落，裝飾精美。教堂主入口雙向室外木樓梯，覆以雙坡頂篷，中部交叉成焰心狀尖拱，拱心飾以精緻的木刻 花飾，樓梯、欄杆及欄板同樣飾以精美的雕刻；主入口上層為聳起的鐘樓，四面透空，覆以陡峭的四坡頂；三個並排而立的“洋蔥頂”飽滿圓潤，形態優雅。教堂正 中聳起高高的八角形帳篷頂，其中設小洋蔥形狀的穹頂，極力造成一種向上升華、天國無限神秘、神權至高無上的幻覺。整體建築造型完美勻稱，堪稱木結構教堂精 品之作。文革中被徹底焚毀。      擋在新京大同大街慢車道上的“孝子墳”，相傳光緒年間長春有個叫王夢惺的人，生性淳孝。38歲那年，其母病故，葬母后他在遼寧千山道觀入道。10餘年後返 回母親墓邊苦守，僅以生小米和冷水果腹，且終日不與外人交談，忍凍受餓以盡孝道，世人為其孝心所感動。守墓3年後，王夢惺於1913年去世，世人將他們母 子合葬一處，此後千山道友在王夢惺墳旁建起了一座道觀。這就是名噪一時、觀者如雲的長春孝子墳。新京大同大街相當於北京長安街，儘管孝子墳擋住了首都的中 央主幹道，但是當局並未將其拆毀。“孝子墳”在滿洲國穩穩噹噹地擋了14年大街。後被TG拆毀。 1943年滿洲國當局修繕後的孝子墳。 他們也是滿洲人       這個幾天恰逢諾貝爾獎頒獎，長春一下子就出了倆諾貝爾獎得主，不要說長春這樣沒什麼國際知名度的城市，就是換了紐約東京，官方和市民也都有理由好好慶賀一番！可是長春卻出奇的靜，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一樣。這也算是世界級的奇觀!              1935年出生於滿洲新京的岸根英一，2010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其維基百科的詞條中提到，由於滿洲國孩子上學比日本早一歲，所以岸根英一在日本上中學的時候比同班同學都小一歲。       同樣是在1935年，新京南面的滿洲第一大城市奉天，一個男孩兒在千代田公園旁呱呱墜地，他父親父是個日本憤青，曾作為學生代表強烈要求日本占領中國，後 被當時日本陸軍部幾乎拋棄的石原莞爾一通嘲笑加教訓，心中猛然對石原莞爾充滿崇拜，後產一子，名字取了坂垣征四郎的征，石原莞爾的爾。       這個孩子日後成為了世界級的指揮家，他的名字叫做小澤征爾！ 小澤征爾      另一位不得不提的日本裔滿洲人就是李香蘭，日本名山口淑子，是從事電影的演員與歌手，李香蘭是花腔女高音，而且受過正式的西洋聲樂教育，很擅長美聲唱法。後任日本參議院議員。淑子的祖父山口博在1906年舉家到滿洲。李香蘭是地地道道的滿洲人。       1920 年2月12日，山口淑子出生於奉天省撫順。由於父親山口文雄在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所屬的撫順煤礦任職。舉家遷往撫順。1933年被父親的義兄弟瀋陽銀行經 理李際春收為義女，起中文名為李香蘭。1933年，李香蘭患肺病。後受俄羅斯好友建議，開始跟一位“白俄”女士學習聲樂。李香蘭亦為天津市長潘毓桂義女。 曾以潘淑華之名義在北京翊教女子中學就學，1937年畢業。然而她從不公開自己的身世，中國人都不知她的日本血統，說得一口非常標準京片子的她，中國民眾 還把她當作地道北京人。在滿洲國的流行歌曲大賞賽中獲得頭獎。1937年，滿洲映畫協會（簡稱“滿映”）成立。李香蘭進入滿洲國電影界，並成為其頭號女 星。1942年，到上海發展，以李香蘭的名字登上舞台，為中華電影公司、中華聯合製片公司、滿映拍了經典電影《萬世流芳》並主唱電影主題曲《賣糖歌》及插 曲《戒煙歌》使之紅遍全中國，跟着《夜來香》、《恨不相逢未嫁時》、《海燕》使之更上一層樓，成為與周璇、白光、張露、吳鶯音齊名的上海灘“五大歌后”之 一。1943年，《莎勇之鐘》於台滬滿三地上映。       1945年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日本戰敗，滿洲國滅亡，李香蘭以漢奸罪名被中華***國民政府逮捕。但之後因證明了其日本人的身份而得以被無罪釋放遣返。 李香蘭簽名照 已經90歲的李香蘭，其保養的功力實在是讓人驚訝。 李香蘭版本的夜來香 日本的對滿態度以及滿洲人的對日態度       對於滿洲人來說，日本人絕對不是什麼大慈大悲的觀世音菩薩，世界上不存在這麼好的“友邦”，但也絕不是什麼無惡不作的魔鬼。任何把國家行為道德化的想法都是極其幼稚的。       如果你看過俞天任寫的《軍國幕僚》就會對當時的日本有個了解，如果實在嫌這本書太長了讀一讀推倒柏林牆寫的《日本如何走向滅亡》也不錯。       滿洲的富饒是眾所周知的，是亞洲大陸上最適合發展現代化農業和現代工業的地方，當時的日本知識界和普通民眾一度將滿洲視為日本的生命線，大有不得到滿洲日 本就要滅亡的危機感，對待自己的生命線顯然是不能胡來的。後來日本文官政府與汪精衛談判，幾近成功，大體內容就是保持滿洲獨立，日本撤兵！說白了就是“支 那我不要了，滿洲必須給我！”滿洲當時已經有3000萬人口，是日本的1/3強，已經是亞洲除了日本本土以外最現代化的地區，初步建立了上游至礦業，下游 到汽車工業的資本主義工商業體系，文明水平跟日本起碼還在一個數量級上。日本對待滿洲的方式顯然不是美國人對待印第安人那樣——相差好幾個層次的文明之間 的一邊倒的大虐殺。日本對待滿洲人是懷柔政策，甚至比對待台灣人更加的懷柔。生于吉林市，經歷過滿洲國時期的於志鈞教授說：““王道樂土”是為日本的文化戰略服務的，遠不是今天一些文獻所描繪的“欺騙”，而是實在操作。中國有句成語“樂不思蜀”，日本讓東北人“樂不思中”！日本要在東北打造一個“王道樂土”現實社會。為了讓今天的人們知道什麼是“王道樂土”，我拉回那個時代，談我之所見所聞和所感。中國不是沒有這樣的歷史，元朝和滿清都有過！日本害怕重蹈覆轍。“王道樂土”就是收買人心，玩假的不行。       一 個強者對一個弱者，武力征服相對是容易的；然而，征服之後的統治就困難了。日本占領東北之後，怎麼辦？東北不是西伯利亞那樣的無人區，有三千萬人口，是日 本人的三分之一強。對當時這樣一個巨量人口，只能是安撫，別無良策。日本這樣一個精細民族，當然明白。關鍵之關鍵，是切斷東北人民對中國的宗主國認同。這 是不容易的，但不是不能做到的。那就是迅速地給“滿洲國人”以看得見和感覺到的好處。“王道樂土”就這樣出爐了。從1931年到1939年，日本的“滿洲 政策”是這樣制定的，也是這麼做的。1940年之後，日本陷入侵華戰爭泥潭，就亂了方寸。1941年，日本發動太平洋戰爭，就走向毀滅之路！”        從事實來看，於教授的分析是合理的，不然也不會出現他們一家去北京天津旅遊，闊的跟美國佬一樣的經歷。此外，種種史料表明，深具島國危機感的日本打算把他 們國家的主體搬到大陸上，搬到滿洲。所以日本人對滿洲的態度絕對與英國人對印度的態度不同，完完全全是當做自己的家來建設，在城市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滿洲甚至是領先於日本本土的。長 春人都知道天皇當年是有計劃把家搬到新京的，英國女王可曾想永久的居住在德里？此外還有一個重要的因素是，滿洲人跟日本人是一個種族，注意種族是一個生物 學範疇的定義，而不是文化上的。民族是文化定義，是可以改變的，而種族是不可變的。這導致日本對台灣和滿洲的態度是同英國人對印度人、西班牙人對菲律賓人 的態度是不一樣的。日本人對滿洲人是想極力同化、皇民化，這顯然沒有成功，起碼14年是不夠的。       在滿洲工作的台灣人蔡西坤回憶“滿 洲國首都新京（長春）採取計劃都市，設計得非常好，主要道路為長達幾十公里，又寬又直的大同大道，整個建設規劃都以王道樂土為依歸。依日本政府的計劃，日 本皇帝所在的都城京都遷到東京後，將來要遷移到新京（新設的京都）來，所以新京在建設上特別注重「民族協和」的精神。我們大同學院的制服就叫做「協和 服」。”       “有這些機會出入中國大陸與滿洲國，我深深感覺山海關內外的風土人情差別很大，山海關內人口很多，生活條件卻不如關外，大部份人民都是又髒又亂，有些人因為貧窮，還會搶錢呢！有次我帶著三千元滿幣（值同日幣使用，我未兌換為大洋）到華中徐州玩，結果眼看著被搶，卻因為人太多無法追回而作罷。       滿洲人則不一樣，滿洲人很好，既有情性，又講信用，我和滿洲人的接觸雖然不多，但印象、觀感都不錯。當時「滿洲國」有滿洲話（即北京話）的分等考試，我在 高等學校時已學過北京話，因此來到滿洲，參加滿洲話分等考試，成績還不錯，是二等通譯，所以我和滿洲人可以溝通。”       在滿洲中央銀行工作過的吳金川回憶道“日本人對滿洲國有特殊待遇，他們在滿洲國的建設按步就班，比較不像在山海關以內那樣胡作非為。當時中國銀行總裁張嘉璈和日本財閥中第一強的三井財閥三井株式會社社長池田成彬曾有過暗約：山海關以北的東北地區，中國委任日本經營；但日本人不得進入山海關一步。當時若真能實行是很理想，可惜日本並沒有履約，因為池田成彬被日本軍部控制，不能照約實行，結果日軍製造盧溝橋事件並在上海登陸，中日之戰遂難以避免。”        在滿洲國駐泰使館工作的台灣人楊蘭洲回憶“ 滿洲國駐泰國公使館的地位和日本駐泰國大使館地位相當，所以滿洲國人在泰國還蠻被看重，台灣人就不一樣了。台灣人去泰國者，完全沒有依靠，常被泰國政府欺侮，他們都想來當滿洲國人。因此產生這樣有趣的現象：滿洲國到泰國開設公使館，滿洲國沒有人來，來的大多是沒有受到保護的台灣僑民。”     同樣在滿洲國外交部門工作的吳左金先生回憶“當時國民政府在朝鮮亦設一中國領事館，負責當地中國僑民的事務，但中國僑民發生糾紛，多利用滿洲國新義州領事館的權勢。因為日本比較偏向滿洲國這一方，所以僑民有事都來找我們，通常只要協調一下即通融過去，而中國領事館的作用則不大。在我任內，曾有一***僑商被日本憲兵抓走，他們跑到領事館求救，我去說情，日本憲兵隨予放行。”       “我覺得在滿洲，日本人的確用真心建設，到那裡的日人多有久居的打算，這和在台灣的日人不同，在台日人多半想撈點錢財即回日本，所以在滿洲日人較好相處，較無優越感。他們曾對新京做了非常完善的都市計劃，建築完全按照設計施工。”       可見，日本從裡到外的對滿態度都是與日本無差別的、一體化的。       至於老一輩普通滿洲人的對日態度，顯然談不上感恩戴德，但也絕不是深仇大恨，我家裡四位老人都沒說過日本人什麼壞話，來自阜新的王聖元在上一篇日誌的回覆里提到：他爺爺說“你說日本人有多壞，那我沒見過，你說日本人有多好，我可見過”（原話如此）。 但 是滿洲國末期日本在軍國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俗話說“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美者昌，逆美者亡。”日本軍國主義在關公面前耍大刀，最後也拉着滿洲吃了鍋 烙。所以當年日本投降，國軍入城的時候滿洲人還是歡迎的，跟台灣人一樣，等待着他們的命運卻遠不及他們已經經歷過的好，這是後話。 滿洲國的“辛德勒”——王替夫       公元2001年7月13日，一位九旬老人在哈爾濱悄然離世。沒有多少人記得他風雨坎坷的一生，沒有多少人了解他的輝煌成就，也沒有多少人理解他無奈困苦的 心靈。老人匆匆的走了，不知道他臨終前對自己的這幾十年作何評價，我猜想，他應該感到坦然、幸福，他無愧於自己的一生。由於歷史原因，他的事跡沒有能廣為 流傳，但這又怎樣呢，他曾經捍衛過正義，這就足夠了。        2001年7月30日，時任以色列駐中國大使沙雷夫先生來哈爾濱，打算探望這位猶太民族的朋友。很遺憾，只相差半個多月，便只得陰陽兩重天。同年，春風文 藝出版社出版了長篇紀實文學《一個偽滿外交官的人生告白》，作者不無遺憾地在後記中說：“王替夫的故事沒有因為他猝然離世而結束，更精彩的還在後面……”       他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是一位哈爾濱東省法政大學的優秀大學生；       他是一位語言和外交天才；       他是為日本、滿洲國效力的公職人員，一些人稱他為“漢奸”；       他是唯一面見希特勒，並與之共進晚餐的中國人；       以上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是世界上拯救猶太人生命最多的人!       1911年6月29日，王替夫出生在吉林市永吉縣。他很小就對英語、俄語非常感興趣，並達到了自由溝通的水平。1931年，當他在哈爾濱法政大學讀到大三的時候，他已經能熟練運用日、俄、英、德四國語言。起初他不承認滿洲國的合法性，曾經上書李頓調查團： 尊敬的李敦爵士閣下： 閣下不辭勞頓，親自率團來華，實不負萬國之託暨吾國民所望。在下系本埠人士，就讀於東省特區法政大學，只圖求知以報國，而今日人入侵，橫行恣肆，令吾輩報國無門，前途斷送，特以萬分沉痛之心情致函於閣下。 日 本地處東瀛，垂涎我關東（原文誤作“東關”，夏紅注）土地已久，終於挑起奉天事變，悍然占據瀋陽、吉林，又發兵熱河，將戰火蔓延至關東三省，且以扶持之 名，擅立國中之國，敢問公理何在，吾國之主權何在？吾國軍隊並非無力禦敵，奉政府之命以圖國家處置而已。民眾暨學界亦遵國家之命而忍痛克剩，寄厚望於國際 公論。 切望貴調查團秉持正義之精神，明察日人之惡行，並訴諸國際聯盟，以公法繩之，是所至盼。 特此致函 恭祝順綏 王替夫敬呈       後來王替夫當上了滿洲國的外交官，這態度的轉變自有他自己的理由。無人有權苛責！由於出色的德語水平和外交才能，他很快被派往日本的盟國德國，成為偽滿洲 國駐德公使館領事兼書記官。當時第二次世界大戰還沒有爆發，王替夫通過和希特勒的親密接觸，初步了解了德國的政策和***者的思想。他同情猶太人，親眼見到 了他們的境遇，“為猶太人做點事”就成了他經常考慮的問題。       1935年，機會來了。美國的猶太人機構計劃接收部分猶太人，而德國希 望 讓這些猶太人經前蘇聯到偽滿洲國，然後再去美國。具體辦理這件事情的任務，恰好落在剛剛獲悉德國消滅猶太人計劃的王替夫身上。在他和美國猶太人共濟會會長 托馬斯、和他的上司，外滿洲國公使呂宜文協商後，成倍增加簽發護照的數量，最多時達到每天100份。       二戰爆發後，德國通知王替夫不要再給猶太人發護照了。但他在呂公使的支持下，繼續秘密簽發，而且越來越多。後來日本人發現，拿着王替夫簽名護照的猶太人實 在太多了，怕影響其與德國的關係，要求他立刻停止。直到1940年6月被調回國內，他一直沒有停下在護照上簽名的工作。        在駛向東方的列車上，他清楚自己恐怕難逃牢獄之災，搞不好要人頭落地。但他也清楚，只要猶太人拿到護照，他們就可以離開魔窟，保全性命。於是他不顧一切， 拿起尚未派發的簽證，簽上自己的名字，然後從車窗拋向車外，外面等候被德國遣送的猶太人接到後就是一陣狂喜的歡呼……這樣的歡呼，伴隨了他一路。       兩年裡，一共有1.2萬猶太難民拿着王替夫簽名的護照經過前蘇聯的遠東地區抵達滿洲，轉而南下上海。而被大書特書，被拍成電影的德商辛德勒，解救的猶太人數量不過是滿洲國外交官王替夫的十分之一！！ 《辛德勒的名單》裡有這樣一句話“救一人即救全世界！”那麼12000人呢？ 年輕的外交官，王替夫 王替夫為猶太人簽發的護照。 王荊山——一個“漢奸”的一生       今年我去紐約百老匯的美琪大劇院觀看了音樂劇《歌劇魅影》，這部音樂劇的獨特之處就在於劇中故事就發生在歌劇院裡，所以整個劇院都是舞台。像美琪大劇院這種傳統的西式劇院都是那種“雕梁畫棟”的樣式，柱子都是帶柱頭的，或者刻成天使的模樣。       百老匯的美琪大劇院使我回想起，在三年前，我曾經在長春的大馬路（大馬路不是指一條大的馬路，而是這條路的路名）上探訪過一座類似的建築，名曰“大眾劇 場”，再早的時候叫新京國泰大劇院，是個叫王荊山的資本家出資興建的，我去看的時候，國泰大劇院已然已經被廢棄了，殘破不堪，但仍能從樓梯扶手、舞台、和 牆壁上依稀看出當年“華麗麗”的影子，據附近的人講“當年這劇院天花板和牆上都是西洋“裸女”壁畫，溥儀在這裡看過戲。” 殘破的國泰大劇院，依稀可見當年風采。       後來跟幾個網友一起也去探訪了王荊山在長春的買賣——裕昌源火磨。逐漸了解了這個資本家兼“漢奸”的一些事跡。 王荊山創辦的“裕昌源”火磨舊址。（穿白衣服介個銀就四樓主）       王荊山，又名王琳，祖籍山東省黃縣。長春裕昌源火磨創辦人，著名的實業家。清朝末年，由於兵連禍結，連年饑饉，王荊山的祖父攜妻擔子隨同族人逃難關東，落 戶於長春南郊大屯。赤手空拳的逃難戶生活自然異常艱窘。王荊山的父親王永禎只得不顧勞苦，一面租地耕種，一面自墾生荒，還要間做豆腐，走屯串戶沿街叫賣。 1876年（光緒二年）王荊山就出生在這樣一個貧窮的農民家庭里。 王荊山幼年，一家人常常難得溫飽，有時甚至饑寒交迫，幸好經常得到外 祖父的接濟。由於家境貧寒，王荊山13歲才入私塾讀書，15歲又被迫輟學。此時他還經常到集市上自學木工、瓦工等各種手藝。失學後，王荊山隨其二叔去黑龍 江璦琿城，入“和順成”銀匠鋪學銀匠手藝。當時銀匠行業已經日漸衰落，銀匠謀生困難。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王荊山北渡黑龍江到俄國境內。原打算以 挖金為業，無奈體弱力單，又沒有同伴合作，便改做小商販，靠販賣些落花生、榛子、糖果一類的小食品為生。翌年6月，王荊山又隨船北行，到當時中國人俗稱 “黃河口”的地方。這裡出產沙金，淘金工人聚集，商旅往來不斷，於是王荊山在市街上租賃了一間木棚，開辦了一個經銷糖果食品的小商鋪。1900年，沙俄軍 隊強行驅逐黑龍江北岸的中國居民，王荊山等50餘人結夥於同年10月中旬歷盡艱辛，渡江南返，徒步跋涉，於同年年底返回長春。王荊山在俄國境內做小商販數 年，不僅略有積蓄，而且學會了俄語，這些對他日後的生活都產生了很大影響。 王荊山回到長春之際,結識了參加西伯利亞鐵路建築的工程師塞 爾維亞人蘇伯金。當時，蘇伯金籌備在寬城子車站附近建築一座火磨（機器麵粉加工廠），王荊山受傭“跑外”，負責採購建築材料，招雇建築工人。兩年之後，日 俄戰爭爆發，俄軍陣陣潰敗，日軍步步緊逼。蘇伯金懼怕日軍進占長春，便把火磨委託給王荊山照料，自已逃往哈爾濱避難。王荊山盡心竭力地看守着火磨。日俄戰 爭結束後，蘇伯金返回長春，火磨完好無損。這樣，蘇伯金對王荊山更加信賴，決定將火磨所產麵粉全部交王荊山包銷，以此酬答其護廠之功。當時，王荊山缺少人 力，資金不足，於是與劉向陽（河北樂亭人）、劉麟閣合股，各出資金3 000元，在長春舊城北門外的二馬路北、大馬路路西開設“裕昌源”糧米鋪，一麵包銷蘇伯金火磨的麵粉，為蘇伯金收購小麥；一面加工和銷售高粱米、豆油等。 1914年6月，奧國皇儲裴迪南被塞爾維亞愛國者刺殺，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因戰爭首先在塞爾維亞國土展開，塞爾維亞人蘇伯金急欲回國，遂匆忙將火 磨以 4.9萬盧布的低廉價格賣給了王荊山。王荊山獲得了生產麵粉的機械設備和廠房。原火磨技師俄人雅闊夫也同意繼續留任，興辦一座近代的機器麵粉加工廠的基本 條件已經具備。王荊山順應歷史發展的潮流，在“實業救國”的熱潮中，於1914年9月12日創辦了裕昌源火磨。裕昌源火磨是長春市第一家由中國商人開辦的 機械化大型糧食加工企業。 近代的長春城是作為糧食集散地發展起來的，周圍盛產糧豆、小麥，這就為裕昌源的生產發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料。而裕昌源創辦之時正值歐戰爆發，列強無暇東顧。這些有利的客觀條件，再加上王荊山的精心經營，使裕昌源興辦伊始便生產順利，購銷兩旺，獲得豐厚的利潤。 裕昌源的累累盈利刺激着王荊山的勃勃雄心，他決心轟轟烈烈地干一番事業。1915年春，從英商伊達洋行經紀人紀氏之手，王荊山購得“滿鐵”附屬地內 地皮 7 000“坪”（日本計算地積的單位，每坪約3.3平方米）和一條鐵路專用線。在這片地皮上，王荊山悉心規劃，修建廠房，安置從德國進口的機器設備，平整道 路，經過兩年多的基本建設，終於建成了設備先進、廠房和院落寬敞、道路平整的新工廠。1917年底，裕昌源新廠址建成投產，日產麵粉能力為1 500包，每晝夜可磨製小麥2 750普特（俄制重量單位，一普特16.38公斤），年盈利額15萬元。新廠址的建成使裕昌源在自己的發展道路上邁出了關鍵的一步。先進的機器設備、寬敞 的場地和便利的道路與鐵路專用線，這些為生產的發展和糧豆購銷業務的擴大提供了良好條件。 隨着裕昌源生產和經營的發展，王荊山的資本積 累迅速增加。1918年他以19萬元收買了吉林的恆茂火磨（1915年由任天章等開辦，日產麵粉近    1 600包），改稱裕昌源吉林火磨。1926年王荊山又從哈爾濱商人劉某之手，買下了一座正在修建的火磨，建成裕昌源哈爾濱分號。此外還在黑龍江安達開設裕 達火磨，在長春增設碾米廠、燒鍋。與此同時，王荊山又從事糧食貿易。自1917年始，裕昌源就在長春收購黃豆，在大連設出口部，由其弟王煥卿擔任經理，與 日本三井、三菱等財團聯營，向日本運銷。從1921年到1931年，裕昌源每年出口黃豆近萬噸，獲利達幾十萬元。 資本積累的迅速增加使 王荊山不再滿足於單獨經營糧食，開始向金融和其它產業投資。1919年“益發和”財東劉家與交通銀行合資開設“益通商業銀行”。王荊山利用該行經營不力、 賠累甚巨的機會，於1921年投資2萬元，並出面對該行進行整理，從而奪得了益通商業銀行董事長的職位，直至日偽政權垮台。1941年王荊山又出資50萬 元，由其長子王秉公出面，在長春東郊興隆山開辦“大名陶瓷廠”。此外，王荊山還經營着數千間的房產。從開辦裕昌源糧米鋪開始到1945年“八·一五”東北 光復，王荊山的資產不斷的增加，僅以裕昌源股金為例，據1946年統計，該企業共有股本5萬股，已繳股金200萬元，其中王荊山本人名下有5 789股，占11%；加上他妻子、兒女及弟弟的股份計算在內，王氏家族計有27 400股，占全部股本的55%。王荊山的事業取得成功.1913年日本“滿鐵”長春事務所組織赴日商業參觀團，王荊山應邀參加。他在日本東京、名古屋、大阪等地參觀市政建設和工商企業，深為日本的先進技術和經營管理經驗所傾倒。王 荊山為使裕昌源在鐵路運輸和資金等方面得到方便，任用日本人岩坂，專跑“滿鐵”，負責聯絡火車；廣交日本在長春的實業界人士，並將自己的次子王秉章交由金 井帶往日本讀書，更名為金井秉章。在日本“關東廳”的監督下，1921年日本在長春組織信託公司，由日方派出專務董事一名，中日雙方各派董事3名，王荊山 被任命為董事長。 王荊山熱心慈善和公益事業。他幼年失學，發跡後深感教育事業的重要。1915年他出資在長春東大橋東借用山東會館房舍 開辦自強小學。1918年又辦自強中學。1920年新建的自強學校校舍建成，學校隨之遷入新址。他聘請楊維周為校長，加強對學校的領導和管理。由於他不斷 出錢資助，學校的規模不斷擴充。自強學校當時在長春是有一定影響的。此外，他還出資開辦“荊山幼稚園”，資助修橋築路。至今王荊山創辦的自強學校仍在。 1945年“八·一五”東北光復，滿洲國垮台。同年11月間，蘇聯紅軍將其逮捕，對其進行審訊，旋即釋放。翌年1月他逃往哈爾濱躲避，8月繞道吉林返回長春。因當時裕昌源及其廠內王荊山的私宅被國民黨軍隊洗劫，王荊山便遷往其女兒呂家居住。1951年4月26日在鎮壓反革命運動的高潮中，王荊山被逮捕。翌年3月19日，以“漢奸叛國”罪被處決，時年77歲。 滿洲的歸宿       日本當時稱雄亞洲，但與美國相比仍是一個落後國家，太平洋戰爭一打響，結局就已註定。       1945年，蘇美英三國簽署《雅爾塔協定》2月11日3國簽訂了由莫洛托夫起草的《雅爾塔協定》，全文如下：       蘇、美、英3國領袖同意，在德國投降及歐洲戰爭結束後2個月或3個月內，蘇聯將參加同盟國方面對日作戰，其條件為：（一）對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現狀予以維持。（二）對 日本1904年背信棄義進攻所造成的俄國權益必須予以恢復，即甲、庫頁島南部及鄰近一切島嶼須交還蘇聯。乙、大連商業港須國際化，蘇聯在該港的優越權益須 予保證，蘇聯之租用旅順港為海軍基地須予恢復。丙、對擔任通往大連之出路的中東鐵路和南滿鐵路，應設立一蘇中合辦的公司，以共同經營之；經諒解，蘇聯的優 越權須予保證，而中國須保持在滿洲的全部主權。（三）千島群島須交還蘇聯。       經諒解，有關外蒙古及上述港口、鐵路的協定尚未徵得蔣介石委員長的同意。根據斯大林元帥的建議，美國總統將採取步驟以取得該項同意。       三強領袖同意，蘇聯之此項要求，須在擊敗日本後，毫無問題地予以解決。       蘇聯本身表示：準備和中國國民政府簽訂一項蘇中友好同盟協定，俾以其武力協助中國達成自日枷鎖下解放中國之目標。       除“協定”之外，還有一個“備忘錄”，記載了斯大林還向美國提出的各項保證：（1）彼決盡其所能促進中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的統一；（2）戰事結束後，中國 應由蔣委員長繼續領導；（3）彼所欲望者乃為統一安定之中國，並願中國控制全部滿洲，為其領土之一部分；（4）彼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凡蘇聯部隊因進行對日 作戰而進入中國地區時，彼決尊重該地區之中國主權；（5）彼歡迎蔣委員長派遣之代表協同蘇軍進入滿洲，俾使中國在滿洲之行政工作得以順利組織；（6）彼同意美國對華之“門戶開放”政策；（7）彼同意韓國由中、蘇、英、美4國政府共同託管。       就這樣，原本獨立自主的滿洲莫名其妙的落到了蔣委員長手裡。       蘇軍攻入滿洲後，燒殺搶掠無惡不作，給滿洲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生命和財產損失，據估計蘇聯搶奪的各種物資機器設備物、資補給價值達13億美元，老百姓的金銀 細軟多的無法統計。據估計，直接經濟損失20億美元。要知道二戰之後馬歇爾計劃重建歐洲才130億美元，滿洲的損失完全可以支持一個歐洲國家重建。 1946年，生于吉林九台的留美地質學博士張莘夫因為阻止蘇聯拆卸機器被TG部隊槍殺。       據台灣人楊蘭州回憶“蘇聯軍隊進入滿洲以後，滿洲處於無政府狀態下，被搶、被殺、枉死的人很多，這一段悲慘的過去幾乎每個在滿洲國的人都體會到，我的妹婿黃泰榮，原在松花江發電所服務；日人撤離後，他代理松花江水力發電所所長；蘇聯軍進入該廠後，欲搶拆發電機器，他為了衛護該廠，不幸被打死，我妹妹和兩個小孩幸得逃離回台。當時我在哈爾濱，我們也聽說松花江發電廠的發電機三部被搶走兩部，王府經營的毛織公司也深受破壞，三、四千頭羊被宰殺充飢，可見蘇聯軍的兇殘。”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還沒等蘇聯人離開，國共兩黨就開始了“搶關東”，為了爭奪滿洲工業基地大打出手，期間造成了慘絕人寰的“困長春”，造成數十萬滿洲平民 百姓死亡，TG自己承認的數字是餓死12萬，根據TG的一貫表現，乘以五應該基本屬實。新京在滿洲國末期人口近百萬，減去被遣送的日本人20萬，再加上因 戰爭躲避於長春的周遭百姓，人口不會少於80萬，“困長春”後僅剩下17萬，昔日亞洲第一先進城市落得餓殍遍地，屍臭難當。        四平市是南滿道的交通要衝，據TG軍隊老幹部回憶“（四平）道東道西兩個麵粉廠，24小時三班倒磨麵粉，磨好了就運到蘇聯去，蘇聯1945年還是配給 制，1946年就取消了。”後來國共在四平發生激戰，曰“打四平”，此一役“一座現代化中等城市化為一片焦土。” 滿洲國時期四平街景       即便是國軍，對滿洲人民也是很差的，照樣搶。       截屏自《大江大海1949》同名紀錄片       國共內戰，TG大勝，作為本朝建政時全部家底兒的所在地，原本是自由市場的滿洲大地被計劃經濟死死箍住，這種徹頭徹尾計劃經濟的本質跟軍國主義的統制經濟都有着生產資料所有制的本質區別。滿洲從此墮入了它能夠想象得到的最黑暗的時代。 後記：東北人應該如何看待自己的歷史       吉林市的於志鈞老人在他的回憶錄《蠶食》的後記中寫道“本書僅告訴讀者，作者過去所經歷的和所聽到的一些事。因為是真實的事，所以作者用不着參雜什麼裝飾。有少量評論，純屬個人見解，讀者可持不同看法。不管怎樣，事實就是這個樣子，書中有大量照片佐證。我不是根據一張兩張照片，片面說事的。”       “九一八事變後，成立“滿洲國”，日本人和中國東北人共同在這塊土地上生活，我們說過“大路朝前，各走一邊”，誰也不知道會走到那去？十四年後，答案揭曉 了。回頭看，同說“別了！滿洲”。日本人不得不離開滿洲；東北人回歸中國。“滿洲國”成了不光彩的歷史符號。”       “歷 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這句名言在被說出來的時候還是正確的，但現在不是了！網絡帶來的前所未有的信息自由給每一個渺小的生靈都帶來了書寫歷史的權利！於 是有些人（如果粉蝗漢之流）開始從過去尋找答案、尋找法統，來支持他們的執念，所謂“自古以來”成了他們的口頭禪。我寫下這些“另類”的歷史並不是為了贊 頌誰，也不是為了從中尋找什麼合法性來源，滿洲國本來就是個不合法的國家，如今世界之上，合法的值得人們深愛的國家一抓一大把，歐羅巴諸國、美利堅、加拿 大、新日本皆堪稱政體之典範。只有那些沒有國際視野的癟三才會把目光集中在自己那一畝三分地和如懶婆娘裹腳布般又臭又長的歷史之上。還原歷史的要義就在還 原歷史本身。       東方諸國失敗的根源就在於，他們一直沉醉在自己的小兒科文明中無法自拔，被人敲醒、不得不開始睜眼看世界的時候，同在一個星球上的競爭者已經一騎絕塵將他 們遠遠甩在後面。日本一向是個好學生，但也免不了失敗和挫折，有了些成績之後竟然飄飄然起來，覺得自己是整個東方文明的代言，於是編織起了一個無比壯麗的 大東亞迷夢，最終還是難免將自己和滿洲小鄰居帶入了深淵。一切塵埃落定之後，終於認識到，民主憲政、自由貿易、科技創新、專利保護、中小企業……可不管什 麼東方西方（這些要素離得大部分日本在戰前就已經做得不錯了）！世界上可不是僅僅只有零和博弈，另一條路是互惠共贏。日本現在成功了。       滿洲人/東北人/關東人如今在思想和行動上都成了奴隸，一邊用自己血管里的鮮血滿足着龐大、赤貧而又貪婪的南支，一邊喝着南支精心勾兌的***，覺得自己 土地上自己參與建設的齊全的工業體系是所謂的“傻大黑粗”，覺得自己在TG建政初期吃了偏飯，被全國“支援建設”，如今淪落成連馬來大猴子都能隨便踩一腳 然後還能罵上兩句的一坨屎，是因為不懂“市場經濟”！       我們自己的歷史裡並不只有“亡國奴”，並不只是“殖民地”！我們的歷史是由無數個王荊山這樣的商人、慈善家，王永江楊宇霆這樣的政治家、教育家，王替夫這 樣的外交官，張莘夫這樣的科學家，李香蘭這樣的演員，梅娘、蕭紅蕭軍這樣的作家，還有無數像於先生父親那樣靠自己勞動吃飯的普通人寫就的，寫滿了他們的悲 歡離合、愛恨情仇，這才是我們的歷史，絕不容南支抹殺。       我們並不獨特，我們不是什麼“龍的傳人”，更不是什麼“天照大神”的後代，我們跟加拿大人、挪威人、瑞典人、芬蘭人一樣是人，我們的自然地理跟他們的一樣好！我們也理應跟他們過的一樣好！       即使以前的滿洲國從未存在過，我的想法也絕不會改變！ （註：南不一定是支，支不一定是南，滿洲/東北/關東人想獲得自由，不聯合其他支控區的有識之士是不行的）  教科書, 近代史, 歷史, 滿洲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