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凶手”自白（短篇小说） 汤凯 他人就是地狱 —— 萨特：《间隔》 (一) 我是谁? 噢，现在你们关心我是谁啦？以前呢？我用得着自白吗? 谁又会在意我的自白? 我今天若被砍了头，就这样永远地从地球上消失了，成了脚下的尘土，除了我那七十多岁的老妈大概会哭得死去活来，我那位丑妻可能会洒两滴泪，我那唯一的女儿，那一直鄙视我的女儿，或许会突然又还了她作女儿的本性，伤心一阵子，这天底下又有谁会眨一下眼睛? 你说我后悔了，现在怕死了? 死谁不怕? 可我不后悔。我只是伤心，不是为那位死在我的刀下的戏子伤心，而是为我自己伤心。四十七岁，就这么在这尘世上转了一下，无声无息地就没了，我不甘心。要死，也得是英雄就义，世人瞩目。还记得那一百多年前闹革命的戊戌君子谭嗣同? 在北京的菜市口刑场英勇就义的谭嗣同? 头掉下来前，大笑一声“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这死得多写意，虽年仅三十三岁，也值了。噢，这比喻不合适，我算老几? 好吧，跟女人比怎么样? 看那秋瑾，死得不壮烈吗? 三十二岁的小女子，大砍刀下就是坚不吐供革命同党，那一句“秋风秋雨愁煞人”激励了多少代人，年年又有多少人去她的碑前扫墓? 什么，这也不算，都是革命英雄? 好吧，反革命怎么样，还是外国的? 那法国的被革命党人砍掉脑袋的玛丽皇后，是反动分子吧? 可人家法国人今天还不是怀念她? 她断头台上对侩子手说的那句“对不起，我不是故意踩到你的脚的”，感动了多少人? 我现在还在为她落泪呢。可我呢? 明天报纸上也许会来上一横标“杀害著名歌王周XX的凶犯今天伏法”，可是出名的还是那戏子，我只是凶犯，连名字也不值得让大家知道。 我当然有名字，姓范名绛。四十七年前，我出生在古时被称作江宁府的那个地方。一千年前，这里曾经是高官巨贾云集的大都市。可到了我那时，这儿也就是江南的一个小县城罢了。听我妈说，我降生的那天夜晚，一颗耀眼的星星自下而上划破天空，隐没前在天幕的右上角留下一圈红晕。照古人的说法，这就是有贵人降临了。妈还告诉我，我落地的那个医院是县人民医院，她和其它四个产妇挤在一个房间里，角落的一个管子还渗漏著黄色的不知何物的液体，怪味难熬。可是爸爸却是兴奋不已，抱著我在那四个产妇之间来回走着，就好像他此时身处在紫禁城的龙床上或是北京城的301医院，而怀中的那小子不是一位穷酸小学老师的儿子，倒俨然是位亲王的公子或是北京哪位中央委员的孙子了。“嗨，儿子，长大后你一定要是好样的，”他说话时一本正经，也许真的以为还没睁眼的我可以听见，“将来你得替我们范家争光，要对得起你范仲淹老祖宗。”其实，据后来妈妈悄悄地跟我说，我爸并不是范仲淹的嫡传，他的那一支最多追溯到范仲淹的一个堂哥哥。但不管怎样，能和这位当过副宰相的大文豪一千年前共享一个爷爷，已经是无尚荣耀了。而自从大文豪后，除了明末诗人范应龙还能凑个数，他那直系就没出过什么人(现在的大画家范曾那时还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穷学生)。爸爸他那一系当然更不值得挂齿。所以，我是哇声才啼，已经身负了光宗耀祖的重任。 好啦，不提那么遥远的事啦。人们也许仰慕范仲淹，可谁又会在乎我? 还有我那爸爸，幸亏他已经入土；不然，若看见我现在这个样子，还不定要气绝身亡，后悔当初为何生了我。言归正传，还是让我告诉你今天所发生的事吧。 (二) 今天，星期一，我一早就醒了，盯著头上的天花板发愣。一如这些年来一样，我感觉到有一个幽暗的声音在问我: “嗨，又一个周末过去了，你是怎么过得?”依旧，我的回答是，不怎么的，就是这样过得。 周末两天，我看了两天的电视。就依在那沙发的一头，脚翘在另一边，遥控器上的揿键来回按著，电视屏上的画面就像小时候看幻灯片似的飞快地扫著，反正我也不在乎要看什么。屏幕上，一个七、八岁大小的女孩子，扎著两个漂亮的小辫子，拽著个小风筝在公园的草地上欢快地跑着，后面跟著位三十五、六岁左右的男人，两只膀子举在头上晃晃悠悠，嘴中呼噜著“噢，爸爸来喽，爸爸来喽。”我斜瞄了一下女儿她那紧闭的房门。“她那时也是这样的，总是紧紧地拉著我的手，”我追忆著女儿这般大时的情景，可那已经很模糊，就好像是我自己孩提时那么遥远，尽管她才刚满十七岁。她鄙夷我，看不起我，这已经有好几年了。她不明说，可我知道，就像我当年对待我爸一样。在她那心不在焉的眼里，我仿佛窥见到两扇关紧的门 -- 一扇是她的房门，她厌烦她的爸爸，拒他于门外，躲得远远的；一扇是她的心扉，爸爸于她已是外人，她的心思会向人倾诉，但决不是我。我又斜视了一下她的房门，那上面贴着的影星周XX的一双大眼睛像是在挑衅般的瞪著我。“她要是能再变回到八岁，那该有多好，”我依旧是一阵感慨，却无法抑止心头的伤心，手指头遂又按了另一个键。这回，上面的节目不是让我伤心，而是令我气闷了。那是一个出售新房子的广告。装饰得现代海派的厅间里，一对二十多岁的新婚夫妇相依在窗前，窗外是一片蔚蓝的天空，由远至近飘来一句非常性感的港化的话外音“多么蓝的天，多么美好的未来，年轻的朋友，您还等什么?”二十多岁，好像是专门憧憬未来的年龄，那天色当然是蓝的。我们还会做梦吗? 妻子那新近突增的鱼尾纹开始在我眼前晃荡，还有她那白发，又搀进了我自己的已是全谢的秃顶，我不愿再想，手指又动了。可下一个节目又能怎样? 一个英俊健硕的男人，三十刚出头，大约是位替李宁运动服做广告的模特，在公园里跑步。他那一双健美的长腿，套上李宁牌的运动短裤，散发出一种强劲的青春活力，广告商不忘了在路旁搁下几个妙龄少女，回上几眉莞尔。我臆想著那美男子突然换成个四十七岁的光头男人，一米六八的五短身材，两条芦柴般的短腿跺著碎步，虽是在跑步，可眼睛却是朝下，像是在回避路人的眼光。我感到一阵作呕，无法再想了，不能再看了。 我就这样胡思乱想了好一会儿，将近六点半钟，起来了。女儿七点半要去学校早习，七点得吃早饭。老一套，下楼买了油条和豆浆，再给她煎个蛋补补营养。 “好好复习，准备高考，要注意营养，”我说。 “嗯，”女儿回答，总是这个字。“你买的早点? 妈呢? 怎么没起来?”她突然想起来什么事似的，头也不抬的问。 “让她再睡些时候。她昨天好不容易成了一宗生意，这月就这一次，晚上请客户吃饭，回来晚了。” “噢，”她应了一声，头仍是埋著，喝她的豆浆。“晚饭不用等我了，我学校有事，和同学一起吃，”她说，拎起了书包。 “什么事?” “没什么事，”女儿回答，显得不耐烦，一只脚已经跨出了屋门。 “你应该让我和你妈知道，”我坚持。 “好啦，烦死了，”她拗不过我，“我们中学新的教学楼今天下午举行落成典礼，市领导要来，我们女生要帮忙，完了还要开party。”说最后这句话时，她已经过了楼梯的拐角。 八个小时后，我也去了那个典礼，不过那是后话，还是让我按步就班的絮叨。 (三) 四十五分钟后，我走进了我的“办公室”，八点零五分准时，一如过去的十五年。你问我的“办公室”？ 那是一个六平方米的地方，用大约一米五高的塑料隔板与旁边的“办公室”分开，对了，就是那种“鸽子盒”。公司念我资深年长，给了我一个靠近角落的位置；这样，只要坐下来，基本上也可以“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了。我的工作? 我的正式头衔是“系统软件工程师”。这样说吧，像微软这样的大软件公司，为了赚钱，总是不断地“改进”它的软件，东补西加，害得所有和它的软件配套的软件都要相应的改动。我呢，就是帮客户做这些改动工作的事。 噢，我知道你要问什么。是的，我是让我那老爸彻底的失望了。不过，人各有志，为何我范绛就一定要是下一位范仲淹? 你老爸自己呢? 我天生就对书啊字的不感兴趣，你说惧怕也行。他教我读《古文观止》，背老祖宗的《岳阳楼记》。读到“衔远山，吞长江，浩浩荡荡，横无际崖；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时，他摇曳我的肩膀: “孩子，瞧，这写得多气派，你是不是好像已经听见了那长江的呼啸声?”可我一点也听不到。读到“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时，爸爸一脸的肃穆，眼中似有习习闪光，要我牢牢地记住它们，要理解这两句的意义。我瞧著他，不明白他为何如此的激动。就这样，跌跌撞撞，我挨到了高考。语文五十一分，这就是我对爸爸十几年来呕心沥血、精心栽培的报答。他看罢我的高考成绩单，长叹一声“唉，吾儿无望，就看他的下一辈啦。”好在我其它的科目都达到了一本线。妈妈瞪了爸爸一眼，说儿子考得这么好，你还叹什么气，这年头谁还赋诗作文，像你这样，一辈子穷困潦倒。好啦，这些都是旧事了。总之，我上了这个六朝古都市里的一所省重点大学，学了个当时刚刚开始时髦的专业 -- 计算机信息工程，毕业后也曾想趟那“出国热”，可是托福总过不去 (看来我确实是毫无语言的细胞，无论是汉语还是外国语)，就这样，晃晃悠悠，时光荏苒，毕业二十五年了，现在还蹲在这“鸽子盒”里。 我就蹲在这“鸽子盒”里，坐在那“太师”椅子上来回磨蹭。转过来，上一下网。离美国OSCAR颁奖还有好几个月，中国网站已是趋之若骛，到处都是大标题“艺人周XX有望成为首位华人OSCAR得主”，“方而立之年，已集名、利、事业、女人一身 -- 周XX，男人的骄傲。”“戏子，都是戏子，现在真是TMD戏子的时代，”我心里说不上什么滋味。转过去，我坐在桌子前面，却不知道要做什么。桌面上一份昨日的晚报，头版新闻“中国谷歌纳斯达克上市，三十七岁中国盖茨马XX一夜身价狂飙上两千亿。”我浑身一阵颤栗，这“三十七”三字倏地好像变成了一把三刃剑，狰亮寒心，狠狠地就往我胸口刺来。“唰”，报纸被我撕成两半，又撕成四块，再变成了十六块，若不是因为此时电话铃响了，我想我的“鸽子盒”很快就要变成碎纸机了。 “喂，老范，请到我办公室来一下，”电话的那边是胡进的很有磁性的男中音。 胡进，我们的副总裁。才三十二岁，头发黝黑浓厚，且总是梳理得整整齐齐，穿着件熨压过的棱角分明的高级衬衫，领带的长度恰到好处，顶上的倒三角扎结永远是系得端正悦目，下身通常是条DOCKERS牌子的浅色长裤，脚下则是一双轻便皮鞋，一般一星期至少换三次，不同的牌子。这只是平常的打扮；若逢正式场合如与客户会议之类，他则一律是一套深蓝近黑的行头，配上一双意大利大概什么名牌的黑色皮鞋，据说都是在香港铜锣湾买的，一共花了他两万五千多港币。他身高大约高我十公分左右，有着一个非常有个性的“国”字形下巴 (就是甘乃迪的那种)，挺直的鼻梁上架着副现在时尚的无框浅色架的眼镜，无论站在哪里，总是一付自信的神情，让人觉得看着舒服，有号召力。我进公司时，他还是个中学生。可现在，他是总管全公司研发的一号人物。这就是命。“他找我干吗?”我心中蹊跷。他不是我的直接上司，我和他从来也无私人来往。我不愿和一位小我十五岁，高我十公分，又是我的顶头上司的人站在一起，换了谁都不愿意，没人愿意作陪衬。想起来了，也许是为我申请办公室的事? 一定是了。 “早上好，胡进先生，”进门后我向他问好。他正在打电话，用眼瞟了一下墙角边的长沙发，示意我坐下。他背对著我，叽哩咕噜又打了至少五分钟；终于挂了，走到他那巨大的办公桌的前言，屁股依靠着桌沿，两手非常潇洒地撑著桌面。“嗨，老范，最近一切都好?”他打招呼。 “还好吧，”我回答，巴不得他赶紧提到办公室的事。 他却不急，要我猜刚才他是和谁在通电话。“猜不到吧，”他似乎并不在意我的沉默，眼角一挑，不无得意的紧接着，“那是周XX，我和他是朋友。” “周XX? 那唱歌的戏子?”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就冒出这话的，反正很自然，并无心有意跟他作对。 他却好像是下巴脱了臼，一时竟说不出话来，只是睁大眼睛看着我，仿佛在瞧著一个从天而降的八角怪兽。半晌，他才缓过气来，嘴里喃喃自语“唔，没想到，没想到，”遂又变成了英文，“UNBELIEVABLE，UNBELIEVABLE。”我这时才注意到他身后墙上挂着的一副精美的镜框，里面的相片中是两对年轻男女，男的是胡进和周XX，女的想必是他们的女朋友（也不知道第几任了），真的都是国色天香，看上去也就是刚二十出头。我忽然觉得有点过分，从沙发中站起来，想向他解释，这“戏子”二字只是信手拈来，并无恶意。 他摇摇头，由高至下俯视着我，这回讲话的语气多少有点总裁味了。“老范啊，老范，说你老，还是真老了。你知道周XX去年赚了多少钱? 光广告收入就是四千万，是你整年的一千倍，这还不算他的CD，电影，作秀收入。你知道现在每三个女中学生中就有两个是他的粉丝，爱他爱得要赴汤蹈火? 戏子？你叫他戏子？喔，喷，哈，……” 他的语调有点加重，大概是意识到我这“老”人并不值得他尊重: “好啦，不扯这些了，还是谈谈要你来的事。你听说过省重点中学第XX高中刚刚盖了一座教学大楼吧，今天下午要举行落成典礼。它的现代化功能和造价甚至超过了你的母校XX大学去年才建的教学大楼。你知道是谁捐了盖楼的钱，我指所有的钱，包括所有的最现代化的教学设备?” 那中学是我女儿的中学，其余的我不晓得。 “告诉你吧，是李再思，你的大学同班同学，他要去剪彩。还有，你的母校捐赠了所有的计算机系统软件，它的校长也要去典礼。你当然知道他吧? 又是你的同班同学，罗君洲。” 胡进提到这两人的名字时，方才脸上的乌云已经散去，反而露出了笑容，使得他那张原就是年轻英俊的脸又恢复了那种令人难以拒绝的吸引力。可我怎么觉得在那张笑脸后面藏着一种蔑视，一种“你现在知道你是谁啦”的嘲讽。 “这些和我有关系吗?”我努力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显得很不在乎的问。 “有，”他的声音严肃起来，“我们想得到他们那整座楼的计算机系统维护管理合同。这是个肥缺，每年可以给公司带进一百多万，还不算其它配套的项目。李再思出的钱，说话别人当然要听，你又是他的同学，公司想要你去见他，通融通融。你下午也去参加典礼。” 原来如此。“这事是否该由市场部派人去? 我只是写程序，不善于说服人，”我推诿。 “我说老范啊，你咋就不明白?”他不耐烦了，起步挪向门口，开始送客。“这天底下还有什么能比‘老同学’三个字更有用的? 不是我说你，你不要老蹲在你那鸽子笼里，也得多交际交际，否则的话，也不致于现在还……好啦，就这样定了，这不仅是我的想法，也是范总的意思 (范总当然不是我，他是我们公司去年刚上任的CEO，也姓范)。祝你马到成功。嗯，”他突然住步，侧目从头到脚扫了我一眼，问我有没有西装。“你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去；若没有，赶紧去租一套，回头公司报销。形像就是一切，你难到不知道?” (四) 就这样，大约在十一点钟，许多年来第一次，我没有呆在我那鸽子盒里为我的卑微而自伶。我骑车回家去取我那套可能已经发霉的西装。十月的秋风，原是十分柔和的，可吹在我的脸上却是阵阵发痛，一路上脑子里就只有胡进那一句话，“也不致于现在还 ……”。还什么? 还是一位微不足道的“老”白领? 快五十了，还和二、三十岁的年轻人一起挤在鸽子笼里? 还只挣四万块钱一年? 那我究竟应该是怎样? 就非要是经理? 就一定要有真正的办公室? 就必须要挣四十万一年，就像他胡进一样? 难道说不这样，我这四十七岁的男人就是个窝囊废? 难道说，这大街上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在鄙夷我，厌恶我，暗中诅咒我这个其貌不扬且老之将至的矮男人? 他们又算老几? 甚至连那老俞头，那位卖烤山芋的乡下人，也看不起我? 我下了自行车，有意把铃声拨得叮叮响，他怎么仍是埋头烤他那山芋，不对我笑一声? 这乡下进城的穷汉子姓俞，比我还小两岁，可面相看上去足有六十岁，也不知是因为当年田里太阳晒的，还是农药熏的，四十多岁就被人叫唤着“老俞头”了，整天推了个黑黝黝的烤炉在我楼下那条街上转悠，遇谁都堆个笑脸，见我总是左一个“范工”右一个“范总”。我有时看着他，就好像是在看一个谜。他怎么笑得出来? 瞧著他那被煤火熏蚀的黑脸，疲惫且老态，我脑子里常常冒出胡进那张年轻漂亮和红润发光的脸来。我可怜他，但却讨厌他那笑脸。我每次都买他五个山芋，尽管家里就我吃山芋，一次最多也就是两个。 “喂，给我十个山芋，”我扔给他二十块钱。 他抬起头，拈起炉旁挂着的脏布头揩了揩眼睛，才发觉是我。“哦，范工啊，中午怎的回家啦? 你要那么多干吗? 冷了就不好吃了。这现只有四个熟的，就都拿去吧。”又是那张笑脸。 我可不笑，对他没好脸，“哎，你这老头怪事了，我要十个，你却只给四个。干嘛，看不起我吗？” 老俞头那笑脸忽然僵住，看上去滑稽可笑，像是在哭。“这……没有啊，范工，我怎么会……”他不知说什么好。 他那哭脸倒好像减轻了我的怒气，至少他因我的不快而感到手足无措。“好啦好啦，我给你二十块，你就收下；我先拿这四个，明天再来取剩下的，”我也不看他，呼噜拿过那四个山芋，径直进了我的公寓的大门。哦，说明一下，那不是“我”的公寓，那是我老婆的爸爸去世时留给我们的他单位里的福利房。 是的，也该提一下我的那位了，老婆，妻子，太太，内人，怎么称呼都可以，就姑且叫她范太吧。要知道，在我上大学的时代，学生公开谈恋爱是被禁止的。其实，这对我来说无所谓，反正我不是那种让女孩子们心跳的男生。不过，神差鬼使，学校的一位老师看中了我，他后来也就成了我的岳父。那个时候，这种事情有个好名，叫做“拉郎配”-- 拉自己的学生配自己的女儿。而这被配的女儿往往只处在正态分布曲线的两端 -- 要么是羞花闭月，非潘安或唐寅莫属；要么嘛，套用一下西方人用的礼貌的用词，她非常“NICE”，但是…… 。范太嘛，就是非常“NICE”的这一类。她大我一岁，还高我一公分，属于那种大骨架的女人，走起路来好像有点重心不稳，每隔几步右手就要碰一下裤口袋，再几步则是左手，以至于我们散步好像从来没有牵过手。还有，就是她的脖子，又短又粗，远远看去她的头就像是块砖头愣愣的被搁在一横梁上，我第一次见她就发现了。好在我在高中时就已经放弃了对美女的奢望了，自从我知道自己的身高停止了生长，自从我意识到女孩子们也在乎男孩子的长相。 我和范太谈了一年多的恋爱，嫌她难看，下不了决心。有一天晚上，我去她父母亲住的那栋筒子楼看她。她忽然拉起我的手，一对小眼睛盯着我，似有话说，却又不语，只是看着我。良久，她才说话: “范绛，我知道自己……不漂亮，但我脾气好，能干，一定会是位好妻子，嗯……”她向门走去，插上门闩，蓦地转过身，卒又慢慢地向我走来。那天是我们的第一次，我的，当然也是她的。一个礼拜后，我们领了证。花前月下? 那是电影中的事。醉心的爱情? 对我们来说是奢侈品。反正我和她在一起从来就没有心跳过，包括那第一次。我们是一个没人嫁，一个嫁不出去，正好是门当户对。就这样，朦朦懵懵，一晃眼，范太这个头衔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挂了二十年。范太的“能干”，仅止于做家务活。她夜大都没有考上，最后进了她爸爸学校的校办工厂，做了名车工。四十岁那年，她的父亲病逝，不知怎的，她就被厂里办了内退。她不甘心那每月三百块的补贴，说是对不起我，几经波折，最后竟然卖起人寿保险来。她虽是日夜辛劳，却总是远远落后于同行。原来，客户一见她那张脸，心就凉了半截，她在那儿苦口婆心地说，客户敷衍着，心里却早就在赶她走。所以，每月下来，能卖掉一宗就算是不错了。而每当她成了一宗，无论大小，我都要弄几碟小菜，一家三口庆贺一番。倒不是因为赚了什么钱高兴，而是因为我想借机让这屋里添些话声 -- 平时的家里，女儿关在她的房子里，我和范太没有话谈，死水般的沉寂，再不弄点声音，人都要憋死了。 中饭已经做好，三菜一汤；那套旧西装也已经烫好，整整齐齐的，搁在椅背上。范太坐在饭桌旁等我。我坐下就吃，眼睛盯著碗里的饭粒子 -- 我不想看她。她让我想起了胡进办公室的镜框里的那两位妙龄美女。老天不公，女人不漂亮也罢，却偏偏老得也比漂亮女人们快；早在两年前，她有一次在公共汽车上已经被人叫作“奶奶”了。那一天，破天荒头一次我做了晚饭 -- 作了“奶奶”的她回家后黯然神伤，独自呆在厕所里，我也没有叫她做饭，我实在有点可怜她，一辈子都在“丑”字边上打转转，现在又要加个“老”字。 ……你……吃过饭后……要不要……休息……一下……，她问。 我说不用了，工作要紧；又说她倒是应该多睡一会儿，这个月她忙得够呛。出门时，我隐约听到身后有轻轻的啜泣声。她近来常常这样，可能是进入更年期了。 (五) 新落成的教学大楼的接待室被当作了临时的贵宾室，豪华的双边门的上头挂了一个庄重的牌匾，上书三个醒目的英文字母 VIP。门口是熙熙攘攘，人头幢幢，让我不由得想起了围著蜂窝打转的那些工蜂。报社，电视台，所有的媒体都来人了。门口还站立着三个强壮、高大的高中生，大概是临时的警卫。他们不让我进去。 “这是贵宾室，你是谁啊?”其中一位拦住我，问话中夹著明显的诧异。现在的青少年怎么都是这么高，我非得仰头跟他们说话。我说我要见李再思。他们更惊奇了，从头到脚扫了我一遍，“你要见李再思? 你是谁啊? 刘校长说了，除了电视台的记者，谁也不让进。” “我是XXX公司的，是来找李再思谈工作上的事的，”我提高了声音。 “哟，来谈生意的，那就更不能让你进了。校长特别强调，不能让任何人打搅李董事长，尤其是谈生意的，让开，让开，”他们中的一只粗胳膊一下子把我撸到一边，不再理睬我。 我孤零零地楞在那里，对于这一切，我是一个局外人，一个多余的人。我不怪罪那三个高中生。是啊，你是谁啊，范绛? 在他们眼里，你已经很老了，是一个不值的老头，一个委琐的老头。你十七岁时，不是也这样看你的父亲那辈子的人的? 你若是位大明星，或是位成功人士，好比那李再思或罗君洲，一位他们羡慕向往的人，那又另当别论，可你不是。一种深深的悲哀猛地窜升上胸口，浑身瞬间仿佛是在三九天被冰水浇灌了一番，僵硬麻木。这种悲哀忽地又变成了一种愤懑，我恨那李再思。 李再思其实原名李再斯，据当初同学推测他爸爸给他取名再斯，是期望他将来有一番大作为，能像秦朝宰相李斯一样，在中南海里叱咤风云。只因后来文革，怕被红卫兵怀疑，才把斯改成了思。他不是应届生，大我们两岁；他不说，但是大家都知道，他高考考了两次。他学习一般，但却强于一项，演讲。有一次，全国有条大新闻，一个农民私自雇了几个人，像模像样地办了个公司，炒瓜子卖发了财。报纸上沸沸扬扬，为这种“资本主义”现象争论不休。一次政治课上，李再思做了个发言，叫做“私有财产: 万恶的根源”。他侃侃而谈，情绪激昂，从巴黎公社，到土改分田，引经据典，足足讲了50分钟，最后结论是我们都是国家的子民，彼此平等，而那个农民的行为却造成了社会的不平等，破坏了和谐，所以是大恶不赦，应该判重刑。他关心社会的平等，但似乎毫不在乎我们班上的和谐。他对谁都傲慢，脸上常常流出一种毫无做作却是自然流露出的优越感，如一层无形的蓠笆将大家和他分开。这也许是因为他的爸爸。他的爸爸是位省委书记，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个大官衔，管了许多个县，包括我出生的那个县，所以说，我们一家一直就是他的“子民”。也是通过他，我才对这“平等”二字有所了解。有一个星期天的上午，他爸爸来看他，恰巧李再思没在宿舍，等他回来时，我告诉他，你爸爸看你来了。他一听，把头伸出窗外，嘴里喊著“车呢，车呢，我怎么没看见车呢。”我奇怪，问他什么车不车的。他睽了我一眼，满脸的不肖，跑出宿舍。直到傍晚，当我们看到一辆漂亮的银灰色的伏尔加停在宿舍门口，才知道他的“车”是司机开的小轿车，而不是街上“子民”们蹬的脚踏车。 我不喜欢他，你说忌妒也行。临近毕业时，大家都为自己的分配着急，想办法通融系里管分配的。有一次课间休息，大家在那儿议论着分配的事儿，我说我希望留在这大城市。他“呃呵”一声，话音中带著十足的官腔，说我应该回到我那县城去工作。“凭什么啊，”我没好气地反问。他显得无所谓的样子，说没什么，就应该这样。他越是这样，我越是激愤，满脸通红，两眼直直地看着他，说班上没有人像他那样，一生下来嘴里就含著把金钥匙。旁边的同学赶紧打圆场，有人暗拽我衣袖，好像是罗君洲，轻轻提醒我不要再说了，也有人劝他不要介意。他冷笑一声，又摇了摇头，两眼挑了我一下，就不再理睬我了。屋里好些同学，似乎对我的举动颇有不满，同样的是不睬我，而是都簇拥到李再思那里，听他在那儿论道。在那一刹那间，我突然有了某种预感，他和我是属于不同世界的人，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恐怕也一定是。我们之间就好像隔有一层无形的篱笆，他在里面，我在外面。 二十五年后，他的那个世界已经不是我能想像得啦。毕业后最初几年不知他的消息，有同学说他去了省里的党校进修。后来听说他做了省里某个贸易公司的副头儿，又承包了该公司下的几个国有大厂，随后又涉足房地产。几经下来，他现在已经是省里头号的企业家，麾下拥有十几个上市公司，遍及互联网，机床，重金属矿业，房地产开发，等等。当然，他虽是资本家，可却是“红色”的，自然免不了各式各样的冠冕，其中最大的，就我所知，是省政协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 而我，今天一定要设法“钦见”到他。 十分钟后，我真的进了那屋。我当然拗不过那三双粗胳膊；是女儿帮了我。远远瞧见她和几个女孩朝着这边走来，右手托著个圆形的果盘，上面是盈满满的香槟酒杯。原来她说的“帮忙”就是这个。看她兴致勃勃的，浑身上下散发着一种十七岁少女特有的妩媚和活力，我一时差点没意识到这是我的女儿。她的爸爸妈妈属正态曲线的左部，可依我看她却至少是过了曲线的中点，这也许是应了生物学里的逆反效应吧，就像那范仲淹大文豪，偏偏碰到了我这样的后代，而他的老祖宗，说不定连我都不如。女儿漂亮，可又能怎样? 她看不起她的爸爸。这不，她看到我，很是诧异，一时不知如何。我向她示意，她磨磨蹭蹭，好不容易来到我身边。“你来这儿干吗?”女儿责问，也不看着我，一边自个儿往角落里去。我随著，告诉她我想见李再思，工作上的事。“帮个忙，这关系到你爸爸的饭碗，”我加了句。“我又能怎样?”她显得漫不经心，面无表情。“你就不能跟那把门的三个小伙子通融一下，你们难道不认识?”我提高了声调。“你就不能低点声?”她左顾右盼，盯我一眼。那三个小伙子开始注意这边，有一位走过来，意欲像是要来“保护”我的女儿。女儿上去截住他，嘀咕一阵，那位露犹豫相，两人又回去与另两位商量。终于，他们向我招招手，又点点头。女儿自顾托著果盘进去，我赶紧随后，进门后隐约听见身后飘来一句: “范佳的这位邻居是干什么工作的，可实在是不怎么样呀。” (六) 屋里一大群人。其中两位觉得眼熟，电视上似曾见过；现在想起来，一位是本市的市长，另一位是省里主管文教和娱乐的副省长，都是六十后的少壮派。罗君洲我一眼也认出来了，他头顶几近全秃，肚子也腆起来了，不过脸上却呈现着很自信的笑容 -- 学生时期的他可不是这样，总是谨小慎微，心事重重的样子。再有的七、八位大概也是什么领导。人人都是香槟酒杯在手，簇拥著中央的一个男人 -- 李再思。二十多年了，他几乎没有什么变化，看上去四十刚出头的样子，尽管实际上还大我两岁。他好像还比大学时高了一些，高我近半个头(也许是我已经开始萎缩了)，光是身高就盖住了周围的人。一头黑黝发亮的厚发，红光满面，那双有神的眼睛锋芒逼人，已全无当初那种要强但青涩的神情，代之的是一种浑然的自信，再配上一个特征性明显的下巴 (我又想到了胡进)，眼前的这位李再思让我不由得想起了老毛的那句“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我感到份外的渺小，站在那儿不知所措。大家都在兴高采烈地互相敬着酒，根本就没有注意到我。李再思倒是看了我一眼，但明显地没有认出来。我怯怯地向罗君洲示意。他注视了我一下，面有惑意，随即又回头应酒。我又移步到他的视线里，向他挥手。这次他不得不停下应酬，同身旁的一位说了几句。那人走过来，同样的是面带疑惑。 “喂，请问你是哪位? 有什么事吗? 我是刘校长。”他问。 “我……麻烦你转告一下，我想见一下李再思和罗君洲。” “见李董事长?” 他脸上的疑惑更深了，毫不客气地上下打量我，“请问您是……” “我……叫范绛……是他们大学的同班同学。” 他的表情起了明显的变化，看来“同班同学”这四个字提高了我的身份。“噢，您是李董事长的大学同学? 欢迎欢迎。李董事长的朋友就是我们的贵宾，这边请，这边请。”他引导着我进入人群的中央。 “李董事长，这位是范绛先生，您的大学同学，”刘校长毕恭毕敬地“禀告”。“范绛?”李再思望着我，蹙眉惘然。倒是罗君洲反应过来，向我伸出手，略带惊喜地说:“唷，真是你范绛啊。同学们都说你失踪了。怎么我们同学聚会都见不到你啊?”李再思看来也记起来，眉毛扬了一下，很有风度地与我握手，声音不紧不慢: “范绛，我们有二十多年没有照面了吧?”他又细细打量了我一下，嘴角很快地抿了抿 (我想大概是怜悯我这付老相吧)，接着头一摆，示意正巧立在旁边的范佳，“来，给这位先生一杯香槟。”还没等我接过女儿递上来的酒杯，那位副省长已经开话了:“嗯，李再思的同班同学，那可一定也是精英中之精英啦。来，我敬你一杯。”市长也发话:“你们七七、七八级就是厉害，我仅仅低了两级，就永远是小弟弟啦。”有人问:“请问范先生在哪儿高就? ”“XXX 公司，”我回答。“噢，XXX，那是个很大的软件公司，有好几千人呢。我儿子去年大学毕业就进了XXX，”有人接腔。副省长认真地看了看我，说XXX公司去年交的税是省里高科技公司里最多的。罗君洲忽然像是想起了什么，拍了拍脑门:“嗨，你范绛可是深藏不露啊。我早就听说XXX去年上任了一位姓范的CEO，干得大刀阔斧，誓言要在两年内加倍营业额，原来就是你老弟啊。”市长先生敬上来一杯酒:“来，为我们范总更上一层楼干杯，我们市的高科技就靠像您这样的CEO撑著啦。嗨，李再思先生，”他又转向李再思，“你这位收购大王，是不是又要打XXX的主意啊? 那马XX不是差点也被你弄去?”李再思审视了我一下，随即拍拍我的肩膀，很自豪地环顾了一下众人，借着雄厚的男中音说:“各位，在大学时我就有预感，我们这个班是卧龙藏虎，将来一定会鲲鹏展翅，成为社会的栋梁。来日方长，今后有省长和市长的关心和协助，我们定会更上一层楼，做得更大更广。时赋我望，我们为何就不能胜过他 BILL GATES 和李嘉诚? 来，干杯！”“干杯”“干杯”，一片“干杯”声中，众人团团围著我们三个和副省长及市长。 这被围著的几位，除了我，可都真正是今日社会的栋梁，平时都是被秘书、“粉丝”，记者，甚至保镖围著，于我是完全不同的一个世界。而此刻，我竟“进入”了这个世界，享受着众人的敬仰。一种飘飘然的感觉在我身体里滋蔓开来。“多么美妙的感觉，”我自忖。不过，这种感觉最多也就持续了五到十秒。也许是因为我那老祖宗的桀骜不驯之气在我身上又冒了出来，也许是因为我还不至于愚蠢到忘了自己的名字，也许是咎于我心底里深藏已久的忿恨，总之，我咳嗽一声，一字一字地说: “对不起，我不是那位范总，你们搞错了。我只是XXX的一位普通程序员，月薪三千五百块。” 先是几声“噢……”，众人互望，然后是一阵尴尬的寂静。 我记不清那死水般的寂静持续了多久，也许也就是几秒钟。不过我倒是清清楚楚地记得女儿当时的情景，其时她和那一班女“服务员”正依墙站著。她的脸色瞬间涨得紫红，紧接着又是一阵惨白，嘴角紧紧地抿著，要不是因为靠著墙，我真怕她会瘫了下去。也许，这正是她所希望的 -- 找个地洞钻进去，逃开这个丢人的父亲。 而就在此时，门口一阵骚动，间杂着女孩子们的尖叫。先是倒着进来数位摄影记者，边退，边忙不迭地拍照。然后，一位俊美的年青男人出现在门口。这个人我从一早起来已经耳闻目“睹”了不下三次了。要知道，电视屏幕上的年青美男子，尽管是漂亮得惊人，可因为有层屏幕隔着，总觉得那仅仅是图像而已。而只有当见了真人，目睹这位似乎由上帝亲自设计的“作品”，从头发的粗细，到四肢的比例，从眉宇间的神情，到皮肤的光皙，一切皆仿佛是按黄金分割法雕塑而成，一切皆宛若是经过了最佳优化的过程，一切皆是那样的自然和赏心悦目，只有这时，我才意识到什么是真正的男性美，什么是真正的生命力。而只有在这时，我才感觉到自己是多么的丑陋和陈腐。我感到万剑穿身，人人都在鄙夷地瞧著自己，嘴里面喊著: “丑人，矮子，老朽，LOSER。” 事实上是，没有一个人瞧我一眼。最先是“服务员”那儿发出欢叫，有的放浪，有的矜持，但只是须臾间，女孩子们都拥到了周XX的身边。女儿虽然落在后面，但我见她现在全然像是换了个人，满脸红晕，一副翘首激动的样子。“这就是我的女儿；十八年的养育，不如一个戏子，”我自叹。叹声未了，我发现自己已是孤零零的一个人站在那里。有如是预先计划好似的，原来的那一大堆人现在已经移到了距门口一半的位置，仍然是李再思在中央，不过又加上了周XX。 “唷，大明星也来捧场?”李再思笑容满面地向周XX伸出手，俨然是一对老朋友。 “哪里，哪里，李董事长的爱心事业，我岂能袖手傍观，不尽微薄之力?”周XX同样是笑容可掬，恭恭敬敬，全无平日电视里见到的那副自负的表情。 “幸会，幸会，周先生上部电影简直把个乾隆皇帝都演活了。我女儿是你最忠诚的粉丝，屋里挂的都是你的剧照，整天吵嚷着想得到你的签名呢，”市长也加入了对话。他的语气是不紧不慢，隐显矜持，双手则迅速地接过秘书递过来的笔和纸。 “过奖，过奖，”周XX客气地回应，随即签名。 副省长则老朋友似的对李再思和周XX两人说: “嗨，这部乾隆皇帝的电影，可是我们三方的完美合作啊 -- 李董事长是资方，周先生出力，我们省则是提供了外景的场地。可不要把功劳都抢去噢。” 这时候，那位刘校长掬手说:“李董事长，各位贵宾，典礼仪式一切就绪，就请诸位到主席台就座。” 于是乎，刘校长开道，李再思居中，大明星，省、市高官，大学校长，秘书，记者，一大帮子人，浩浩荡荡地出了屋子。是的，没有一个人瞧我一眼，就好像我是个隐形人，根本不存在似的。 (七) 不存在似的，可有可无的，这种感觉如今于我已是司空见惯，早就让我麻木不仁了。懵懵地，我跟在那群人的后面。大楼前的壮观的平台被当作了临时的主席台，众人簇拥着李再思，经过那锃亮的玻璃大门，一一入座。“喂，干嘛的？”一位像是警卫的小平头粗鲁地挡住我，“乱闯什么，到一边去，让开让开，”他一胳膊把我划到一边，和那位高中生如出一辙。 我从侧门出了大楼。楼前的大操场上已是密密麻麻一片，几千个中学生整整齐齐地坐在草地上，老师们站在后面。我急匆匆地绕到操场的最后面，尽量避免引起人们的眼光。左右看去，那些学生们自不用说，就是老师们，好像也都是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没有一个是超过四十的。他们尤如一堵墙似的挡在我前面。“真他妈个小丑，又老又矮，”我心酸地骂着自己，踮起脚来往前方望去。 六层大楼前是彩旗飘扬。一幅刻着《李再思教学楼》的大理石巨匾端端正正的镶刻在大楼中央的最高处，字大得和窗户差不多，像是六只眼睛阴森森地看着我。主席台前，一条红色的巨幅彩带，鲜艳夺目，半腰高由两位学生支撑着，正中央系了一个大而漂亮的蝴蝶结。再前面则是蹲着十几个摄影记者，长短镜头齐对着台中央。刘校长先引词，他热情洋溢地悉数了李再思奋斗的历史，讲到他如何从一位普通的大学毕业生一步一步地成为如今全国十大企业家之一，乃是社会的栋梁，我们大家的骄傲，是所有学生们都应学习的楷模。接着是市长讲话，大赞李再思热心公益事业，本座教学大楼并不是他捐赠的第一座，在这之前首都的一个电影学院已经立起了一座以他名字命名的多媒体大楼，他还捐出他的一家重金属矿公司的一半股票，作为“李再思基金”的底金，他不仅仅是位楷模企业家，更是一位大慈善家，是我们中国人历来就尊崇的“达则兼善天下”的好榜样，大家今后都要向他好好学习。终于，李再思站起讲话，顿时掌声雷动，镁光灯闪得晃眼。我无意再重复他的话了，我已经说过，他是个天生的演说家，几十年前我的耳朵里早已经塞满了他的大道理。有些人就有这种魔力，他一说话，就是一个领袖的样子，倒不仅仅是因为能言善辩，而是从心底里他就认为自己与众不同，就好像那蜂后，天生就是要被那些工蜂恭围着似的。二十多年前他也许还只是有个爸爸，而今天的李再思，谁还能不说个“服”字？他的讲话我不想听，可我周围的片语片言却如冰雹般一阵袭来 -- 这些都是教师啊，怎么这么势利，这么俗气？ “呀，李再思真年轻啊，看上去还没有我大呢。” “哎，知道吗，他今年进了富比世杂志光荣榜了，亚洲最富百人之一。” “听说他的太太 -- 是第二任吧 -- 曾经是北影的学生，漂亮极啦。” …… 人们在那儿议论着，羡慕，崇拜，自叹，再夹杂些酸葡萄味，你说嫉妒也行，总之，赞亦好，忌也罢，此时此刻，我肯定他们都在梦想着和台上的那位换个位置。你知道此时我又在想什么? 一双眼睛，一双盯了我三十多年的眼睛！ 那年我十二岁，和班上两个最好的小朋友一起兴致勃勃地去县里刚开张的旱冰场溜冰。三个人中，我是头儿，是“老大”，他俩都听我的，是“老二”和“老三”，而全班的人又都听我们仨的，我想也许是因为我那时好打抱不平，学习也可以，还能背几首唐诗的缘故吧。一句话，那时的我非常快乐。我们站在边上，叽叽喳喳，羡慕地看着场中那些翩跹起舞的年轻人，间或尖着嗓子叫一声，哥儿，姐儿，能不能带著我们溜一圈？终于，有人停下来了。那是位女孩，大约十七岁。我盯着她的脸，自己的脸则是微微发烫 -- 不知怎的，那时我已经开始注意女孩子了，不是我们一般大的，而是大我们三、四岁的女孩。她真美。一溜齐齐的刘海，下面是一双忽闪闪的大眼睛，笑起来两个嘴角向上稍稍翘起，后面连着两个浅浅的酒窝，还有她的脖颈，好漂亮，光滑纤长，一切都是那样的让人舒服。她过来了，我急渴地向她伸出小手，“大姐¼¼”她也伸出了手，拉起了¼¼不是我的手，是“老二”的手。“哟，这小男孩多可爱啊，跟那潘冬子似的，”她甜甜地对“老二”说，“来来，姐姐教你溜两圈。”一会儿，“老三”也被一姐儿带走了。我一直是老大，可现在却落在后面，不免气闷。“老二”下来了，那女孩双颊泛红，额头上津出细细的汗珠，更好看了。“老二”也许是因为抢了我的先，内疚，指着我央求她：“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你也带他一圈吧。”我热辣辣地仰头看她，多么渴望她能对我笑一下。可我看到了什麽？是一双冷漠的眼睛，一双充满鄙夷和厌恶的眼睛！她又牵起“老二”的手，脸上又重现那甜美的笑容，“来，潘冬子，姐再带你溜一圈。” 自那以后，我总是感到那双眼睛在时时刻刻地盯着我，盯得我彻骨寒心。而此刻，面前的这些叽叽喳喳的人们，我怎么觉得他们人人后脑上都冒出了一双这样的眼睛，冷冰冰地盯着我，就如同无数把刺骨寒心的利刃，瞬间将要把我戳成肉糜。就在我如坐针毡之际，我听到了李再思的结束语：“同学们，让我借用美国已故总统甘乃迪的名言结束我的讲话：‘不要奢问你的祖国为你做了什麽，而问一下你自己为她又做了什麽。’” 全体起立，经久的掌声。可于我，那不是掌声，听来仿佛是地狱里撒旦对我的诅咒。突然，这诅咒声变得更强烈，紧接着又被一阵狂风暴雨般的少男少女的尖叫声掩没。原来是周XX站了起来。“是他，真是他，啊，”人们踮着脚，呼喊着，俨如是在仰拜上帝。周XX潇洒地伫立在讲台上，看来这一切对他已是习以为常。待欢呼和尖叫声终于安定下来，他开始讲话，说为了表达他对他的好友李再思先生的这项巨大的爱心捐赠的崇拜和支持，他将在今晚七点钟在本校的礼堂为学生们表演。此时李再思突然站起插话，说既然是歌王和影帝表演，那他一定要留下来观看。“我亲爱的朋友们,”周XX停顿了数秒钟，俨如是乾隆皇帝在发旨，然后突然迸出一句，“我将以演唱约翰·列农的‘Imagine’开始我的演出，让我们都憧想我们美好的未来。”言罢，他举起右臂，微微地挥舞，宛若是当年在天安门楼上接见红卫兵的毛泽东。刹那间，震聋欲聋的欢呼声席卷了整个操场，学生们是几近疯狂，有节奏的叫喊着:“周XX，我爱你；周XX，我爱你；周XX，我爱你，……” 我无法再呆在这儿，我不能再忍受了。 （八） 缓缓地，我来到校园角落的一颗枯树下，无力地坐下。所有的人都在兴奋，都在欢呼；而我却感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悲哀，浑身冒着悸汗，脑子里是一片空白，心脏急速地跳动着，难受无比。我真的以为我要死了。我太累了，不是身体累，而是心累。我躺下来，闭上眼睛，想要睡一下。不知多少年了，也许自打从那次溜冰场回来以后，只有在睡眠里，在那冥冥中，我的那颗心才能得到安宁。我真想永远的就这样睡下去，睡下去…… “……约翰·列农……美好的未来……”周XX最后那句话又忽隐忽现地在我耳边萦绕。而就在这时，另外一个名字倏地冒了出来，查别门。对了，就是那位在汽车旅店里自艾自怜，后来枪杀列农的查别门。还有他在监狱里被访时说的那句话：“当你在电视上看到这个人被世界上所有的人爱戴着，簇拥着，而你自己却孤零零地呆在这间发霉的五块钱一晚的房子里，身无分文，无亲无朋，就是现在死了，烂在这破床上，谁知道，谁在乎，这时，难道你会责怪我对着电视上的他放他一枪？” “放他一枪？”我猛地站了起来。一个幽灵蓦地在我脑里闪了一下。它似曾相似，过去也出现过，但从来没有像刚才那样的明了。我出了一身冷汗，可此时头脑却是异常的清晰。我双手依托着那颗大树，把头埋在两膀间，设法让自己镇定一下。我的大脑急促地翻腾着，各种画面幻灯片似的联翩而至 -- 小时候牵着妈妈的手在小河边追蜻蜓的我（那时我是多么快和），那女孩看我的眼神，爸爸的责骂，范太那粗短的脖子，蹲了十五年的“鸽子盒”，胡进那张年轻和傲慢的脸，他那豪华的办公室的墙上挂的那张相片，那只撸我的粗膀子，女儿眼里鄙夷的目光，那块巨大的《李再思教学楼》大理石匾，主席台上李再思那风度翩翩的年青姿态，那些欢呼尖叫的学生，还有，还有，周XX那张漂亮的脸，那张春风得意的脸，戏子的脸，不到三十岁的脸，那些向他欢呼几近昏厥的女学生们的脸，列农中弹倒下时痛苦的脸，查别门那张漠然的脸，上帝的脸，撒旦的脸…… 我用了近十分钟才让自己镇定下来。我抬起头，长长地舒了口气，感到的是一种从来都没有过的平静，无以描述，有如十月里那秋高气爽的蓝天，没有一丝杂云。我慢慢地问自己：就这样了？OK，Let’s do it，我听到了回答，不知是我的，还是那个幽灵的。看了一下表，三点五十分，我还有三个多小时的时间，有几件事要先办。 我先是去了一家网吧，那儿提供计算机用。我打了份文件，大意是，我现有存款十九万五千左右，万一我发生意外，这笔钱须做如下处理：一。八万块给范佳，但只能做为她上大学的费用；二。五万块给老母，由和她同住的姐姐代管，供老母看病之用；三。五万留给范太；四。一万送给老俞头；五。余下的五千送给我们公司那位开电梯的刘大妈，供她的儿子上中学之用。在上面签了字，我又去了附近一家律师行，公证，画押，存档。 然后，我回家。范太见我回来，有点吃惊，这么早就回来啦，事情办完了？我没说话，拉起她的手就往里间走。她更吃惊 -- 我们已经有快二十年没拉过手了。再确切点吧，我们已经有十多年没有任何的肤肌之亲了。十分钟后，我又出了家门，留下范太仍在床上发愣。她颤抖得是那样的厉害，不知是因为激动还是快乐，以致我不得不先等她稍微安定一下。自始至终我都是闭着眼睛。我不愿看见她的白发，眼角边深深的鱼尾纹，粗陋的脖子，那双自卑的小眼睛。这个女人欠我太多，我也欠她太多，这次就算是我还她的债吧。一生里就这么一个女人，一个你不爱的丑女人，你太可怜了，范绛。周XX，这个他妈的戏子，胡进早上的那句话忽地又窜进脑里：“你知道现在每三个女中学生中就有两个是他的粉丝，爱他爱得要赴汤蹈火?”还有李再思，他那位曾经是北影校花的妻子，天知道他还有多少小秘。好啦，这一切都要过去了。 接着我又去了市图书馆，还清所有的书。大部分是小说，果戈里的，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契可夫的，巴尔扎可的，等等，都是关于小人物的，卑微的，可怜的小人物的。两百年前俄国的那些九品公务员是可怜的小人物，任人讥嘲侮辱，今天我这个老“白领”难道就不是？是的，我是有碗汤喝，晚上也有一个床睡，可是，你能够说我不是一个人人都讥辱的小人物？我不是猪。 最后的一件事，就是去超市买了把25厘米长的水果刀，刚好能塞进裤子口袋里。我看了一下表，六点十五分，有足够的时间步行到那里。我在广场边上挑了个看上去足有七十岁的老乞丐 -- 这年头假乞丐不少，可若这么老了还是假的，那也该当是真的一样了，因为他真的是乞丐，他在乞讨尊严。我把自行车推给他，说这车就给你了，不用担心，不是偷来的，你是骑还是换钱用，随你的便。没等他说话，我转身就走。我听见他在笑，也许是感激的痴笑，也许是惊愕的诞笑，无论哪种笑，都让我想起了老俞头脸上的那种笑。 再下来呢？那就和电影电视里的差不多啦。我来到那礼堂时，正好七点五分。音乐已经响起。我蹑蹑地进了后台，除了乐队人员外，没见几个人，大概所有的媒体人员都聚集到观众席前台了。后台进口处站立着一个戴着墨镜的彪型大汉，看上去至少有两百斤，可能是周XX的保镖。他根本就没拦我；我猜想他的职责就是阻挡那些疯狂的粉丝们。从幕布间我能够看到观众席，那无数根来回晃荡的彩色的小棒子，还有前排那些激动发狂的女孩子们。周XX换上了一套牛仔行头，风采四射。合着伴奏，就着听众的节拍，他动情地唱着： Imagine there's no heaven
It's easy if you try
No hell below us
Above us only sky¼¼ 我一个步子蹿上。他惊愕地望着我，脸色泛红，也许是因为恼怒。但只是三秒钟后，他的脸色开始变白，双手紧捂在胸口，那上面插着我那把水果刀，仅能看见刀柄了。他的双频痛苦地抽搐起来，两眼无神地凝视着前方。他显得那样的脆弱无助，好可怜，像个礽在路边被人遗弃的婴儿。我托住他的身子，轻轻把他放下。就在这时，“轰”，我的脑袋像是被一把三百磅的重锤猛击了一下，身子飞出五尺之外。紧接着，一个巨大的重物压在我的身上，又有几个黑影围了上来。“这可出大事了，这畜生是谁啊？”有个黑影发出声音。我的脖子被掐着，喘不过气来。我冲着那黑影，挣扎着，嘴中嘶叫着： “我是谁? 噢，现在你们关心我是谁啦？以前呢？……” “他妈的一个疯子，杀了人还这么狂，胡言乱语，揍死他，”另有黑影咆哮。又是一记重锤，“轰”，我眼里一片漆黑。我奋力挣扎，朝着那些黑影子狂踢，尽管我的脚早已被死死的按住。“你们才是疯子，可怜虫，笨蛋，和我一样，小人物，”我狂喊着，挣扎着…… （九） 忽然间，那群黑影都不见了，四周也明亮起来。眼前出现了一个黑黝黝的男人的脸，戴着个宽沿草帽，袖口上还别着个红套子。他用脚踢我，嘴里骂骂咧咧：“起来起来，哪来的，这儿是睡觉的地方吗？还戴着条领带，怪事。” 原来那是一场梦。我揉揉眼，站了起来。远处仍然是嘈声嚷嚷，典礼仪式还没有结束。我整了整衣服，朝着操场走去。我还得见李再思，那是我的工作，我的饭碗。我感到两腿重若千斤，迈不开步子。真希望这是在做梦，可这不是梦。 （二零零八年六月完稿于香港科技大学）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