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公的故事 （短篇小说）

四月初落了春雨，一连有七天，对面的那弯干枯的小溪转眼间变成了一条小河。

河中涨了水，岸边的柳树开了绿芽，而沉寂了一个冬天的安城柳树村老年公寓里又热闹起来。一大早，路人们留意到许多亚洲面孔的人，都是已经上了年纪的，从那扇玻璃大门里涌了出来，男男女女，斜胯着里面搁着饮水和面包的肩包或腰包，也有的头戴着各色的棒球帽，相互间打着招呼，熙熙攘攘地聚集在与大门比邻的汽车站等车。到了傍晚时分，人们又见到由这车子上面他们一簇簇的下来，有的手上可能出现了几个早上去时还没有的塑料袋子，像是派着队子似的，一个个又进了公寓的那扇玻璃大门。

公寓里的人，把这件事儿就像当年他们在中国单位里搞春游一样的称呼，叫做“搞活动”。活动的路线颇长，内容却是简单。先是到城东头的一家被他们称为“玛雅”的大超市，基本上是“橱窗购物”，只是看看。也有过去在工厂工作，喜欢动手的，蹲在那卖工具硬件的角落，来回地揣摩。喜欢花草的呢，就都涌到外面的园林区，看看那些刚刚上市的艳花奇树，当然只是欣赏。这样下来，快两个小时过去了，就又搭上那对老年人免费的公交大巴士，来到市中心的农贸市场。附近的农民在这里摆了地摊儿，叫卖着刚从地里摘起的蔬菜水果。在这儿逛有异于先前的“玛雅”，总有人要买些什么，青菜萝卜之类的，因为这儿的东西实在是新鲜加便宜。到了这个时候，也已经正午了，他们步行到近邻的街心公园，就着石椅子坐下，一边享受着这初春的好天气，一边吃起随身带的便当。待这身体得以休憩，养分也补足了，老人们又出发了，这次是到城西头的那个一块钱旧货店。店可真是大，走走停停，待把所有的走道都溜完了，近一个时辰又被打发过去了。出门前，大都买上一些小东西，最多也就是花三块五块钱，也许因为这儿的东西实在太便宜，经不住诱惑，比如那崭新的棒球帽，才两毛钱一顶。出了门，见太阳已经吊在西边的树梢上，“活动”也到了它最后的一项 – 去城南的那家叫做“常青”的中国国货超市。虽说是这些年来在这座大学城的大街上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面孔，可这毕竟是人家的美国，唯有进了这个“常青”，才宛若又回到了中国，眼里耳里尽是熟悉的中国字儿和曲子。当然啰，shopping这件事是不会忘记的，未来一周要吃的蔬菜可都是在这儿买的，还有在那“玛雅”买不到的各种国货罐头。等到拎着满满的塑料袋出了门，那太阳已经半落山了。掐着钟点，他们赶上了晚饭前的那班车。终于，整整一天，东西南北，他们又回到了坐处城北的柳树村老年公寓。虽是疲惫，但心绪却比平日充实许多，晚上的觉想也是容易入睡了。

不过，这种活动一般都只能是在周末搞的。事情非常简单。这些老人们的儿子女儿们大都也住在这个大学城里，有他们自己的家；老人们白天去儿女们的家里，帮助一下家里的琐事，譬如做饭，教孩子中文，下午去幼儿园接孩子，等等，而这类事情都是定时的，分不得身子。

四年前，就是在这个活动中，我认识了大声公。

据大声公跟我说，最初的时候，十几年前吧，还很少这种活动，因为那时由中国来的老人们持的是旅游签证，住在儿女的家里，分散各处，且只是呆上个半载一年的，人在这边，心里想着“快了，马上就要回国了，”自然也就少了那份搞活动的欲望。可现在不同了。也就是近十来年的事，好像是雨后春笋般的，这安城里拿着绿卡来的中国老人突然间多了起来。既然是永久定居，想法也就不同，得从长计议，和儿女们分开了住。倒不是双方不爱彼此，实在是人性使然，处久了会生疙瘩。于是，城里这个由州政府补助的柳树村老年公寓里，犹如四月初的郁金香发芽似的，呼啦啦一下子冒出大批的中国人面孔。到了如今，两百户不到的公寓，来自中国大陆的老人竟然有一百来户之多。老人们白天去儿女们的家里“上班”，做饭看孩子，晚上则回到柳树村自己的家，倒有点像那“日出而作，日息而归”。而一连五天的家务，虽说不上劳累，但确实是闷得慌，这周末的活动自然就成了他们企盼着的事了。

大声公就是这一百来户之一，也是活动的积极分子。而我昵，则是这儿的管理员，其中一项职责就是跟着他们一起活动，帮着照料什么的。道理很简单， 因为我是中国人，会说中国话。

其实严格说来，我应该叫做华人，而不是中国人。我的父母近三十年前从中国来到美国留学，生下了我，就像绝大多数他们那批留学生一样，认了这美国作了第二故乡。四年前当我高中毕业，面临选择要读的大学时，我没有听从我父母亲的意见呆在加州学医，而是选择了位于美国中西部的这所州立大学。原因嘛，也不知怎么鬼使神差，我偏偏喜欢上了东方文学和宗教（在初中时我就读了《西游记》，并且已经会用中文写很漂亮的散文了），而这所大学在这方面膺富名气，加之年少气盛的我也想离家闯荡，就飞了大半个美国跑到了这个一年里有上七八个月寒冷冬天的大学城安城。从一年级开始，我就在大学校园比邻的这个柳树村老年公寓找了个part time，一来积累点工作经验，二来也是为了挣点钱，减轻一点爸爸妈妈的负担，也缓轻一下我对他们的内疚。

第一天上班就碰到他们的活动日。我正在公寓的门口低头点着住户的花名册，耳朵里传进了一句嗓音极响的中国话：“嗨，年轻人，你就是他们说的新来的管理员，中国人？”我抬起头，眼前是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国老者，头发已经十分稀疏，却是乌黑乌黑，梳理得整整齐齐，上身穿着一件浅色带领的T恤衫，在腰部处齐齐地嵌在褶皱分明的长裤子里，脚上蹬着双旅游鞋。那头发一定是染的，因为我注意到他的眉毛和下巴颏处的胡须根根大多是白色的。他是长方型脸，天庭饱满，有着一双典型的中国中原人的眼睛，细长且眼角微微上撇，略带冷峻，鼻子坚挺，下面是一对很具特色的薄嘴唇。

他就是大声公。我第一眼就对他产生了好感，觉得他很有精神。

有关大声公这个颇为奇特的名字，我还是从楼里其他中国那儿听来了缘由。他当然不姓大，原姓岳。他年轻时说话嗓门奇大，在他工作的那个地质勘探队里被同事们唤作大声工，因为他是个地质工程师。后来年纪大了，可仍然是声洪如钟，大家就把这“工”字改成了“公”，以表对他的尊重。来到美国后，他曾经试图讲话时放低声音，可实在是觉着别扭，成效甚微。大家很快地就知道了他的这个绰号，又不是啥坏事，比喊“老”这个“老”那个的生动多了，所以也就照样叫了起来。

至于他的年龄，大声公毫不忌讳，头一天就告诉我了。

“嗬，小阳子，你大学一年级？好日子才刚刚开始噢。唉，我是回不去喽。猜猜看，我有多大？”

我回答说猜不出来，但赞扬他是声宏如钟，特有精神。

“唉，老喽，老喽，前年我就过了本命年了。懂得本命年吗？”

我恰好刚刚知道这本命年的意思，因为那年爸爸是四十八岁，我听见他向妈妈感叹，说这第四个本命年怎么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没了。这么说大声公已经有七十四岁了 --  他即使再精神，看上去也不可能只有六十二岁。

他唤我小阳子，那可不是我的名字，我叫John。可他第一次见到我，就说我长得像李向阳，那是一位他喜欢的一部电影里的抗日英雄。这John 太拗口，他发不出来，阳和John，差不多吧，他说，你又姓李，就唤你小阳子，不介意吧？

打从第一天起，大声公就是我每天相处时间最多的住户。他的“上班”非常简单，时间也短：每天下午四点钟，他走上半个小时的路到他的儿子家，负责把儿媳妇吩咐好的当晚晚饭的准备事宜做好，譬如切肉丝，削萝卜皮，洗青菜，切土豆丝，淘好米放进饭堡包，等等。然后呢，就是给儿子家后院那块小菜地浇水。他准时在五点五十分离开儿子的家，赶上附近五点五十五分的那趟公交车，六点五分回到柳树村。

“为什么不留在你儿子家吃晚饭呢？”我诧异地问。

他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反倒饶有兴趣地反问我：“你也算是美国人了；你中学的那些美国同学里，爷爷奶奶和他们住在一起的多吗？”

我仔细回想，几乎想不起来；有那么几个，好像也都是华人家庭。

后来和我熟了，看我尊敬他，至少也懂得安静地听他说话，他才道出了他的理由。他注意到孙子和孙女都已是高中生，平时有他们自己的天地，唯一在晚饭的时候才和父母亲在一起。大声公觉得应该把这段时间留给儿子一家自己。他在场，总有点作“电灯泡”的感觉，他们谈的话题他一点不懂，而他想说的事儿，别说是孙辈，就是儿子和媳妇好像也不感兴趣，反而造成冷场，不免别扭。当然，儿子他们常常给他送来饭菜，逢节假日或周末时也总是接他过去。

他明显地对我能说流利的中国话这事儿特别的欣赏，时不时地又流露出对他的那两个孙辈的埋怨，说这点全怪他们的爸爸妈妈，从小不鼓励他们说中国话，弄得现在中文一个大字不识，说得也是结结巴巴，无法和他们交流。

“你能和他们交流什么呢？”我不解地问。

“怎么能没有呢？”他那双略显苍凉的细长的眼睛注视着我，好像预知道我会问这个问题。“我可以跟他们讲我爬过的那些高山，中国西南原始山区里的那些奇闻异俗，我所遇到的热心的少数民族。当初岳飞抗金的行迹我都走过，我可以跟他们讲他们的老祖宗岳飞的《满江红》，解释一下他那豪迈的词句‘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里路雲和月。莫等閒、白了少年頭，空悲切！’还有，我可以跟他们讲我小时候如何搞地道战打日本鬼子的故事，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事儿，既惊险又有趣，我那时才是个十岁的娃，跟着大人反抗鬼子，这些不都是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还可以跟他们讲中国的地理，它的河川历史，讲西藏的起源，这些不都是很好的话题？”

可是他们为什么要对中国的河川感兴趣呢？我差点要问，但是忍住了。

不过我却对他提起的那个地道战很感兴趣，请求他多讲讲。我曾经看到我的爸爸妈妈在家里津津有味地观看一些老的中国电影DVD，其中就有一部是叫作《地道战》。看到激动处，快半百的老爸老妈竟然是热泪盈眶，跟着电影里的音乐唱歌。原来大声公出生的地方是在离北京不远一个叫做唐山的乡下。当年日本人入侵中国，曾经占领了他的村子。村民们在八路军的引导下挖起了地道和日本鬼子干。“我虽然只是个娃子，用处可不小，”大声公两手比划着，那双细窄的眼睛好像忽然间变圆了。“挖地道可不简单，得先挖一个小的地道，用来运挖下来的土，大人钻不过去，全靠我们小孩子。大地道挖成了，有的一直通到鬼子的碉堡底下，堆上满满的炸药包，轰，那声音响得，耳朵都要震聋了。”

“那你……见过被炸死的日本兵？”我犹犹豫豫地问。

“怎么没有，腿都炸飞了，肚子上一个大窟窿，肠子淌在外面，还是个娃娃兵，也挺可怜的。可他们日本人杀我们中国人，那才叫个惨，小孩也不放过，我的两个叔叔就是给他们烧死了。”

大声公忽然好像意识到了什么，声音低了下来：“噢，这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在这里还是少讲为好。想听听戈壁高原的事吗？”

我后来还是从其他的住户那里得知他为何不太愿意谈这地道战的事儿，原来这中间还有着一段故事。大声公第一次来到美国时，才刚刚退休，比现在年轻得多，声音也更加洪亮。有一次他儿子在家搞聚会，邀请了左邻右舍的由中国大陆来的邻居以及媳妇公司里的一些中国人。聚会上，大声公娓娓而谈地道战的事儿，引得大家兴趣盎然，有的还向他竖起了大拇指表示钦佩。可谁知次日，媳妇下班回家后给儿子拉下了长脸。原来昨天的来客里有位是媳妇的顶头上司，他的太太也来了，是个日本人。这日本女人因嫁了个华人，渐渐地也能听懂中国话了；偏偏她的爸爸曾经是个侵华士兵，二战结束后被中国的蒋介石政府遣送回日本。无论如何，听着大声公有声有色地讲述打日本兵的事情，还不断地“鬼子”这“鬼子”那的，日本女人心里不好受，回家后不免向男人抱怨一番。那男人就跟大声公的媳妇提了一下，说得很委婉，就是以后聚会最好避免敏感的话题。可媳妇对大声公就没那么客气了，说这是美国，不是中国，不知道说什么就别说，我丢了饭碗怎么办。大声公只感到一阵憋气，饭碗一推，声音盖过打雷：“这日本鬼子杀了多少中国人，我讲讲有什么错？这是我家。”谁知媳妇一句话顶了过来：“对不起，这是我和你儿子的家，不是你的家。”大声公一气之下就要回中国，可是给他的爱人拦住了。（就让我借用爱人这个词称呼他的太太，因为他就用这个词。）他们来这儿就是要照看孙子孙女的，大的也才四岁，这一走，儿子一家怎么过？他爱人就劝他，已经是过了六十的人了，这火气也该降点了。儿子也在中间和稀泥，说以后party 你就悠着点吧，别大声大气的，来的都是比你晚一辈的人。最后不了了之，事情也就过去了。

不过据邻居们讲，那件事之后有上好一段日子人们没有听见大声公那洪钟般的声音，小区里见到他，好像人突然间也老了两三岁。他后来与人发感慨，说这件事让他首次产生了“老”的感觉。人老了，别人就不尊重喽，他说。

陆陆续续地，我又从大声公的嘴里了解到他身世的一些事儿。

他孩提时非常贫穷，按他的话，他们那附近村里的都是老实巴交的种高粱米的贫下中农。那儿因为搞地道战抗日有名，抗战结束后许多年轻人就自然而然地加入了八路军。大声公那时还太小，没有赶得上。在他十六岁的那一年，解放军攻北平的部队路过他那儿，让他得以如愿以偿，穿上了解放军军装。只是他一枪还没来得及放，共产党就已经把国民党赶到台湾小岛上去了。不过仅仅一年后，他真的放了枪，不是对国民党兵，而是对着在朝鲜的美国兵。他在朝鲜冲锋陷阵了三年，最后腰部挂了彩，不得不回国疗养，也带回了一枚一等功勋章。待伤养好后，政府问他要干什么，工人，还是保卫干事？他却说要做一名地质工作者。原来养伤期间大声公认识了一位搞地质勘探的，他因为爬山摔伤了也在医院疗养。那人给大声公讲了许多地质勘探的事儿，那些大西南原始山区里的有趣的故事，还有国家现在缺石油，亟需勘探工作者。大声公是立了功的军人，这地质勘探又不是舒服的坐办公室，政府自然成了他的愿。他先是被送到南京的一个地质学院进修了四年，然后就进了一个地质勘探队，一干就干到六十岁退休。按照大声公跟我说的，他把他一生最好的整整三个本命年献给了祖国的万水千山。今天这座山，明天那弯水，近四十年，他本人在一个地方连续呆的时间从来没有超过三年。他的爱人（就是他在医院认识的那位地质工作者的女儿），还有他们陆续添的三个儿子，就同样地跟着他过着波希米亚般的生活。唯一的例外就是他们在成都居住的日子，那次他们呆了五年。原来那次他的爱人“闹”革命，说大儿子就是因为这种颠簸的日子无法稳定学习，结果没有考上大学，绝不能再这样影响到下面的两个儿子。大声公也是心存内疚，就让爱人带着孩子们“留守”成都，他自己则赴了戈壁高原，因为那几年他们的地质队正是忙着在那儿勘探铁矿。

“那你每年至少要回家几次，和他们处上一段日子吧，”我觉得挺奇怪，便问他。

他大笑起来：“什么几次，一段日子？小阳子，我们一年就一次春节探亲假，七天，有一年忙得都没回去。”笑罢，他忽然变得沉寂，薄嘴唇紧紧地抿着，那双细长的双眼里流露出一种深深的歉意。许久，他才又说话：“唉，我的爱人跟我一辈子可真是倒了霉了，东奔西走的，没过几天安静日子。但是，”他话锋一转，“她并不后悔，我也没有。你知道她临死前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什么？‘这天底下有谁能比得上我们夫妻俩，携手游遍了这么多的地方？’”。

他的那两个儿子倒是争气，都考上了大学，而且是很不错的大学，尤其是小儿子，上的是北京的一所名校。一如我爸爸妈妈那样，毕业后他们又都来到美国留学，小儿子还是公费，最后也都认了美国作了第二故乡。

大声公似乎不大愿意多谈他的儿子。大概的是，在这里的是他的二儿子，是一位汽车工程师；而他的那位小儿子则是在纽约的华尔街工作，是一个对冲基金的经理。对冲基金经理？那可是要赚很多钱啊，我禁不住插话。他却不置可否地哼了一声，嘴里蹦出了几句当夜让我思绪了很久的话：

“钱，钱，钱，钱就能代表一切？它能够代替我在戈壁高原上找到了石油时的那种喜悦？它能够代替我在云南勘探时认识的那些可爱的土著居民？它能够代替目睹自己设计的宇宙飞船飞翔上天时的那种自豪？算了，不谈这些了。”

显然的，大声公和他的小儿子之间存有什么过节，并不单纯是究于小儿子的工作之事。一直到过了很久，我才从他的嘴里“套”出了其中的缘由。原来大声公在他七十二岁的那年和他的爱人终于等到了美国绿卡。谁知飞来横祸，临行之际，他的爱人心脏病突发，在医院抢救了三天后，不治撒手人寰。弥留之际，她迷迷糊糊闭不了眼，希望走前能听到在美国的几个儿孙的声音。二儿子昼夜行程，待赶到母亲的床前，她已经不能说话了。小儿子却没有来。时值年终，正是对冲基金的经理们最忙的时候。小儿子给医院打电话，叫他们安装一个电脑摄像头，他要通过电脑和临终的妈妈告别。大声公一怒之下把电脑给砸了。最令他伤心的是他爱人最心疼的小孙子竟然没有给他奶奶打电话。他爱人和他一共来过美国四次，两个儿子各两次，帮他们照看孩子。在小儿子家前后呆的时间最长，在他们家的那个儿子身上花的精力自然也是最多。老人临终前嘴里含糊不清，但是大声公心里明白，她是在喊着小孙子的名字。

“一定有什么原因吧，”我问，借以安慰他一下。

“什么鬼原因，”大声公的声音竟然颤抖起来，“我那小儿媳妇后来给我解释道歉，说他们要他们那个已经上了初中的儿子给他奶奶打电话，也强调他奶奶当年可是把他从小拉扯大的，也最亲他。你知道他说什么？他说他现在一点也没有那种亲的feeling，奶奶就如同是stranger一样，既然是stranger，为什么要勉强呢？”

我看见大声公说这些时，眼圈都有点红了。

这个时候，我已经上了二年级，在柳树村也上了一年多的班了。我发现在周末的活动中，现在几乎很少看到大声公的身影了。他原来可是这类活动的积极分子；一群人里，他那副北方人的高个儿尤其醒目，直挺挺地走在前面，像个导游似的。

你现在为何不来参加活动呢？我有一天在楼道里遇到他，终于忍不住地问。他回答说他感到年级大了，这种活动还是让那些年“轻”一些的人去搞吧。

他那硬朗的身体看上去可是好过许多公寓里比他年轻的人，这不应该是理由，我暗忖。我忽然记起有次活动归来，别人都回屋了，他独自还留在办公室里，一边捶着他的小腿，一边像是问我，又像是问他自己：“我这是干吗呢？在国内时从来不逛商店，可怎么如今竟像是上班一样每星期定期地要逛它两天？玛雅，农贸市场，还有那旧货店，都是卖东西的地方，有什么好看的，硬要在那儿磨蹭一天？”

从那以后，大声公就很少去活动了。

活动不参加了，他来找我聊天则是更加频繁了。我自然也是高兴。首先我喜欢他，喜欢他那个爽朗的样子。再之，我那时已经在开始上中国文学课了，而与大声公交谈，听他摆龙门阵，总能学到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

比如有次，他在纸上写下一句“行百里者半九十”，叫我解释一下它的意思。我觉得这句并不比我读的那些唐诗难，就照文搬义，回答他，这句的直译是指走百里路的人有一半的走到九十里就停滞不前了，寓意嘛就是在百里的旅途中，有一半人会在途中放弃。说完后，我还不免有点洋洋自得。他拍拍我的肩，给了我一个赞赏的眼光，说若是把这个问题问他儿子聚会上的人，起码有一半的人回答得还不如我，更不用提跟我一般大的孙子辈了。“不过嘛，”他眼角边显出少年般的俏皮劲儿，但很快就被一种孜孜认真的神情所代替，“你这个解读不对。正确的直译是，在百里的行程中，前面九十里的路仅仅需要一半的精力，另外的一半则是被最后的十里耗费了。试试看，能不能讲得更艺术些？”

我思索好一会儿，卒回答：“旅程中，越到最后，越是艰难，越是充满挑战。”

好样的，他向我竖起大拇指，随即说起了他当年在云南找矿的一次经历。那次他们要穿过一片从无人留迹的原始森林，其时他才从地质学院毕业不久，年轻气盛，启程后就是疾步如飞。队里的一位老队员，五十多岁了，笑嘻嘻地提醒他，小伙子，留着点气力，匀着点用，可没听说过“行百里者半九十”那句话？那次他们走了两天，行到最后，蚊子，痢疾，饥饿，还有那可怕的瘴气，把近半的队员都给搞垮了，就连像他这样队里最年轻的，竟也想过就这样一闭眼倒下去算了。是那位老队员一直在鼓励大家，领着大家，最后一对人马咬着牙，硬是爬出了那片森林。

“这样辛苦和危险，你们有人放弃吗？”我不由得问。

“没几个啊，我们都是自愿的。小阳子，跟你说吧，那种置身于大自然的感觉，还有那种成功时的喜悦，有时真无法形容。就说云南的那次吧，穿过那片森林，我们立即发现了一座巨大的稀土金属矿，正是当时西方对我们国家封锁禁运的那种。事后，地质部专门把我们请到北京庆功，周总理还接见了我们。噢，你听说过周恩来总理吧？”

我端量着大声公，想象着当年二十多岁的他，登五岳，览众山，好一个意气风发的年青人。而眼前的他，虽是穿戴得精精干干，声宏如钟，可毕竟已是七十五岁，面态苍老，眉毛一年里好像又白了不少，原本十分高大的身躯比我去年初见时好像也萎缩了半寸，令我不由得想起了刚刚在课堂上学到的一个词 -- 风烛残年。不知怎的，一股莫名其妙的伤感在我心里油然而生。

带着一种介乎怜悯和尊敬的心态，我开始仔细观察他的生活，并且很快就理解了他为何如此频频地来找我说话（我可是小了他整整五十五岁）-- 他实在是太寂寞了。一天中，除了下午“上班”的那两个小时，余下的这么多的时间，他显然不知道如何打发。电视他从不看，因为那是英文的，他看不懂。即或有中文电视，他有次跟我说，他也不会怎么看，因为那里面都是娱乐搞笑的东西，是给像我这样的小青年看的。我曾经问他为何不弄几本小说读读。他把头微微一仰，那双略带浑浊的眼里流出自嘲般的神色：“看小说？到了我们这个年龄，小说诗歌已经打不动喽。”不过嘛，他倒是接着说，他年轻时可是读了不少的小说，都是在野外勘探时晚上睡觉前读，常常是点着煤油灯看，因为没有电。《牛氓》，《静静的顿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他一气道出了几个名字，问我可否看过。《牛氓》一定要看，他嘱咐，说这本书让他真正领会到什么才叫做无私的“爱”。

这是我首次听到大声公说及“爱”这个字，于我可是十分新鲜。因为据我的观察，我的父母亲他们几乎就从来不提这个字，更不要说比他们年纪大的来自中国的老人了。那段时候，我正和一个美国女孩子在热恋着，有时就不由自主地向大声公请教起男女爱情的事来。他知道了我的事儿，拍拍我的肩头说：“小阳子，好好地去享受，去爱，去被爱，人这一生过得实在是太快了。”

“到了你们这个岁数，还谈‘爱’这个字吗？”我问，可立刻觉得太唐突了。

他沉默许久，方才回答：“等你老了以后就知道了。人这一生，越接近死亡，就越是渴望着被人爱。”

这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说“死”这个字。在这之前一个月，公寓里连续过世了两位老人，也许是我的下意识，我感到整个柳树村都变得有点沉闷。不巧的是，大声公又收到了来自中国的他的姐姐的死讯。那几天，我看着他怎么觉得他一下子又老了几岁。

“唉，”他跟我感叹，“我姐姐这一走，我们兄弟姐妹五个就只剩下我一个了。七十五了，我也快喽。”

我感到心里在隐隐作痛，把住他的肩膀，大声地对他说：“大声公，你可是我的榜样，你不老。”

他的眼里闪现出类似感激的神色，反过来把住我的肩膀：“小阳子啊，谢谢你的安慰。唉，你不知道，我这许多的感受，总想找人说，要是家里有人听该有多好，可他们……，唉，不提了。”

忽然有一天，他和我谈起了宗教，问我的父母亲是否信基督教。我该如何作答呢？说他们不信吧，他们偶尔也随着朋友们去上教堂。说他们信吧，我倒没有看到他们在家里读圣经，也甚少谈论宗教方面的问题。即使是去教堂，也一定是在重要的事情不受影响的前提之下，比如说我的钢琴课和高中时的网球比赛，那些都是在星期天，可他们一次都没有拉下。不，他们不信，我回答。你信吗，我反问他。

他说他想信，可是信不起来。公寓里常常有人来传教，他也随着他人一起去过查经班，上过教堂，可就是找不到那个感觉。“嗯，我理解你的父母亲，”他像是在替我的父母亲和他自己开脱，“我们中国人从小就不信教，现在突然要我们去信一个无影无踪的基督，做不到啊。小时候我那村里迷信倒不少，什么土地庙，雷公神的，真不知道究竟是坏事喃还是好事。”

“信了教，有了寄托，人就不怕死了吧，”他似在自言自语，又似在问我。

这实在是个太严肃的问题，我至今还从来没有思考过。我和大声公约定，等一年后我回来后，一定要好好讨论一下这个问题。

我说一年后，那是因为这时已经是临近学年的末期，而暑假后，我将去中国的北京呆上一年 -- 我选择了学校的一个交换生计划，整个三年级将在中国的人民大学度过。

一年后，等我回到美国，又回到柳树村上班，还没有来得及去大声公的屋里见他，耳朵里又飘进了他那洪钟般的声音：“哈，小阳子，咱俩又碰面拉。让我瞧瞧，嗬，你可是更像李向阳了，是不是给中国的风水灌的？”

我瞧着他，觉着一年不见，他怎么反而好像变得年轻了，红光满面，两眼中闪烁着年轻人那样的光彩。“哈，大声公，you look so good！”我不禁叫起来。

第二天，我就听到了传言，有关他和陆老师的事情。传言很模糊，就是说大声公和陆老师好上了，好到要结婚了。

陆老师？噢，我想起来了。大约在我二年级下学期的时候，柳树村里搬进来了一位姓陆的中国老太太。我当时看了她的材料，知道她那年是七十二岁。叫她老太太，也许太牵强，因为我觉得她一点都不老。她把那仍是浓密的头发结成了一个大发髻，细细的眉毛修整得微微上弯，下面生着一双好看的温柔的眼睛，还有那脖颈，竟有如小姑娘似的白洁细润，配上一件紫色高领的细羊毛衫。她说话的语调缓缓缠绵，带有一种特殊的口音，柔软动人。她的气质让我不由得想起一位优雅贤淑的音乐老师来。后来得知，她果真曾经是一位小学音乐老师，来自中国南方的一个叫做苏州的城市。

大声公过去的一些不经意的小事忽然闯进我的脑里，现在看来，它们原来并不是那样“无辜”。首先是他“上班”的时间，不知从何日起，好像就是在陆老师来了不久，从四点改作成了三点半。三点半是陆老师“上班”的时间，她女儿的家又“正巧”和大声公的儿子的家“比较”靠近，大声公每天就“顺路”和陆老师走上一程。再有的一次，他说他儿子家后院地里的蔬菜长得茂盛，邀请陆老师去参观，却偏偏又拉上了我，显然是拿我遮人眼目。还有的，就是他后来突然又恢复参加活动了，而每次有他参加的活动，陆老师总在里面。

好你个大声公，追女人就如同当年爬山似的，行啊。心底里，我真是为他高兴。

我把这事跟爸爸妈妈说了；电话里，只听到妈妈噗嗤一声：“啊，这把年纪，没毛病吧。”

“什么毛病，”我很不高兴，“两个孤独的老人走到一块儿，相互慰藉，共同走完最后的一程，有什么不妥？What’s wrong with that？”

爸爸比妈妈开通些，只是说：“儿子，相信我，此事成不了，他们的子女一定极力反对，后头有得闹呢。”

很快地，我就体会到了爸爸的这句话。

而有关他们各自子女的八卦，在过去的一年里在这柳树村里已是飘浮得沸沸扬扬，各种版本五花八门。较统一的说法就是，双方的子女是坚决的反对，而各自反对的主要理由竟然是如出一辙。大声公当初移民美国，讲好的是由住在安城的二儿子负责照顾，相应的，他在中国成都的一套公寓就给了二儿子（尽管并没有办法律程序，因为那二儿子早已是美国公民，正式转让给个非中国公民会有诸多不利），现在正由那二儿子的媳妇的哥哥一家和父母亲住着（凑巧的是，二媳妇家原是成都乡下的）。不说二儿子，光他的媳妇就是一个海大的“不”字 -- 这房子法律上还是大声公的，他若和那陆老师真的结了婚，将来如有什么变故，譬如大声公先走了（极有可能的事儿），陆老师想要房子，那怎么行？二儿媳妇就提出大声公和陆老师得办个“婚前财产协议”，如果他们真的还要结婚。二儿子拉不下脸，怕伤了老父的心，就由二儿媳妇来找大声公。那天大概大声公又回想起了十五年前他讲地道战所受的气，嗓子吼得整个柳树村的人都听到了：“混账，我就是把那房子烧了，和它一起被烧死，也绝不签你的这个协议。”这事传到了陆老师的子女那里，却是一石激起千层浪：“他们揣测我们的妈妈，我们还怀疑他们的老爸喃。”原来陆老师一儿两女，也都成了这新大陆的公民。一如大声公，三个子女早已协议好，由安城的大女儿负责母亲的养老送终，而她在苏州的那套公寓就属了大女儿，如今长租给了大女婿的一个台商朋友。大女婿更干脆，说长痛不如短痛，要那陆老师立刻就把房子过了，尽管如果这样，他由这房子上得的租金每年就得给山姆大叔交税了。只是，还没等到陆老师的反应，儿子和小女儿的反对声就分别从加州和德州飞过来了：“不行，这样不公平，原先说好的是姐姐负责照顾到底，如今房子先拿了，明天妈妈若和那老头儿回了中国，过他们自己的日子，还谈什么照顾？”而大声公这边，二儿媳妇因挨公公一骂还余怨未消，来自纽约的妯娌小儿媳妇的电话又是火上浇油：“这老头子若真是和那位年轻他四岁的陆老师结了婚，以后凡事都由她来侍候，还需要你们照顾什么啊？是否可以这样，协议要他们签，房子在老头子去世后是你们的，但在这之前，赚的租金得一家一半。”二儿媳妇怒从心起：“我的父母亲现在还住在里面，你是不是要把他们扫地出门？”“不要误会，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只是建议你们能否每月把那房子的市场租价的一半给我们？”二儿子不高兴了：“弟媳妇，这就是你的不是了，当初不是讲好了，怎么现在出尔反尔呢？”弟弟也插腔了：“哥，有话好说，这不是现在事情有了变化嘛，当初谁想到老爸还要结婚，都什么岁数了。”

总之，这柳树村里是议论纷纷，也不乏人添油加醋地看热闹（是的，在嫉妒这方面，我终于发现有些老人们同我们年轻人一样，没有区别）。而双方各自的家庭里也是硝烟弥漫，气氛紧张。我想，当初大声公下决心追求陆老师时，一定预料不到这些吧？

圣诞节前的那个星期天，我正在办公室里忙里偷闲，亟盼着明天和我的女朋友的加州之旅（这是我第一次带她去见父母亲），电话铃响了，是大声公的声音，要我到活动室去一下。

进了活动室，见那条平时供老人们玩Bingo 的长桌子，短边两头分别坐着大声公和陆老师，而长边两头坐着的都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我立即猜了出来，他们一边是陆老师的三个子女和他们的爱人，而另一边则是大声公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媳妇。

原来这是两家的首次正式“会谈”，大家都在等着我，因为大声公坚持要我做中介。

最先站起开口的是陆家那边的一个男人，看上去我爸爸的那个岁数，我猜该是陆老师的儿子。他说得开门见山：

“岳先生，我就搞不明白，您这个岁数，在这儿过得不是挺好的，每天看看电视，没事出去转转，中午睡个午觉，联邦政府每月又给你发食品券，看病还不要钱，多么好的日子，你怎么还要和我妈妈搞什么……恋爱，你到底要干什么呀？”

“都快八十了，这讲起来都叫人脸红，你不在乎，我们还要脸呢。”插话的女人紧挨着刚刚发话的那位坐，想必是他的爱人。

这边大声公的二儿子噌地站了起来：“说话好听点，什么脸不脸的，一个巴掌拍不响，知道吗？”

眼看是剑拔弩张，陆老师的大女儿急着挥手，要大家都坐下：“我们都是受过教育的人，今天是来解决问题，不是来吵架的。”

这边另一个男人说话了，不用猜，他一定是大声公的那位我从未谋面的搞股票的小儿子：

“陆老师，我实际上有所理解你和我父亲交往之事，老人也应有自己的感情生活。但是，凡事都得有个度数，恕我直言，你们若是要结婚，就过了这个度数，因为这将损坏到一共五个家庭的利益。我们华尔街有句话，钱是要赚，但也要有constraints，否则不是要赚到天上去了。你和我父亲的constraint就是不能结婚。”

“你要先管管你的父亲，是他主动追求我妈的，也是他提出结什么婚的。”

“什么追不追的，你不要诬陷，有证据吗？这又不是小他一二十岁的女人，都七老八十了。”说这话的是大声公的二儿媳妇，大概已经忘了对公公的怨气，反倒护起他来。

“你放尊重点，你没有老母啊？你不会老吗？”陆老师的小女儿愤言反击。

“我怎的不尊重，她已经七十三了，不是吗？”

。。。。。。

在这一片唇枪舌剑中，两位中心人物反倒是被遗忘了，宛然根本就不存在似的。大声公紧抿着嘴，紧得那对薄嘴唇成了一条线，铁青着脸，双眼定格在面前一尺左右的桌面上，看神情，仿佛要借那眼光烧穿这桌子。桌子对面，陆老师的一双眼睛睁得滚圆，犹如一只中弹受伤的母鹿，不知所措，惶惑地望着四周，最后是死死地定睛在大声公的脸上。

我没来得及在次日和大声公道别。

一个月后，当我又回到柳树村上班，脚没踏进办公室，首先就是去找他，却是铁将军把门。楼道里路过一中国老头，诧异地看我：“你还不知道啊，大声公上礼拜回中国了。”

“何时回来？”

“不回来了，还有那陆老师。”

心头像是被驮上了一块千吨的铅砖，我默默地来到办公室，见我那桌子的上面搁着一信封，上面压着一个巴掌大的精巧的小木盒子。急忙打开信：

“小阳子，你好吗？对不起，你大声公不辞而别。我和陆老师明天就要回中国了。我们会在四川的都江堰定居，那里有许多我当年搞地质勘探时认识的老朋友，他们给我们弄了套单位里的住房。我的大儿子就埋葬在那里；当年他也作了名地质工人，二十五岁那年在附近山区因公出事故失去了生命。我的爱人也葬在那里，是她自己要求的，她想跟儿子在一起。我想将来我走时，也会在那里和他们团聚。不过，我可不想马上走。我答应陆老师了，要带她去许多地方看看，当年我走过的地方。我还要享受她做的上海菜呢。

送给你一块矿石作纪念，就是我当年在云南发现的那个稀土金属矿里采集的，跟了我五十年了。

你的大声公。”

打开盒子，一个菱形状半透明的石头跃入眼中。石头呈暗橙色，乍一眼是灰暗无彩，待定睛细看，却见里面纵横着奇妙曲折的纹路，微微地散发着橙光。棱角是十分的笔挺，丝毫无顾岁月的磨砺。

我一把将它紧紧地握在手心里。

半年又过去了。柳树村里中国人又增加了不少，如今竟已有四分之三之多，活动也是越发浩大了，成了这安城里的一道风景。我依旧是参加他们的活动，帮忙照料着什么的。而每到这时，大声公的影子就栩栩而至，令我遐想：

此时的他又在做啥呢？是不是正牵着陆老师的手，游迹在川中的青山蜿岭之中，还有那苍犷的羌笛？抑或反被陆老师领着，闲暇于江南的小桥流水之间，聆听那悠悠的丝竹？也许，他们哪儿也没去，就呆在都江堰的陋室里，啃着瓜子，合着一帮老友，正兴致勃勃地侃着他那地道战的故事？

无论怎样，他现在应该是很快乐吧。

（全文完）

(2010年二月初稿于香港，四月完稿于美国Ann Arbor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