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子媽（短篇小說） 湯凱 提起三子媽，口子大院裡的老人們現在可是羨慕死了。 她七十歲生日的這天，三個兒子各家三口子，還有王老師夫婦倆，一齊來給她祝壽。她那套住了整整四十年的平房太小，就跟孩子們小時候的那樣，在門外的水泥地上搭起張長板木桌子，一打的人在屋外吃她的壽宴，還放了許多的鞭炮。前一天，為了準備這桌飯，老太太的三個兒媳婦拉着她一塊兒去附近的菜市場買蔬菜和魚蝦。老太太被媳婦們挽着胳膊，左右各一，一個頭髮全白的老女人，三個頭髮正在變白的中年女人，親親熱熱，嘻嘻哈哈地“招搖過市”。住在新西樓的那位蔡老太太（當年她倆可是沒少吵架）見此景，忍不住推窗叫喚：“三子媽，你可真有福氣啊。” 破天荒，生日這天三子媽請了假，整天沒出去。而翌日，她又像平日一樣忙碌起來。天蒙蒙亮就起床，依舊拎着個大菜籃子到菜市場買菜。她總是說，街市上的蔬菜越早買越好，去遲了菜都蔫了。她討起價來有板有眼，還有據可憑，老是拿其它的街市上的價格作比較，弄得賣菜的無話可說。她不只是買自家子的菜，還有王老師一家的。王老師相信她，一切由了她，從來不問價錢。可三子媽每天都提醒自己，王老師對錢沒概念，常常大手大腳，得替她摳着點。 從街市回來，她就做老三一家和她自己的早飯。她老了，吃不了什麼，可在大學門口開報亭的老三和他媳婦要吃飽，還有明年就要考大學的外孫女，她的營養決不能馬虎。三個荷包蛋必不可少，老三他們一人一個，稀飯鹹菜，外加給外孫女的酸奶，有時還添上油條燒餅。等到老三一家出了門，她抽空把菜洗了折了，米淘了，也許再切好肉絲。看看已近九點，就提着給王老師家買的菜，奔新北樓去了。王老師和她的老伴空巢在家，兩個孩子都在美國，成天悶得慌，每天都盼着見三子媽。三子媽幫他們打掃衛生，把鍋子盤子擦得可以當鏡子，地板拖得亮鋥鋥，做好兩頓飯，還不停地和王老師說話兒。兩個小時後，她又趕回自個兒的家，得做自家的中飯了。這頓可是大量，除了老三一家，還要加上老四在附近讀初三的兒子，他正在發育，吃得頂上老三一家。孫子和外孫女從學校回來，坐下就吃，三子媽則沒坐，而是抱着飯盒給老三和媳婦送飯去了。搞搞弄弄，等到兩個孩子又去了學校，刷碗抹桌後，已是午後一點半了。她會打個盹兒，歇歇自己已經很老的筋骨。下午三點，她還要到新南樓的一家去，給那家的兩個老人做頓晚飯。然後呢，就弄自家的晚飯。一天下來，直到晚上八點以後，她才真正地歇息下來。老三和媳婦照舊在裡屋看電視，外孫女自是趴在外屋的飯桌上做作業。這個時候，三子媽反倒不自在起來，不知道要做什麼。早些年，她就坐在床沿上織給外孫女的毛衣。如今眼花得太厲害，看不清針線了。東磨西蹭，挨到了九點半，她就上床了。 忙碌了一天，猶如她那一生。 她有名有姓，儘管人們早已忘了，只知道她叫三子媽。起因頗有意思。文革初期她家搬進口子大院後，她的老三盡調皮搗蛋，欺負院子裡老師們的小孩，惹得鄰居們氣惱不已，碰面常互相問：“今天又向三子他媽告狀啦？”久而久之，她的大名就成了三子媽，乾脆連那個“他”也省了。 口子大院的前身是一排十幾座比鄰的二層洋房，位於南京N大學的校園區內。房子是在日本鬼子投降的那年造的，裡面住的都是些早期留過洋的教授，所以被譽之為“教授樓”。到了一九五四年，學校在“教授樓”的正北邊蓋了一排四層高的宿舍樓，二室一廳加陽台，主要是供給N大學在新中國成立以後最早的一批留校畢業生。幾年後這批人都升了講師，這樓也就得了一個相應的名字，“講師摟”。幾年下來，陸陸續續又有新人畢業留校，於是學校在兩排樓房的西端又蓋了一排四層樓的宿舍，面東朝西，沒有陽台，公用的廁所和廚房，號稱“助教樓”，因為裡面的戶主都是助教職稱。如此這般，三排樓構成了一個缺了右邊一豎的“口”字。 不過，口子大院這個名字真的被叫起來，則要等到文革開始的那一年。首先是三排樓房的名字變了，分別被改成了新南樓、新北樓、新西樓。造反派說了，還叫什麼教授樓，反動學術權威，老婆都是地主出生，沒遊街就不錯了。緊接着，又有人提議，知識分子要和勞動人們打成一片，吃住也要在一起。於是，在新南樓和新北樓的東端呼地冒起一排平房，將兩摟連接起來，只在中間留了塊缺口供人進出。口子大院從此誕生了。自然地，那排平房叫做新東樓，它是專門供給大學裡的“非知識分子”職工的。 新東樓的第一家住戶，就是三子媽一家。她搬進來的那天，着實讓大院裡的人嚇了一跳，因為跟在她和她愛人劉師傅後面一溜兒竟然有五個孩子，從十一歲的老大，到還是穿着開襠褲的老五，清一色的男娃。老師們家裡的孩子一般都是兩個，三個的可說是鳳毛麟角。而如今突然間冒出這麼一個“大戶”，媽媽還偏偏年輕，最多是三十出頭，不免就有人說三道四。比如住在新西樓三樓的那位蔡老師，就與鄰居竊竊私語：“有什麼神氣的，食堂里盛飯的，就知道生。” 三子媽自己也有點不好意思，加之她對作老師的總是特別的尊敬，認為他們都是有文化有教養的人，所以自從進了大院後，逢人碰面總是點頭堆笑。不想她的老三出奇的潑皮霸道，偏偏添亂子，看着老師們的小孩子好欺負，老是打他們，很快地就得了個“口子大院小霸王”的惡名，害得他媽三天兩頭向登門告狀的家長門賠禮道歉，而每次又總是以老三挨他媽一頓狠揍結束。她是真的打，脫下鞋子用鞋跟狠命地抽，惹得告狀的家長反倒不好意思起來，趕緊止住她，連說算了算了，他個六七歲的孩子又懂得什麼。 人心都是肉長的。大院裡的人們見三子媽待人謙卑友善，漸漸地就忘了“食堂里盛飯的會生小孩”這檔子事，女人們在路上碰到她，反倒常常停步與她嘮起家常來。不過，有一次人們終於發現，三子媽也不總是笑臉迎人的。有一天傍晚，晚飯的時候，大院裡忽然響起了一陣喧鬧。待大家探頭一看，竟然是三子媽拉着老二和老三站在新西樓底下在和蔡老師吵架。三子媽聲音裡帶着哭腔，仰頭尖聲叫罵：“姓蔡的，你的良心叫狗叼了，憑什麼誣陷我的孩子，傷他們的心，你這個沒心沒肺的，你下來。”蔡老師起初還探出腦袋回她，說她的兒子就是討人嫌，活該，可後來見樓下開始聚了不少鄰居，大多替三子媽幫腔，就縮回了頭，成了啞巴。人們瞧見三子媽眼淚都出來了，看來真是傷透了心。原來新西樓里最近新搬來了一家，該家十二歲的孩子很快成了大院裡小孩子的頭兒。那天下午，那孩子呼啦啦領着大院裡一幫小孩去玄武湖游泳。三子媽的老二老三興沖沖也跟了去，卻遭到了那孩子的白眼，說他媽媽不讓他和他倆玩，因為蔡老師跟他媽說了，三子媽家的小孩都是萬人嫌，躲得越遠越好。三子媽下班回來，眼瞧着孩子們臉上委屈的眼淚，想想這大半年來耳朵根子裡鑽進的那些碎言損語，終於是火山爆發，沖了出去。 那天夜裡，三子媽卻失眠了。輾轉反側，她很為吵架的事情後悔。那姓蔡的嘴賤，她不後悔罵嘴賤的人。後悔的是自己這樣像個潑婦似的罵街，鄰居們怎麼看她。她最擔心的就是新南樓的王教授一家 -- 他們會對自己很失望嗎？ 第二天，她在院子裡撞上了買菜回來的王媽。她意欲避開，可老太太偏偏站在那兒喚她：“哎，小寧子，你過來。”三子媽知道躲不過去了，挨到王媽的身旁，臉龐紅得像個做錯事的小學生：“王媽，給你丟臉了。王伯知道了嗎？”老太太卻把菜籃子遞給她，要她幫着拎到四樓上去。待進了樓道，她拉拉三子媽的衣角，湊着她的耳根輕聲說：“小寧子，罵得好，那姓蔡的是小人得志。” 其實說起來，三子媽才是這口子大院裡資歷最老的住戶，和王教授一家。 她父親是搬運工，民國的時候在南京下關碼頭扛米袋，到了三十好幾才從老家蘇北農村娶了個女人，生下了她，暱稱小寧子，那是一九三五年。十歲那年，爸爸出了事故，被從卸貨架子上掉下來的國軍的炮彈砸死了。這個時候，她媽媽已經作了五六年的全天保姆，主人是在中央大學任教的王教授。王教授那時剛剛搬進“教授樓”；他夫婦倆心好，讓小寧子母女倆住在家裡，也算有了個安身的地方。母女倆相依為命了幾年，誰料到在她十三歲那年，母親突然得了肝病，撒手人寰，拋下個孤零零的她。此時恰逢老蔣國民政府風雨飄搖之際，大小官員自顧不暇，誰還來操心一個老大不小的孤兒。又是王教授收留了她。滿了十七歲，王教授又跑到學校說情，從此她作了大學食堂里的一名雜工，切菜盛飯掃地，什麼都做。 十八歲那年，大學團委組織年青職工們去春遊，觀賞梅花。三月的石頭城，小河裡溪水潺潺，岸邊的柳樹嫩芽青青，上面歡跳着報春的喜鵲，整個空氣里仿佛都瀰漫着愛意。一路上，小青年們欣賞着春天的江南風景，嘰嘰喳喳，有人唱起了歌，曲子是蘇聯的《喀秋莎》，好不熱鬧。小寧子走在人群中，隱隱約約感受到一雙眼睛一直在盯着她，盯得她渾身火辣辣的。她心裡清楚，盯她的是在廚房裡炒菜的小劉師傅，那位高高大大的從劉鄧三野大軍里轉業下來的山東小伙子。不止是小寧子她自己，有眼靈的旁人也注意到了。中午休息的時候，大伙兒坐在嫩草青青的草坪上吃自帶的便當，有人提議小劉師傅和小寧子朗誦高爾基的《海燕之歌》，要求兩人一定要以正宗的山東話和老南京話朗誦。小寧子臉紅得猶如個熟透了的柿子，死活不就，可最後還是被眾人“揪”了起來。及他倆開了口，那山東濟南郊區的土話摻上南京下關土語，南腔北調，頓挫抑揚，笑得人們半天立不起來身子。 那天以後，下班時，小寧子就經常在自己的黃書包里發現新的東西，用報紙包得嚴嚴實實，打開一看，儘是好吃的，什麼糍粑、鍋巴、包子，甚至還有盒子盛的揚州獅子頭。她知道這是誰送的，又無由退回去，就只能紅着臉拎回家，和同寢室的小姐妹們分享。她們都知道原委，逼小寧子，說劉師傅長得高大英俊，還是復員軍人，有入黨提干的希望，脾氣又好，打着燈籠都難找，你還等什麼。小寧子板起臉，說你們喜歡你們自己找他去，可心裡卻是幸福，期待着劉師傅的下一步。兩個月後，那個下一步終於等來了。周六下班時，她在書包里沒翻出來吃的，卻掏出了一張薄薄的紙條，寫着：小寧子同志，明天想請你看電影《南征北戰》，票在裡面，可以嗎？劉師傅。她心跳得厲害，左右看看，匆忙跑去見王教授和他愛人王媽（她從小就這樣稱呼王太太）。終生大事，她要聽他們的。 半年後，小寧子和大她五歲的劉師傅的婚禮在學校的食堂舉行，證婚人就是王教授和他的愛人。王教授在歐洲喝的洋墨水，結婚也像洋人那樣，一定要小寧子有個伴娘，而這伴娘不是別人，正是王教授的獨養女兒王老師，她自己也才作了新娘子不久，剛剛搬進了新北樓。來了好多人，除了學校里的職工，還有幾個當年和劉師傅一起揣着衝鋒鎗衝進老蔣總統府的戰友。先由王教授致詞，他介紹了小寧子的一生，父母雙亡，是個善良勤勞的女孩子，一定會是位好妻子，要求劉師傅今後要好好待她。接着是新郎當年的排長講話，稱讚劉師傅當年可是位衝鋒陷陣的戰士，在戰場上像頭兇猛的獅子，但在家裡則一定會變成一隻溫順的綿羊，逗得大伙兒轟然大笑。悠揚的手風琴聲響了起來，年輕人手拉着手，圍成了圈子，雀躍跳起了《青春舞曲》。歡快的樂曲中，小寧子緊緊地拽着新郎的手，仰臉看着他那同樣是興奮得發光的臉龐，她感到了一種從未有過的幸福。 那位拉手風琴的叫仲任，長的眉清目秀，留着一頭秀美的二分頭，是本校三年級的學生，因拉得一手好琴，被王教授拉來助興。誰又能預料到呢，就是這個看上去文靜老實的年輕人，十幾年後竟然給王教授和小寧子兩家帶來了無以描述的噩運。這是後話。 婚後不到一年，小寧子就生了老大。她和劉師傅幾乎每個星期都要去探望王伯和王媽，總是帶着孩子去。最先只有老大，然後呢，那可不得了，老二，老三，一直到一九六二年添了老五，王教授雙手做了個“丁”字，連道好啦好啦，你不能再生了，到此為止，政府鼓勵生，但也不能這個生法。小寧子紅着臉不出聲，倒是一旁的王媽開了口，說老頭子你煩啥子心，她永遠也不會生啦。原來小寧子偷偷告訴了王媽，她已經結紮了。這年劉師傅終於入了黨，仍然炒菜，但責任大了，學校食堂里所有炒菜的都歸他管。丈夫幹得帶勁，小寧子臉上也是美滋滋的，見人總是笑。日子過得雖是清貧，可看看左右，大家都是如此，就連王教授這樣有地位的大教授，也照樣提籃買菜，蹬着腳踏子。 心地純樸的她，過着簡單純樸的日子。 可是，真正的生活也許才剛剛開始。 就在三子媽搬進口子大院不到兩年的時候，院子裡又有人搬家了，不過這次屬內部調整，是王教授和蔡老師一家互換。原來學校的革命委員會作了決定，教授們都得搬出新南樓，反動學術權威怎麼還能繼續住那麼大的房子，只有革命群眾才配住。當然也不是一般的革命群眾，得像蔡老師的愛人仲任那樣的。原來不知怎的，仲任作為教師的代表進了校革命委員會，也許是因為文革開始時他刷的大字報最多，也許就因為他家是三代貧農，反正他現在可是大院裡最紅的人物。 這次搬家不久後的一天，高音喇叭里忽然播放出革命委員會的通知，口子大院晚上要開大會，批鬥“地富反壞右”黑五類。有人從食堂里搬來了長桌子，在院子裡搭了個露台，又在電線杆子上系了幾盞大白織燈泡，把那台子照得慘白。七點沒到，喇叭里就開始催人了。三子媽不感興趣，想呆在屋裡，可作為黨員的劉師傅不得不去，她也就跟着了。她看見台子上筆直地站着五個人，猶如五支鉛筆，頭上都套着個高高的用白紙做的三角形的帽子，就像個筆蓋子似的。先是播放《大海航行靠舵手》，大家起立唱《東方紅》。緊接着，雄赳赳地跑上來十個戴着紅袖章的人，兩個人一個，站到五個人的後面。大喇叭里冒出仲任的聲音：敵人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打倒黑五類！倏地，戴高帽子的人的兩個膀子被後邊的人猛地揪起來，脖子則被硬按了下去。中間的那人頭一低，紙帽子掉了下來。抬起你的狗頭，地主婆，喇叭里傳出仲任的怒吼聲。那人仰起了頭，露出了一張蒼老的臉和花白的頭髮。 那是王媽，可憐的王媽！三子媽拼命地往台子邊擠，卻被劉師傅一把拽住。 次日一早，三子媽和劉師傅沒吃早飯就去看王媽，穿過院子時她的眼圈又變得通紅。進了新西樓，她看見有小孩子端着飯碗往三樓跑，嘴裡面還喊着“有人上吊啦”。她心裡咯噔一下，緊跟着躥上樓梯。到了三樓，見那公用廁所門外已經攢了一大堆人，默默地圍着什麼。她的心猶若被栓上了個千斤坨子，一直往下墜，腳步也像是粘了個秤砣，挪動不得 -- 她害怕真的見到那一幕。人們看見她，自動地讓出了塊缺口。劉師傅攙扶着她往裡走，她終於看到了那一幕：王教授盤腿坐在冰冷的水泥地上，王媽大半個身體也是僵硬地擱在地上，唯她的上半身被王教授裹在懷裡，脖子上清晰可見一道深深的紅箍印子，臉上神色煞白可怕。已經沒氣了，三子媽聽到有人說。她眼睛一黑，撲倒在王媽的身上。 這已經不是大院裡的第一次死人了。文革開始的時候就有一位教研室的主任從新北樓四樓跳下來摔死了。院子裡的人除了最初道聲惋惜外，似乎都急於把這件事忘掉。三子媽可做不到。第二天，她從下午三點起就站在大院的“門口”。等到五點多，看到仲任推着自行車回來了，她衝上去，扳住車的龍頭，指着他的鼻子大罵：“姓仲的，你這黑心黑肺的，天打五雷轟，不得好死。” 仲任設法躲開她，嘴裡卻不軟：“我又沒叫她自殺，她是自絕於人民，你別站錯了立場。”呸，三子媽對着他的後背猛唾一聲。 王媽死後，王老師要接她的爸爸到新北樓去住，可王教授不願意，說他還不老，可以自己照顧自己。三子媽怕他傷心寂寞，死纏硬磨，終於說服他每晚到她那兒吃飯。她家房間小，就在房門外的地上搭了個長木板桌子，吃飯的時候一家七口加上王教授，把個桌子圍得滿滿的，過路的鄰居看了都喚她，三子媽，你們家真熱鬧啊。這麼一大家子，五個兒子又不斷地爭着向王爺爺（他們從小就這樣叫）講他們的事情，兩個月下來，王教授的心情好多了。他尤其喜歡老幺五子，贊他口齒伶俐，腦袋瓜子靈巧，將來會是個人物。實際上，與三子截然相反，五子在大院裡是人見人愛，都說他長得和電影《紅岩》裡的那個小蘿蔔頭一模一樣。三子媽見王教授喜歡五子，就叫他白天去跟王教授學畫畫（王教授在歐洲學的是建築）。她自己可不懂畫，也不感興趣，圖得是能讓王教授高興，消除寂寞。 五子天生聰敏，跟着王爺爺學了才一年，已經是有模有樣，尤其是鉛筆畫臨摹，替左鄰右舍畫肖像，極受喜愛，名揚大院。小學二年級的時候，學校把他的畫送到區里舉辦的“紅小兵革命畫展”比賽，竟然得了第一名，搞得整個大院都喜氣洋洋似的。王教授自是喜形於色，偷偷地跟三子媽說，他一定會好好教五子，這世道不會永遠像現在這個樣子，知識分子和搞藝術的終究是要受人尊敬的，五子將來不定會做出一番事業來。 六月里，梅雨來了，老天爺可不管這人間的文化大革命，罔顧什麼階級鬥爭，洪汛照發，把個南京城搞得水漫金山，到處是汩汩的水潭子。大學停課鬧革命，老師們成天沒事，正好接受“勞動教育”，於是校革命委員會派了三四百個青壯年老師去長江邊上堵沙袋抗洪。一連四天，三子媽和劉師傅起早貪黑，在食堂里忙碌着為這幾百個人做三頓飯，用卡車運到江邊。臨到第五天的凌晨，想想已經有四天沒給孩子們弄飯了，也不知道他們是如何糊過來的，三子媽於心不忍，就叫劉師傅自個兒先走，她給孩子們弄了早飯再去。搞階級鬥爭的年代，沒東西弄，她就用糙面摻和了兩個雞蛋，煎了六個大餅子，熱了稀飯，又到大院外的油條店買了五根油條，還破天荒打了兩茶缸的豆漿，一起齊齊地擱在門外的長木板桌子上。等到六點半，她把在裡屋大間（一張大床加一張上下床）睡的孩子們叫了起來。刷牙洗臉，看看他們個個如狼似虎似的吃着這頓“大”餐，三子媽放下了心，拈起塊大餅就要離開，雙腳卻突然間封凍住了。 五子呢？五子不在桌子邊！ 四個兒子只記得，昨天早上五個人還在一起吃的早飯，可晚上就沒印象了 -- 三子和四子根本就沒回家吃晚飯，放學後跑到中山陵去摘桑葉了，老二回家啃了個饅頭又溜出去踢足球，老大則是蹲在王教授家，搗鼓他的那台半導體收音機；四個人都是回家倒頭就睡。他沒和你們一起放學回來，三子媽問三子，心裡開始發怵。沒有啊，三子也慌了，放學後他和四子去找過五子，可學校里的老師說二年級的學生都到區體育場去活動了。那還不快去問老師，三子媽喊起來，四個兒子都扔下了手中的大餅，跟着媽媽慌慌忙地奔往小學。 到了小學門口，正碰見五子班上的班主任小丁老師。“五子他媽，這麼早你到學校來做啥啊？”小丁老師笑嘻嘻地問候她。五子人呢，三子媽沖她問。五子昨晚沒回家？小丁老師臉上的笑容頓時消失，變得緊繃繃的，轉眼間又變得煞白，嘴裡自顧喃喃道“糟糕，完了，完了”。三子媽瞧她那樣，心也揪了起來，連問，怎麼啦，怎麼啦。小丁老師卻是站在那兒呆若木雞，說不出話來。此時門口已聚了不少人，有個二年級學生突然叫起來：“不好了，五子昨天游泳沒回家，八成是淹死啦。”三子媽一聽，昏倒在地上。 等到她醒來時，發現自己躺在小學辦公室的長椅子上，四周圍着一圈老師，個個是神情緊張。五子，她痙攣般地坐起，兩隻手臂上下揮舞。校長趕緊扶住她，額頭上給她覆上一塊濕毛巾，說話的語氣倒更像是在安慰她自己：“別急，已經給游泳池去過電話了，說不定沒事。”這個時候，辦公桌上的電話鈴響了，校長猶猶豫豫地拿起了話筒，只咕嚕了兩句，那話筒就從她手中滑落下來。她慢慢地轉過身來，臉色發白，結結巴巴地說： “他們說……撈出個男孩子……” 嗚，小丁老師捂着雙眼跑出了辦公室。 家裡人直到第三天五子清洗乾淨，臨火葬的時候，才讓他的媽媽看他。儘管過了兩天，五子的臉上被水泡的浮腫依然可見，雙眼緊閉，嘴角下撇，像是在生誰的氣。三子媽看着孤零零地擱在太平間長板子上的兒子，想想自他能走路後自己就再也沒有抱過他，甚至連一丁親昵的舉動都沒有，不禁悲從心來，號啕大哭，撲在屍體上不肯起來，一旁的王教授也是老淚縱橫，不能自制，以致劉師傅和王老師費了老大勁才將他倆挪開。等到五子被推進焚爐，爐門合上的那刻，四個哥哥終於第一次大哭起來，這次倒是他們的媽媽過來擋住了他們。 五子的死，還有之前王媽的，讓簡單的三子媽也不由得捫心思索，好好的一個人，說沒就沒了，人的生命太脆弱了。她開始比從前更關心起孩子來。和五子一樣，孩子們自從能走路後她就沒有再親吻或擁抱過他們 -- 她感覺這般的親昵挺怪異的，令她汗毛豎起，電影裡外國的那一套她學不來。可她有她自己的方式。她再也沒有重蹈覆轍，一連幾天為了工作不見孩子。現在每天晚飯的時候，她一定要等到所有四個孩子都到了才開飯。較小的，比如老四，他放學後若要出去玩，一定要得到老大或二子的允許，如果地方遠則一定要大的陪着。老四嫌禁錮太甚，有幾次偷偷逃脫。給她發現後，逮着往死里打 -- 她寧願現在心疼嗷嗷叫的孩子，也決不想再為他們悲傷一次。 她對丈夫也更溫柔了。 而劉師傅呢，也確實令她自豪。五子溺死後沒兩個月，大學黨委要給學校領導班子注射新鮮血液，最好能體現工農兵的本色。而炒菜的劉師傅是轉業軍人，小學文化，出身貧農，幹活賣力，人緣又好，正好合適。於是，一夜間劉師傅改了稱呼，成了後勤處的副處長，管轄的範圍不僅含所有的食堂，還有校園裡（包括口子大院）所有的水電設施，所有的課桌椅，甚至連澡堂和廁所也屬他管。一時間劉處長在大院裡是大名鼎鼎，就連那姓蔡的，碰見三子媽時眼角處也好像擠出了幾道笑紋。 漸漸地，大院裡的人們在她的臉上又見到了那熟悉的笑容。而口子大院本身，這段時間似乎較過去也多了一些笑聲。京城宮廷里的鬥爭劇也許演得正酣，戲子封為旗手，學子斗死元帥，可在這千里之外的口子大院，斤斗小民們卻要在整日的無聊和荒誕里尋得一絲快樂。傍晚的時候，大家都聚到大院中央的草地上，各家鋪上一張篾席乘涼，孩子們翻起了跟頭，大人們則侃起了三國。當然，大人們的嘴可不僅僅只停在兩千年前的三國上。只要是避開了偉大領袖和他的親密戰友及接班人，京城裡現在活躍的大人物都是侃聊的話題，偶爾還爆發激烈的爭論，儼如政治討論會。到了一九七二年的夏天，這種“政治討論會”終於達到了最盛期，而討論的題目如若是在去年的夏天那可是有遭槍斃的可能：偉大領袖的親密戰友密謀用導彈暗殺偉大領袖，最後竟然投蘇叛國，折戟沉沙，摔死他鄉。 三子媽對“政治討論會”絲毫沒有興趣 -- 她只是個在食堂打飯的。乘涼時，她有時和女人們聚在一塊兒，侃侃八卦。更多的時候，她則是和王教授在一起。王教授這年七十了；五子的死對他刺激不小，他好像突然間衰老了好幾歲，頭髮全白，走路也變得緩慢了。三子媽看了心中隱隱作痛，她要多陪陪他。 那段時候，學校里批林的熱火燒得正旺，而劉師傅卻忽然間少了言語，下班回家後顯得心事重重，夜裡甚至常常驚悸而醒，三子媽問他，他也不說，只是嘴裡自個兒喃喃不休“怎麼會呢，怎麼會這樣呢？”沒過多久，大院裡就有風言風語了（那肯定源自姓蔡的），說劉師傅是“五一六”分子。有傳聞，省里此次對“五一六”反革命陰謀集團特別地重視，喊出了口號“寧冤千人，不漏一人。”學校豈敢怠慢，組成了“五一六”專案組，主任嘛，就是仲任。一時間，校園裡是風聲鶴唳，檢舉信雪片般地飛，看誰像，誰就成了“五一六”分子。也不知哪位被劉師傅得罪了，一紙匿名檢舉信，仲任一錘定音，老實巴交的劉師傅竟就成了上了林彪賊船的“五一六”骨幹分子。 那天出奇的悶熱，晚飯後三子媽和四子卷着蓆子要到院裡乘涼。你也去吧，她拉了劉師傅一把，你根本就不是五一六，怕什麼，身正不怕影歪。劉師傅沒說話，恰如他在整個晚飯時的緘默，只是用手摸摸老四的腦袋。她怎麼覺得丈夫今天看自己的目光有點異樣，好像有話要說。他從來都是一個快樂陽光的人，可是眼前這個叫化子樣子實在讓人可憐 -- 他已經有十來天沒刮鬍子了。她想好了，今個夜裡要好好地安慰安慰他，怕什麼呢？ 草地上，小孩們照舊在玩耍嬉戲，大人們則是爭論得火熱，大多非常納悶，這深查“五一六”的運動幾年前就搞了，林副主席還親自領導過運動，怎麼現在到頭來他倒變成了“五一六”的頭了呢？她和王教授坐在那兒，搖着芭蕉扇，有點心不在焉。隱隱約約她聽到了她愛人的名字，儘管說話的人壓低了聲音：“知道嗎，劉師傅明天就要隔離審查了。”難怪他吃飯時一聲不吭，她想，心裡開始七上八下。終於，她坐不住了，向王教授道聲再見，強拉起四子回家。 她後來常常是淚濕衣襟，與孩子們說，那天晚上她若要是呆在家裡沒出去，或哪怕提早五分鐘回去，那他們的爸爸 -- 當她將劉師傅從系在裡屋房門框上的繩套中解脫下來時，自他嘴角里流出的口水還是濕漉漉的。他肯定已經死了，儘管是剛剛才斷氣。即或還有口氣，靠人工呼吸能夠救活過來，她也不懂怎麼做。她那時頭腦里一片空白，唯一想到的，就是把傻傻地愣在那兒的四子嚴嚴地裹在懷裡，不讓他看到爸爸臉上的恐怖樣子。 屍體是在近午夜時分才被運走的。那時門外已經聚了一大堆圍觀的鄰居，他們讓出一條窄道，默默無聲地看着擔架通過。等到那運屍車呼地離去，屁股後留下一串白煙，三子媽才緩過神來，意識到究竟發生了什麼。和五子那次不同，這次她沒有瘋狂地阻攔，只是愣在門欄上，兩眼發直，仿佛在追逐那縷白煙。此時，在她那雙眼睛裡，人們看到的似乎不是悲傷，而是一種巨大的恐懼。我的男人就這麼沒了，她想，拋下孤零零的她和四個孩子，今後我又能夠靠誰呢？靠學校的領導？不就是他們逼死他的嗎？ 一雙大手從身後緊緊地扶住她，那是大子的雙手。剛剛十七歲的他，成了家裡的男人。 丈夫死了，家裡沒了他那五十塊的月薪，頓陷拮据，甚至連孩子們過冬的棉褲也沒了着落。大子不想再上學了，要學他外公一樣到下關碼頭扛米袋，賺錢養家。三子媽抽了他一嘴巴子，說她就是要飯，也絕不讓她的孩子做搬運工，逼得大子跑到王教授那兒求援。老頭子閉眼沉思良久，長嘆一聲，你媽是怕啊，你外公就是扛包被砸死的，讓她十歲上就沒了爹。聽你媽的，他對大子說。從此後，每個月王教授都“借”給三子媽五十塊錢。我一個快入土的老頭子，他勸說三子媽，這錢於我又有何用，你王老師也同意的，不要再拒絕了。 大子不再嚷着去做搬運工，卻又有了新的主意。他要報名入伍，像他爸爸一樣，做一名解放軍戰士。三子媽端量着他的那張仍顯青澀的臉龐，忽然間他頭上添了頂戴着五角星的軍帽，破舊的汗衫短褲變成了草綠色的挺拔軍裝，神氣地在大院裡走過，身後留下鄰居們一片羨慕聲。她仿佛是前輩子欠了大孽，這些年下來都是悽慘的事兒，王媽，五子，還有剛走的男人，讓她那顆心痛得都麻木了。如今看着眼前的大兒子，英俊高大，她的心又開始溫暖起來，她又看到了希望。 可是，丈夫不平反，大子就當不了兵。她咬咬牙，哪怕就是死在領導的腳下，也要替丈夫和兒子抹掉“畏罪自殺”這個黑名。 她找了塊小桌面大小的馬糞紙，叫大子用黑墨水在上面寫了八個大字“我愛人不是五一六”，又弄條白頭巾，書上“申冤平反”四個大紅字，系在額頭上。每天下午一點四十五分時，她就舉着這塊馬糞紙，面西而立在口子大院的門口。上班的人群從她的跟前流過，走路的，騎車的，看着驕陽下的她，汗水浸濕了頭巾，變成了淡淡的紅色，沿着頭巾底邊攢聚成了一圈紅箍卡在額頭上，一副慘兮兮的樣子。一過兩點鐘，她就急沖沖地奔到食堂上班，遲了七八分鐘，可食堂的人們好像全成了瞎子，視若無睹。她拼命地幹活，仿佛要把這漏掉的七八分鐘的活補回來。到了五點半下班的時候，她又趕回到大院門口，這回是朝東而立，同樣的那塊馬糞紙，同樣的那條已經染紅的頭巾，迎接的又是同樣的人們。新南樓里住着仲任，還住着校黨委書記，你們難道能化作麻雀飛過這個大門？她就不認這個命。 三子媽一站就是一個半月。整個大學裡都傳開了，有小孩子從大老遠跑來看熱鬧，把個口子大院門口常常堵得水泄不通。學校看着影響太壞，派了兩個後勤處的門衛來攆她。可那兩人暗自同情他們死去的領導，跑到三子媽身邊反倒偷偷地遞水給她，回去報告說圍觀人太多，眾怒難犯。事情竟然捅到了市里，派出所卻不願過問，託辭她一個女人又沒有犯罪，你學校自個兒處理。又過了半個月，眼看是沸沸揚揚，市里推球到了省里，省里傳下來一句話，輕描淡寫：“死去的那人究竟是不是五一六？”校黨委轉問仲任，仲任哭笑不得：你問我，我問誰去，難道要找公安局來辨認筆跡？ 天知道，擁有這個筆跡的人此時身陷囹圄，正被關在學校保衛處寫檢查呢。他的“罪”倒與“五一六”風馬牛不相及，是生活作風問題。原來此人看膩了與他結婚二十多年的老婆，勾搭上食堂里賣飯票的小姑娘，誰料東窗事發，給人逮住了。好好交代，校領導厲聲痛斥他，搞女人，對得起黨對你多年的培養嗎？他痛哭流涕，不僅將和小姑娘的事全盤托出，還將功補過，囫圇道出其他的事來。其中一件嘛，就是告發劉師傅的那封匿名信，純粹是子虛烏有，只是因為他看着劉師傅比自己年輕，卻升官在他之前，於是心生妒嫉，妄加誣陷。 學校領導得了架梯子正好下台，立即給劉師傅平了反。終於，口子大院又恢復了往日的平靜，當然了，這世上卻再也沒了劉師傅。 把個根紅苗正的好人就這麼莫名其妙地整沒了，校領導大概是心存內疚，派了仲任來慰問三子媽。三子媽坐在飯桌邊，手肘子支着臉頰，眼睛緊閉，久久無語。四個孩子立在她的身後，也是一聲不吭，恨恨地盯着仲任。半晌，她睜開了雙眼，悲憤和委屈的淚水終於似開了閘的洪水簌簌落下，繼而是號啕大哭。那天晚上，據說連新西樓的人們都聽到了新東樓飄過來的哭聲。 到了來年的初夏，大院裡的人們終於又聽到了她的笑聲。也不知是不是有關部門覺着劉師傅死得冤枉，予以特殊照顧，還是劉師傅當年的戰友弄了手腳，反正，大子真的光榮入伍啦。臨去報到的那天，他穿着草綠色的軍裝，上面的紅色的領章領徽鮮艷奪目，由媽媽挽着膀子，三個弟弟在前開道，神氣地在大院裡走了兩圈，向鄰居們道別。最後，大家都聚積到了大院裡那顆老銀杏樹的下面。羨慕的鄰居們圍在軍屬三子媽旁邊嘰嘰喳喳，誇她有福氣，將來兒子在部隊裡幹得好，入黨提干，那該有多麼榮耀啊。三子媽興奮得嘴都合不攏，不知要說什麼，嘴裡面反倒冒出謙虛的詞來：“沒得什麼，沒得什麼”。心裡頭，她可是自豪的不得了。想想這些年來所經歷的悽慘的事情，她篤定這是老天在可憐和眷顧她，送給她這樣一個爭氣的兒子。要好好地干，她對大子說，不要怕吃苦，爭取早點入黨。王教授也吩咐大子，你媽一生不容易，你得定期寫信給家裡。 大子懂事，每隔半月一封信。三子媽把每封信都珍惜地保存起來，用條橡皮筋捆着保存在柜子裡。一封又一封，一年又一年，千呼萬喚，終於，當一九七九年新年的鐘聲剛剛敲響，大子來了一封信：他入黨了，還升作了排長，手下有近三十個兵呢。 大子走後的這期間，國家可是發生了一些大事情。最大的一件嘛，自然就是京城裡的“四人幫”給逮了起來，那可是在毛主席逝世後不到一個月的事。搞了十年的文化大革命結束了。街上到處是敲鑼打鼓的人群，他們的臉上都綻放出一種由衷的發自內心的歡笑。三子媽也跟着人們上街遊行慶賀，雖然她並不明白，有和沒有四人幫，於她的日常生活又有什麼區別。她當然恨死了四人幫，沒了他們，就沒有文化大革命，王媽和她的男人現在就還活在這個世上。令她百般不解的是，如此不可一世的大人物，怎麼這麼容易的一夜之間就成了階下囚，就如當年國家主席劉少奇一樣，實在有點莫名其妙。 口子大院也發生了變化，都是叫三子媽高興的事。首先就是教授們又都從新西樓搬回了新南樓；好象是一夜之間，他們來了個鹹魚翻身，重新又變成了學校里最受人尊重的人。尤其是王教授，學校里總有他的新聞，甚至還上了省電視台。現在人們談到他，總是帶着仰慕的神情，說他是大學裡最資深的學部委員，是大學的頭塊瑰寶。三子媽不懂這學部委員究竟是啥頭銜，但看到周圍的人如此敬重王教授，又見他現在仿佛年輕了五六歲，成天忙顛顛的，精神特佳，自是暗自替他高興。 另外一事嘛，就是仲任了。他不僅被趕出了新南樓，還因為身為造反派頭頭而被關了起來，隔離審查。蔡老師現在完全變了個人，走路總低着頭，爍眼看人，一副灰溜溜的樣子。這是報應，三子媽想。有時想想還不解恨 -- 你只是被隔離審查，終歸要出來的，可王媽和我的男人呢？ 還有一件事兒，在院子裡是沸沸揚揚的 -- 大學又開始統一高考招生啦。老師們在院子裡照面，好像沒有了其它的話題，就是一句“你孩子考上哪個大學了？”，再就是“你孩子高考準備的怎樣啊？”。考上大學的，好像都是住在新南樓、新北樓、新西樓的老師們的孩子，新東樓沒有一個。瞧着那些聚在一起交談甚歡的老師們，他們臉上自豪的笑容，三子媽不免心裡酸溜溜的。二子在農村插隊，對高考的事想都不敢想。三子七七年高中畢業，根本就不敢參加高考。最被抱以希望的老四，次年參加高考也是輸得一敗塗地，被分配到了一個街道小廠作學徒工。三子媽怪自己，嫌自己沒文化，連累了孩子們。 她現在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大子身上了。 進入料峭的二月中旬，大子的來信不知為何比往常短了許多，只有半頁紙，裡面說現在他特別忙，沒時間寫信，不過要媽媽等着，說是立功的時候就要到了，他一定要為家裡爭光。她還在納悶兒，直到兩天后電台里傳出了播音員鏘鏘激昂的聲音：是可忍，孰不可忍，中國對越自衛反擊戰正式開始了，她才明白，原來大子參加打仗了。那好呀，打仗才能出英雄，她也不由得興奮起來。可轉念一想，不對啊，打仗是要死人的呀，那大子他？她的那顆心瞬間猶如掉進了冰窟窿，拔涼拔涼的。好容易等到天黑，她就惶惶然地去找王教授討主意。一進屋裡，見到電視裡正播放着中國雲南、廣西邊防部隊萬炮齊發猛轟越南的鏡頭，她的心不禁又咯噔一下：“你炸別人，別人也會炸你啊，那大子不就會被炸死嗎？” 王教授聽罷原委，沉默良久，繼而拉起三子媽的手，蒼老的聲音里含着深深的憐愛：“小寧子，你有一個孝順的兒子，我有一個懂事的外孫，我們國家有一名優秀的軍人，我倆已經失去了太多的親人，願上帝這次眷顧我們，大子平安無事。” 王教授的安慰並沒有撫釋掉三子媽的焦慮。她開始信佛了，幾乎每天都去雞鳴寺燒香拜佛，祈禱佛主保佑大子平安。她平時五分錢扳作一毛用，從不定報紙，省下來養四個兒子。可現在立即定了晚報，那上面能看到戰事的最新報道。晚報下午四點送來，那時她正在食堂切菜做飯，卻是憂慮重重等不及下班，就跟領導請了二十分鐘假，匆忙奔回家裡，飛快地把那報紙瀏覽一遍。其實她又能看到什麼？除了全局性戰事的進展，字裡行間哪兒又能找到大子的蹤跡？可是於她，卻好像只要報紙上沒有大子的死訊，那他就還活着。匆匆忙又趕回食堂，同事們照舊是視若無睹，可她卻是心有不安，下班後硬是要再幹上半小時，補那二十分鐘。從戰事的第一天起，她就不做晚飯了 -- 她的心都提到嗓子眼了，哪還有心思做飯？三子和四子就稀飯加鹹菜糊弄地過，有時看看媽媽這個樣子，自己也失去了胃口。 戰事進入七八天后，報紙電台依舊是捷報頻傳，可是私底下人們的議論卻是迥異，說我們山頭確實在一個又一個的占領，可它們都是拿中國士兵的生命換來的。那越共軍隊揣着中國供應的AK47剛剛打敗了美軍，氣勢恢宏，叢林和山地作戰有如遊戲，中國的軍隊文革中喊了十年的口號，卻不打靶子，指揮員馬列口號喊得響，但不懂實戰，碰到狡猾的越軍頓時是捉襟見肘，搞人海戰術也不管用，人倒是死了又死。三子媽站在那兒，手裡切着青菜，耳朵眼兒卻是死死地追着同事們的議論，那心啊，恰似被個耗子抓着，更加七上八下的。 百般煎熬之際，大子來信啦！ 信是由涼山寄出的戰地信，經過軍檢，許多事情得瞞着。大子只是說，看到身邊這麼多的戰友倒下，他現在心裡只有仇恨。他率領的排是尖刀連的前鋒排，戰士們都下了生死狀，要殺敵立功，不奪下山頭，就死在山腰。三子媽是在王教授家看信的；她把那簿簿的信紙緊緊地貼在自己的臉上，好像那紙就是大子的臉龐。王教授在一旁安慰，說戰爭進行到現在，子彈都繞過了大子，那一定是上帝在眷顧他。恰在此時，電視裡正在播放有關攻占越南涼山市的新聞，講到解放軍戰士奮力排除地雷陣地時，記者的聲音也變得哽噎：“戰機不可失，為了不失去可貴的時間，我們的戰士竟然在地雷陣地里打滾，用他們血肉的身軀和年輕的生命引爆地雷，為後續部隊開闢道路。”一家人 -- 三子媽和三子四子，王教授，還有王老師夫婦 -- 看到這兒，都是默默無言。王教授臉色變得鐵青，眼圈邊沁着老淚，嘴裡面嘟嘟囔囔：“都是好孩子啊，就沒有排雷設備嗎？亂彈琴。”三子媽一聽，腦袋倒在王教授的肩上。 到了三月初，報紙上報道涼山市終於攻陷，中方宣布已達到目的，開始主動自越撤軍。那大子咋樣啦？三子媽的心揪得更緊。她有種預感，大子在涼山給地雷炸死了，不然的話現在戰事都完了，怎麼還不見他的信？王教授又安慰她，寄信需要時間。她也不管食堂領導是否不悅（其實根本沒有），一到上午十一點，就沒命地跑回家，查看有沒有她的信。星期天不送信，她那一天就成了沒頭蒼蠅，站坐不是，茶飯不進，乾脆起床後就坐在門欄上，仿佛大子隨時都可能出現在大院門口似的。似這等情形，等到三月中旬，報紙上宣布中國軍隊全部完成撤軍行動，戰爭結束。王教授、王老師夫婦、還有一些其他的鄰居，都聚在她那套窄小的屋裡，不知道要說什麼。她坐在床沿上，雙眼緊閉，一動不動，宛如一副石雕像，只是一雙腿劇烈地顫抖着。 天知道，也許上帝真的存在，兩天后，大子來信啦！ 讀信時，王教授甚至比三子媽還興奮，兩個指頭打着響節，不停地囉嗦“是吧，是吧，我早就說過。”大子信上說，戰事現在已經完全停止，他現在都能看到國境線上的五星紅旗。作為最後的收尾部隊，他再過幾小時就會回到中國境內。這次涼山戰役他立了一等功，回國後就要被送到北京軍校進修。部隊裡都傳說馬上就要回復軍銜制了，他立志要作將軍，告慰媽媽和死去的父親。 那天傍晚，王教授出錢，學校食堂出原料，三子媽忙活了一下午，做了整整兩大長板桌子的飯菜，在屋前搞了個二十多人的“盛大”的慶宴，連大學裡主管人事的副校長也來了。看着這麼多人來看她，三子媽忍不住大哭一場。但是很快地，那哭聲就變成了近似狂歡的笑聲。“將軍媽媽，將軍媽媽，”大伙兒不斷地祝賀和誇獎她，一直熱鬧到小半夜。 大約一個星期後的一天，三子媽傍晚下班後去菜場買菜回來，路上碰到王老師，兩人挽着肘子樂呵呵地回口子大院。一進大院門口，遠遠地就見到她房前的雜草地上面停了輛軍用吉普車，門口站着幾位軍人，還有大學主管人事的副校長。大子，兩個女人幾乎同時歡叫起來。聽到喊聲，他們轉過身來。副校長率先迎着她倆走來，兩位軍人跟在後面。他們走得非常緩慢，幾乎可以說是原地不動。三子媽正好相反，飛也似地奔向他們，嘴裡面興奮地喚着“大子，大子”。副校長迎住了她，可他的眼神卻有點怪異，不正眼看她。都愣在這兒幹啥，大子在屋裡吧，進屋去呀，三子媽催他們。她看見副校長嘴角動了動，五十多歲的人了怎麼突然間流起淚來，她正要問個究竟，兩隻胳膊卻被軍人從後面穩穩地支住了，她回過頭去，才發現他們的眼圈也是紅紅的。 大子是這次對越戰爭死在越南的最後一名中國軍人。他倒下的地方離中越邊境不到一公里，在一塊稻田的田埂上。那時他正領着他的排經過，見稻田裡一個十二三歲的小女孩在放牛，就用剛學的京語問她好，誰知回應他的卻是一串瘋狂的AK47子彈。大子的胸脯被穿了五六個窟窿，那個女孩子則是被大子的戰友們的子彈打成了馬蜂窩。 那幾天，大院裡鄰居們好像並沒有聽到三子媽的哭聲。人們說，她的眼淚早就在這之前的一個月裡流完了。 倒是王教授那兒出了事。他一直都把三子媽的五個孩子當作自己的親外孫子，最喜歡的就是大子和五子 -- 一個最懂事，一個最聰明。大子的死對他打擊實在太大，一連數月抑鬱不語，最後竟遭中風，雖是搶救過來，卻已是半身不遂，精神也大不如從前。 過了農曆新年，二子終於結束了插隊，被分配到一家街道工廠做翻砂工。三子媽除了上班外，每天為這三個如狼似虎的大男人做三頓飯，倒是忙得沒時間煩心其它的事了。清明節後，她忽然做了一個出人意料的決定：剛剛四十五歲的她，立即離職，由四子內替她在學校的位置，到校辦工廠做工人。她呢，搬去和王教授住在一起，要全心全意地照顧他。她把三個兒子召集在一起，對他們說：“你們都是大人了，在你們找到媳婦之前，我給你們做晚飯，早飯和中飯你們就自己糊吧，你看你王爺爺，他可是沒幾年活了，我要讓他最後這幾年活得稱心一點。”三子有意見，說王老師她自己為何不照顧她爸。三子媽瞪他一眼，說這像是一家人講的話嗎？沒有你王爺爺和王奶奶當年收留你媽，你們今天又在哪裡？沒有你王爺爺當初每月的五十塊錢，你們那時喝西北風啊？她王老師夫婦兩個為了升副教授，忙得晚飯都常常忘掉，我這沒本事的人，照顧一下你們的王爺爺，也替王老師分分神，不應該嗎？ 王教授在三子媽的精心照料下，身體儘管仍是行走不便，心情卻是大為好轉，去不了學校，就在家裡帶起研究生來。三子媽圖得就是這個 -- 老人家心情高興。她卻不知道，別人也在“圖”她呢。有一天，王教授叫她晚飯時弄點紅燒肉，有位喜歡吃肉的同事來吃飯。那是位姓黃的五十歲左右的男人，一輩子沒結婚，在王教授系裡的模型室里作技術員。飯桌上，王教授和王老師夫婦盡往三子媽和黃工碗裡夾菜，怎麼好像這頓飯是專為他倆準備的。王教授一邊往黃工碗裡送紅燒肉，一邊送話兒，說他這乾女兒可是了得，即賢惠又能幹，還孝順，花在他身上的心血比他的親女兒都多。黃工一邊嘴裡“嗯”“嗯”的應付着，一邊不時地扶那副厚厚的修郎眼鏡，透過上方偷偷地打量三子媽。 第二天晚上，三子媽去找王老師，兩個作了整整四十年的乾姐妹掏心談了一通。你和王伯就別再為我瞎操心啦，她怪罪王老師。你還不老啊，王老師抗議，下半輩子得有個疼你的男人呀。什麼男人不男人的，她忽然聲音小起來，湊着王老師的耳朵眼兒問了句什麼，把個五十歲的王老師頓時搞得滿臉漲紅，連聲道，鬼小寧子，我大你五歲呢，七老八十了，再說我和他都在拼命忙着升副教授，哪還有精力想這事兒。三子媽自個兒的臉也笑紅了，不過那笑容很快地就變成一層淡淡的惆容，倆人都沉默了。三子媽瞧着王老師幾乎已經全白的兩鬢，心頭不禁一陣心疼，拉起她的手，嘆息一聲，這日子過得好快啊，我們都老了。所以你要抓緊時間，再拖，就真的沒人要了，王老師嗔她。三子媽搖搖頭，說出來的話讓王老師感到格外的傷心：“五子，老劉，大子，這三個男人早已把我的心填得滿滿的，放不下其他的男人了。” 從此，再也沒有人跟三子媽提起“男人”這兩個字。 在她五十歲的那一年，她是喜鵲臨門，好事不斷。先是二子的媳婦懷了孕，她就要做奶奶啦。接着就是三子成了親，女家據說是做小買賣的，還有點錢。另外一件喜事嘛，就是王教授作為省里的代表，參加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還坐在主席台上，就在國家主席的後面。他八十三歲的人了，那幾天精神特別的好，紅光滿面，從北京回來後，不辭鞍馬勞頓，還在家裡接待省電視台的採訪，且一定要三子媽坐在身旁，對着鏡頭說，沒有他乾女兒這些年的照料，哪有他的今天。 電視台的記者走後，老頭子仍是意猶未盡。他叫三子媽從大衣櫃的最上層的抽屜里掏出一個包裹來，里三層外三層包得嚴嚴實實。打開一看，竟是八塊金光閃閃的純金大元寶，個個都是碗口般大小，上面雕着各種動物。原來有十二個，老頭子告訴她，整整一套十二生肖元寶，是王媽結婚時帶過來的，可惜文革時抄家被搜走了四塊。這一塊得值多少錢啊，三子媽掂量着問。好多哦，老頭子眨眨眼睛，不過話鋒一轉，說他正好有八位親人，要作為遺產一人一塊留給他們。八位？三子媽不解地問他，你不就是有王老師和她的愛人，和你那兩個在美國留學的外孫嗎？你再說一遍？王教授正眼盯着她，我有幾個女兒和幾個外孫？三子媽明白了，只覺鼻子一酸，差點落下淚來。你瞎說什麼呀，她像女兒一樣責怪他，什麼遺產不遺產的，多不吉利。老頭子大笑起來，哈哈哈，我今天是高興啊，閻王爺對我才不感興趣呢，84-96，看我這身骨，你們做兒女的對我又孝道，我的目標是96。這還差不多，三子媽轉嗔為笑，催他上床。 翌日早晨，她看王教授昨晚精神如此之好，就多給他打了一個荷包蛋，熱了牛奶，還在他喜歡吃的煎餅里加了點糖（平時她可不敢，猶恐他血糖高）。看看案几上的小鬧鐘已經過了他平時起床的時間，他上午還有學生要來，該叫醒他了。推開他的房門，見老頭子並沒有在睡覺，而是半依在床頭板上，兩腿挺直，一雙手半攢着擱在胸前，雙眼微閉，卻是天庭泛紅，眉心舒展，一副端莊安詳的樣子。該起床了，她小聲喚他。見老頭子沒反應，她又輕輕拉拉他的手。那手嘩啦耷拉下來，三子媽感到是冰涼冰涼的。 她雙腿一軟，坐在了地上。 王教授去世後最初的那些日子，三子媽整天惶惶然的，不知道要做什麼。大院裡的鄰居們發現她一下子老了幾歲，頭髮忽然間白了一半，走路也不像從前那樣精乾乾的了。大伙兒安慰她，都說王教授無疾而終，活到八十三了，臨走時身邊又有你們這樣孝道的子女照顧，他可是無憾而去啊。 她不由得開始思考“死”的問題。在這之前，她已經經歷了那麼多的死，爸爸，媽媽，王媽、五子、愛人劉師傅、還有大子，可她把它們都看作“惡”死，是別人造成的死亡。王伯不一樣，他是老死的啊。 “一切皆為虛幻，”她想起了在雞鳴寺燒香時老和尚常念的這句，萬物皆滅。想到這，她的心境驟然黯淡下來，不僅僅是黯淡，她感到一種無以名狀的悲哀。人都是要死的，我，王老師，我的孩子，她的孩子，好人，壞人，大人物，小人物，統統都是要死的。 一直過了兩三個月，她才從這種陰霾傷感的情緒中走了出來。她變得更善良了，立誓從此再也不殺生，甚至連三子他們從郊區捉來的青蛙，她也勸他們放生。她對人也更友善和謙卑了，大院裡的人們幾乎再也沒有見到她和誰紅過臉。逢鄰里們吵架，她總是上去和稀泥，勸說雙方，算了算了，人都是要死的，有什麼大不了的呢。有一次，她甚至主動地與蔡老師打招呼，弄得蔡老師誠惶誠恐，忙不迭地回敬她。 在家裡，她把所有的精力和時間都投在了三個成年兒子身上。她一天要做兩頓飯。中午是六個大人，二子三子和他倆的媳婦，外加四子和她自己。晚飯則常常還要加上一個人 -- 她未來的四媳婦，她是學校的子弟，在校辦工廠當工人。二子兩口子住在外面，可是飯倒要回來吃。六個如狼似虎的年輕人，三子媽怎麼覺得無論做多少都塞不滿他們的肚子。她那可憐的退休工資，加上大子的烈士撫恤金，也就僅夠這兩頓“大”餐了。她要孩子們每月每人上交五塊飯錢，告誡他們，這錢她幫着他們存起來，她不要他們的錢，只要他們三家能夠和睦相處。 除了弄自家的晚飯，她還要幫王老師兩口子做。她夫婦倆升了副教授後，不僅沒有歇下來，反而更加忙碌了，成天泡在實驗室里。三子媽知道，他們現在又在朝着“教授”這塊頭銜奔。教授們現在可吃香了，她發現，在學校里他們就像是電影明星一樣的被人捧着，不僅工資高出常人一節，住的也是大房子，比如新南樓，現在又改稱為“教授樓”，只供教授們住。人人都爭做榮耀的教授，王老師他們當然也是。三子媽覺得自己幫不上乾姐姐什麼忙，就只能給她弄頓飯嘍。 光是這三頓飯，就忙的她夠嗆。很快地，就不僅僅是做飯了，她又自然而然地帶起了孩子。最先是二子的兒子，然後是三子的女兒，最後是四子的兒子。 孫輩們一個接着一個出生，又一個一個的長大。而她，則漸漸地身體縮了，牙齒掉了，背駝了，走路也遲緩了。 一晃眼，她變成了一位真正的老太太。 口子大院也跟着她一起老了。當初新南樓那漂亮的紅色磚瓦，新北樓外牆那一層神氣的橙黃色，甚至新西樓的那種醒目的磚頭的咖啡原色，經過幾十年的風雨澆淋，到如今都衰頹成了同一種灰不溜秋的顏色，慘不忍睹。而原先被漆成褐紅色的窗戶，現在早已露出了木頭的枯色，破舊不堪。大院裡仍然是大約八十來戶人家，但該走的走了，該來的來了，該長大的長大了，該老的，也和三子媽一道，老了。 三子媽過了七十歲後，大院裡去世的老人好像忽然間增多起來。其實在近二十年前，也就是王教授逝世後沒幾年，大院裡也有一陣子經常有人去世，幾乎清一色是“教授樓”的住戶。到了如今，“教授樓”里住的都是些四五十歲的中年人，倒是輪到新北樓、新西樓、和新東樓的老人們了。老人們“走”的多了，頻繁了，人們反倒習慣了。不過，每“走”一個老人，三子媽都要雙手合掌，雙眼緊閉，為逝者祈禱：“阿彌陀佛，阿彌陀佛。” 她七十一歲那年，仲任死了。他在文革結束後被隔離審查了三年，出來後完全像是換了個人，大院裡從此就再也沒有聽到他的聲音，只是拼命地工作。漸漸地，他在人們眼裡的印象竟然好了一些，因為他再也沒有跟別人鬥來鬥去，全心都放在他的科研上了，最後竟然升上了正教授。按理說他是可以搬進“教授樓”去的，可不知怎的他卻不搬，依舊呆在新西樓。他是得癌症死的，最後的化療把他折磨得不行，看看絕無希望，他就堅持要回家，要死在家裡。可回家後，身子是催命的疼，意識也已模糊，但偏偏就是咽不下那一口氣。那幾天，夜裡頭人們常常聽到他因疼痛而發出的悽慘的叫聲。這叫聲持續在大院中徘徊了數天，直到有一天晚上三子媽聽到有人叩門，開門一看竟然是蔡老師，雙眼紅腫，說話有點抖抖兢兢：“三子媽，求求您去看一下仲任吧，他不看你一眼就閉不上眼睛。”三子媽來到他的床前，見他型如骷髏，頭髮全掉光了，兩隻眼睛因為兩頰肌肉的完全消失而顯得尤其的巨大，猶如兩個大窟窿，目不忍卒。想想五十二年前在她的婚禮上那位拉手風琴的漂亮神氣的小伙子，她竟忍不住眼睛也紅了。仲任用他那瘦如蘆柴的手抓住三子媽，喉嚨里費力地擠出一句：“我有罪，對不起王教授和你。”三子媽對他微笑着，雙手疊握着他的手，傾過身子，附着病人的耳朵輕聲說：“我不怪罪你，佛陀原諒你，放心地去吧，來世做個好人。”仲任聽罷，雙眼猛然間明亮起來，隨即又緩緩地閉上，臉上浮現出微微的笑容，接着長長地舒了口氣，他的最後一口氣。 過了兩年，又一位與她密切相關的人走了，那是王老師的老伴。從此後，王老師就不在自個兒家開伙了，而是每天都來到三子媽這兒吃飯。 三子媽七十五歲了。初春的一天，大院裡忽然熱鬧起來，門口開來幾輛車頂上擱着十字天線的大麵包車。原來省電視台專門到口子大院來拍電視紀錄片《口子大院：六十五年的變遷》，其中一個主要片段是採訪三子媽，就坐在那顆老銀杏樹的下面。口子大院一時是名揚四海，甚至有位大名鼎鼎的導演也跑來採風，說是要拍一部以口子大院和三子媽為原型的故事片，其中還要直接錄用大院裡的人做群眾演員。遺憾的是，他的計劃肯定是要泡湯了。原來這位導演前腳剛走，初夏的徐風就給口子大院的住戶們帶來了他們久久盼望的好消息：學校要拆口子大院啦，代之以三棟十八層樓高的現代化住宅樓，講好了年底就要動工。鄰居們奔走相告，個個都是興奮不已，因為他們每一戶都能分到一套至少是一百二十八米的住房，教授們分的還要大。三子媽家更是走運。因為她家是烈屬，愛人又是冤死，也不知是哪個“有關部門”做的決定，她分到了兩套九十平米的住房，正好給三子四子各一套。大院裡也有幾家“新”人要鬧，說現在什麼時代了，怎麼還開後門。但很快地就被眾多老住戶的聲音給壓了下去：“你算老幾，知道三子媽家的事嗎？” 整個夏天，大院仿佛一直都處在一種亢奮的狀態里，鄰居們聚在一起嘮叨的似乎只有一個話題，拆遷。大家都是翹首以待，巴不得明天就拆遷，後天大樓就拔地而起，再後天就能喬遷新居。也有幾位住在“教授樓”的中年人，文化素養比較高，執意要保住大院中央的那顆銀杏樹，認為它有歷史的價值，將來小區建成後也能綠化遮陽。他們聯名寫了一狀“保樹意見書”上交給校方。為了增加影響力，他們還來找三子媽，作為口子大院最資深的住戶，又是烈屬，希望她能在意見書上簽字畫押。 看着兒孫們興奮的樣子，三子媽自然替他們高興。三個兒子都沒什麼本事，兩個做工人，一個賣報紙，日子過得結結巴巴，瞧着別人一套一套的買房子，他們心裡那個滋味可不好受。現在好啦，也算是自己臨死前給他們在金錢上的一點貢獻吧。 她感到有點累，不是通常的那種因為忙碌而感到的疲勞，而是一種由心裡產生的乏累。周圍的這一切熱鬧和激動讓她竟有點恍如隔世的感覺，她想一個人好好地靜一下。忽然間，她好想念劉師傅。 兒子們也注意到了母親近兩年來的變化，話明顯地少了，常常一個人獨坐在那裡。母親太辛苦了，他們想，這麼多年來一直忙忙碌碌的。他們都覺得應該做點什麼，讓她放鬆放鬆。她一生中除了文革中去了一次上海，從來就沒有出過南京城。媽媽不是信佛嗎？二子建議，帶她去哪個佛教名山轉轉如何。大家商量的結果，感到登山於她太累，最後定了西安附近的法門寺，交通也方便，由二子的已經退休的媳婦陪她去。三子媽最初不就，不願意花兒子的錢。可是經他們再三勸誘，又特意提到她在那兒可以拜見佛主釋迦牟尼的舍利，一圓她多年來的夢想，她終於同意了。不過講好了，她只住最便宜的旅店，火車最多也只能是硬臥。為了省錢，她甚至堅持不要下鋪。 她的情緒果然高漲起來，那幾天，逢人就說她要去拜見佛主了，還連連絮叨她的三個兒子好孝道。離着啟程還有五六天呢，她已是夜不能寐，早上起來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撕當日的日曆頁，巴不得五張當作一張撕了。 臨行的前兩天，她早上起來感覺是異常地疲倦，下腹處隱隱作痛。咽了粒感冒藥，她意圖糊過去。可到了下午，竟虛弱得躺在床上直冒虛汗。三子看看不行，立即蹬着他那賣報的三輪車，馱着她去學校的醫療室看看。那位剛從大學畢業的實習醫生給她量量血壓，聽聽肚子，說沒有事啊，大概就是人老了唄，歇歇就行。次日的凌晨，她感到腹部疼痛難忍，摸索着到屋外去上廁所（新東樓的住戶仍就是公用廁所，只不過幾年前由蹲廁改進成了馬桶），坐上去後卻無力起來，再定睛一看，那馬桶里竟是通紅通紅的，全是她的血。 省人民醫院當天就出了診斷書：晚期直腸癌，最多三個月的時間。 全家人如遭五雷轟頂，全懵住了。醫生拉長着臉，無奈地告訴她的三個兒子，化療是絕對不行了，依她的高齡，一上藥就死。唯一可行的就是保守型療法，吃止疼藥，減少她最後這段日子的痛苦。三子揮拳猛擊自己的胸脯，幾乎是咆哮般地責問醫生，怎麼啦，哪她就等死啊？醫生咽了口口水，似乎有話要說。說啊，三個男人齊聲催他。嗯，醫生說，現在國外有種新藥，三萬美金一針，打一針能延長四個禮拜的生命，但最多只能三針，過後那身體將會徹底地透支，沒效了。六十萬人民幣？三個月的生命？三個兒子張口結舌，面面相覷。 三子媽得癌症的消息，包括那“神針”的事情，不脛而走，當天就在口子大院裡傳開了。那幾個月以來一直亢揚的氣氛，一下子乾癟了不少。近幾年來，大院裡確實在不斷地走老人，人們好像已經習慣了，可一想想如今要走的是三子媽，仍不免唏噓。鄰居們覺得一時不便直接到醫院去看望三子媽，就都跑到她的乾姐姐王老師這裡來打聽消息。哪料王老師太過傷心，把個自己鎖在屋子裡面不願見人。也有鄰居，比如那位蔡老師，提議大家湊錢幫三子媽買一支“神針”。一時間大家議論紛紛，都說我們又不是搞房地產的，哪來這麼多錢，就湊個零頭吧，大頭叫學校貼，反正它欠三子媽的。 這一切最終卻是未雨綢繆，儘管是一片好心。僅僅三天后，三子媽就從醫院回來了。鄰居們都涌到大門口去迎接她，詫異地發現她的臉上並沒有他們想象中的悲哀，而是呈現出一種幾乎升華般的平靜和怡然，仿佛她早就在等待着這一天的到來。見到鄰居們，她給每個人合掌做鞠，感謝他們有關“神針”的好意，說不僅僅是她，還有五子、大子、劉師傅、王教授和王媽，他們一定都很感動。不過，三個月又能怎樣呢？既然是佛主喚她，她應該高興才是。現在好了，她用不着去參拜舍利，而是很快就要去來世看到佛主本人了，還有她在另一個世界的親人們。 她回來後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了全家的人 -- 三子和四子各家三口子，二子一家五口子（二子一個月前剛剛做了爺爺），還有王老師 -- 一起聚到那顆老銀杏樹下面照了一張全家福。照片裡，她抱着剛滿月的曾孫，對着鏡頭微微笑着。她的頭髮白得如雪花一般，不見一根黑絲，在銀杏樹的墨綠的茂葉襯托下，顯得是那樣的醒目，猶如一圈她孩提時常常跟着爸爸一起追逐的法國梧桐樹上飄下的冠毛。這相片可是折騰了半晌才照好，因為每照一次，她都要四子把那數碼相機拿給她看，一定要求每個人都是面帶笑容。不僅要笑，而且要笑得心花怒放，她要求大家。 我是要把這張照片帶給你們爸爸看的，她回家後對兒子們說，你們當然要笑給他看。 接着，她去看望她過去在食堂里的同事們。許多人都已經先她而走了；餘下的，她一個不漏，都要見上一面。 再下來，她就去拜訪口子大院裡的鄰居們。其實，鄰居們一直在不斷地登門看望她，但是她一定堅持要回訪。她去看望蔡老師，在那兒呆了快半個下午。七十多歲的蔡老師哭得成了一位三歲的娃娃，拉着三子媽的衣袖不讓她離開。兩個老太太，過去的冤家，竟約好將來到來世再見時，一定要善待彼此，不紅一次臉。 兩個星期下來，三子媽是精神抖擻，哪有丁點絕症的跡象。兒子們雖然知道醫生給她開了大劑量的止疼藥，可看到她現在這麼好的精神，竟生起僥倖心來 -- 也許媽媽一生好人，老天可憐她，這次就真的讓她過了這個鬼門關。不是都說嘛，心態好的人往往就能戰勝癌症。 轉眼間看看兩個月過去了，下意識也罷，有意識也罷，大院裡的人還真的就忘了三子媽得癌症這事。國慶節的那天傍晚，家人拉着她到院子裡看放鞭炮。今年放的鞭炮可比往年多多了，一直熱鬧到過了零點。這可是最後一次在口子大院裡放鞭炮啊，明年這個時候就沒有這個大院嘍，鄰居們互相唏噓。唏噓之後，大伙兒可是興高采烈的 -- 明年此時，說不定大家都已經住進了窗明几淨的高級公寓嘍。人們看到三子媽，都熱情地問候她，說她臉色真好啊，紅光滿面。等房子蓋好後，您是跟哪個兒子住啊？有人問。三子四子家輪流住唄，有人答，大伙兒都開心地笑起來。三子媽發現大院裡的小孩子真多啊，大多是自己不認識的，都在那兒快樂地跳啊叫啊，繞着老銀杏樹轉圈子玩，旁邊站着他們年輕的爸爸媽媽。她的腦海里忽然間浮現出一幅畫面。噢，那是一個五六歲的小女孩，扎着個小辮子，獨自在繞着這顆大樹快樂地轉着，旁邊站着一對年輕人，還有一位戴着眼鏡的叔叔。那是她自己，七十年前的自己，還有爸爸媽媽和王教授。三子媽的眼睛濕了。她長長地舒了一口氣，輕聲地對自己說：“到時候了。” 翌日，三子媽沒有起床，對三子說她想在床上靜一靜。到了下午，大家開始不安起來，三個兒子和媳婦，還有王老師，所有的人都擠在外屋，默默無言地等待。近黃昏時分，三子媽叫他們進去。這個時候，中秋的夕陽由窗外瀉了進來，整個屋裡都籠罩在一片淡淡的橘黃色中，安詳柔和。 三子媽叫二子到衣櫃的上層拿給她一個竹籃子，就是那個她拎了一輩子的菜籃子。她慢慢地揭開籃子上的蓋布，大家見到了她保藏了一輩子的東西：一頂已經微微發白的軍帽（那是劉師傅當年揣着衝鋒鎗衝進老將總統府時戴的），一大綑紮得整整齊齊的信（那是大子給她寫的六年的信），大子的一等功勳章，四塊金光閃閃的純金大元寶，外加那張兩個月前一家人在銀杏樹下拍的全家福照片。三子媽拿出三塊大元寶，遞給三個兒子，告訴他們這是王爺爺留給他們的，而籃子裡剩下的一塊雕刻着一隻老虎，她要帶給屬虎的五子。她將那蓋布又緊緊地裹好，把籃子放在枕頭旁邊，一字一句地吩咐兒子，送她走的時候一定要帶上這個籃子。她又輕輕地拉起王老師的手，要她放心，在來世她還會好好照顧她的父親。 她的呼吸開始急促起來，胸脯上下無節奏地蠕動着，渾身微微顫抖，喉嚨里似乎湧出了什麼東西硬是要堵住她的呼吸。她閉上了眼睛，嘴角緊緊地抿着，仿佛在跟什麼惡魔較勁兒，一隻手卻是死死地扣在籃子上。似這樣持續了不知有多久，忽然，她的整個身體都平靜下來，臉上呈現出一種絕對的寧靜和安然。她睜開了雙眼，那眼睛竟如玻璃球那般的明亮透徹。她緩緩地呼出了一口氣，隨着它，孩子們似乎聽到了她的呼喚： “五子，大子，媽媽來看你們啦。” （全文完） （二零一一年年三月）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