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讓我先介紹張斌吧。這倒不是我男尊女卑（這詞也是從你們那兒聽來的），而是因為對於出身這事，張斌總顯得特別的敏感在意。說白了吧，相對於陳紅的家庭，張斌總有那麼一種揮之不去的自卑感。如果說這些年來我自你們人類收益甚多的話，那麼其中重要的一條就是人的自尊。尤其對於男人，他們的一生，好像就是沖了這兩個字而活着。

張斌來自中國江淮平原的一個寂寂無名的小縣城。對於他的故鄉，最初的時候張斌談的並不多，只聽他說起它雖然地處蘇北，卻是河道縱橫，不遜江南水鄉，即便在文革的時候，街市上也總能看到小販們賣的活魚鮮蝦，還有那活蹦亂跳的田蛙。有關他的家庭，首先應提及他的外公，因為張斌總是將他掛在嘴邊。他母親的那支祖籍從事米行生意，最興盛的時候方圓幾百里的大米買賣幾乎都由他的外公壟斷了。用你們人類的詞語，他家是當地最大的資本家。張斌小時候常常聽到他外公回憶，說國民黨政府逃離到台灣的那年，他家已經有四輛雪佛萊小轎車。後來這四輛減到了兩輛，因為外公響應新中國政府的號召，為了支援抗美援朝，將一半的家產捐給了國家。即使只剩下一半的米行，外公家仍舊桂冠當地數一數二的大戶。如今在資本家前面又加了“紅色”兩字，報紙上常常出現外公的名字，外公可是春風得意了一陣，照搬他的原話，人活得就得像這個樣子，舉足輕重，受人尊敬。誰料到，僅僅幾年後，暴風驟起，一場席捲全國的“反右”運動，不僅掃蕩了京城裡的那些眾多大鱷，也殃及了外省小鎮裡的芸芸土鱉。一夜之間，只有高小畢業的外公也被定成了右派，失去了一切，僅僅剩下了一家糧站的二樓 -- 那原是外公的一家米行的庫房，現在改了供外公外婆和他們四個女兒棲身。而就在這二樓的一間窄小的隔屋裡，一九六零年呱呱落地了一個瘦小的嬰兒，他就是張斌。

外公讓他引以為榮，可張斌講的最多的，還是他的母親。每當他說到母親的時候，我往往看不到他，因為此時他整個的臉常常都埋在陳紅那一對裸露的乳房中間。不過，單憑聲音，我都能感覺到他對母親的那份感情。因為外公頭上的那頂右派的高帽子，母親沒能進大學。不過，依了張斌，他的母親是天底下最聰明的女人。不僅僅聰明，她也是最賢惠的女人。外公被打成右派的那年，母親才剛剛高中畢業。上大學的夢想一夜間被碾得粉碎，她將全部的身心投到了照顧父母親以及那三個未成年的妹妹身上。政府還算照顧年輕的一代，讓她做了樓下糧站的一名勤雜工，可這勤雜工的工資又何以養活那麼一大家子。家裡亟需一個男人，一個能撐起大梁的男人；這個男人，就是張斌的父親。

這個男人張斌卻極少提及。僅只在張斌的隻言片語里，我拼湊起了一個模糊的影子。他原來自鄉下，祖祖輩輩呆在鄰近的一個村子裡種田度日。只因為一九五八年的時候全國飆起了“大躍進”旋風，縣城裡的幾個民營工廠也要大煉鋼鐵，亟需勞力，上面就從附近的鄉下選了十幾個青壯漢子，到廠里做了工人，其中之一就有張斌的爸爸，進了一家做漁具的小工廠，從此搖身一變成了工人階級。按張斌的說法，這叫“農轉非”，本是件難如上天的事兒，鄉下的人爭破了頭都想進城吃皇糧。要不是因為那家小廠的黨支部書記是張斌的遠房堂伯，張斌的爺爺又借錢買了兩條大前門香煙托人送上門去，那如今張斌的爸爸，說不定還在農村老家的地里掄鋤頭呢。而一旦進了城，他就真有點像鹹魚翻身，變得神氣起來。我無法想像，那個時候的中國，怎麼人人都拿一樣的錢，用張斌的話，除了京城裡做大官的，全國六億個窮光蛋。當官的既然攀不着，市井姑娘們誰不想找“領導階級”的工人做愛人？就這樣，張斌未來的爸爸入贅上了那個糧站的二樓。

直到許多年後，我才弄明白張斌為何不願談他的父親。在他的第四個本命年生日的那天，張斌喝得酩酊大醉，抱着陳紅喃喃不休，把自己罵了個狗血噴頭，說他又有什麼資格看不起自己的父親，嫌父親凡夫俗子一個，他自己還不是同樣庸庸碌碌，功不成名不就，白活了四十八年。那段時間，因為一個女人，還因為一個男人，張斌的情緒低落到了極點，他的那顆原本超常膨脹的自尊心，宛若三月里突遭了霜打的蒲公英，一夜間蔫不唧兒，全耷拉了下來。我把他的這種心境的兩極變化叫做“盪鐘擺”，恰如他家裡牆上掛着的壁鍾里的那個鐘擺，左右來回震盪。大多的時候，他以一個鬥志高昂、自信心十足的男人的形象呈現在我的面前，在我看來，這也是他神情最英俊的時候。可時而他又整個兒變了樣，沉默寡言，焦慮不安，看上去非常的痛苦。這二十年下來，我終於悟出了個道理：他的這種焦慮和痛苦，全都源自於他人。我指的是他“人”，不是啃他後院草皮的土坡鼠，不是在他的露台下做窩的狸貓，而是人，張斌的同類。

除了母親的辛勞和慈愛，張斌甚少回憶他的孩提時代，唯有兩件事，他倒是屢次與陳紅聊起。他小學的時候，每年班上都要甄選德智體“三好生”，一二三名，而每次他都只能坐在台下，羨慕地瞧着獲選的同學從老師手裡接過頒獎。他雖然門門功課五分，卻由於性格內向，不善於組織和從事集體活動，所以予以大家的印象是“群眾關係”一般，自然離“德”就差上幾步。到了四年級，他發誓學期末一定要站到台上去。每天一大早天才蒙蒙亮，他就跑到教室里掃地擦桌揩黑板，放學後也不回家，無論什麼班級活動都搶在頭裡，還認真地聽從老師的話，積極地和同學們促膝交心。到了選舉的時候，他得的票數果然進了前三名。可誰知第二天，老師宣布名單，光榮榜上卻不見張斌的名字。原來有位鄰居（也是家長）鬧到學校，說張斌出身地富反壞右，資本家的狗崽子怎麼能做“三好生”，就這麼硬生生地把他給拱了下來。那次啊，他對陳紅說，他仿佛一夜間長大了十歲。除了傷心，就是他媽的恨，恨那位爛舌根的鄰居。他不明白，怎麼一個大人也會如此心地惡劣，跟一個十歲的孩子過不去。這個恨肯定伴隨了他很久。他十八歲的時候，特意跑到那位鄰居住的筒子樓里，告訴他，當年被他誣告的“狗崽子”，明天就要赴著名的南京大學報到了。我就是要看看那傢伙臉上的那副尷尬的表情，張斌說。

對了，這去大城市南京上大學就是張斌常常掛在嘴邊的另一件事了。陳紅後來經常絮叨他，你張斌現在怪罪來抱怨去，嫌世道對你不公，你怎麼就沒有想想當年高考的事，命運可又多麼垂青你？原來他高中畢業的那年，恰逢福星高照，因為文革而關了整整十年的大學之門又重新打開，政府恢復了高考，讓他得以逃脫去蘇北農村插隊做知青的舛途。他是一鳴驚人，小鎮裡放大衛星，竟然考了全縣第一名，被南京大學裡當時最熱門的物理系錄取。儼如狀元中舉，他立即像電影明星一樣在縣裡紅了起來，走在路上，常遇人注目而視，大人笑臉相迎這位“天之驕子”，譽言美語不斷飄進他的耳朵，讓他不由得想起了外公的那句話，人活得就得像這個樣子，舉足輕重，受人尊敬。我聽到他不止一次對陳紅說，他少年時在學校里對兩種人總感到十分的不適。一是那些漂亮帥氣的男生，他們讓他自慚形穢，常常令他的心靈淒淒不堪。而另一類則是那些橫行於校內、打架鬥毆的所謂的“狠人”紕漏；他儘管自心底里鄙視這些人，卻羨慕他們的那種呼風喚雨的感覺。令他深深苦惱的是，他雖然痛苦，卻無法逃脫。他那平庸的相貌是爹媽給的，他難道還能再鑽回媽媽的肚子裡？而對於那些打架不要命的“狠人”，他又無法強迫自己變得像他們那般的野莽，一樣的動刀子不要命 -- 他甚至一直認為自己是一位相當怕死的男人。但自打高考成績揭榜後，他仿佛一夜間經歷了某種突發的蛻變，往日的那種自卑和焦慮不翼而飛，代之以舒坦的釋然，繼而是一種前所未有的深深的自豪感。那段時候，當他在學校里再遇到那位被公認的頭號美男子同學時，他並沒有感到往日的那種難受和沮喪，他甚至認為這位外號“王心剛”的男生也就不過如此，高考初考就名落孫山，繡花枕頭，沒啥值得傲慢的。至於那幾位“狠”人混混，在他的眼裡他們忽然間都矮了半截，竟變得有點可憐兮兮的了。他甚至感覺到自己連走路的姿態也變了，腳下生風，昂首挺胸。

一九七八年的初春，不滿十八歲的張斌，自卑又自傲，帶着小鎮少年的青澀和拘謹，血液里卻又流淌着天生的桀驁好鬥之氣，對生斯養斯的小鎮道了聲再見，滿懷着嚮往和希望，他來到了五百里之外的六朝古都南京。

在那兒，張斌遇到了我們故事的另一位主角，陳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