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数百年，人们也很难想象，汉族居然出过这样的人类娇子，如同彗星划过夜空。

遍查历史，象谭嗣同（1865~1898）这样有才有胆有识有格、义薄云天的太子党（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为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出生入死、肝脑涂地，可谓绝无仅有。
　　
“嗣同少倜傥有大志，文为奇肆。其学以日新为主，视伦常旧说若无足措意者。”1873年，才气纵横、不可一世的谭嗣同年仅18岁，诗词刚烈无比：“拔剑欲高歌，有几根侠骨，禁得揉搓”。
　　
洋务派在日清战争中一败涂地，谭嗣同痛感“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和器物的革新不足以振兴中国，遂联合维新派人士创办浏阳算学社、长沙时务学堂、南学会、《湘学报》、《湘报》，领维新风气之先。
　　

1897年1月，谭嗣同完成了冲决利禄、君主、伦常等一切网罗之学的《仁学》，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独立：“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废君统，倡民主，变不平等为平等”；他对君主专制造成的“惨祸烈毒”和儒术对人性的摧残深恶痛绝，君为臣纲“尤为黑暗否塞，无复人理”，对暴君不仅不应愚忠，还要“人人得而戮之，无所谓叛逆”。
　　
外战外行、内战内行的清政府，大兴文字狱、横征暴敛、屠杀人民，对准噶尔人施行种族灭绝尤其令人发指：1757年，在乾隆“必应全行剿灭，不得更留余孽”、“此等贼人，断不宜稍示姑息”的再三严令之下，定边右副将军兆惠对准噶尔与辉特两部展开大屠杀，“尽唤男丁而出，屠戮有声”，“数千里内，遂无一人”。
　　
准噶尔人从此成为历史，空留一个地理名词“准噶尔盆地”。
　　
谭嗣同痛斥满清惨绝人寰之暴行，有如怒马惊涛：“幸而中国之兵不强也，向使海军如英、法，陆军如俄、德，恃以逞其残贼，岂直君主之祸愈不可思议，而彼白人焉，红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将为准噶尔，欲尚存噍类焉得乎？故东西各国之压制中国，天实使之。”
　　
暴政越强大，对内对外的危害性也就越大；幸亏“中国之兵”实力不强，否则，人类都将受“君主之祸”，与准噶尔人的下场一样；各国压制中国，乃老天有眼。石破天惊的“卖国”言论，于今读之，犹觉痛快淋漓，一百多年前的冲击力可想而知。
　　
“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媚大盗。”谭嗣同《仁学》对中国政治、学术之积弊洞若观火，堪为盖棺之论，千百年来，一人而已。
　　
1898年6月11日，28岁的光绪帝诏告天下，宣布变法；8月21日，谭嗣同应召抵京，“擢四品卿衔军机章京”，参议新政；9月21日那拉氏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大肆抓捕维新领袖，历时103天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
　　
“嗣同闻变，竟日不出门，以待捕者”，并力劝梁启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有招后起。”（黄鸿寿《清史纪事本末》）日本使馆愿提供“保护”，被谭嗣同慨然回绝：“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
　　
9月28日，有心杀贼，无力回天的谭嗣同，与林旭等其他5位维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英勇就义。
　　
谭嗣同非为一人之江山，而是为天下苍生求自由、谋幸福，“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虽千万人，我往矣”；“我自横刀向天笑”：谭嗣同气吞万里如虎的豪迈，实为华夏第一人杰，这颗划过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异常耀眼的轨迹，引导、激励着一个又一个不自由、毋宁死的热血儿郎。
　　
复仇是最可靠最强大的力量。戊戌六君子的鲜血，表明清政府缺乏真正改良的意愿和能力，一些改良派人士开始倾向革命。
　　
唐才常与谭嗣同义气相投二十载，为刎颈之交；噩耗传来，无以为报的唐才常失声痛哭：“剩好头颅酬死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被谭嗣同誉为“造世之雄”的林圭，立誓“中国流血自谭君始，我承其后”，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任中军统领。1900年9月27日，起义失败，29日，唐才常、林圭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清军杀害，林圭年仅25岁；谭嗣同的学生蔡艮寅在起义失败后亡命日本，入成城士官学校习陆军，改名蔡锷（寓砥砺锋锷之意），立志“流血救国”。
　　
1903年，章太炎发表著名檄文《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将康有为梦想的明君斥为“载湉小丑，未辨菽麦”；1906年，保皇派重镇梁启超承认清政府是“制造革命党之一大工厂”（《现政府与革命党》）。1911年，谭嗣同殉国13年之后，辛亥革命爆发，终于完成了对满清268年黑暗统治的最后一击。在中国施行了2000多年的帝制寿终正寝。
　　
1904年6月，谭嗣同棺木辗转运回湖南原籍，归葬于浏阳市城南约8公里处嗣同村石山下，墓地面积约160平方米，墓前华表写有一副对联：
　　
亘古不磨，片石苍茫立天地；一峦挺秀，群山奔赴若波涛。
　　
作为华夏最优秀的代表，谭嗣同的责任、勇气和牺牲精神，以及他对强国和传统文化的理解与批判，于今天的人们亦不无启迪和教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