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屯人物剪影

　　我在屯里生活的一段時間正是公社化的後期，環境艱苦，度日艱難，幸好民風尚好、民俗尚純，無形中衝抵了艱難困苦的日子所引發的怨懟和悲傷。隨著時光的推移，屯中的往事和人物漸漸模糊，但一些指標性的人員形象和事情卻依然清晰和動人，尤其那些我或經歷、或目睹、或聽聞的人和事恍然如目前，不免提筆記載下來。

一  我屯的前輩們

       老沙頭兒在公社化時期是全屯身材最高的老人，後生晚輩背地裡叫他"國籃"高手。所謂"國籃"的"國"是暗指偽滿，因為他老人家是那個時代的過來人。那樣高的身量，對於背駝肩扛負重行走是不利因素，然而他卻有所突破，其中擔水就是他人所不能比擬的：雙手揣在袖中，口叼冒著青煙的煙袋鍋，肩扛扁擔，扁擔下鈎起一對盛滿水的水筲，旁若無人地前進，筲中水竟然平穩而無遺撒，真正令人稱絕！老沙頭兒在鏟地作業中也是推陳出新的高手，而不管別人如何地按部就班，他遇鹼不拉（鹽鹼地）時不像別人那樣左一鋤、右一鋤的一絲不苟，而是扛著鋤大步邁過，頂多用鋤尖剔除冒尖的雜草，讓人贊嘆不已！

       公社化時期我經常離屯外出，一次返回在小火車道旁遇到老沙頭兒，於是就坐在鐵軌上與他攀談起來。他握著我的手，不無憂慮地說："你好玄見不到我。"我忙問其故，他說他大病了一場，好不容易緩過來，說不定哪天......我望著他略顯混濁的眸子，心情黯然，搜腸刮肚地找辭安慰他。老沙頭兒有三個兒子，大兒有先天殘疾，大隊讓他照料大種馬，算是照顧；二兒在屯中當車老闆兒；三兒在後屯任教。老沙頭兒的次子和三子都娶妻生子，只有大兒生活有些問題，這恐怕是老沙頭兒最為放心不下的吧？

        老沙頭兒是我的左鄰，而老崔頭兒的家則是我的右舍，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的人。公社化時期，老崔頭兒已是年紀一大把的人了，夏天頭戴一頂黑色呢帽，冬季頭頂帽耳未完全放下的皮帽；臉上的皺紋縱橫且清晰，雙眼中有一眼簾稍微長一些，從側面觀察似乎總在眯縫著眼。老崔頭兒極喜吸煙，煙票（卷煙紙）和煙袋兒（煙荷包）不離左右，有空即手持煙票，撒上煙絲，捻成桶狀，動作老練嫻熟，不輸於任何年輕人。

        老崔頭兒的話語有其特色，即不同於本屯鄉里，可他的確是地地道道的東北人。無論他在我的窗外，還是已然踏進我的門檻，我總是歡迎道："到屋吧！"而他也總是咪著眼睛答道："在（gě）這兒吧。"一般來說，屯里人把"在"讀作"gǎi"，只有他讀作"gě"，真是非比尋常啊！

        上世紀60年代末，城裡知識青年下鄉，說是響應號召來插隊的，其實是與鄉民爭奪土地和糧食。持這種觀念的人不在少數，老崔頭兒就是其中之一，於是他與插隊知青的衝突開啓了第一波。

        一天老崔頭兒忽然發現自家養的雞短了幾只，而他前一天夜裡路過知青宿舍見到做飯的一個青年在褪雞毛，頓時明白自家雞的去向，便立馬將自己的懷疑報告給政治隊長。那時的政治隊長是老曲頭兒的二兒，因為頭部碩大而被稱之為"大腦袋"。"大腦袋"壓根就煩忽知青的到來，正愁沒有法子加以整治呢，得到這一消息如獲至寶，立即召集知青人人"過堂"。"過堂"的結果令"大腦袋"極其失望，知青們異口同聲地說雞是買的，一地的雞毛不能證明是老崔家的。"大腦袋"瀉了氣，隊委們沒了主意，而老崔頭兒差點兒氣得倒仰。這之後，老崔家的雞身上便被塗上了顏料，以此作為明顯標識，並且版權所有了。

        鰥寡孤獨是明顯的弱勢群體，在農村更是如此，其中的部分人員被列為"五保戶"。老楊頭兒是屯里"五保戶"，他膝下無子，房中無妻，據說來自山東。正因為此，屯民們背地叫他"山東子"，語義中夾雜著歧視。不過，大多數屯民也是來自山東、河北等地，都是移民，只不過是先來後到的關係，何必五十步笑百步呢？老楊頭兒帽子的帽檐和前臉挨得很近，彷彿鴨舌帽一般。他習以為常地披著件外衣，內里穿一件關內農民常見的對襟褂子，色白而油漬斑斑。他"鴨舌帽"下的鬢角已然蒼蒼，雙目呈三角狀且見風流淚。他背微駝，走起路來卻依然箭步，不輸於屯中小伙兒。老楊頭兒整日勞作，有時還上得大田，其實即使他不做，隊裡也少不了他的吃喝用度。

       老楊頭兒屬於那種"一人吃飽全家不餓"的樂天派，常常如同小孩子般地嬉戲吵鬧，時有惡作劇發生。隊裡殺豬宰羊由他主刀時，他竟然割下一塊兒什麼部件，當著眾人的面，生生地吞下，看得我們目瞪口呆。分肉分面後，他將自己的那份抱回家，把肉剁吧剁吧，把面和吧和吧，包成一個碩大的餃子。這蒸不熟煮不爛的大傢伙，他一吃就是好幾天，提高了效率，節約了時間，好不得意！

        老楊頭兒在偽滿時與日本人打過交道，那時他還是半大的孩子。我判斷他所說的"日本子"不會是鬼子兵，很可能是"墾荒團"之類搶奪中國人土地和糧食的日本移民，因為那時這地方是兔子都不拉屎的偏僻地界，鬼子兵可能顧及不到。老楊頭兒講述故事時那一板一眼的神情，那濃重關內語調卻久久蘊藏在我的心中，成為永久的懷念！

        談老崔頭兒與知青衝突第一波時提到政治隊長"大腦袋"，而"大腦袋"他爹就是老曲頭兒。老曲頭兒在屯里屬於識文斷字的文化人，讀過古書，看過唱本，學過玄學，善於占卜，能耐可謂大矣。由於年歲偏大，有時外出便帶個木棍當拐杖，但不是總柱著，而是作為一種身份或年紀的象徵。他老人家生有某種色素性皮膚病，雖不傳染，但看在眼裡總覺不大舒服，而他自己並不為意。他頭髮花白而稀疏，鬍鬚卻老長且呈馬尾狀。他步態蹣跚，動作微顫，特意將拐杖戳地砰砰響，不知是否在立威或顯示自己的存在。

        老曲頭兒健談，也善談，總有新詞脫口而出，比如他講："感謝毛主席，販賣給我們拖拉機。"語法正確，用詞欠妥，讓人覺得可笑。他發音很有個性即音節重而拖長尾音，譬如他對老伴兒說："我----本想----不要--你，可又怕----沒得X----！"這真正叫人哭笑不得，玩笑有點兒大。一次吃飯，他把老伴兒的咸鵝蛋拿來說："我----幫你----嘗嘗----咸----不----咸----"，吃了蛋黃再送回去，又說："我----不能----剝----削----你----"整個一個亦莊亦諧的"話嘮"。

        俗話說，樹老根多，人老話多。步入老年，老曲頭兒碎嘴嘮叨本不足為奇，但言多必失，不免得罪人而不自知。有一次，不知言語間怎樣衝撞了屯中的幾個嘎小子，便被足足地調理了一回。那是去某地出民工，老曲頭兒也去了，雖然干不了力氣活兒，為做飯的打打下手還是可以的。大家同睡一間屋子的大炕上，入夜，個個沈睡夢中，突然老曲頭兒猛然地"啊"了一聲，接著開始顫著聲地罵大街。大家猛然驚醒，沒有人作聲，只有幾個後生偷偷地暗笑。後來得知，那幾個偷笑的壞小子把辣椒塗在老曲頭兒用的夜壺嘴上，以致讓老曲頭兒夜半灼燒難耐、罵聲連連。

        離老曲頭兒家不遠是老吳頭兒的家，一明兩暗三間，中部是灶間，東部為其長子所居，西部是老吳頭兒兩口兒及次子居住。老吳頭兒個子矮，眼睛不大，总是剃着光头，胡须却异常浓密漆黑。老吴头儿的口头禅是"妈了个吧子"，开口闭口地带着，并不是要辱骂什么人，而是当成一种无恶意的语气词来用，倘若不知底细的人听了很不舒服。上世纪70年代中后期，他给他二儿子操办了婚事，可没能力盖新房，只好让一对新人屈就于他们西屋的北炕，中间用一块红布作为遮挡。根据这种窘迫的状况，那句"公公穿错儿媳妇的鞋"，看来不是不可能的。

        提到老许头儿，不得不提许家围子，这可是老许头儿祖上的产业，萦绕着其先人的灵光和曾经的辉煌。许家围子位于我屯东方偏北，隔水渠相望，中间由土路相连。出屯东向，跨小桥，越水渠，沿土路蜿蜒曲折向前，掠过茂密的庄稼和丛生的野花，便到达高岗之上的许家围子。如今的许家围子其高高的炮台、厚厚的围墙和威严的门楼早已消磨在历史的岁月之中，只剩得残垣断壁和散落的黄沙。

　　许家围子现在是我屯的附属部分，历史上为何种关系、建屯时间孰先孰后均无从稽考，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它的拥有者一定是财大气粗、田地广阔的人物。像这样的人家，按现代史发展的规律，肯定遭遇清算，财产被充公，土地被攘夺。然而，作为后人的老许头儿，竟然丝毫没有背负历史的罪衍，成为历次运动的整肃对象，反而摇身一变，成为烈军属，成为贫下中农，成为名噪一时的生产队会计，咄咄怪事啊！

        公社化时期，老许头儿有五六十岁的样子。他个子不高，惯常戴一顶黑色呢帽，不修边幅，经常以胡子拉碴的面貌示人。他喜好喝酒，但又酒量不大，属于那种贪杯、沾酒就醉、酒后无德的人物。听说，他在伪满时期做过水上警察，好一阵子耀武扬威，不可一世；后来又在警察所待过，因酒闹事、误事，出过几次乌龙。像这样一个货真价实的"历史反革命"，居然躲过后来的镇反、肃反，依然故我地吃香喝辣，匪夷所思啊！

        带着疑惑和不解，我多次询问过屯中长辈，他们总是神秘地笑笑，口将言而嗫嚅，使我一无所获。不过，没有不透风的墙，在我多方契而不舍地寻摸下，终于有人露了口风。当我得知确切消息后竟然感觉特别的失望，甚至觉得没有什么了不起。这不过是历史上异族风俗在当代的变种而已，神秘个球！

        老许头儿在旧社会人五人六，威风八面，得益于其家的产业和权势；而他能够在新社会华丽转身，从地富子弟、异己分子变身为军烈属，得益于叔叔是八路、子侄是干部。于是乎，得道、升天、举家平安！让人感叹呐，不知其祖上坟茔冒得是什么青烟，怎么就歪打正着了呢？

        老许头儿家境殷实，富裕悠闲，在公社化时期是屯中的首富，屯民们无不刮目相看、暗竖大指。在屯子向东土路临近出屯的地方北侧，有一羊圈，沿羊圈向北，曲折之处是政治队长曲大脑袋的家。拐过曲家，穿过小巷，便有一"豪宅"呈现眼前，这就是老许头儿的宅院。宅院东侧便是屯子著名的东岗子----社员自留地，这里的庄稼长势最好、最旺。

        老许头儿的宅院与屯中其他人家无异，只是内部装饰截然不同：炕上蒙上当年罕见的塑料布，干净整洁；靠北墙码放的一溜柜子，光鲜亮丽；墙上悬挂各式各样的镜框，新颖别致；桌子上的收音机、茶具、烟笸箩错落有致。

        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到了许家，一进门便望见桌旁椅子上端坐着一位头颅稍大、两眼炯炯的年轻人。我一怔，竟然是来屯不久的知青小许，来这干吗？我正狐疑当儿，老许头儿醉眼惺忪、满面春风地对我说："小许跟我认了本家，今个儿起就是一家人了！""呵呵"我胡乱应答着，心想这亲是怎么结下的呢，恐怕无利不起早吧！早先，老许头儿娶了寡嫂，转换了身份，适应了时代变迁，可谓拿捏得体；如今攀上大城市的知青，也许又是技高一筹、高瞻远瞩吧！后来他们是如何互通有无、优势互补的无人知晓，毕竟是人家的私密，但有一点则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知青小许率先被招工，与他这个做生产队会计的"干叔"有切身的关联，必然的！

        公社化时期，我大队接受过两批知青：第一拨来自白城，没有被分配到三队（即我屯），后来陆续返城；在白城青年未走之前又来了第二拨，是我们大城市的知青，分到三队的十好几个人，有男有女，暂时被安排到老马家的土屋内，地主子弟二明子和他爹被赶到别处居住。老马家位于屯前，面对浩瀚的咸水泡子，风水好，但蚊子、小咬也可着劲儿地闹，着实让我们苦恼。一天，我由东向西打算返回住所，刚刚拐向西远远地见到老许头儿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过来，还不时地回头张望。这是怎么了？

        我慌忙迎上前，拦住问："忙三火四地，这是干吗？"老许头儿鼻尖冒着汗，眼珠惊恐且犹疑地斜睨着我，口中喷着酒气，喃喃地说："这帮小子反了，合着伙地要削我，亏得我跑得快......""谁呀？""青年！"我忙拉他闪到老沙家柴火躲后面，急问道："你对他们怎么了？""没啥，"老许头儿定了定神说道，"我就隔着窗玻璃说他们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你的同学就喳喳呼呼冲出来嚷嚷‘打丫的’，亏得我跑得快......"听罢，我笑了，说："你还敢招惹知青？别拿豆包儿不当干粮！"接着向他描述了有关我们知青的事。

        嫩江边的水利工地汇集了各公社的人员，包括各个集体户的知青，人多，鱼龙混杂，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知青之中也不是铁板一块，结帮结伙也是很自然的事，他们之间的叫骂、打斗也时有发生。有一个外公社的青年很不象话，欺上瞒下，混横至极，早已惹得社员怨声载道，但是敢怒不敢言。正在众人侧目而无计可施的当儿，另一公社的知青来打抱不平，用装土的草袋将那小混蛋头套住，众人伸拳狂捣不止。那混混先是杀猪一般地狂叫，后来捣蒜般地求饶，最后就剩下赖狗似的呻吟了。那混帐玩意儿被摘掉草袋后，围观社员大惊失色，那头整个一个血葫芦，口眼歪斜，鼻孔喷出粘稠液体，那个肮脏！事情过后，小混混告到县里，县里训了他一顿，说："谁让你招惹青年的！"

        听我说完，老许头儿通红的脸颊变得煞白，酒糟鼻子上的汗珠消逝得无影无踪，酒醒了大半。我又对他说："你胡诹人家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就像你告诉盲流是好盲流一样，这不是寒颤人吗？"老许头儿没说话，戴正歪斜的呢帽，悻悻地走了，头也不回。从那之后，老许头儿在言语上很少张狂和暴戾，尤其对屯中知青敬而远之，而知青们不久也得到了相应的回报。年底的分红帐都是由老许头儿一手操纵的，部分知青的收入不抵消耗纷纷去找老许头儿"盘道"，结果一经"秋后算帐"，他们都从资不抵债变成相互对冲，无债一身轻了！这就是老许头儿接受知识青年再教育的结果，成绩颇丰啊！

        前面述说的几位前辈有个共同的特点，即被人称之为"老X头儿"，其中的"X"即为其人的姓氏。这并不是说除"老X头儿"之外就没有其他老人了，只是说他们的名分没有那么大，没有特别地引人注目罢了。

        前述老崔头儿的妻子----崔大娘其娘家姓王，是我屯大户人家，其有兄弟3人，皆是屯中数得着的人物，他们依次为王洪奎、王洪文和王洪祥。

        王洪奎是参与红色政权建设的积极分子，自然得到回报，于是一部手摇电话机便像模像样地摆在他家柜子盖上。这是公社伸向大队，大队伸向小队的信息脉络，维系上级与下级的纽带，同时也显现其拥有者的权势和能耐。我不曾触碰过这蛛网的神经末梢，却也离不开它能量释放的范围，居然对它有种莫名的崇拜。公社的通知、指示由它转达，使我更加尊崇有加，对它的主人也肃然起敬起来。王洪奎曾作为贫下中农户长与我们知青有过密切接触，也曾为我们开办过学习班，进行训导和帮教。他的胡须几乎遮盖上唇，讲起话来从不离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开口贫下中农，闭口地富反坏，其立场之坚定，态度之坚决远远超乎当地屯民之上。

        王洪奎的弟弟叫王洪文，正与"四人帮"的头一名的名号相同，不过比他年长许多。王洪文眼睛不大好（这也许是家族传统），话语也很少，默默无闻地经营他的职业----羊倌。我们屯子有俩羊倌，另一个是李家老三。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设两个羊倌，可能是羊只太多的缘故吧，或者还有其他原因。但有一点是明白无误的，那就是这是所谓"俏活儿"，非贫下中农是不得干的。每日清晨羊群出圈，羊倌挥鞭驱赶，迎着朝阳，踏着晨露，别有一番浪漫滋味在心头。在工作期间，王洪文总是带着他必备的家伙什即一块老羊皮，可随时用它坐于地上而毋庸担心受寒或草色染脏裤子。

        王洪文的小弟王洪祥是所谓"老疙瘩"，同样担任紧俏活计--马倌，他不但放马也兼顾赶牛。每日清晨，王马倌威风凛凛地骑在他的黄骠马上，手握一杆长鞭，驱赶由马和牛组成的混合编队涌向屯外，在草甸子上徜徉、驰骋，直到红日西斜，方在牛蹄马脚践踏而扬起的尘埃中跃入屯中。我至今也弄不明白，牛和马是如何自动进入各自圈舍而不相互掺杂的。当然"老疙瘩"自有他的办法，外人无从得知。王洪祥为人精明，善于算计，在他为妻子举办丧仪时仍然念念不忘棺木木料的价值，连连称赞"那可是好木头哇"！

        我们屯子除王家3兄弟之外，还有两户王姓人家，一为居住屯西的王书记一家，一为居住屯东南其母来自曹家窝棚的一家。

        王书记究竟是哪个级别的书记不得而知，但书记本人却异常朴实，平易近人，体察不出乡村干部的官气和官样。王书记家住在屯子西头，家里有老伴儿，儿女双全。在我即将离屯前，王书记特地请我到他家吃饭，虽然简单，却满含真情，令我至今难忘。王书记的老伴儿曾经做过我们知青集体户的贫下中农户长，是一位腰板挺拔、慈眉善目的中年妇女。王书记的大女儿是当年屯里学历最高的女子，她自己讲上的是"师范（fán）"。这个"师范（fán）生"的弟弟很是不幸，虽然娶了本屯老李家闺女为妻，却罹患了不治之症，为此还进行了截肢，依然没有挽留住性命，真正的英年早逝。

　　位于屯南稍微偏东、直接面对大草甸子的另一户王家，其女主人为曹姓，来自屯子正西方高岗之上的曹家窝棚。曹家窝棚大约2-3华里远，在孔家店地块儿北面， 我屯与靠山屯之间，不属于当时的大队管辖，而归属于公社马场，只有七八户人家。曹老太太时常穿大襟褂子，持一把长长烟袋，面色和蔼，俨然慈母风范。这位老人膝下有四子，个个健壮强悍，确实为老人家增色不少！他家收容我们知青小张，却使我疑窦丛生。

        小张是我们知青集体户的一员，少言寡语却吃苦耐劳，整日价就是干活儿、吃饭、睡觉，总是心无旁骛的样子。也许因为拥挤吵闹，也许因为寝食难安，也许没什么原因，他最终搬出集体户，到这家王姓人家居住。王老头儿、曹老太收留了他，容他吃住，其怜悯心肠天地可鉴！我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企图，而且还须承担一点点风险，那毕竟有肢解集体户的嫌疑。

        我屯曾有一小学校，位于屯西东西向土路北侧、一片疏密相间的林木之中，作为后屯小学的一部分而存在。小学校仅有一间教室和教室前的空场，小学校老师家住其附近，刘姓，那年代约40来岁。刘老师有文化，但层阶不是很高，常常有笑话出现，譬如将"花好月圆"读作"花好月圈"，将"狠狠地打击"读作"狼狼地打击"，竟然被人称作"狼掏"（把他名字中间的字改为"狼"，顺便又把最后一字换成"掏"），寓意深远呐！

        知青刚到屯里时，队里给我们安排了个做饭的，那就是刘老师的媳妇。刘老师的媳妇干练、干净，饭做得好，我到他家蹭饭就爱吃她炒的摊鸡蛋，馆子里叫做"摊黄菜"。刘老师的媳妇就干了一天，说什么也不干了，原因很蹊跷：知青们边喝酒边吵吵，弄得乌烟瘴气，最后竟拔出了攮子剁在桌子上。这情这景，看得刘老师的媳妇战战兢兢，回来说"这哪是‘青年’，分明是土匪！"说什么也不去了。

　　知青集体户第一任"大师傅"倏忽间成了明日黄花，接踵而来的是人称"大老朱"的彪形大汉。大老朱还有个弟弟，顾名思义，叫"二老朱"，加上他们的妹子"狗剩儿"，成为屯里朱家三人组。

        大老朱膀大腰圆，皮帽子底下一张刻满沧桑的脸。他没有成家，自然没有操持家务、打理饭菜的培训，其厨艺的满意度可想而知。一段日子，知青常常抱怨伙食的粗糙和质量的低劣，并异口同声地嚷嚷贴饼子又苦又涩，并厉声质疑大老朱的手艺。大老朱满脸忧愁，不无冤屈地喃喃低语道："我放盐、放启子了，咋不发呢？"知青问："哪儿的启子？""窗台上，那不是面启子吗？"女生"嗷"地一声叫起来，"那是我们的洗衣粉！"结果，大老朱下了岗。

        接替大老朱的是二老朱，一个娶妻毋庸生子的老爷们，因为妻子为他带来一群子女。虽说有家室，但毕竟不是干家务的行家里手，那饭菜做得无滋无味，如同嚼蜡，不久也被知青解除了"聘约"。

        二老朱有一副蒙古人特征的面孔，高颧骨，鼻子扁而窄，眼小并呈三角形，这与大老朱的面貌并不一致，倒与其妹狗剩儿相同。二老朱当过兵，见过世面，曾经以运输兵的身份参加"抗美援朝"战争。一提"抗美援朝"时期的运输，脑海中便呈现出影片中的景象：敌机狂轰滥炸，我军火车、军车冒着炮火前进。问他怎样的感受，他嘴丫泛白，喷着唾沫星子，滔滔地讲述如何左躲右闪，如何肩扛背驮，如何扬鞭催马......我忙让他打住，问："不是跑运输吗？""嗯呐。""怎么'扬鞭催马......' 什么车？"他磨叽半天，低声说："大车......"

        狗剩儿是屯里老曲家的媳妇，孀居，有子女相伴。据说取名"狗剩儿"是为了好养活，想一想连狗都不吃还不躲过多少磨难？几年前返屯，她依然健在，其中不无取名带来的好运！狗剩儿性情外向，待人热辣，风风火火而无所顾忌。屯中每当婚丧嫁娶，热情张罗者中必少不了她。在请客吃酒的筵席上，她总是忙上忙下，添菜盛饭，不亦乐乎。当客人离席，总能听到她响亮的一声："吃好了吗？"不过，晚年的她却有些凄凉，疑似罹患痴呆症，面色苍白，目光呆滞，当年的叱诧风云早已是过眼烟云。

        前面提到的老崔头儿是和本屯的陆大板儿结（gā）的亲家，陆大板儿的大女儿嫁给了老崔头儿的大儿子。所谓"大板儿"，是车老板儿即文言御手的意思，俗话"赶大车的"。陆大板儿个子不高，面部没什么特征，连眉毛都是淡淡的，几乎辨认不出。他经常揣着双手，怀抱着鞭杆子，默默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既不招灾又不惹祸的样子。就这朴实、敦厚的人却常常言语让人匪夷所思，比如他会冒出一句"马‘兽医（shòuyi,下同）’和人‘兽医’"云云，使众人呈丈二和尚状。还是常年跟他车的知青小马领会其涵义，解释道："他把‘兽医’理解成‘医生’，而不是‘畜牧医生’，因此，医马的被叫做‘马兽医’，医人的就叫‘人兽医’了！"众人恍然，接着狂笑不已。

        陆大板儿比起同龄人多几分率直，少几分圆滑，很受大家喜爱。不过，他还有些许偏执和童真。一次冬季他与小马同车外出公干，返回途中遭遇大雪，在上下左右迷茫一片的时候迷了路。凭着十足的自信和多年的经验，他毫无忌惮地挥鞭前进，而不顾四周的参照物早已缺失殆尽。行进了半夜，忽然发现又轧到了迷路时的辙印，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遭遇"鬼打墙"了！汗水从陆大板儿皮帽底下淌出，哈气凝结在他稀疏的眉毛上，其脸色有些发白。知青小马不由分说，解开偏套的马，让它自主行走，大车紧紧跟随其后。这样，他们终于在后半夜达到屯里。过后，陆大板儿逢人便说："那夜要不是人家青年小马聪明，我俩可就瞎了！"

        陆大板儿的兄弟有段时间在队里任生产队长，其实就是干活儿打头的。陆队长不若其兄朴实、单纯，很有城府，很有心机，一副肯吃苦耐劳的样子。陆家或许有基因方面的疾病，个个面皮惨白，有白化病的征兆。陆队长贯戴沿子耷拉的解放帽，双腿裤脚时常一肢挽一肢松，嘴叼熄灭了的半支手卷烟，手握锄柄一往无前，口头禅是"不死就一味（mèi）做（zòu）"。

        尽管陆队长干劲十足，可毕竟上了年岁，不如年轻人抗造，歇气的时候就头枕锄把儿昏昏然睡将过去。这时，地头打闹的、嬉戏的、打扑克的、捉大眼儿贼的统统安静下来，要有动作或言语也格外当心，免得搅了领导的好梦。有好事的小嘎凑上前为队长驱赶蚊虫、扇风降温，期盼队长稳稳当当地长梦迟醒。这样持续下来，社员们就可坦坦然然放松、休息。如果陆队长睡眠过长，眼见红日低垂，暮色将起，那姑娘小伙子们便开始烦躁，窃窃私语有之，喜笑怒骂有之，摩擦打斗有之。好事的小嘎开始不安分了，停止各种善意举动，用草棍儿轻触队长鼻孔。只几下，陆队长便在喷嚏声中醒来，抬眼望望天边的红霞，怒视一下身旁尴尬的小嘎，无奈地说声"家走吧！"于是，姑娘小伙子们一声欢呼，仿佛得到特赦令般跃起奔向屯里。陆队长用迷离的双眼斜睨一下，摇摇头，心里似乎在说"这帮嘎小子，可咋整！"

        我所在的屯子建屯已逾百年，是名副其实的老屯，经历了中国农村所经历的一切发展变化，尤其是现代历史的种种磨砺和锤炼，使其绵延不绝至于今。屯子自然是屯子开创者筚路蓝缕、艰苦创业获得的丰硕成果，从而招徕八方民众汇集一屯，建成共同的家园。然而，如今屯中仅存开创者后人一户人家，可谓身单影只。上溯至公社化时期，屯中其家族也不过两三户，那还是历经整肃而零落的结果。据老辈人讲，1947年前老会长是其家族中显赫人物，声名威震四里八乡。这样的人物当然不能继续留存，其下台灭亡则是必然的，而其子女后代星散于各地。

        我在屯中时期记得只有两户开创者后人，是兄弟俩：年长的行六，人们称呼他为六叔；年轻的行七，人们称呼他为七叔。

        六叔瘦削、轻盈，让人担心会被风吹倒。他双眸焦黄，肤色暗黄，连眉毛、胡须也呈土黄色，并且其家人----女儿、儿子毛发均发黄，似乎患有黄疸，但不肯定。六叔遇人时总是小心翼翼地陪着笑脸，那点头哈腰的样子着实可笑，这可能是"阶级斗争"适应症吧！我们知青集体户的小曹有段时间跟他走得很近，时不时地去他家又吃又喝，而他总是好生招待，丝毫不敢怠慢。一次集体户召开会议，批判小曹的阶级立场问题。不过，人家小曹义正词严地回答让在场所有人目瞪口呆。他说那是"反向剥削"，说过去地主剥削贫下中农，如今我们盘剥地主，不行吗？我真不知道六叔听到这番议论会作何感想。

        七叔则本色许多，少言寡欲，闷头经营自己的活计。那时节，每个人都有各自身份，逾越总是不恰当的，但是由于铺天盖地的宣传效应，忘记身份的时候也是有的。作为"地主"或"地主子弟"的他，有时的的确确抛掉自己的身份，有时甚至忘情地哼唱"革命歌曲"。有一次，他赶犁杖前面走，后面的我清清楚楚听他唱：

       "天上布满星，月牙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申，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仇，

       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泪......"

      唱得我浑身鸡皮疙瘩暴起，哭笑不得。

二  我屯的外来户

　　所谓"外来户"，《互动百科》定义为："一般是指从外地（有的时候是外村）迁入本村的居民，虽然拥有本地户口和房屋，但不享有本地村民的福利待遇，即土地厂房村庄的集体财产换来的收入，也享受不了原户籍所在地的福利，是地道的'二等公民'，是一群政策照顾不到、法律管不了、没'爹娘'的孩子。"具体到我屯，从狭义来讲，除创业家族之外，其他姓氏都是外来户，只是到来的先后不同罢了；从广义来说，除世代相传居于该屯的住民之外，新近迁入者都算外来户。当然，这是在一定时间内动态的状况，非一成不变。公社化时期，这个屯子的外来户主要为三批，即以高xx为代表的城市精简下放人员、以老刘瑜为代表的劳教释放人员和以知青为代表的插队人员。

　　高xx，当年近40岁，原省城某单位工作人员，因偷盗被判入狱并在刑满之后在劳改农场劳改。在那儿认识后来的老婆、家住本屯的曲某（亦因偷盗被判）。出来后，因女方的亲属曲大脑袋是屯子的政治队长，走得人情关系落户在屯子，成为屯里第一批外来户。

        高家土屋坐落在屯子靠北临近过去土围子残墙旁边，门开在东侧，越过灶台西拐便登堂入室。内室南窗下是炕，北墙下堆放着杂七杂八的物件，孩子哭，大人叫，倒也热闹非常。他家有一本满洲国出版的俄语学习手册，完全用汉字为俄文注音，真不可思议。从中我得知接水用的"畏德罗"是俄语的叫法，"戈比旦”是俄语上尉的意思（让老沙头儿引申为"大官"）......

      高xx面部最显著的特征是厚厚的嘴唇，耷拉的眼角和参差的胡须，不高的个子，历经多年的农耕锻炼逐渐粗壮起来的体魄。在城里，他有一套钳工技术，这在农村却百无一用。对于农活儿，他是个外行，因而初来乍到的他遭了不少的白眼和刁难，被嘲笑和揶揄即成家常便饭。

        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高xx也不例外。本着"有便宜不占王八蛋"的理论，高xx无论对象是谁，他都尽占之而绝无松懈之时。我们知青刚到屯那年，生产队同样为我们准备了自留地，供我们种些喜欢的作物。屯民们的自留地都集中在屯子东岗子上，由生产队统一耕种，种什么由各家自定，我们选择谷子、玉米和土豆。那年秋天，我们误一天工抢收自留地的庄稼，收工时纷纷到高家坐一坐、抽袋烟，由于都是来自大城市，自然有种亲近感。回集体户时，有人把铁锨落在了高家，而高xx一声不吭地留了下来。这种铁锨很特别，锹柄为三角形，屯民根本不买，因为不顺手。这种铁锨是队里用上级拨给知青的经费统一购买的，还买了一些锄头、钐刀、土篮子之类的物件。

        那天我到房后东岗子庄稼地里解大手，不一会儿忽然感觉一个身影从东岗子腰部小道上走来。那人低着头，背着大大的麻袋，很沉重的样子，右手紧攥着麻袋口，左手拎着一把铁锨，幽幽地顺小道向西而去。这不是高xx吗？我叫他，他不理，脚步更加快了，转眼隐没在庄稼的密叶之中。我好生奇怪，纳闷：我们的铁锨怎么就跑到高槐奇手中了呢？第二天我们发现自留地里的土豆丢得干干净净。我突然想到，莫不是高......但没有直接证据，不好随便说话，并且高的老婆姓曲，是政治队长的亲戚，来头那么大，还是别惹是生非了。

        土豆丢失的事我们只能口头追索，政治队长也只是泛泛地一提，结果则不了了之。事后，高xx一如既往地去我们集体户揩油，去生产队讨便宜，而他老婆则一个接一个地生孩子。虽然屯里育龄妇女都被公社用拖拉机拉着去卫生院"结扎"，但是从未殃及高xx老婆。由此看来，土皇上的权力要比天大啊！几年前我回屯并未见高xx，听说他已然回省城养老了。这真应了那句话"好人命不长, 坏人活千年"！

　　除了高xx，这期间来到这个屯子的还有其他外来户，譬如来自彰武的何家3口、来自省外的郑家母女等。何家是老父携一双儿女落户的，后来何家闺女嫁与马倌儿小儿子为妻，之后其父兄又返回原籍，再后何家闺女育有一子，最后她病故于异乡。那郑家闺女后嫁与屯中号称王家4虎之一的王x，我离屯时已见郑家闺女呈大腹便便状，后来听说那王x奇异死亡，自杀抑或他杀之说总在街谈巷议论之中。

　　上世纪70年代初期，大队新来了一批插队户，十几个人，清一色的男爷们，年龄不一，差别很大。这十几个人被分配到各个小队，与社员无异地干农活儿，挣工分儿，只是身份有些异样：他们都是文革前因为"劳教"到了东北劳改农场，其中有日本冈村宁次的翻译官，有解放军步兵学校的少校教官，有城市大医院的主任医生，有某市政府的官员，还有某市球队的运动员等等。由于是"劳教"，他们本来是可以保留公职、户口的，就是撞上"文化大革命"，一夜间他们劳改的农场全交給东北，因而回不去了，成了各个大队的"就业犯"集体户。

        他们之中的3个人即老刘瑜、老刘荣和小武子被安排到我所在的屯子，恰巧他们与我们来自同一城市，但是所受的待遇却有些微的差别。生产队把屯中心马厩旁喂马人员歇息的房子隔开给他们落脚，并把南门封死，在北面临街处开了个门供其出入，似乎是防范他们破坏队里的马匹。在东北这地界开北门简直是开玩笑，那冬季的烟儿炮还不冻死人？可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谁让他们沾上一个"坏"字呢！

        在马厩区隔出的狭仄空间里，一铺炕拥挤叠压着3套被褥：老刘瑜的永远干干净净、整整齐齐；老刘荣的长期卷着（因为经常外出）；小武子的凌乱且永不叠起。三人一室共用一炕一灶，碗筷三等份，各做各的，各吃各的，饭菜各异，老死不相往来。由于炉灶只有一个，经常为做饭的先后次序互相摩擦、龃龉、冷言相向，但从不动手。

        三人之中年龄最小的是小武子，当年30开外，衣着邋遢，五大三粗，说话不干不净，声称是高干子弟（当下俗称"官二代"），屡屡与王生产队长呛声，他的那句"王队长，我是很敬重你的"，被我记得牢牢的。他后来的命运不得而知，因为我对其并无好感，忽略了。

        老刘荣与老刘瑜年纪相仿，当年40左右，人长得老且凶，满脸络腮胡子，眼睛总是红红的，一看就是酒精练就的。我很少见到他，他经常四处游荡，漂泊不定，在屯中没有太多的"事迹"。据说他对于自己的被处分一直耿耿于怀，隔三差五地去地区找人、找关系，用现在的话就是"上访"。然而，上访屡屡受挫，心情可想而知，郁郁寡欢却又酗酒成性，最后倒毙街头。

　　老刘瑜当年40左右，身高体瘦，给人的印象是衣冠整齐，一丝不苟。打羊草时，头戴养蜂人员才戴的那种帽子，头部被遮得严严实实，双眼从透明塑料片后面向外看。颈上围着毛巾，颜色雪白，经常清洗的样子。身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裤脚用线扎紧，以防蚊虫钻入。足蹬高腰球鞋，鞋带系得紧紧的，既防尘又防沙。

　　老刘瑜是医科大学毕业生、某大城市某医院放射科主任医师，其医术可谓了得，方圆百里无人不晓，简直神乎其神了！

        我们大队卫生室原来有个大夫，原因不明地消失了，剩个赤脚医生百事不顶。有一天，队干部家的女人生孩子难产，相当危险。想找老刘瑜救急，可又担心其"旧病复发"。考虑再三之后还是请老刘瑜出山，虽然有点"风险"（此"风险"非彼风险）。老刘瑜真有两下子，不到两个小时孩子就生了。可孩子生下来就全身青紫，不会哭，也不会喘气。老刘瑜倒提着孩子的腿乓乓两下，孩子就活了。孩子没事了大人又来了麻烦，排不下尿憋得要命。老刘瑜端一盆水对女人说："咱们两个一起撒"，同时把水到在桶中发出很大的声音。这么一诱导，问题就解决了。这以后，一传十、十传百，老刘瑜可是名声在外了，连外地的农民都赶着大车来我们大队找他看病，一时间老刘瑜成了红人。

        后来公社医院听说我们这里有大城市的"放射科专家"，就请他到公社管X光透视。一天，老刘瑜给一个四方坨子劳改局的干部透视，认定是肺癌，单凭普通的X光机确诊癌症可不是一般功夫。那干部既害怕又疑惑，立马到专区医院复查，结果是无问题。那干部回来就痛骂老刘瑜，好悬没削他。可个把月后，那干部真的发了病，还就是肺癌，不久就死翘翘了。从此，老刘瑜名满当地，公社医院业务量大增。

        听老刘瑜说，他在劳改农场经历这么件事：打洋草的时候，一帮人打架，其中一人被用打草用的大搧刀在胸口上砍了个通透大口子，人立马就不行了，只要一动血沫子就往外喷涌，周围的人傻了，最近的医院也要几个小时路程，众人束手无策；老刘瑜被拉来，见状也十分害怕，他不是外科大夫，而农场卫生室的消毒药、麻药、器械等手术条件样样缺失，治死人罪责难逃哇！领导瞪眼道：你死活也得給我马上治！无奈之下，老刘瑜硬着头皮，把一大瓶酒精都到在伤口上权当是消毒，給伤员灌了半瓶白干算是麻药，让几条大汉强行按着，便开始处理伤口、进行缝合。伤者像杀猪一样嚎叫，而周围根本没人敢看。后来非常幸运，伤者伤口没有感染，加上其年轻体壮，居然活过来并恢复得不错。

        老刘瑜是医务工作者，说话办事，逻辑性相当强。他说起话来，声音清细并略带口音。他常常告诫他的听众远离十件事。哪十件？他总是略带调侃地用方音说道："吃喝嫖赌，外带抽；坑蒙拐骗，外带偷。"按说，他这样的人应该是正人君子，不料却犯了事，耽误了大好前程。犯的什么事？据说是在給女病人看病时有超过正常医疗行为，被公安局处罚到东北农场劳教三年。不过他自己断然否认，说是被人陷害的。瓜田李下的道理他应该明了，却稀里糊涂下了正道，呜呼！这是否就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呢？

　　上世纪60年代最后一年，我们一批遥远的大城市的知青到达这个屯子，这是公社化期间最后一拨外来户。在我们这批知青来到以前，也有本地的知青到我大队插队，他们来自地区所在地城市，被屯民称之为"白城青年"，而我们来自大城市的知青则被称为"青年"。为何在称谓上有如此差别，我个人认为体现了农民的某种智慧。所谓"知青"乃"知识青年"的缩略，明明知道其知识不足而年纪轻轻，何必用知识来修饰，难道寒碜他们不成？因而省去"知识"不提，简单而明了。先于我们大城市知青而来的年轻人没几年便悄没声息地纷纷回城，后来者自然没有必要再冠以城市名称了，一言以蔽之"青年"，干净、利落、朗朗上口，何乐而不为？

        我对白城知青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他们没有被分配到我屯，有些人是在后屯供销社遇见过，有男有女，人高马大的样子。至于他们什么时候离开则完全没有上心，毕竟离开与否和我们毫不搭界，没有必要去关心，这可能就是事不关己的心态吧。

        我们来自同一大城市并分配到第三生产队的知青，其特点就是团结一致，而每个人又各具特色、拥有多重性格、言语行为极为迥异。其中，户长小顾沉稳机敏，处事果断，从容不迫；小马正直大度，忍让而不失原则，是最聚人气者；小沈凝重踏实，敏捷而条理分明，有领导者风范；其他人等均朝气蓬勃，热情而缺少韧劲，狂躁而不轻狂，虽经常吵闹怒骂、寝食难安，却也流露出惶恐不安和心神不定的底色。总之，是一群身心未失孩童本色却被命运推向人生低谷、接受不可抗外力打压摧残的群体，是暂时蒙尘而将来必有所作为的年轻人。

　　在我们这个被称为集体户的群体中，我是最为另类，郁郁寡欢，对一切事务包括人都心不在焉，似乎永远隔着一层；说话办事仿佛总是文不对题，沟通能力十分欠缺。对于到达时的感受，我曾在一段文字中说："当时的我晕晕乎乎的，脑子一片空白，脚下踩的似乎是棉花。上了小火车，不过不是客车车厢，而是无棚的敞车，窄窄的。我们立在敞车里，风掠过头顶，带来斯斯凉意。四周漆黑一团，只有远处点点火亮。那是什么呢？脑海出现了幻觉，几匹烈马上坐着强悍的人，手举熊熊燃烧的火炬，策马飞奔而来。‘哐当’一响，列车戛然而止，幻觉为现实所替代。我们被招呼下车，户长塞给我一样东西，方方的，扁扁的，可能是个牌牌。我极不情愿地摆在胸前，因为觉得那样子很傻很傻。带着很傻的感觉，我跨上大车，被载入黑暗。"

　　公社化时期，我所在的那地方能源主要来自草甸子上的羊草和庄稼秸秆，秋季前队里和各家各户都要准备充足，以度过漫漫长冬。我们是春季到达的，队里将前一年收集到的作为牲口饲料的羊草的一部分拨给我们，堆放在集体户房子前面。不料我们来到后正是羊草青黄不接的当口儿，政治队长曲大脑袋便跟我们商议，欲将我们作为燃料的羊草借用为队里牲口用的饲料，并郑重答应秋后将以双倍的羊草予以偿还。

        金秋送爽的风儿刮过，紧跟着便是寒冷的北风，接着又到了春寒料峭的时节。然而，队里答应给知青双倍偿还的羊草却踪影皆无，使得我们几乎断烧。我们无奈地轮番误工去草甸子上楼草，以解燃眉之急。楼草这活儿看似轻松，实则费工费力：开始时徜徉于荒草蓬蒿之间，神清气爽；上草后颇有些怡然自得，尚可大步流星；当草聚集丰厚时则感觉力不从心，双腿如灌满铅水，欲高抬而不可得。草楼得不少，被风吹走也很多，可谓费力不讨好。我们个个累得要拽猫尾巴上炕的程度，不过队里好像并不担心。据户长小顾说，当时与队里商议的只是口头协议，并无文字依据，曲队长很可能背信弃义。

        为了解决燃柴问题，更重要的是维护集体户的权益，户长和知青们进行了商议，大家纷纷出谋划策，提出各自的解决方案。户长最后总结道，既然曲大脑袋不仁，咱们只能不义，不过须讲求策略，要有理、有利、有节。户长要擅长外交的青年小沈迅速带几个人赶往大队部，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反映给大队领导，寻求支持；他带领部分人员直奔曲队长家据理力争，讨还柴草；最后委派部分人员去屯中各"元老"家，声称队长召集开会。

        那天曲大脑袋正犯腰疼病趴伏在家中炕上，突然涌入三波人马：知青、大队干部、屯中耆老，顿时晕菜，加上众口纷纭，自知理亏且不愿开罪于大队领导和众多前辈，只得答应履行前言，双倍偿还知青们柴草。不过归还的不是既能做燃料又能做饲料的羊草，而是一捆捆的秫秸，而知青户长对此表示理解，认为只要归还就好，我们只是烧，哪有牲口喂？

　　在屯子内部遭遇不公，我们敢于抗争，夺得胜利，充分展示精诚团结、一致对外的信心。在屯子外部，我们同样不畏艰难，排除干扰，捍卫自己的利益不受侵害。有一年知青中的大部分到嫩江畔出民工，正值天寒地冻、大雪封江时节，而烧柴几近枯竭，全队民工面临冻馁威胁。我户的小沈，一个身材匀称、口齿清晰的年轻人主动请缨，带领几挂大车和一干人马赴江东采撷烧柴。

        嫩江江面笼罩在风雪之中，几挂大车载着我屯民工和知青驶往目力不及的对岸。车轮下的冰雪咔咔作响，呼啸的北风呜呜吹来，每个人都既激动又忐忑，因为谁也不敢担保江那边有柴可取，同时谁也不敢担保冰层的厚度足以抗击车轮的碾压。他们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抵达对岸，突然发现大量的柴草呈现在眼前，未来得及欢呼，却隐约看到地平线那边有黑黢黢人影移动。小沈当机立断，组织人力分工负责，将柴草快速抢运、装车，然后掉转马头，扬鞭而去。

        满载的重车行走在冰面上发出吱吱的响声，扬起的冰屑飞溅到辙道两旁，马匹的喷鼻和车老板的鞭声交相辉映，组成一幅江雪拖运图。这幅图画的四周渐渐被墨迹所渲染，原来江东的屯民认定他们地盘的柴草被偷、被抢追赶而来。前面的大车已突破合围跑掉了，作为断后的小沈和那挂大车被团团围住，在这啃节儿大车右轮偏偏打误，动弹不得。眼见围拢过来头戴狗皮帽子、手持大木棒的江东人，小沈将自己的大衣铺垫在右轮前方，接着沉着地指定屯民准备推车，然后夺过鞭杆子，凌空一个响鞭，喝道："都给我闪------开！"顿时嘈杂纷扰的江面一片宁静，狗皮帽子们不自觉地让开一条道。小沈再一扬鞭，声响爆在辕马眼前，辕马发力，屯民推搡，车轮跃出冰窝，大车沿着前方车辙急速离去。

        小沈的敢作敢为举动震撼了大队所有出民工的社员，因了众人的传播传遍大队以及公社，很受上级的重视，为其日后的晋升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小沈是我屯知青中最晚离开集体户的二人之一（另一个是我），他最后的职务是副大队长，专门处理大队各屯之间的纠纷（因为知青的身份使其更显公平公正），深得屯民们的信赖和尊重。

　　我屯老曲头儿曾经颤巍巍地给小沈相面，说："你----呀，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印堂发亮，将来----啊，命还不错；其实----啊，你们都是明珠让泥土给埋没了，早晚----那，会被大风吹出来的。"仔细体味这位长者的话语，确实感悟到其言辞不谬。

三  我屯的“官”二代

　　我在公社化时期的农村待过一段时间，对屯里的情况约略知道一二，对同我一般大小的人们有印象，特别是那些"长"字底下的孩子们。那么，我们屯子有"官二代"吗？按标准，在当下起码得是县乡一级，在过去起码得是县和公社一级。然而我们屯子比较憋屈，没能出现此类"大人物"，故而必须矬子里面拔将军，退而求其次，认定当今行政村和自然村的首长、早先的大队和小队的头目为"官"了，那他们的子女自然亦可称之为"官"二代了，虽然此"官"非彼"官"。如今的情况不得而知， 公社化时期则秃子头顶上虱子般明摆着：大队的书记和队长、小队的政治队长、贫协主席、生产队长等的小子、闺女们都属此类，这些人物各有特点，其面貌也彼此迥异，从而极大丰富了"二代"文化。

        我们屯里究竟哪些青年堪称"官"二代呢？我想，这些"出类拔萃"的人应该是：大队原书记的大闺女；贫协主席的大小子；王队长的大闺女；陆队长的大闺女；政治队长的大小子；大队书记的大小子。至于我离开后还有哪些前赴后继者，则不在讨论范围之内。

　　大队原书记是我到达屯里时在任的生产大队头号人物，是一个谦和、质朴、随缘的老好人。不久后不知是升迁还是转任，他不再担任大队领导，见他时常骑自行车出屯往东去，可能去公社吧，这已不是我所关心的了。我所关心的是他的长女，一个腰板笔直，个子高高，梳齐耳短发的大龄女青年。她是我屯学历最高的女性，是一个师范生，至于当时毕业与否只能存疑。不过对于学习上的事，她还是十分上心。有一段时间中专学校准备招生，知青们纷纷误工复习功课，而她便以大姐姐的身份到集体户察看情况、指导学业、督促备战。在我们那个闭塞的屯落里，陈旧思想还是比较浓重的，男女之间依然保持授受不亲状态，她能够冲破旧有思维定势，是继承了她父母已有的宽厚品德。她可能不知道，知青们背地里称呼她 "双嘴唇"，只缘她嘴唇较厚且中部较宽。不过，这不含恶意，只是一种戏谑而已。

        大队原书记大闺女上师范是由大队推荐的，一般人肯定没有这种机会，她当书记的父亲的职位应该起到非同一般的作用，这在乡亲们心中和明镜儿一样的。凭大队原书记大闺女的身份、体貌及学历，找对象肯定得门当户对，果不其然嫁给一个军官（如同老沙头儿所说"大戈必旦"）远走高飞了。

　　公社化时期每个生产队都建有贫下中农协会（简称"贫协"），是群众运动组织，是阶级斗争工具，其领导称主席。我屯的贫协主席是一位长者，身量不高，胖墩墩，经常胡子拉茬显得岁数挺大，其实是外貌掩盖了实际年龄。按照屯里的称呼，大家都管他叫"老贫协"。 老贫协禀性随和，慢条斯理，并有絮絮叨叨的嗜好，可他讲的笑话人人爱听，常常使人忍俊不禁。他的大小子是个高中生，在公社中学读了2年（那时高中期限就是2年）就回家就业，当然不能类似我们那样地耪大地，而是到大队任"赤脚医生"。赤脚医生这行当是那时的"杰作"，代替正式医生行医开方，却不需要执照和资质。这位赤脚医生当然知道人命关天的道理，自知学业浅薄，能力不够，所以才刻苦自学，力图通过恶补达到获得治病救人手段。凑巧，他后来跟随大都市来的医师，亦步亦趋地学习，获益匪浅。

        后来他的医术怎么样不得而知，但一般的诊治应该得心应手。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他不明原因的染病，尽管身为医生，可逃脱不了医不自治的俗套，从微恙渐进至深疴，从手脚麻木到瘫卧不起，最后竟然失聪失明，遭受极大苦痛。虽然其妻（曾任大队妇联主任)努力维持，但是不能挽救生命，早早撒手人寰。

　　我刚到屯时只知道生产队的主事人是政治队长，是经常领头下地干活儿的所谓"打头的"。后来这位政治队长便不常"打头儿"了，取而代之的是王姓队长和陆姓队长。这陆队长貌似有白化病倾向，面皮上疑似有白色粉状物质附着其上，而他的家庭成员均有这种状态出现，不过屯民们并未介意。有一段时间陆队长带领屯民干活，总是叼着半息不灭的烟头，手攥锄把，一个劲儿地往前锄，大伙儿在其后紧撵，而他常把"不死就一味（mèi）儿做（zou音"揍"）挂在嘴边，着实让人恼怒。那时他的大闺女尚未出阁，故而如同其他待字闺女一样下大田作业以填补家用。这陆家大闺女是个快人快语的主儿，行事做派如风如烟，倘若话语不合便吵吵拔火，那架势可生了得。不过她终归是女娃儿，还是保留温柔的一面。有一次，我到陆家向她要脱脂棉（现在已经忘了脱脂棉何以在她家），说了好几遍，她都没整明白，最后只得连比划带说，她才了然，笑着说"你说‘药棉花’不就得了"，看来还是我用词不当了！

        俗话说得好"女子无才便是德"，快人快语的陆队长大闺女尽管胸无点墨，但命好，后来嫁予前述大队原书记的一个吃商品粮的儿子，并迁居东面的一个农场，"从此过上幸福生活"。

　　王队长也有个闺女，但不是他的，而是王队长娶了寡妇失业、外号"马大肚"的女人，由"马大肚"带来的大闺女，是为义女。王队长这义女，屯民称为王闺女（其亲父亦姓王），成为队长闺女后身价有了提升，并自认模样尚可，从而开始睥睨一切了。尽管家贫，却依然乔装打扮，随身携带圆镜一枚，不时顾影自怜一番。虽然胸无点墨，才智有限，却往往做出受人挑唆、构陷他人的蠢事。那时由大都市来了一批"劳教"释放人员，其中一位刘姓大夫下放到我屯，政治队长特意安排他一个掏大粪的工作，以示惩戒。掏大粪当然要到各家各户去，一次刘大夫"巡游"到王队长家，正赶上王闺女如厕，虽然刘大夫已经高声示意，但是王闺女还是大呼小叫地声言刘大夫窥探于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事摊在一般人头上都是大罪一桩，何况一个"劳教"释放人员？一时间黑云笼罩全屯，大有整死刘大夫的架势。幸好那个立场分明，态度强硬，专以欺压弱势群体为能事的政治队长正趴在炕头上闹腰痛病，没那闲心思搭理此事，灾祸才从刘大夫头顶悄悄掀去。

        狭隘、自私、欺软怕硬的王队长大闺女从此名扬整个屯子，她得到的是户户讨嫌、人人各应的下场。不过，正如惯例所示，在乡村只有剩男没有剩女，王闺女最终还是得以出阁，嫁给本屯大姓大家族的一个成员。夫家为抑制她的顽劣和任性，从不放松家务管理权和支配权，使她战战兢兢过活，抑抑郁郁度日，在凄苦、哀怨中了却残生。

　　酷好整人的我屯的政治队长，其人头大且秃，眼斜口歪，皮笑肉不笑，走起路来横着膀子埂着脖子，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不知上级领导稀罕他什么，竟用这等料管理屯子，使屯民们叫苦不迭。对于屯里大户，他竭尽讨好之能事，挖空心思地予以帮衬；对于与自己不对付的人家则不择手段地打压，而这里面丝毫没有亲戚里道的限制成分。他老爹是我屯年长者之一，体弱多病，晚年生活不能自理，希望能够得到作队长的儿子的援助。然而，六亲不认的政治队长则采取不闻不问的漠然态度，竟然使老人家在无依无靠中撒手人寰。政治队长的所作所为统统被他的大小子看在眼里、记在心间，正所谓有样学样， 正是他将这件"衣钵"予以继承并发扬到政治队长自家身上。人民公社解体后，政治队长家兼营马匹的饲养、放牧，常常与其子赶马到草甸子上啃食青草。他们既不走大道，也不走小路，而偏偏从庄稼地里横趟过去，自然这地不能是他家的，被践踏土地的所有者个个敢怒不敢言，任谁都知道得罪政治队长家父子的后果意味着什么。俗语说，人在做，天在看。作恶多端，必遭报应。后来，洋洋自得的政治队长被失了前蹄的马甩出老远，腿断了，人瘸了，卧床（应该是"炕"）不起了。他万万没有想到非但得不到细心照顾，反而像他老爹一样被亲生儿子所遗弃，最终哭嚎于大雪纷飞的旷野，得不到任何援手和施救，无声无息地终结了自己"辉煌"的一生。当屯民们准备立马下葬这个前队长而他的逆子提出再等一等的时候，屯民们异口同声地表示："麻利的，可别让他再缓过来！"一句话，足以说明其人之恶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

        政治队长的大儿在鱼场工作，该工作当然属于"俏活儿"，非一般人所能得到，应该托庇其父。不知感恩的他虽然儿女双全，却在不知不觉间将家族的衣钵传递给自己的儿子，当他年老体衰时得到自己儿子的无情打骂，谁说不是报应呢！

　　前面提到的前书记离任后，继任的书记是一位勤勉工作，听从指示，一丝不苟贯彻始终的领导人。这位书记的大小子在我待在屯里的时候尚年幼，东北话称为"小嘎"，他一头色泽稍黄的毛发搭在淡淡的眉毛上，眼睛弯弯的，似笑非笑，手里挥动自制的小鞭子，口中喃喃些不知是否自创的儿歌："大雨哗哗下，北京来电话，叫我去当兵，我还没（mèi）长大。"当我回城后很久才得知他确实依他童谣所述，成为了一名军人。当我造访我生活过的小屯时得到他更多的信息：先在省城读书，毕业后转入部队，再后来调到原公社所在地东北方向那个劳改农场并担任一个小小的官职。那时节，能够走出屯子，在外谋取一官半职是一件极其困难而非一般人所能做到的事情，不但光宗耀祖，而且凭此而飞黄腾达。在这样辉煌前途和当前境遇双料刺激下，书记的大小子便越发陶陶然不能自已，只看到自己，看不见别人。他很少回屯，即便回来也是凡人不理，两眼吊得高高的，似乎他人都入不得他的法眼。母亲去世，他不以为意；父亲"下野"，他无动于衷；弟弟病残，他熟视无睹。他最为关心的是远大的前程和当下的权威。然而，将自己捆绑于自织的网内，幻想高歌猛进，到头来只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古语云，差之毫厘，谬以千里。往往一个差池便会酿成一场祸灾，一个跟头便从此一蹶不振。有一次，他的部下意外将一疑犯致死，其实与他无根本关系，至多是领导责任。可一个"高人"出了一个"高招"，让其逃亡以避祸殃。律法淡薄的他轻信"高人""指点"，居然离家出走，由此便背负上一切罪责，被开除公职，成为被缉拿的逃犯。致使他老爹痛楚万状，欲哭无泪，只能与另一“智障”小儿为伴，苦度余生。

        大队书记与其小儿相伴过活，那小儿子看似智障，其实只是表象，他不过是酒鬼加懒汉，让他陪伴其父简直勉为其难。如今书记已为病榻之人，苟延残喘，来日无多。侍奉之事，其大儿无可指望，其二儿自己糊口都难以为继，还能予以托付？凄惨如书记者，岂有他哉！

　　公社化时期乡间的"官"二代比起当下的"官二代"是不同的层级，不在一个水平线上，但有一点是共同的，那就是依仗当官的父辈谋取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当然，这不能一概而论，个人修养的不同会有不同的人生选择，譬如前面论及的大队原书记的大闺女、老贫协的大小子都是二代中老实、肯干的一分子。这样的人越多，我们这个社会才越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