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權威逐代遞減律”是我在舊作中提出的一個重要觀點。我認為，由於中共對暴力資源的壟斷以及對現代科技的壟斷，革命已無可能發生，中國社會進步的希望，只可能是中共因其制度設計的一系列缺陷而自行垮掉。這些缺陷中最致命的一條是，中共領導在權力傳承過程中，會出現權威逐代遞減。中央權威一代代弱化下去，最終總有無法維持的那一天。這就是中國社會文明化的希望所在。

這個觀點是在十多年前提出的，當時中共的確也呈現了權威逐代遞減的趨勢。但在習近平上台後，這個趨勢似乎被他打破了，“權威逐代遞減律”就此淪為笑柄。在《海納百川》網站垮掉之前，還有某個無聊網人因我居然膽敢對偉大領袖川總統不恭，把它當成姜子牙的“打神鞭”，反覆祭出來。

這類網人有此反應毫不足奇，蓋他們不具備起碼的思維能力，只看到結論，看不見也沒想過那結論是怎麼推導出來的，因而不知道若推導基礎為真，就不能說那結論已被證偽。而我早就在多篇舊作中給出了自己的推導過程，下面引用《野蠻的俄羅斯》的相關段落：

“中俄走過的道路，強烈質疑了人類社會發展最終會殊途同歸，實現全世界‘民主大同’。民主社會之所以能在世界上出現，乃是因為有的國家的公民特別是精英階層具有強烈的‘自由欲’，這對他們來說幾乎成了生理欲望。正是在這種欲望的驅動下，實行‘形式上的平等’以確保公民享有同等權利的民主社會才會被發明出來。但在缺乏這種心理驅動力的國家中，民主社會能否自發形成很值得懷疑。

誠然，這兩個國家急劇的社會轉型，是因為斯大林的設計無法長期運轉而自動發生的。但這劇變之所以發生，並不是因為人民終於察覺了自己的基本權利被統治者無理剝奪了，要奮起把它們奪回來，而是因為斯大林在設計反文明世界時忽略了私慾這個最強大的推動力，因此它不但效益低下，浪費嚴重，而且沒有持續推動力，遲早要陷入困頓。當西方參照系彰顯了這弊病後，黨內改革派便會應運而生，引出改革甚至革命。因此，促進蘇式社會發生大幅度轉型的根本原因，是經濟而不是政治。人民之所以歡迎改革，也主要是因為它創造了經濟奇蹟，消除了原來的民生匱乏。

正因為這些國家的人民只有金錢欲而無權利慾，當原來的缺乏經濟活力的共產極權制度被改造為具有經濟活力的納粹式極權制度之後，無論是黨內當權派還是黨外精英都將喪失變革現狀的願望，改革就此失去動力。

在這種情況下，妨礙這種背時制度持續存在的剩餘因素，是斯大林原設計的另一缺陷——黨皇權威逐代遞減。前文已經指出，與傳統帝制不同，新時代的皇帝們的權威並不來自於上天，因而不會衰減，而是來自於他本人對部下生殺予奪的實力。但在先皇的淫威下長大的新皇不可能具有類似實力，否則必然會引起先皇的猜忌而被除掉。於是新皇即位後就不可能擁有先皇的權威，如此便造成中央權威逐代弱化，最終有可能引起野心家發難，權勢集團發生大規模的內訌，導致政權傾覆。這就是中共至今未能消除的潛在死穴。”

其他有關論述散見於別的舊作中，逐一徵引事倍功半，不如在本文中重新展開，系統論述一番。

二、僭主制度與接班人危機

所謂“僭主”（英文為tyrant）是古希臘人使用的一個專屬名稱，用來指代那些既非世襲君王，又不通過民主選舉，而是靠實力上台的城邦統治者。此後，柏拉圖在其《理想國》中將僭主歸納為一種政體，將其列為人類可能建立的五種政體（貴族政體，寡頭政體，財閥政體，民主政體以及僭主政體）中最壞的一種。從他與亞里士多德的論述中，人們可以總結出僭主政體的以下特點：

1）得位不正，既非世襲又非民選，政權缺乏天然權威。

2）掌握了絕對權力，不實行法治，憑個人意願隨心所欲實行統治。

3）因為政權缺乏合法性，僭主充滿了不安全感，生怕失去大權而身首異處，因此為了保持權力而無所不用其極。

4）為了保住大權，僭主會時時使用極端、殘酷和狡詐的手段，無情誅鋤真實的或想象的競爭對手，卻因此反而加重焦慮，形成惡性循環，讓他永久生活在對他人復仇的恐懼中，成了自己的囚徒。

在古希臘時代，僭主只是個別現象，並未真正成為一種持續存在的政體。然而到了現代，隨着共產極權制度的問世，僭主政治才真正成長為一種代代相傳的社會制度。它既具有上述古代僭主的特點，又獲得了以下新的特徵：

1）僭主不再是一個人，而是形成了一個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組織嚴密的統治集團。

2）Tyranny的中文翻譯“僭主”反而比原詞更準確了。在漢語中，“僭”是“虛偽”、“假冒”的意思。而現代僭主集團最突出與最致命的特點，就是假冒為善。它不代表任何階級或階層，只代表自己，卻被迫在表面上接受“主權在民”的西洋政治理念，冒充“人民政權”，聲稱代表了大多數中國人民的利益。改革開放後，中國的社會制度由原來的奴隸社會主義演變為世襲、壟斷、腐敗的官僚資本主義，貧富差距躍居全球第一。中國共產黨早已蛻變為中國資產黨，普羅大眾則淪為鄙視鏈終端，變成習近平心腹蔡奇口中的“低端人口”，中共卻仍有那臉皮冒充“無產階級政黨”，實行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這種偽無產階級政黨領導的偽人民政權，最怕的就是本來面目被揭穿，因此必然要將西方民主國家以及國內自由知識分子視為死敵，進而將全民都視為可能顛覆自家統治的危險分子，將監控鎮壓小民視為壓倒一切的最重要的政務，以致所謂“維穩經費”超過了國防預算。

3）僭主集團上至最高統治者，下至各層官員，都不是民選出來的。因此，它的最高統治者不能像西方那樣，“職”與“權”不可能分離。當選總統天然具有法律賦予的施政權威，絕無可能被“架空”，成了“有職無權”的晚期華國鋒式點綴。因此，僭主的統治必須靠人造的權威來推行。這就是造神運動必然發生的機制。

造神運動原是斯大林的發明，為當時各國共產黨效仿，並為中共在文革中推到極致。在1959年召開的廬山會議上，劉少奇指出了造神運動對維持黨的統治的必要性：

“在革命隊伍中間，個人威信跟黨的威信、階級威信是不可分離的。黨的、無產階級的威信是通過某些個人崇高的威信表現出來的，在威信這一點上，無產階級長期不如資產階級的威信高，很長的一個時期，人家總是看不大起無產階級，因此就要注意這個問題。一個黨的、階級的、革命的、人民的領袖非有不可，有了有很大的好處。” （李銳：《廬山會議實錄增訂本》）

在1970年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毛澤東更坦率地承認，離開造神運動，中共政權根本就混不下去：

“總要有人崇拜嘛！你斯諾沒有人崇拜你，你就高興啦？你的文章、你的書寫出來沒有人讀你就高興啦？總要有點個人崇拜，你也有嘛。你們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沒有一批人崇拜他怎麼混得下去呢？ ”（《毛澤東年譜（1949-1976）》第六卷，358頁）

出於對西方世界的徹底無知，毛沒有意識到，他這話恰好說出了僭主制度與西方民主制度的根本區別。任何一個對西方略有所知的人都知道，造神運動並不是“美國每個州長、每個總統、每個部長”的施政前提。他們的施政權威是法律賦予的，並不需要自己去苦心孤詣地造出來。這就是法治與人治的區別。

在中共奪權鬥爭中，造神運動發揮了不可替代的巨大威力。不幸的是，它同樣也成了毛澤東以一己之力毀黨造黨的成功前提。經過文革後，鄧小平、陳雲等人如同當年的赫魯曉夫一樣，痛苦地發現，它同時也是神本人誅殺戰友的大殺器。當年狂熱造神的劉少奇與林彪，哪怕爬上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位置，在正統帥無故翻臉後卻連招架之功都沒有，遑論還手之力，只能被正統帥如同捻臭蟲一般輕易捏死。黨魁被神化的代價，是所有其他黨人都喪失了基本的人身安全。正是為此，鄧小平陳雲等人才被迫放棄了我黨這第四大法寶。

但放棄這一大法寶，就又出現了少奇同志早就指出的“在威信這一點上，無產階級長期不如資產階級的威信高，很長的一個時期，人家總是看不大起無產階級”的老問題。小平在世時還能靠餘熱發電。小平一死，新中央總是苦於權威不足。胡錦濤當國時表現得最突出，幾乎就跟毛澤東當初說的那樣，到了“混不下去”的地步。薄熙來表現出來的桀驁氣焰，與晚唐的藩鎮也差不多了。

由此產生了現代僭主制度的一個不可解的兩難：不造神，黨魁們便缺乏施政權威。造神則有可能危及全黨，直接威脅到黨魁的同僚們的身家性命。

4）接班人危機。前已述及，現代僭主制度與古代僭主不同，已經成了一種代代相傳的社會制度，由此便產生了它特有的接班人問題。這是現代僭主制度的又一死穴，根本不可能通過修改設計來消除。

眾所周知，不但整個僭主集團當初是靠詐力奪取政權的，就連黨魁也是靠詐力，鬥倒鬥垮斗死斗爛斗臭黨內政敵才上位的。然而現代僭主制度雖在很大程度上恢復了貴族世襲制，卻並不實行君主世襲制，黨皇不能不把大位傳給異姓子孫。

這就讓黨皇生活在永恆的焦慮中。他不能不在夢裡也提防皇儲是“語錄不離手，‘萬歲’不離口，當面說好話，背後下毒手”的中山狼，而且生怕皇儲在他死後不能做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在他身後背叛他的革命路線，更效法赫魯曉夫鞭屍。

於是接班人問題便成了黨皇無從醫治的心病。毛澤東之所以要發動文革，就是因為這心病劇烈發作。為此他不惜把黨國折騰得萬死千傷，先後廢了兩個皇儲，卻最終也沒能解決這問題，屍骨未寒，愛妻愛侄便雙雙淪為階下囚。中國更迅速從奴隸社會主義社會演變為官僚資本主義社會，讓他的噩夢成真。

這種鬧劇，無論是在傳統君主社會還是現代民主國家都絕不會發生。在傳統社會，君主要廢儲立儲，話一句耳，何須將全民投入高層權力鬥爭的血雨腥風？而且，除非改朝換代，無論先皇如何橫暴荒淫，新君是絕不可能鞭屍的。哪怕弒君上位的隋煬帝，也要裝出一副孝子模樣，根本不可能下詔痛數他爹的大罪。民主國家則各人憑本事競選上位，不存在什麼“接班人”問題。

老鄧在世時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他想出來的解決辦法是兩條，一是廢除黨魁終身制，每屆黨魁只能連任兩屆，每屆任期五年，二是隔代指定接班人，並定下了“集體接班”的規矩。他死後，江澤民等人作了點探索，建立了一系列潛規則，諸如“七上八下”（以67歲為進入政治局的年齡下限），這一規則在十六、十七和十八大產生新一屆中央政治局和它的常委會過程中都得到嚴格執行。

不僅如此，胡錦濤還嘗試過在黨內實行“民主推薦”，在中共十七大、十八大上試行會議投票推薦“黨和國高層領導人選”（新華網：《黨的新一屆中央領導機構產生紀實》，2017年10月26日）。

這些小修補根本算不上制度改革，但畢竟是試圖將權力傳承程序化、制度化的微弱努力。然而隨着習近平的上台，連這些微不足道的小修小改都被他掃除殆盡，中共政權再度次淪為連個權力傳承規矩都沒有的劣等土匪山寨（我早就在舊作中說過，中共連梁山泊都不如，人家還有個天降石碣來擺平排座次的糾紛）。接班人痼疾不但沒有解決，還比毛時代更加惡化了。

三、習近平真的推翻了權威逐代遞減律嗎？

習近平變成掌握了絕對權力的大獨裁者，靠的是兩條。主觀因素是他的裝傻功天下第一。上面說過，先皇靠詐力上位，最忌憚的就是被皇儲篡位或是鞭屍。因此，讓他放心的接班人只能是平庸之輩。而習近平恰好具有智商低下、政績平庸的“優點”。和薄熙來比起來，這一“優點”就更加突出。再加上習近平“良賈深藏若虛”，深度內斂，從不敢流露真實的政見與勃勃野心。因此，如同偉大領袖毛主席當年挑選了“忠厚少文，不蠢不笨”英明領袖華主席一般，江澤民也看上了這個“忠厚少文，不蠢不笨”的人民領袖習主席。兩人犯的是一模一樣的錯誤。由此可見，要找到“你辦事，我放心”的皇儲有多難。

客觀因素則是江澤民以腐敗治國，造成了全黨有官皆貪、無吏不墨的大好局面，為習近平造就了劫持全黨的千載難逢之機。自江澤民以下，所有的黨官都有小辮子抓在他手裡。“反貪”不但成了他的政績，藉機提拔親信的渠道，更成了他挾制威逼大佬們就範的利器。

據李南央女士披露，某前政治局常委讓秘書捎了個字條給她父親，為此嚇得尿不分點地滴，“一再叮囑這個紙千萬不要給任何人看。千萬不要讓人知道我給李老送了這麼一張紙。都嚇到這種程度了。那田紀雲更是。都是大家吃飯，聊聊天，聊完天就到此為止。他們哪像我爸那樣啊，說話根本就不敢出圈兒，絕對不敢出圈兒”（美國之音中文網：《中共二十大報道：習連任被指違背黨心民意 黨內及紅二代有“氣”無力？(2)》，2022年10月13日）。為什麼怕成這個樣子？因為背後就頂着匕首。自己和親屬都是新疆姑娘，頭上滿是小辮子，習總愛抓哪條都沒問題。

但這是權威嗎？這是淫威！與劫機犯的淫威有何區別？所謂權威，並不光是權力造成的讓人屈從的威嚴，更是政績和超凡魅力（鬼話稱為卡里斯瑪，Charismatic authority）引出的部眾發自內心的崇拜。被毛澤東整得九死一生的周揚在出獄之後，對毛仍然毫無怨恨之心，據他兒子說：

“父親一生對毛澤東崇拜之至，不管毛主席一生犯多大錯誤，他都只往好處揣摩毛的動機。早在1976年前後，估計他就和有些人討論過毛主席為什麼要發動‘文革’的問題，他對我說，有人說是‘帝王思想’，另一些人說是‘急於建成社會主義的極左思想’，父親當時好像還沒想清楚。不過在他眼裡毛澤東仍是一個偉人，人無完人，偉人也一樣。毛澤東去世時，他流下了真心的眼淚。”（周密：《走出秦城的父親周揚》，《報刊薈萃》，2011年7期）

這才是真正的權威，讓人頂禮膜拜到“雖九死其猶未悔”的權威。

毛澤東之所以能贏得部眾之死靡它的衷心崇拜，首先靠的是他領導中共奪取全國政權的功勳（尤其是他力排眾議，堅持將內戰偽裝為抗戰，致使中共乘國難崛起的“不世之功”），其次是他個人的“超凡魅力”（張國燾語），而正是這些構成了造神運動的依據。

習近平要當新神，依據在哪裡？除了結仇於全黨的“反貪”外，他為黨國立過什麼功？“戰狼外交”與“動態清零”？他的“卡里斯瑪”（charisma，魅力）又在哪裡？可曾說過一句雅俗共賞，給高知與普羅大眾同樣留下終生難忘的名言警句？我記得的只有一句：“現在中國人民已經組織起來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辦的！”一聽就知道，這是他青少年時代在北京群毆時學會的切口。

何頻先生認為，儘管習近平沒有毛鄧的權威與民間的聲望，但無論是在毛澤東時期，還是在鄧小平時期，中共內部都有錯綜複雜的派系，而習近平幾乎掃平了所有權力派系，摧毀了以巨商為中心的權貴群體，打壓了有民主自由理念的政治異議分子……從軍隊到元老，從官僚到商人，從知識分子到百姓，已經看不出有對習近平構成有力量的挑戰。如今中共內部已不存在清哳或隱藏的派系。無論是元老，還是官僚，抑或民間，對習近平的個人權力都不構成真正威脅。如果說未來中共還會產生新的政治派系，那也只是習近平下面的分支，他們只是為了爭寵而戰，而不是挑戰習近平。所以，何頻認為，“他對權力的掌握，超過了江胡，也超過了毛鄧”。（何頻：《二十大——“百家爭寵”習近平》，德國之聲中文網， 03.09.2022）

竊以為，此論頗有值得商榷之處。當然，黨史上還從未見過有哪個黨魁像他那樣，占據了如此之多的職位，不僅是常規的黨政軍“三位一體”（總書記，國家主席和軍委主席），而且還兼任了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中央網絡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等多個小組的組長。這在黨史上還從未見過。

但職位並不等於權威。相反，擔任的職位越多，越說明習近平的權威不足，不敢放權給他人，如毛澤東那樣“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領袖決定，各方去辦”。要明白這一點，只需看看老鄧最後什麼職位都沒有，不過是個退休老人。但他在南巡中發一通講話，下令“誰不改革誰下台”，立即就把名義上的元首江澤民嚇得改弦易轍，再不敢“問一聲姓社還是姓資”，走回頭路了。這種權威，請問習近平在何時何處表現出來過？他若真是退休，立即就要被碎屍萬段。

誠然，從表面上看，習近平似乎確實掃蕩了黨內一切派系，而無論是毛時代還是鄧時代，黨內都有各種派系。但這並不意味着毛和鄧面臨的威脅比習的多。毛時代黨內派系雖然盤根錯節，但無論是哪個派系，對毛都是心悅誠服的。自七大以後，黨內就從來沒有一個反毛派系，不僅是不敢反，更是連反抗的念頭都根本不會有。即使隱隱覺得毛的主張與自己的不一樣，也只會認定是自己錯了，趕緊“在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深挖自己跟不上領袖的步伐的思想根源。

老鄧的權威當然不如老毛的一半。終他之治，黨內始終存在着一個龐大的保守派，反對他的改革主張。但他同樣有一大批心悅誠服地跟隨他的信徒。這些人支持他，不是屈從於他的威脅利誘，而是因為深信他代表着正確的方向。

習近平有這麼一群信徒嗎？有哪個馬仔不是出於他的威逼利誘，而是深信他代表着正確的方向而緊跟着他？難道他們全都傻到完全喪失了理智和常識，認定他的戰狼外交與動態清零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英明舉措？

說到底，毛、鄧與習時代的區別，在於前兩個時代中，黨內還有大量的信徒。當然，鄧時代的信念已經開始多元化，不再像毛時代那樣“一元化”了，但許多黨人仍然有着信念。而今日則全黨皆“犬儒”，再也找不出一個有任何信念的黨人來了。而且，他們根本就不相信世上有“信念”這種東西，認定有信仰的人都是以信念掩飾骯髒盤算的“聖母婊”。今日之中共完全是一個“以利合”的利益集團。而莊子早就說過了：“以利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因為利益糾集在一起的人，遇到禍患途窮時就會互相拋棄。而天性人倫相連的人，遇到禍患途窮時只會更加團結）。

這其實就是習近平的成功秘訣。他之所以能掃平黨內所有派系，是因為那些人都是“以利合”者，而且所有的人屁股上都有屎，當然只能在牢獄之災臨頭時土崩瓦解。今後黨內很可能也不會產生反習派系，那是因為他利用現代高科技偵控手段，使得對之有着腹誹的人不敢聚會糾集勢力。李南央女士說的那些前高官聚會時飽食終日，言不及義，很有可能就是這個原因。但這只是壓服，不是心悅誠服，不能視為權威的表現。

據《韋氏詞典》，權威是“影響或控制思想、觀點或行為的權力”；據《劍橋詞典》權威是“道德上或法律上的權利或是控制力”。無論是按哪一種定義，習近平都不具有足夠的權威，他當然具有控制人的行為的權力，但他不可能影響或控制人們的思想與觀點，因為他根本不是一個inspirational leader（鼓舞感召型領袖），即使那些他最親近的馬仔，內心深處對他也很可能只有鄙視。這與毛、鄧完全是兩回事。

總之，權威不是權力，而是權力＋威望。而威望並不一定是權力造出來的。羅馬教宗和西藏的達賴喇嘛都沒有多少世俗權力，但其權威是一般世俗領袖難以望其項背的。隨着中共由過去的宗教集團進化為今日的世俗利益集團，哪怕再出一個其才百倍於習近平的黨魁，也再無可能產生一個具有精神權威的領袖了。習近平攘奪的權力可能是空前的，但那並沒有威望的加持，因而實質上是空洞的。

正因為中共再也不是過去那個宗教集團，即使習近平發動新的造神運動，也不可能為自己造出真正的領袖權威。這道理很簡單：在一個全民皆“犬儒”、一致認定具有信念的人是“聖母婊”的國家，怎麼還能製造出我們當年那種赤膽忠心的信徒來？

四、習近平斷絕了黨的生機

前已論及，現代僭主制度的致命死穴，是無法做到權力的程序化、制度化乃至民主化（指的只是黨內民主亦即貴族民主，不是現代的全民民主），因此使得黨國成了個連梁山伯都不如的劣等土匪山寨，黨魁上位只能靠詐力，幾乎每次都要引發劇烈的權力鬥爭，每次權鬥都要大傷黨國元氣。鄧小平等人看到了這個問題，作了有限的補救，包括限制黨魁任期和年齡，規定“集體接班”，試圖將權力傳承程序化與制度化。這些考慮的用心很明顯：黨魁任期有限，縱使他胡作非為也只有十年，不至於像毛澤東那樣“慶父不死，魯難未已”；“集體領導”則能預防黨魁個人一意孤行，把黨國搞垮而後快。而胡錦濤一度採用的“民主推薦”制度則既有利於選出具有威望的黨魁，也能消除“接班人危機”，化解由此引發的大規模權鬥。

習近平上去後，將這一切微不足道的改革掃蕩得乾乾淨淨。他不但修改了憲法，使得國家主席再無任期限制，更做出了連毛澤東都沒敢（或不屑）做的事，規定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黨組成員，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書記每年都要向他書面述職。這完全是把部下視為臣僕。此外，他還廢除了胡錦濤採用的“會議投票推薦黨國高層領導人選”制度，改為由他本人親自面試領導機構人選，把高官們當作自己出資僱傭的打工仔。

這些舉措，不僅加深了現代僭主制度的接班人危機，破壞了黨治的可延續性，而且加劇了黨內矛盾，造成了極大的思想混亂——習近平本意是要否定鄧小平改革，重建毛澤東式統治，但改開已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社會的生產關係與生活方式。若按他的初心恢復公有制與計劃經濟，勢必要讓國民經濟徹底崩潰，民不聊生，他又不敢真的跨出那步去，於是欲奸不敢，欲罷不甘，只能搞成眼下這不良不娼樣，讓左右派都不滿意，更讓官員們無所適從。看來他唯一可能實現的願景，就是效法毛澤東那樣終身統治下去。

這用黨的行話來說，便是為了一己私慾，不惜毀壞黨國的千年大計，乃是黨的罪人。但客觀來看，他別無選擇，只有硬着頭皮撐到底。黨史上還從未見過他這種鼓足幹勁、力爭上游、多快好省、有計劃、按比例、高速度地得罪一切可以得罪的人。他當國十年，整肅的高官的人數遠遠超過毛澤東時代。否定改革開放，得罪了一大批改革中獲益的政治貴族與經濟貴族；治國無方，經濟連續多年下行，如今更瀕臨經濟衰退，中產階級面臨返貧的真實危險；鐵腕壓制文藝思想自由，致使學術界、文藝界一片蕭條，開明知識分子普遍心懷不滿；動態清零搞得全國雞飛狗跳，一夕數驚，民怨沸騰；“戰狼外交”導致中國在國際上空前孤立，與俄國秘密結盟抗美更激起了歐美國家的普遍反感……。這一切都會在他失去權力後變成政敵復仇的藉口，全民口誅筆伐、鬥倒鬥垮斗死斗臭斗爛的充足理由。因此，他再也不可能像前任那樣，平安退休了。相反，他應該是今日中國最缺乏安全感的人。

當然，如何頻所說，眼下看不到有足以挑戰他的政治勢力。但就算他真能終身保持權力又如何？僭主制度的接班人危機非但沒有解決，反倒被他的攬權專權激化了。除非他效法金日成，把黨天下改為家天下，從現在就開始培養他兒子當皇儲，否則他根本不可能有接班人，也不敢挑選接班人——他就是靠欺騙江澤民上位的，深知一旦看錯人意味着什麼。連英明神武的毛太祖都栽倒的地方，他又有何本事躲過去？

這一切決定了習近平只可能是個沒有接班人的終身獨裁者。就算他的部下真是何頻說的“政治機器人”，唯一的功能就是“百家爭寵”，沒誰敢起來反對他，那又怎麼樣？難道他已經練就了金剛不壞之身，不會病倒或甚至暴卒？就算他能壽終正寢又如何？他死後怎麼辦？手下都是“政治機器人”，誰有足夠的威望力壓群雄，出來收拾那爛攤子？那時可真就是共黨垮台的時刻了。

這時刻已經不遠了。小習今年69歲，就算他能活成百歲人瑞，能保持日理萬機兼萬姬能力的“有效年齡”，充其量也就只到83-84歲，這就是說，大家頂多再等15年就能看到他的下場了。至於中共垮了，中國會怎麼樣，偉大領袖毛主席已經在臨終囑咐說過了：“你們怎麼辦？只有天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