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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我12年前發表在已故《海納百川》論壇的文章，剛才翻出來看看，說得比偽經濟學家們準確多了，可見常識和良知勝過偽科學.只是我高估了小習的智商，沒想到他會以加壓的方式來“硬剛”危機。所以，或許大亂終不可免，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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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來10-15年將是中國經濟發展之停滯期

——門外老爺爺瞎扯國內經濟

蘆笛

副標題是套師爺先生《門外老漢瞎扯時空》的，用“老爺爺”是事實陳述，可沒敢占他老先生的便宜。師爺先生儘管比我大上一兩歲，可我老人家看着比他老人家老多了，與80歲無異，這是革命群眾的一致反映，可不是我無恥自吹。因此，若他老人家是老漢，我該妄稱老爺爺才與表象相符。

樓下轉貼的左小雨的文章《2012，真正的崩潰在滯脹中開場》深得我心。不幸的是，該文標題使用了“崩潰”二字，容易使讀者發生誤會，蓋過去多年來，國內外專家們一直在預言中國經濟崩潰，其中最起勁的是草庵居士那泛美銀團總裁兼董事長兼趙紫陽的經濟高參兼曾經拳打腳踢李鵬的衙內。此類爛污“專家”唱衰中國多少年，中國經濟非但未如他們預言的那樣轟然崩盤，反倒是歐美垮了下來，於是崩潰論就此在廣大革命群眾心目中一勞永逸地破了產。草庵至今還能在網上混，全靠他小人家刀槍不入的鐵面功。

正因為大夥對“狼來了”倒了胃，因此一見那“崩潰”二字難免心生反感，其實作者開頭就說得很明白，他不是認為中國經濟明年就要崩盤，而是說中國經濟從明年起就要進入無法擺脫的滯漲。隨着時間推移，這種滯漲只會越來越惡化，最終導致整個經濟垮下來。這趨勢之所以發生，因為經濟發展成了中共維穩的主要手段，他們不能像西方政府那樣坐視無數民企垮掉，因此必然要用“舉國體制”的行政權力去扛死馬，以增稅與濫發票子的方式去挖肉補瘡，於是便將體系中的弊病儲蓄下來，慢性做大做強，直到舉國財力再也無法承受為止，那時難免就要出現大混亂。

對此前景預估，歐客與凌華網友都不以為然。歐網認為，類似問題西方也存在，中國的關鍵問題是產能過剩，出路是擴大內外需求，國內以投資基礎設施和房地產來拉動產業，國外則是開拓海外市場，而這兩方面都尚未飽和，因此，該文說的只是一種可能性，並非必然性，中國尚有其他出路，云云。

凌網則認為，我黨是扛死馬的行家裡手，改革開放前的國企都是 “殭屍企業”，共黨不會忘記其老本行，云云。

對此類異議，本超級外行老爺爺不敢苟同。這兒先聲明，本人無“崩潰論”前科，七八年前草庵首倡此說時，我還要他慎言“崩潰”，告訴他極權管轄下的經濟不是那麼容易“崩潰”的，為此還被他痛加侮辱與恫嚇。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發生，我更預言，中國遭受的打擊將是最小的，西方將因此喪失在國人中的吸引力，為此也曾引來憤青的抨擊。因此，從過去的業績來看，本外行老爺爺的預言還要比專家們的靠譜得多，由此可見，經濟學乃不折不扣的偽科學，而經濟學家更是徹頭徹尾的偽專家，連完全徹底的外行都不如。興許，歷史將證明，本文對國內經濟的預估，將再次比專家們的靠譜。

中國經濟發展已到峰頂，行將進入經濟停滯期，是我去年回國時的感覺，記得寫在《鍍金帝國掠影》中。那次旅行，我從南到北地巡視了前祖國的大好河山，親身體驗了中國歷史上或許也是世界歷史上最大的經濟奇蹟，但我也仍然感到，中國的經濟發展業已見頂，其基本原因便是其規模已經超出了底盤的承載力。好日子業已過完，從此之後，發展曲線將轉而向下，但因為我黨是動用“舉國體制”扛死馬的高手，因此衰退將表現為停滯，這個時間可能很長，估計在15-25年內。因此，西方常見的瞬間內崩盤大約不會發生，不過除非我党進行重大改革，去除制度上的弊病，使得國家不再靠發展經濟來維穩，則很可能最終將扛不下去，以大亂終局。

上面這些話，當然是現在的陳述，記得該文沒寫得那麼清楚集中，有的話好像寫在《文明真空與未來中國潛在的危機》中，記不大清楚了。最主要的問題是，我沒有展開來談什麽是“底盤承載力”，現在來追補解釋一番吧。

那麼，我說的“中國的經濟規模已經超出了底盤的承載力”是什麽意思？所謂“底盤”，指的是人力物力資源。所謂“中國模式”並不是中國人發明的，而是日本和亞洲四小龍搞出來的，那就是靠廉價勞動力吸引西方資本，以低技術含量的出口加工業賺取外匯，以此完成資本的原始積累。在國家初步變富之後，再實行產業升級，躋身發達國家。中國之所以比這些國家更成功，無非是利用中國特色把它搞到了極端。

所謂中國特色，就是秦暉教授指出的“低人權優勢”。極權體制的優越性，在於政府享有巨大的權力，毫無民意壓力，根本不用考慮民生疾苦，可以任意壓低人力物力資源價格，向西方資本家傾銷，由此形成吸引力無窮的經濟黑洞，把全世界的資本都吸納到中國，使得全世界的實業都基本轉移到了中國，再加上中國人特有的苦吃苦做、勤儉持家的精神，便在短期內實現了史無前例的經濟繁榮。

但由此形成的產能，本國根本就不足以吸納，產品只能向西方傾銷。要這種經濟可持續發展，其供求必須保持恆定，首先是有賣不完的人力物力資源，其次是有恆定的外部需求。

這兩條都在近年內受到了嚴峻挑戰，2008年世界金融危機，使得西方失去了既往的購買力，引起國內沿海地帶出口定向企業大量破產。爲了解決這危機，中共採用凱恩斯主義，人為製造內需，以巨額投資進行基礎建設，拉動了房地產業，使之成為“龍頭產業”，藉此成功地避開了經濟蕭條，使得GDP保持高速增長，在西方世界一片狼藉之時一枝獨秀，欣欣向榮。

然而這不過是飲鴆止渴，把危機往後推而已，以增加投資作為提升GDP的手段，固然人為推動了經濟，也造出了一定的就業機會，然而它潛在的惡果是多重的：

1）超前建設，過度投資，不考慮經濟回報率與後續發展，在並無需求的地方大量建造高速公路、高鐵、機場等等，實際上是一種“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洋躍進，不但短期內沒有回收投資的希望，而且使得政府或有關國企為此負債纍纍。

2）政府不但沒有通過扶持民企，將財富轉移到百姓手中，造出真正的內需，反而通過興建只有大型國企才能承擔的基礎建設項目，將國企“做大做強”，惡化了“國進民退”的既有趨勢。在銀行信貸上，政府對國企與民企實行雙重標準，使得民間資金極度短缺，不得不靠民間高利貸經營，中小企業因為無利可圖，紛紛將資金轉入房地產投資，進一步惡化了這一趨勢。

3）以國家權力造出了“房地產危象”，住房供應遠遠超出了真實的居住需求，房屋的大量生產與價格飆升不是由居住需求推動的，而是為地方政府“賣地致富”與民眾“買房保值”、“買房投資”的欲望所驅動。據我一點區區管見（毫無統計資料，只是道聽途說，管窺蠡測），國內現在的房子不是供不應求，而是供大於求，如果實行“打土豪，分住宅”，則城市居民每家能分到起碼一套住房，其平均居住面積未必會小於歐洲國家。正因為需求主要來自於投資（約等於投機）心理，它必然會在投資前景欠佳時出現萎縮，而一旦萎縮後必然一發不可收，與股市崩盤無異——擁有投資房的人為避免更大損失，急着在價格初步下跌時出手，進一步推動價格下跌。

綜上所述，政府的宏觀調控，本來應該是“國退民進”，通過政策槓桿，扶植民企壯大，扭轉財富集中於國家的既有趨勢，將財富轉移到民間，提高人民購買力，增大消費在GDP中的份額，如此製造出來的內需，才是真實的內需。可政府卻反其道而行之，以國家投資來推動經濟增長，維持表面繁榮，如此人為製造出來的內需是虛幻的，不可持續的，遲早要萎縮，也無助於產業升級。

妨礙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最主要的因素，還是“低人權優勢”已經逐漸喪失。清朝康熙年間，江南科場舞弊案爆出後，江南士子大嘩，將“貢院”二字改成“賣完”。依愚見，未來10-15年內，這兩個字也就是中國的寫照，無論是人力還是物力資源，都已經賣得差不多了。

物力資源就不必說了，中國本來是資源小國，禁得住如此狂賣幺？要繼續充當世界工廠，就只能走上發達國家的老路，去海外建立經濟帝國，掠奪別國的資源。近年來中國也逐漸在向這個方向發展，開始挺進非洲與南美。但考慮到中國“內戰內行，外戰外行”的悠久民族傳統，尤其是國人敢於並善於引起別國人極度厭惡憎恨的特殊稟賦（看看鄰國諸如外蒙、哈薩克、越南、朝鮮等國人民對中國人的深仇大恨，立即就能洞見中華民族［約等於漢族］的這一優秀質量），以及中國現行制度引起的他國的天然排斥，我不認為它能在這條路上取得偉大成功。

人力資源也夠嗆，隨着通貨膨脹，工資逐步增加，勞力已經不復便宜，外資從沿海地帶逐漸向內地轉移便顯示了這一點。如果人民幣被迫升值，這一趨勢將更加惡化。考慮到運費，在中國投資生產已經不再便宜。如今有的資本家已經察覺了這一點，想把工廠轉移回美國。但已有經濟學家指出，中國勞力成本上升，並不會造成製造業向美國回流，它只會流向勞力更便宜的地區如印度、越南等國，正如當年製造業未從美國回流到英國而是流向日本，再流向中國一般。但不管流向哪個國家，世界經濟發展史已經證明，富國遲早要失去製造業，中國變富後當然不會例外。

勞動人口的老化以及人口下降將更惡化這一因素。它的影響還不會限於提高勞動力價格。據謝國忠估計，10年以後，中國人口將開始下降，屆時房地產價格將會只降不升。他沒說的是，這必然要使得中國進一步失去廉價勞力的優勢，再也無法充當世界打工仔。

因此，在我看來，人力物力資源供應下降，外需萎縮而又無法製造出真正的內需來代替，就是限制了中國經濟持續發展的兩大瓶頸。這兩大難題都不是極權政府可以用既往的動用國家權力扛死馬的方式解決的。歐客網友和凌華網友的樂觀主義似乎都不能成立。

例如歐客網友認為，類似問題西方也存在。確實如此，歐洲的形勢比中國還糟，美國也好不到哪兒去，但這並不是中國希望所在。相反，它只惡化了上述外需問題，無助於他提出的“開拓海外市場”。至於他認為基礎設施和房地產的投資空間尚未飽和，則我認為與真實情景不甚符合。現在國內一線城市的房價已經開始下跌，而且跌幅相當之大。謝國忠認為，房地產泡沫已經破滅，2014年房價將下跌50%。即使情況沒有他估計的嚴重，哪怕只下跌百分之二三十，或僅僅是徘徊不前，那對中國經濟來說也將造成沉重打擊。

事實上，政府業已看到了房地產過熱的惡果，否則也就不會推出限購令了。但政府面臨的兩難是：房價既不能再漲，又不能不漲。房價若再漲，就會把越來越多的資金吸進去，將泡沫做大做強，泡沫越大，一旦爆破後，對整個國民經濟的打擊就越沉重。但房價若不漲，因為租售比太低，房產就會失去投資價值，持有者就會脫手，引起房價下跌。房價一旦下跌，國民經濟的“龍頭產業”也就垮了，不但地方政府將失去最主要的生財之道，投資者損失慘重，而且上游產業以及一系列相關產業，諸如水泥、鋼筋、玻璃等建材產業、裝修行業等等都將陷入蕭條。

那麼，中國經濟是不是如慣於危言聳聽、招搖撞騙的毛左“經濟學家”郎咸平說的那樣，馬上就要崩潰，或甚至是業已破產（那爛騙子危言聳聽到這個地步，居然說中國每個省都是希臘）？非也。

在我這誠實的超級外行看來（對偽經濟學來說，誠實比所謂專業知識更重要，更何況郎某人究竟有多少專業知識，連我這超級外行都蒙不了。他之所以能在弱智之邦跋扈，全靠愚民抬轎），極權制度相當於民主制度的一大優勢，是它應對危機的能力，此所以民主國家遇到危機時，都或多或少要採取仿效極權國家的手段。戰時經濟管制就不用說了，即使是在遇到重大經濟危機時，民主政府也會以國家權力干預經濟，諸如將大銀行國有化，開動印鈔機將大企業bail out等等。連民主國家都如此，難道擁有巨大權力的中國政府會坐視經濟垮掉不成？他們一定要動用手中擁有的巨大資源托市，或乾脆下令凍結房價，使得中國的房產業泡沫不至於如日本那樣，在瞬間內爆破。

但這不是說凌華網友的樂觀主義態度就有充分依據。竊以為，改革開放前國企確實都是“殭屍企業”，可政府就是因為扛死馬扛得脫了力，再也扛不下去了，才不得不搞改革開放。說穿了，所謂“改革”，就是政府卸包袱，實行部份私有化；而所謂“開放”則是請外國資本家恢復對中國的“經濟侵略”。所以，當年中國經濟起死回生，不是因為政府善於扛死馬，而是因為人民重獲了有限的創業自由，帝國主義分子獲得了超過歷代的“經濟侵略”自由。

如今中共面臨的危局卻與當年根本不同，不再是當年用過的手段可以解決的。政府扛死馬當然有效，卻不能從根本上消除危機，只能將其轉為慢性。例如在政府強有力的干預下，房地產泡沫雖不至於在瞬間內爆破，引出急劇的災難，但也無從解決，只會慢慢萎縮。廣而言之，這大致就是未來十年內的中國經濟的走向——由高增長逐漸趨於停滯，但不大可能出現戲劇性的崩盤。

即便如此，這對中共統治者來說，也是可怕的噩耗，蓋中國的社會結構與西方不同，缺乏維穩軟件。維持社會穩定除了武力鎮壓外，就只能靠經濟持續增長，這就是“發展才是硬道理”的真實涵義。這種野蠻社會根本就沒有防震功能。美國政府可以聽任示威民眾占領華爾街，中國政府卻絕對經不住讓百姓占領天安門廣場。經濟一旦停滯，人民一旦喪失不斷改善生活的盼頭，麻煩就來了。到時人民就會失去對貪污腐敗、貧富兩極分化的耐受力，騷亂將此起彼伏，令中南海坐臥不安。社會動盪雖不足以推翻我黨，卻有可能加劇黨內鬥爭，引出大亂。

這就是本超級外行老爺爺對未來中國10-15年的經濟發展前景的預估，很可能不能成立，尚待內行批判（如果說經濟學真有內行的話）。

有鑑於此，本人對中國的改革前景持謹慎樂觀。在此順便對諸位網友討論的革命問題作個回應。

諸網友的發言中，我覺得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北徙網友的觀點，他認為，公開放棄革命將導致改良沒指望，大家只能混吃等死了。反革命網友所謂“革命的本質”，只是20世紀中國歷史的總結。把某段特定的歷史經驗認定為亙古永真的定理，有點不保險。大多數中國人在青少年時期就被灌輸了革命天然正當的觀念，這當然有很大的問題，但是徹底走到另一個極端，視革命為洪水猛獸，罪惡之源，就真的萬無一失嗎？

這看法在革命青年中有相當代表性，本反革命老爺爺認為，這種意見其實含有許多誤識：

1）歷史經驗反映的是某種必然性，並不是“狹隘經驗論”。“革命必然導致災難”，是反革命論者根據古今中外反覆出現的現象總結出來的普遍規律。何以必然如此，我已經在舊作中作了無數次解釋，此處不贅。這規律與“從帝國大廈頂上跳下來必然會摔死一般”，當然不能在所有的時空中都成立。但在同一社會的人文傳統與民智未發生本質性變化的情況下，它應該是成立的。即使有出現例外的可能，我們也不能輕易去以試錯方式證偽之，這是知識分子最起碼的責任倫理。

2）革命並非改革的前提，也不是引發改革的催化劑，以“革命促改革”是普遍錯覺。歷史經驗表明，統治者進行政治經濟改革，常常是內外交困的結果，與人民鬥爭無關。相反，人民的鬥爭常常反而會嚇得統治者放棄改革，改用鐵腕鎮壓。

3）不鬥爭，“混吃等死”，社會照樣有可能進步。比起暗無天日毛時代來，後毛時代出現了翻天覆地的社會進步，而這並不是人民鬥爭出來的，是統治者違反草根人民的意願，強加給全社會的。如今公民享有的經濟自由不用說，咱們能輕易越獄，跑到海外來，在此地奢談國事，盡情抨擊中共統治者，就是毛時代根本無法想象的政治自由。即使是在國內也罷，去《凱迪》、《天涯》甚至《強國》上看一眼，就足可洞見“新舊社會兩重天”。在毛時代，在那些論壇發言的許多人都得被割了氣管，押赴刑場，執行槍決，家屬還得交5角錢的子彈費。更不用說今日小青年的文明覺悟，是毛時代的老中青加在一起也無從夢見的。否認這一巨大進步，甚至硬要說現在比毛時代還黑暗、還反動，是無視最起碼的事實（這不是本區網友的觀點，但持此論者頗有人在）。

4）本老爺爺無知，還從未聽說過世上有“必要的革命”。相反，我知道的革命，全都是不必要的。例如毛時代乃是最需要革命的時期，可惜舉國無一革命志士，只有誠惶誠恐、歌功頌德猶恐不及的順民（包括方勵之夫婦在內）。好容易熬到改革開放，老鄧把一些基本的權利還給人民，人民反而要起來鬥爭了，以致經濟改革幾乎流產，而政治改革從此凍結。這是因為人是賤貨，哪裡有壓迫，哪裡就沒有反抗，壓迫越劇，反抗越弱，反抗都是在減壓時出現的，托克維爾早就在《舊制度與大革命》中揭示過這一光輝真理了，雖則本老爺爺是獨立發現這一事實的。

5）因此，沒有什麽“改革與革命賽跑”一說。不是革命引出改革，而是改革引出革命，革命斷送改革，不是造成無從收拾的持續亂局，就是導致強人統治（後者常是前者的歸宿）。

6）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期盼的，無非是在中國民主化，而民主社會要能建立起來，必須具備軟硬前提，硬前提是國家法治化以及威權機器的中立化，而軟前提則是公民具有高度的契約精神、妥協精神與權利意識。這些都只可能以和平手段建立，恰與暴力革命的精神南轅北轍。因此，以暴力革命求民主，完全是緣木求魚。

7）英美之所以能避免以暴易暴的惡性循環，建立持久工作的民主制度，是因為它們有一個富於契約精神與妥協精神的高度理性的精英階層。中國實行民主化的唯一希望，是培育出類似的精英階層，暴力革命只能適得其反，批量製造匪徒與痞子。

8）這就是我何以要寫出洋洋數十萬言的《反革命書》，其主要的目的，就是試圖在中國催生出這樣一個理性的精英階層，使中國得以脫出以暴易暴的永恆循環。

以上其實是我與胡平辯論時要說的話，只是因為是口頭辯論，難免有所遺漏，在此補足。之所以要在這裡重複，是因為我判定，未來10-15年內，因為經濟陷於停滯，社會危機加深，黨內鬥爭激化，中共有可能再度實行政治經濟改革。若這種好事發生，則我深切希望中國精英到時能夠成熟些，理智些，不要賤民綜合徵再度大發作，又一次blow那幾十年難逢之機。

2011年11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