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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叫海洋,今年46岁,满族。父母之所以给我取名叫海洋,就是想让我能如海洋一般浩瀚宏伟,然而我辜负了他们,虽然在刻苦的努力下考入了中央民族学院,但那一年的一场学运风波将我的前程葬送了。今年是六四25周年,这25年来,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当年的事情到现在仍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那场本可以避免的流血内斗还是发生了,如今想来还是觉得触目惊心。
去年一次与王正云的偶遇,让我觉得释怀,他说他被释放的这些年,一直在经商,虽然没有多么的风生水起,而且多数时间还在公安机关的监视下活动,但他活得心安,也觉得踏实。听着他平淡无奇的叙述,我也算平复了一些当年的伤痕。而这场学运内斗就是要从结识王正云开始说起,王正云是苦聪人,与我同岁,也许就是因为有眼缘,我们在入学后的一次见面中,通过长达1个小时的交谈后就成了好朋友。王正云当时在学生堆里小有名气,而我就是他的追随者之一,他也愿意跟我分享一些所谓的秘密。
学校的一次外联活动,我们结识了杨涛,他比我们小,是北京大学历史系学生,同时也是当时那场学运领头人之一王丹的同班同宿舍同学。后来王正云通过杨涛的引荐,结识了王丹,虽然我与王丹接触不多,但我从王正云处得知,杨涛和王丹的关系匪浅,他们是一同组办“民主沙龙”、“北大筹委会”的首批常委,又同时担任“北大筹委会”和“北高联”的主席。当时,杨涛作为王丹的密友,他们经常组织外联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联合除了北大以外的学生支援,除了我们中央民族学院,还有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等等。当时的情形,王丹和杨涛都可以成为领导者,而王丹之所以站在第一线脱颖而出,除了因为杨涛为人低调不喜张扬外,还因为王丹的背后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港支联,当时的名字是:全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简称:全支联)。当时的全支联在这些学运领袖的学生里选了几个学生代表,在他们的背后利用金钱、出国等条件作为诱惑力,让他们领导学生组织对抗运动,所需的物资和款项都由全支联提供。而乌尔凯西、柴玲作为另外两名学生代表,与王丹形成了三足鼎立之势。一件事虽然他们三个都参与讨论并共同决策,但当各执己见时,争吵是在所难免的,而当时那场流血事件完全是他们互相争权夺利的结果。
当时,杨涛与王丹商议,如果学生静坐不能产生很好的效果,那么就采取鼓动学生全体撤出广场,继而发起“空校运动”再对当局进行逼近,迫使政府答应他们的要求。也正是这一想法直接导致了那场流血事件,王丹在会议上提出了这个运动的目的与想法,但得到的却是乌尔凯西和柴玲的强烈反对,乌尔凯西要将静坐坚持到底,王丹却要坚持己见。柴玲则担心一旦二人的计划成功,则谁成功谁势必在学生心中占据了第一的位置,同时也会得到港支联的更多信任,她怕因此影响自己在港支联的前途,于是柴玲提出要以她为首发起各项运动，另外两人自然不会同意。就这样,三人僵持不下,各自回去后,联络各方同学兼好友为自己投上赞成票,拉帮结派就此开始,跟随学运的学生很快就分成了三股势力,在6月3日这一天傍晚的学生广场静坐,这场内讧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三人继续为自己的利益开战,跟随他们的学生自然分成三面,口耳相争升级成了武力对抗,跟随学运的学生为了表示对王丹等人的衷心,开始跟着一起辩驳,一个不忿的动作造成了两个人的撕扯,就这样局势一发不可收拾,愈来愈多的学生加入战斗,直至4日凌晨,几方混战,相互都有流血伤亡。大陆政府可能看到这样的局面,开始出动人员控制,最终带不了一些涉事主要人物,并处理了流血伤亡的学生,控制住了局面。很多人都付出了代价,被开除学籍,被关押,被通缉,但这流血事件总算结束了。我没有例外，也被带进警局做了训诫，后来被开除学籍，一生的前程就这样画上了句点。
当港支联得知这件事情后,十分焦急,然而这一仗给了港支联机会,后为了挽救他们扶持的王丹、乌尔凯西等人,港支联想了个一箭双雕的伎俩,受益他们将这次流血事件的始作俑者推向大陆政府,这样一方面可以继续支持他们对抗政府进行民主运动,一方面可以使中国政府在世界上失去信誉。在港支联的运作下,被释放的王丹、乌尔凯西和柴玲等人陆续逃出了中国大陆,
前不久,王丹通过秘密方式跟我取得联系,希望我在六四纪念25周年之时,与他们里应外合,做一场惊天动地的大事情。在我询问为何他不找当年那些有影响的人物时,王丹表示当时的重要人物凡是在大陆生活的,如今都在警方的监控之下,想有点儿作为是不可能的,所以才费尽力气找到我们这些当年的跟随者。他是否还秘密找过别人,这我不清楚,但我想再折腾了,这把半百的岁数也折腾不起了,所以我婉拒了他,末了他还说我会后悔的。想来,我估计自己再也没有后悔的机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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