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在北京部分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悄然诞生，王璐便是其中之一。在患者逝世之际，这些“协调员”负责向家属普及器官捐献的理念，并最终协助完成捐献流程。同时，他们还会奔走在各医院之间，为ICU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捐献来源。

北京佑安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王璐。新京报记者 薛珺 摄

　　公众接受度大幅提高，但器官移植供需缺口明显
　　清明将至，一则视频在网上悄然走红。视频的主人公叫王璐，来自北京佑安医院，她从事的并非普通救治诊疗工作，而是一份跨越传统的医者界限、触及伦理层面的“新职业”。
　　近年，在北京部分医院，“器官捐献协调员”悄然诞生，王璐便是其中之一。在患者逝世之际，这些“协调员”负责向家属普及器官捐献的理念，并最终协助完成捐献流程。同时，他们还会奔走在各医院之间，为ICU里等待器官移植的患者寻找捐献来源。
　　在全国，首批协调员设立至今已近7年，他们推动并见证了遗体器官捐献观念的演变。去年以来，包括深圳女童罗一笑、媒体人曲昌荣、“椰子姑娘”等，这些被记住名字的逝者，都与器官捐献相关。
　　最新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共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4080例，捐献大器官11296个，较2015年提高近50%，年捐献量居世界第二。不过，在每年有2万人等待新的器官以延续生命的当下，我国器官移植供需缺口依然明显，这些协调员们，可谓任重道远。
　　“我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
　　在佑安医院ICU病房里干了5年之后，医生王璐“改了行”。
　　那是2010年，我国首批“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诞生，佑安医院也开设协调员岗位。这些协调员多为来自各科室的医务人员，主要任务包含识别捐献者、与家属进行沟通、协助完成整个捐献过程。
　　王璐协助捐献出的第一颗肾脏，来自一位11岁的浙江女孩。
　　2012年春节，女孩来京与打工父母团聚时，被开卡车的父亲倒车时撞伤头部，造成严重的脑外伤。女孩在佑安医院ICU接受了两周治疗，因伤情严重于事发后第15天失去生命体征，全脑死亡。
　　王璐记得，女孩去世那天上午，她的父母哭得撕心裂肺，本该向夫妻俩提出器官捐献的王璐一句话也说不出口，但是到了下午，他们主动找到王璐，同意捐献。“很想回报社会点什么。”在王璐的帮助下，夫妇俩在同意书上签了字。他们说，想通过这样的方式，让女儿留在北京。
　　当时，主动为逝者捐献器官的家属还不多见。王璐记得，捐献当天，很多医生赶来为女孩送别，许多人在现场泣不成声。
　　这位女孩所捐献出的肝脏、肾脏、角膜总共拯救了三条生命，让两人重见光明。像这样的器官捐献案例，近7年来王璐一共完成了30多例。“我救不了你的全部，但希望能救下你的一部分。”王璐说。
　　被同行驱逐的“协调员”
　　拥有ICU大夫经历的王璐，比常人更能直观理解“器官捐献”的急迫。她说，自己在ICU见过很多患者，包括一些年轻人，都在等待匹配的移植器官，有的就在等待中死去。
　　不过，这份新工作远没有她想象中那么顺利。
　　在北京各个医院的ICU病房，每天都有患者因救治无效逝世，“潜在待捐”案例便存在于这些患者之中。王璐需要奔走于北京市各大医院，向同行传播器官捐献理念，并争取合作机会。但在最初，即便是她的医生同行，不认可的也不在少数。
　　她曾不止一次被同行当面“驱逐”。
　　有一次，王璐前往一家大医院，想与相关负责人商谈器官捐献的事情，等候所有患者就诊完毕，她上前刚说了开场白，对方便回敬了干脆的两个字“出去”。
　　还有同行质问她是哪个科室的医生，直言“我这儿是救人的，你是来干嘛的”，似乎她玷污了医生救死扶伤的职业荣誉。
　　最难过的时候，王璐曾哭着跑回佑安医院。她说，自己作为一名年资不低的大夫，没有想过有一天会被人“像赶垃圾一样赶走”。
　　面对逝者家属，王璐遇到过更加激烈的拒绝。
　　佑安医院曾有一位女性患者脑瘤晚期放弃治疗，丈夫想捐献妻子的器官，但是处于悲痛中的患者母亲反应强烈，知道此事后在办公室将王璐骂了近两小时，认为医院没能将女儿救活、还想摘取女儿的器官，“良心都被狗吃了”。
　　家属质疑“只是想要患者器官”
　　器官捐献必须取得逝者父母、子女、伴侣等亲属的同意方能进行。来自佑安医院的统计显示，2016年，该院共接到近300个捐献电话，初筛通过后协调员外出共190多次，其中只有40多例达到待捐状态，最后成功捐献仅20余例。
　　在通过初筛的190多人与达到待捐状态的40人之间，有150多人最终放弃捐献，多半是因为家属不理解。“只要家属有意愿，来一个家属协调员就去讲一次。”王璐说，为一个案例跑上四五次是常有的事。
　　北京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记得，去年4月，一位51岁的高血压患者因严重脑出血而脑死亡，医院协调员取得了其子女的同意，但患者的伴侣却不能接受，理由是“不能让老伴在阴间缺肝少肾”。
　　家属的不理解，除了源自对亲人罹难的悲痛情绪、新旧观念的激烈碰撞，还包含对这些“协调员”动机的怀疑。
　　同为协调员的北大人民医院肝胆外科主任医师高杰说，他曾被家属质疑“只是想要患者的器官、因此不会全心全意救治患者”。
　　除了家属的因素，另一重“考验”还包含对捐献者的身体评估。按照要求，捐献只能发生在捐献者死亡之后、器官衰竭之前，且捐献者需要符合一定标准，包括年龄低于60岁，原发病为脑外伤、脑出血、颅脑肿瘤等脑部疾病，且无恶性肿瘤、传染病、吸毒史、嗜血细胞综合征等禁忌症等等。
　　“单枪匹马”变团队作战
　　为了提高器官捐献的成功率，医院及协调员们也各出“大招”。王璐说，为了与家属更好地沟通，协调员们曾专门出国学习过包括肢体语言在内的交流技巧。
　　但在王璐看来，这些“技巧”能够更好地帮助家属理解何为器官捐献，却很难改变家属的固有观念。普遍来说，受教育程度较高、年龄较小、城市的居民，要比受教育程度较低、年龄较高、农村的居民更能接受器官捐献。
　　这些年，社会观念也在不断转变。国家卫计委曾表示，2010年前后，我国公民逝世后捐献的器官占到器官来源总量的比例几乎为0。而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提供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3月26日，中心已见证成功捐献10986例，救治器官衰竭患者30213名，有229144人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王璐的直观感受是，相比2010年，公众对器官捐献的接受度提高了不止1倍。一开始，被患者和医生拒之门外是家常便饭，现在王璐每周都能接到主动咨询及提供线索的电话，佑安医院的协调员也从她“单枪匹马”变成了9个人的“团队作战”。
　　医院ICU应与OPO建信息系统
　　根据国家卫计委公布的名单，全国有165家医院被批准开展人体器官移植项目（不包括心脏死亡器官捐献试点医院），北京有20家，其中佑安医院、友谊医院、北大人民医院、协和医院、安贞医院等均设立了协调员岗位。
　　中国人体器官捐献管理中心业务部副部长高新谱介绍，器官捐献刚开始试点时，全国仅有协调员100多名，截至2015年，这个数字超过1500名，已经翻了15倍。
　　不过，这个数字仍显不够。虽然不少三级大医院设置协调员，但潜在捐献案例不仅出现在三级医院的ICU中，还可能出现在二级、一级医院。想要协助捐献更多器官，协调员不得不一家家搜寻，但是这种搜寻耗费人力物力、往往收效甚微，即便运气好“撞上”了案例，也可能错过最佳捐献时间。
　　友谊医院人体器官捐献协调员吴平透露，尽管友谊医院整体移植例数每年高达上百例，但其中捐献移植仅占10余例，平均每年仍有100多位病人在排队等待肝移植，器官需求与供给严重失衡。为此，医院的8名协调员手机24小时开机、随时准备赶往各医院ICU接触潜在案例，但友谊医院大部分供给器官仍来自外地。现有的8名协调员并不够。
　　2013年，高杰所在的人民医院开始设置协调员，他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主任医师，高杰平均每天会有1-2台手术，肝胆外科多肝癌、胰腺癌等疾病的大手术，一台手术往往就要持续5-6小时，此外，他还要参加医院会议、科研与大学教学，每周一与周四，要出全天与半天的门诊，手术一直排到晚上，由于“忙得连喝水的时间都没有”，前段时间他出现肾结石，高烧且尿血。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他没有更多时间联络一级、二级医院。
　　解决之道在哪里？吴平与高杰认为，单纯增派人手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理想的方式是建立各医院ICU与OPO（人体器官获取组织）之间的信息系统，由各ICU定时向OPO报送患者信息。这种机制下，OPO能够主动掌握潜在案例，不用再一例例搜寻，且能更加及时地介入、与家属进行沟通。（转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