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组“肇事照片”拍摄于2014年8月15日。缺乏具体情境交待的照片，让拍照医生被抬上了舆论的“手术台”，网上的一片指责声就像手术刀一样刺向医生。后来有人解释说，因手术室即将搬迁，这是医生在成功完成手术后拍照留念。

这种特殊情境很快得到网民的理解。但一些站在同情医生角度的舆论开始将矛头指向媒体——认为“媒体不能只顾点击率与影响力，断章取义、无事生非，而是要进一步负起社会责任，还原事实，给大众展现事情的全貌，真正的向全社会传播正能量。”

医患关系缘何屡屡成为“舆论大餐”，而这次拍照事件还被演绎成为了“医媒关系”，这靠谱吗？

医生：职业行为更须严谨

谈及这场在网络舆论场里争得沸沸扬扬的拍照事件，中南大学湘雅附二医院教授赵延述表示，医生在手术室拍照，还是存在职业素质的问题。

他认为，至少应该将病人转移出手术室之后，你再来拍照留念不迟。

他并没有太关注这件事，只是“偶尔在网上瞄了一眼”。对于这些年来不断发生的因医患纠纷而导致的舆论事件，他也表示“习以为常”了，并不认为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他相信，绝大多数人都会相信医生的辛苦。但理解往往需要双向互动，医生也要以自己的职业精神、职业规范和职业态度赢得人们的理解和尊重。

当“拍照”事件持续发酵时，来自医疗行业内部的声音，很多人将矛头指向了媒体。而在赵延述看来，医生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从业者必须严格自律。

医患关系日趋紧张，一些医生的个别行为，例如，乱开处方，小病大治等，抹黑了整个医生群体，也在逐渐稀释“医者仁心”的含金量。作为医生，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做出轻率地超出行业自身的举动，是不合时宜的。

这就像有的舆论所指出的，手术室毕竟不是战场，病人也不是“战利品”，不能像打完胜仗那样大肆庆祝。

赵教授也站在医患双方各自需要做出反思的角度，来理解医患关系为何会一再成为舆论热点。他说，如果要追索医患关系紧张的深层次原因，那必须从制度和文化上来思考问题。

这位三甲医院的骨干专家深切地感受到，中国存在医疗资源紧缺与过度使用的双重悖论。

分层诊疗制度并没有建立，人们即使看一个小病也会涌入大医院，这不仅加重了大医院医生的诊疗负担，也使医生陷入两难境地。

长沙秋实心理咨询中心主任专家丹妮认为，极端伤医者的认知系统大多不够健全，他们一方面偏执地认为医生都是骗子，把医生的善意解读成恶意，另一方面，由于医学素养的不足，不自觉地又把医生神化，认为医生无所不能。在这种矛盾的认知中，当治疗结果与期望不符，暴力往往不期而至。

很多医患纠纷的发生，都是因为少数人因为信息不对称或者缺乏基本的知识素养而导致，既有医院、也有医生还有病人的责任。

“经济水平、医疗制度、医疗技术的局限是医患关系持续紧张的根本原因。”湖南省肿瘤医院党委副书记刘晓红兼任省临床心灵关怀管理专业委员会主委一职，谈及医患关系问题时说：“患者总说听不懂医生说什么，认为医生要害他们，这里面存在信息不对等的问题。但更糟的是，双方理解上的不对等，患者完全把医院当成了医生的敛财之地，而一些看惯了生老病死的医护人员也很少与患者真诚沟通。”

这值得各方深入思考而不是片面指责医院或媒体。

记者：医患关系成为雷区

“现在舆论制造者有一种惯性思维，对于医患关系的报道者，横加指责。在自拍事情上，网络已经形成热点，媒体报道这个事情是没有问题的，但有倾向性的媒体报道会被人批评。”跑口医疗卫生的新华社记者帅才认为，“现在医患问题已经成为媒体报道领域的雷区，一点儿不小心就会引火烧身。”

对于民众对医院的抱怨，帅才站在双方的角度，进行过很多深入和客观的采访报道。她表示，“切忌站在一方立场简单指责另一方。”

2014年6月，帅才的父亲因高血压、糖尿病并发症入院治疗，在医院照顾他的半个月里，她看到病人完整的住院状态，看到医生一点点的关怀和鼓励，可以对病人的心情起到决定性的影响。于是，“我意识到医生对病人的态度十分重要，如何告诉病人病情、安慰病人，更是现在医生可能较为缺乏的部分。什么样的医生是好医生？我以为，真正关心病人的医生是好医生，跟收不收红包没有关系。”

帅才随后在一篇报道中提出：医院和医生是改善医患关系的“主角”。

她描述了这样的状况：“一些病友告诉记者，‘一般一天能见主治医生1分钟，就是早上八点半查房的时候，主治医生带一帮实习医生，在每个病床前逗留一下，问一下病情并询问是否做了检查，没有做就催着做检查。’”

一般来说，每个住院病人都有一个主治医生负责，主治医生上级是主管医生，最上级是科室主任。

而采访中，她了解到，住院病人每周有一次机会见到主任医生，就是治疗科室的主任。在每周的某一天早上，科室主任在一帮主治医生和一群实习生的簇拥下来到病房查房，虽说阵势“浩浩荡荡”，但每个病人见到主任医生的时间每周每次不超过1分钟。而对于排队看门诊的病人来说，最易让人抱怨的就是“113”现象，即排队一小时、检查一小时、见医生3分钟。

帅才援引一位“资深”病人的话描述道：“有点像行为艺术，一帮穿着白大褂的人在某天玩了一个‘秒闪’。她在调查中发现，部分医院医生“秒闪”现象的出现与医院对科室的考核体系，以及对医生的晋升评价体系息息相关。医生的职称晋升制度过于侧重“是否发表论文、是否有科研项目”，导致部分临床医生忽略了病人，一心想着“发论文、找项目”。

显然，无论医患关系还是医媒关系，其中最核心的问题，还在于要构建更透明的信息沟通平台。人们既没有必要谈及医患关系就上纲上线，医院也没有必要责怪公众的语言暴力，而媒体，则当然在客观的基础上，也可能需要审慎评估报道的导向。

正如有人用“危险的自拍”来分析这次医生自拍导致的舆论事件。该文认为，“在习惯性的抱怨制度害人之前，我们都可以多一点职业精神”。

文章也提出一个尖锐课题：“媒体、医生、警察、教师、公务员，这些带有强烈公共属性的从业人员，他们的自拍底线、言论底线到底是什么？”

在作者看来，答案显然是——规范自己的言行举止，不因为见过了太多的事故、做过太多手术、处理过太多命案、见过太多熊孩子、身边太多潜规则就让自己麻木，让自己的工作对象成了一个符号、一个商品……他们都是一个个生命，要时刻提醒自己，尊重每一个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