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与和谐社会
共产党的革命依靠阶级斗争的理论取得了胜利。一是当时阶级对立的情况确实比较严重；二是需要这个理论来争取群众，激发战士们的斗志；三是调和的路线很难统一意志。所以当时的思想方法，对待事物，非好即坏，不容许有中间态度。把一切剥削阶级的人全都视为坏人，一切劳动人民出身的，本质都是好的。就连电影中的英雄一定没有缺点，坏人的长相也一定是丑陋的。否则是“中间人物论”，要受到批判。今天看来十分可笑，可这种思维，这种理论却实实在在统治了几十年。
如果说，在革命战争期间，为了胜利必须统一意志，甚至用了残酷的手段，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在革命胜利以后，还沿着这种思路走下去，想用斗争的方法以达到统一意志的目的，想用压制以实现统一行动，那就不可避免地要犯错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实际上就是不断地用斗争的方式排除异己。“阶级斗争，一抓就灵”就是用“阶级敌人”的大帽子让反对者不敢说话。“阶级斗争”的理论就是不断地在人群中制造对立面。
“和谐社会”是对“阶级斗争为纲”的否定。不是说社会不再有阶级，不再有矛盾，而是要尽量缓和矛盾，使各个阶级和阶层的人和谐相处。这是认识的飞跃，是时代的要求，是执政党应该采取的态度。没有和谐就没有社会稳定，没有稳定就没有经济的高速增长。
现代阶级的分析
不能否认阶级的存在，也不能否认资产阶级的确存在有剥削，但是，也不能否认资产阶级对社会的贡献。商业资本家促进了商品的流通，也促进了生产。工业资本家组织了大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这些资本家是他们行业里的领军人物和组织者，他们创业的同时也增加了就业机会，他们获利的同时也冒有风险。虽然他们的动机是个人的私利，其中一些人也过分地获取暴利和压榨工人，像欺侮民工。但是也不能再次简单地打倒他们，剥夺他们的财富。现阶段的社会，还不可能十分完美。他们出自自私的积极性，只要对社会有利，我们就要容忍。这种容忍是用法律的形式规定下来的。
过去把一切资本家都说成是唯利是图，为富不仁，都是应该被打倒的。而现在的文学电影却又大量地歌颂资本家创业的艰辛，如何有眼光。当然社会上这两种资本家都是有的，也许唯利是图的更多些。无论如何，我们既要看到资本家有对社会做出贡献的一面，也要承认他们有剥削的一面。
在现代，把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作为社会的两个主要阶级已经不十分恰当，但是阶级和阶级矛盾仍然存在也是事实。学者们对当代的阶层有各种分法，自有他们的道理，不过它也很难概括当前的许多矛盾。
对于不同的阶级或阶层，不应该人为地使之尖锐对立，也不应该否认他们之间的矛盾和不同的思想意识。
我们不妨用另一个角度来分析。
自从有人类社会以来，就存在不同的人群。阶级的差别当然是存在的。当前社会更突出的差别表现在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那些有钱的，有权的，有名的，有地位的。弱势群体相反，是无钱无权无名无地位的芸芸众生。这种差别是现实的存在。马克思主义说：存在决定意识，他们的意识是社会存在决定的，不是简单的教育所能决定的。
无论什么群体都有好人也有坏人。一般来说，贪污腐化，行贿受贿多半发生在强势群体当中。弱势群体没有条件贪污或行贿，即使有时给有权的送礼，那多半也是出于无奈。另一方面，偷盗卖淫，黑社会团伙则多半发生在弱势群体当中。
强势群体包括各级政府官员，企业和各单位的头头，明星，精英和社会名流，他们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他们对国家和社会的贡献当然不可否认。同时他们也是富裕阶层的主要部分，是改革开放政策的主要受益者。
弱势群体却是人口的大多数，他们能否实现小康是中国能否实现小康的根本标志，是社会能否稳定的基本依托。也只有他们最痛恨贪污腐化，并且常常表现出对现状的不满。要说依靠群众或群众路线，弱势群体就是基本的群众。
“水能载舟，也能覆舟。”这水就是群众，就是弱势群体。共产党要自救，必须领导和团结这些群众。
弱势群体的社会地位和与强势群体的矛盾
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说得更确切点，是弱势群体的反抗。那些起义的领袖其实并不一定是农民，只不过在封建社会，弱势群体的主体就是农民。历史上诸多起义或暴乱，多半是官逼民反。比如前清时的白莲教，太平天国，义和团都是弱势群体的组织。还有一直延续到解放前的青洪帮，也是弱势群体的组织。
由于这些弱势群体组织，没有明确的正确的指导思想，那些领袖又往往利用迷信来笼络民心。有的竟蜕化为黑社会，如青洪帮。
革命的力量也利用弱势群体，因为弱势群体是在社会底层，受压迫最深，最愿意改变社会现状，也是人数最多的群众。在共产党执政以前，党的干部和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无几，能和群众打成一片，能代表群众的利益。但是在执政以后，地位变了，干部们成为官员，成为强势群体，他们与弱势群众的关系自然拉开了距离，成为弱势群体的对立面。
许多人原先也是群众，一旦当官，思想就会发生变化，与群众的思想感情越来越远。因为这是“存在决定意识”，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教育和自律可以改变一部分人，但不是总有效。
现在许多官员特别害怕群众闹事，实际上也就是害怕群众。因为他们已经不再代表群众了。他们不关心群众的利益，尤其是那些贪官们，他们与群众（包括基层的党员）的利益是对立的。贪官们最害怕的就是群众自己组织起来。一旦发生闹事，就把头头们抓起来。这就使社会矛盾越来越尖锐。
干部与群众的冲突实质上也是利益的冲突。越是基层的干部，这种利益的冲突就越明显。例如，中央与农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央面向全国，知道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问题不解决，发展和稳定都是问题。但是，村官和农民的利益却常常直接矛盾。例如有的贫困农村，村官住在城里，开汽车到农村上班，他们就是靠各种恶劣的手段去剥削农民。低层官员想自肥就只有欺侮压榨底层的人民。高层官员想自肥，手段就更多和更隐蔽。
群众没有组织起来，不能正面抗争以维护自己的利益，只能发发牢骚，把不满埋在心里。一旦有一点机会，就可能自发地聚众闹事，发泄不满。闹事可能聚合起几千人甚至几万人。又因为没有组织，这种发泄极可能变成一场破坏性的事件，如围攻公安局，烧汽车，甚至打死人。于是又抓人，事端暂时镇压了，却不可能平息群众的不满。形成了恶性循环。
为什么不能团结群众，领导群众？因为这些官僚的利益是在群众的对立面。两次天安门事件都说明党没能领导群众，团结群众。
党要领导群众必须把自己放到群众中去。党也只有掌握了群众，才能保持社会的稳定。党如果真掌握了群众，成了群众的贴心人，那还有什么可害怕的呢？即不必害怕动乱，也不必担心选举，而且一切贪腐都在群众的监督之下，将无处藏身，那时才有真正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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