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註：本文以前曾發表，近發現當時後一部分被遺漏了，現重新發表如下。）

歷史上許多農民起義，說得更確切點，是弱勢群體的反抗。那些起義的領袖其實並不一定是農民，只不過在封建社會，弱勢群體的主體就是農民。歷史上諸多起義或暴亂，多半是官逼民反。比如前清時的白蓮教，太平天國，義和團都是弱勢群體的組織。還有一直延續到解放前的青洪幫，也是弱勢群體的組織。

由於這些弱勢群體組織，沒有明確的正確的指導思想，那些領袖又往往利用迷信來籠絡民心。有的竟蛻化為黑社會，如青洪幫。

革命的力量也利用弱勢群體，因為弱勢群體是在社會底層，受壓迫最深，最願意改變社會現狀，也是人數最多的群眾。在共產黨執政以前，黨的幹部和群眾的生活水平相差無幾，能和群眾打成一片，能代表群眾的利益。但是在執政以後，地位變了，幹部們成為官員，成為強勢群體，他們與弱勢群眾的關係自然拉開了距離，成為弱勢群體的對立面。

許多人原先也是群眾，一旦當官，思想就會發生變化，與群眾的思想感情越來越遠。因為這是“存在決定意識”，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教育和自律可以改變一部分人，但不是總有效。

現在許多官員特別害怕群眾鬧事，實際上也就是害怕群眾。因為他們已經不再代表群眾了。他們不關心群眾的利益，尤其是那些貪官們，他們與群眾（包括基層的黨員）的利益是對立的。貪官們最害怕的就是群眾自己組織起來。一旦發生鬧事，就把頭頭們抓起來。這就使社會矛盾越來越尖銳。

幹部與群眾的衝突實質上也是利益的衝突。越是基層的幹部，這種利益的衝突就越明顯。例如，中央與農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央面向全國，知道占人口大多數的農民問題不解決，發展和穩定都是問題。但是，村官和農民的利益卻常常直接矛盾。例如有的貧困農村，村官住在城裡，開汽車到農村上班，他們就是靠各種惡劣的手段去剝削農民。低層官員想自肥就只有欺侮壓榨底層的人民。高層官員想自肥，手段就更多和更隱蔽。

群眾沒有組織起來，不能正面抗爭以維護自己的利益，只能發發牢騷，把不滿埋在心裡。一旦有一點機會，就可能自發地聚眾鬧事，發泄不滿。鬧事可能聚合起幾千人甚至幾萬人。又因為沒有組織，這種發泄極可能變成一場破壞性的事件，如圍攻公安局，燒汽車，甚至打死人。於是又抓人，事端暫時鎮壓了，卻不可能平息群眾的不滿。形成了惡性循環。

為什麼不能團結群眾，領導群眾？因為這些官僚的利益是在群眾的對立面。兩次天安門事件都說明黨沒能領導群眾，團結群眾。

黨要領導群眾必須把自己放到群眾中去。黨也只有掌握了群眾，才能保持社會的穩定。黨如果真掌握了群眾，成了群眾的貼心人，那還有什麼可害怕的呢？即不必害怕動亂，也不必擔心選舉，而且一切貪腐都在群眾的監督之下，將無處藏身，那時才有真正的民主。

（參考 “組織與招募反腐志願軍”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