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郭沫若写了一篇“甲申三百年祭”，回顾了李自成的成功与失败。最大的历史教顺就是当初的英雄李自成，一旦夺取了政权之后，就开始腐化。应了中国的一句古话：“富贵生淫欲，贫贱起盗心。”这句话固然未必完全正确，但是它反映了一个朴素的真理，就是人的社会地位，决定了人的意识。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基本思维。

        在中共取得政权的前夕，有一个民主人士问毛泽东，如何避免这历史的轮回，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怎么能防止腐化？毛泽东当时回答说，我们有一个防止腐败的办法，就是民主。

        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在全国胜利前夕提出了著名的“两个务必”。这就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 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他告诫全党要防止糖衣炮弹。

        当时毛主席还头脑清醒。可惜，历史的演变并非如此。

        让我们简单回顾一下历史。在延安时代，由于物质的极端匮乏，毛主席的衣着与士兵差别不大，干部都能廉洁，与国民党的腐败形成鲜明对比，正因为如此，共产党颇得民主党派的拥护。打败国民党如推枯拉朽，国民党实在是毁于自身的腐败。

        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要维持干部的平民化，既无必要，也不现实。尽管在五六十年代，基本上杜绝了贪污，但是干部的特权，特殊化，却无法避免。就是毛主席本人，何尝不是特殊化, 只有他做到了“各取所需”。他提倡供给制，所谓共产主义萌芽。但是物质贫乏，供给制不可避免的分成许多等级，使特权成为制度。除了衣食之外，住行都是按等级。

        不仅如此，物质匮乏时高干有特供，高干的子女可以进北大清华，可以留学，等等。高干子女中普遍有优越感，当然也有教育得好的，尤其在文革中，许多高干子女也到农村中受过苦，还能体悯民情。

         80年代以后，改革开放，贫富两极分化，社会分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官员们有权，自然居于强势地位。强势群体中的大款和高官“富贵生淫欲”，情妇或包二奶，早已见怪不惊。当今官员的贪腐，早已是街谈巷议，莫不切齿。毛主席告诫的“两个务必”，何尝实现过。

         我并不否认确实有一些真心“为人民服务”的虔诚的党员，如受大家称赞的中央的平民领导。我也不否认教育和自律很有必要。但是，单靠教育和自律就能净化官员们的思想品质几乎是不可能的。有太多的事例可以证明，地位变了，慢慢地思想就会变。就是品质好的群众，被选为基层的领导之后，许多人不出几年，思想就开始脱离群众。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时代，污泥遍泥的时代，往往上下左右的客观环境就促使其变。真能“出污泥而不染”的可谓凤毛麟角。

         美国的贪官固然比中国少，但是高官与财团勾结的事例却绝不少见，只是做得隐蔽和披上合法的外衣而已。陈水扁高喊反对黑金争取选票，上台后贪腐依旧。

         所以说，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地位决定一个人的思想，是无法避免的事实。尽管有许多前车之鉴，尽管郭沫若写了“甲申三百年祭”，尽管毛主席说了“两个务必”，无法改变当官的与群众拉大距离的趋势，势必最终不能代表群众。

         高官是否应该比平民的生活水平高？我认为应该。是否应该有较高的荣誉？我认为应该。就是说他们应该得到名利，因为他们的贡献高于普通平民（当然不包括贪官污吏）。要求他们完全和普通群众一样，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此脱离群众就难以避免。

        脱离群众当然不等于贪污，但是一旦脱离群众，就难免想追求更大的个人利益，一旦个人主义膨胀，也就成为贪腐的前奏，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为了防止贪腐，就必须有另一种强有力的力量去阻止这种贪腐的趋势。

         所以监督比选举更重要。

         由广大群众来监督比另一个政党（他们不过是强势群体中的另一部分）来监督更有效。

         广大群众必须组织起来才能发挥作用，那么必须有他们自己的党，这似乎成了一个怪圈，还是需要一个能监督政府的党。所以，最好是有一个不是追求执政的，密切联系群众的，永久的在野党。党内德才兼备的人当然可以进入政府，但是进入政府之后，他的地位也随之改变，那么他就应该在组织上离开这个党。这就是我所表述的党政分离。

         党政两只手，社会更能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