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噩梦”和“改革噩梦”

有的人认为文革是一场噩梦，有的人认为改革是一场噩梦。

有的人亲身经历了文革期间的荒诞、混乱、压抑、恐怖和血腥，无辜死亡的以百万计，不仅有如刘少奇彭德怀等等高官政治人物，还有许多知名的艺术家，作家，科学家，以及更多的普通群众和在武斗中丧命的人。有此经历的人理所当然认为这是一场“文革噩梦”。

另一些人经历了改革开放，看到了另一种混乱，贪官污吏横行，贫富两极分化，社会道德沦丧，种种腐败和不公，他们也理所当然地啧有怨言，认为这是“改革噩梦”。

这两部分人大概占了中国人口的大部分。要全面了解社会的现状，就必须了解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思想感情和政治倾向。必须承认差别的存在。

不同的人群

从年龄划分，大抵上老一代的人都有文革情结，对文革持肯定态度的极少，也包括当年开始是激进的红卫兵后来成为上山下乡的知青。只有那些极左的和曾在文革中得势的例外。年轻的一代没有文革的经历，听到的也都是父辈们的讲述，没有切身体会。反倒是有不少人因为对现状不满，只从当时的文章上看到打倒走资派，铲除官僚特权之类的革命口号，以为文革是正确的。

从社会地位看，在改革开放以前，那时的人群按阶级划分，只有工、农、知识分子、革命干部，（被打倒的地富反坏右已被列于另类）。知识分子和干部是被冲击的主要对象，在文革中受苦最多，他们绝大多数是否定文革的，即使在文革中一直未被打倒的干部如叶剑英李先念也否定文革，只有不得人心的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极少数例外。而普通工农大众，尽管也对文革的混乱和贫穷不满，总的来说在文革中受到的直接冲击较少，而社会地位却相对较高，至少在口号上是“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比知识分子神气。

在改革开放以后，最得益的恰恰是那些在文革中受压的阶层，即老干部（主要是其子女）和知识分子。工农普通老百姓虽然生活也有改善，但社会地位相对下降，还有过去没有的失业之虞，因此不少对现状不满，尤其对官僚中的腐败深恶痛绝。

我听到一个老工人说：“过去工资是低，可是平等，上学不要钱；现在工资是高了，反而上学上不起，看病看不起。”这是非常典型的观点。

应该补充一点，在改革开放以后，再用“阶级观点”把人群划分成“工、农、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已经不合适了。前面的四种已经打乱，身份在转换。出现了许多新贵，大款，还有为数众多的农民工。有不少发财的根本不是知识分子，大多数知识分子也都没有发财。学者们有许多种不同的划法，划分最细的有十类之多。因此人们的思想和倾向也更加复杂。

简单地说，社会上分成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强势群体是有钱、有权、有名、有地位的，大抵也是改革之后的既得利益集团。而弱势群体是人口的大多数，不过他们的能量和人口却不成比例。

不同的政治观点

人的思想观点和感情的倾向决定于他的社会地位和经历。

对文革和改革的态度无可避免地牵涉到对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态度。凡是有文革情结的，或有反右情结的对毛泽东必定有所否定，而有改革情结的就会否定邓小平。一概否定的也不乏其人。

改革后的既得利益集团，肯定邓小平而否定毛泽东。持“改革噩梦”的否定邓小平而赞扬毛泽东。反共的即否定文革也否定改革，即反毛也反邓。

还有不少老干部和学者，他们既看到文革的问题，也看到改革的问题，在认真地思考更深层次的问题之后，分成两派。左派认为改革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是一个路线问题，应该拉回到社会主义方向上来。右派认为是政治改革没有跟上，是一个制度问题，应该彻底改变制度。

还有一些所谓“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思想更加“无所拘束”，有的彻底否定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甚至否定辛亥革命乃至一切革命。

不管我们多么不赞成与自己不同的观点，却不能不承认这些观点的存在。

不同的态度

先说一个小故事。我在一个城市遇到两个老华侨，他们都是山东人，都是在1949年随国民党跑到台湾的青年学生，后来又都流落海外，在八十年代大陆开放后又都回山东省亲。朱先生家是贫农，老母亲一看到多年不见的儿子，立刻拉着他要他给供在堂屋里的毛主席像磕头。刘先生家是地主，那情景自然完全不同，刘先生说，刘少奇当年在山东搞土改搞极左，他在文革中惨死也是报应。

两人态度截然相反。我们没有必要议论谁对谁错，但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人的感情和对同一事物的态度是与他们的人生背景密切相关的。

所以毫不奇怪，有的人对毛泽东恨之入骨，有的人却崇拜备至；有的人对邓小平感恩不尽，有的人痛骂不止；有的人认为改革给中国带来新生，有的人认为把中国引入邪路……。他们都能罗列出一大堆理由和事实。（无需我多说，网上议论文章无数.。）

不同人有不同态度，是尽人皆知的浅显道理，似是废话。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听不同的观点，甚至听到不同意见就破口谩骂，这种人并不少。还有所谓“愤青”，包括左愤青和右愤青。

不会有人否认存在不同的态度。但是，正是因为不同态度的存在，而且是尖锐的存在，要想协调不同的观点和态度绝非易事，尤其是如果涉及切身利益的话，有些矛盾甚至是不可调和的。所以我在“解开六四的死结……”一文中说，“在社会矛盾尖锐的时候是无法实现民主的。”

民主的精髓是容忍异己。有些高调要中国实现民主的愤青，听到别人的不同意见就谩骂，你能说他真有民主精神吗？能靠这样的人去实现中国的民主吗？

不同的方法论

没有人否认中国这六十年的过去和现在都存在不少问题，区别只在于评价的不同。

许多人看问题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情，喜欢它就强调成绩，讨厌它就强调缺点。其实，每一个时期都能找出成绩和缺点，如果用显微镜去看更是如此。

以文革为例。有人讨厌毛泽东，说“毛泽东时代没有腐化完全不是事实”。他说的没错，农村的知青体会最深。更具讽刺的是，文革期间高调斗私，然而文革期间尤其后期，腐化现象反而比文革前严重。但是，总的来看五十年代初三反五反之后，确实铲除了中国几千年的官场贪污积习，比中国历史上任何时期好。尔后的二三十年总的来看，干部的清廉程度比现在好得多，这也是事实。

有的人喜欢毛泽东，就说“把文革说成经济濒临破产边缘完全是造谣”。他举出历年经济发展的数据似乎也没有错。但是，经历过的人都知道那时物质极度匮乏，工资十几年不变，住房的拥挤程度空前绝后，“数据”代表不了人民真实的感受。

没有人说民主不好，也没有人否认中国现在民主尚不完善，区别只是要什么样的民主，和如何去实现。

有的民主主义者对西方的民主十分崇拜，对其缺点总抱原谅的态度。有人把他们称为民主教。他们以为把美国的制度移植到中国就能把中国改造成美国那样，而克服现存的诸多缺点。且不说是否现实，看看许多发展中国家仿效美国的制度，事实却远非完美，甚至非常混乱。中国如果仿效，会更混乱，还不知道要“休克”多长时间。

有的马克思主义者援引马克思后期的言论证明马克思是赞成议会式民主的，自我否定了前期言论。其实一个理论的正确与否，只要自己立论有据，大可不必引用伟人的话来支持，如果马克思活到现在也许言论还会变化。我并不反对这种引用，他可能是为了堵住别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嘴。

马克思的伟大在于：第一他对当时工人所受的压迫表现了深切的同情，虽然他自己并非工人；第二他的理论完全基于对事实的调研和分析，而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第三他对前人的理论从不全盘否定而是吸取其精华，包括黑格尔，费尔巴哈，亚当斯密，欧文，傅立叶。还有一点，是他直面历史现状的变化，勇于修正自己的观点所具有的实事求是的精神。

学习马克思的精神和方法论，应该多关注弱势群体的诉求，实事求是地分析历史背景和现实的国情，吸取别人的正确的论点，哪怕只是局部正确，而不固执己见。

山脊匹夫 2009 年5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