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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T: 馮勝平革命使人墮落：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	2015-07-29 07:55:34


	革命使人墮落：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馮勝平以下文字是筆者對革命的反思。反對革命者，不必對號入座；如中國已告別革命，根本沒有革命的土壤，本文討論的就是一個偽命題，不值一讀。文章批判革命，質疑民主，政治上肯定不正確，邏輯上卻未必站不住。筆者相信，政治正確是思想自由的敵人；政治上最有害的，就是追求正確。 1革命邏輯——取而代之滿清專制，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建議改革；滿清改革，君主立憲，孫中山組織同盟會，鼓吹革命。為什麼君主立憲了反而要革命？理由是，晚了，假的！毛澤東無法無天，精英高呼萬歲，齊唱東方紅；習近平依法治國，黨主立憲，精英群起反對。理由亦是：晚了，假的！什麼是真的？取而代之是真的。只要台上的人不是我，無論昔日的君主立憲，還是今天的黨主立憲，都是假的，都是旁門左道：正道必須是我主立憲！曾跟一位民運精英開玩笑：“共產黨權力餐桌上沒你的位置，所以你的當務之急就是掀桌子，掀了之後，下一桌擺上來，說不定有你；如果沒有，繼續革命，接着再掀。”這就是革命的邏輯。對這種邏輯，我不欣賞，但充分理解。世上有兩種革命：改變制度的革命和改朝換代的革命。英國光榮革命、美國革命屬於前者，中國歷史上的造反屬於後者，故譚嗣同有“兩千年之政皆秦政”之說，毛澤東亦稱“百代皆行秦政法”。本文討論的革命，是改朝換代的革命。用毛澤東的話說：“革命是暴動，是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暴烈行動。” 中國革命，無論是毛澤東推崇的暴力革命，還是公知精英熱衷的顏色革命，目的都是取而代之。從大憲章到光榮革命，英國人與國王爭鬥474年，終於確立了君主立憲制。然而，英國人與國王斗，原則是自己活，也讓國王活（查理一世除外），共享一片青天；中國人與國王斗，講的是天無二日，人無二主，不共戴天。政治在中國是一場贏者通吃的“零和遊戲”，規則是不擇手段、你死我活。旗上的大字可以是蒼生百姓，也可以是民主自由，政客內心深處的信念永遠是：大丈夫當如是也！或用列寧的話說：與其你獨裁，不如我獨裁！孫中山感嘆：中國政治之難，難在太多的人想當皇帝，可謂一語中的，道出了職業革命家的無奈和心聲。 2革命是嗜血的動物革命是嗜血的動物：它先吞噬敵人，然後吞噬朋友，最後吞噬自己的兒女。近代史上三次大革命——法國革命，俄國革命，中國革命——皆是例證。法國革命先殺路易十六，再殺溫和派丹東，最後把羅伯斯比爾送上斷頭台；俄國革命先殺尼古拉二世，然後清除同情革命的知識分子，最後把托洛斯基、布哈林送進地獄；中國革命先鎮壓國民黨反動派，後迫害右派，再清除劉少奇、林彪，完成革命的三部曲。大革命後出生的雨果盛讚法國革命，說：“革命是風暴。風暴之後，人類受到呵斥，歷史卻前進了。”這是文學的抒情，不是歷史的真實。不同意雨果的浪漫，無名氏在羅伯斯庇爾的墓碑上寫道：“我，羅伯斯庇爾長眠於此。過往的行人啊，請你們不要憂傷，如果我活着，你們誰也別想活。” 革命的真正悲劇，不是它會吞噬自己的兒女，而是它會吞噬自己的理想。在血腥的1793年，代表革命理想的“人權宣言”被鎖進木箱，數萬公民被作為“國家公敵”處死，巴黎成了世界上最沒有人權的城市。同樣，在俄國和中國，以解放全人類、人人平等為宗旨的共產革命，沒有解放一個人，卻奪走數千萬條生命，建立了一個空前絕後的特權等級社會。對於一個壞政府來說，最危險的關頭通常就是它開始改革的時刻。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講的正是這個道理。人們常說，改革與革命賽跑，似乎兩者是替代關係。其實，在大多數情況下，改革與革命是因果關係：改革是革命的孵化器，革命是改革的私生子。文革結束，人們厭惡革命，紛紛寫文章告別。但好景不長，剛告別共產革命，精英又迷上了天鵝絨、顏色革命。據說這類革命很溫和，可以改朝換代，卻不打碎一扇玻璃。革命之後，會有波蘭式的圓桌會議，然後就是民主共和。的確，蘇聯十六個加盟共和國解體，東歐八個共產黨政權下台，除南斯拉夫外，都沒發生戰亂。問題在於，蘇東共產黨政權，幾乎都建於一夜之間；一夜之間消失，自在情理之中。相比之下，中共政權是幾百萬顆人頭換來的，歷經二十八年的腥風血雨。來之不易，去之必難，潘朵拉魔盒一旦打開，恐怕誰也關不上。退一步說，就算天鵝絨革命成功，中共和平下台，圓桌會議召開，精英仍負有收拾殘局的責任。畢竟，圓桌容量有限，只能坐十幾個人，而精英中想當皇帝的，何止萬千？誰能保證，那些革命後沒擠上圓桌的，不發動二次革命？而有幸上桌的，亦不妨讀點歷史，看看辛亥當年各省的督軍，1949年還有幾人躋身在天安門城樓上？批評者說：“你長期不回國，根本不了解國內情況；這是最後一次革命，國際社會也不會允許中國長期動亂。”面對精英的自信，我承認自己無知——中國從來就是一個迷，那裡發生的事經常顛覆人類常識。然而，假如我是對的呢？（What if I am right？） 3革命土壤——上詐下愚個人崇拜和民主崇拜是一對孿生兄弟，區別只在於崇拜別人還是崇拜自己。個人崇拜是崇拜別人，民主崇拜是崇拜自己。崇拜是心智不成熟的表現。缺乏獨立精神和自由思想，中國的問題始終是：上詐而下愚。（陳寅恪） “人民萬歲”是上詐，政客在忽悠民眾；“民主萬歲”是下愚，民眾在欺騙自己。上詐的問題是缺乏底線，騙死人不償命；下愚的問題是缺乏智商，被賣還幫人數錢。前者邪惡，後者愚昧。兩者結合，是天下最無解的毒藥，也是中國革命的土壤和根源。惡人不乏理性，他們損人利己，至少還按牌理出牌；蠢人則不然，他們不按牌理出牌，專做損人又不利己的事。從這個意義上說，愚蠢比邪惡更可怕。愚民打土豪，打得村村冒煙（土改）；愚民搞共產，搞得處處起火（大躍進）；愚民鬧文革，鬧得烏煙瘴氣；愚民爭民主，爭得你死我活。自湯武以降，中國經歷無數革命，哪一次不是騙子忽悠，傻子賣命？哪一次又曾推動歷史半步？國朝二十四史，二十四次改朝換代，我們趕走多少皇帝，就迎來多少皇帝，從未想過不要皇帝，換一種活法。有皇帝罵皇帝，沒皇帝想皇帝，三日無君而惶惶然。天子不坐龍庭，人民心裡不踏實。相比之下，西方歷史上沒有那麼多革命。中國革命是為了江山、社稷、天下；西方革命——英國革命、法國革命、美國革命——目的是憲政、自由、獨立。不同的目標，顯示了不同的價值觀，很大程度上也決定了歷史的走向。美國革命的口號是：不自由，毋寧死；中國革命是打天下，坐天下。中國人造反，從來不是為了自由。無論是楚懷王的寵臣屈原，還是賈寶玉的丫鬟晴雯，即使反抗，所表現出來的精神也是：不奴役，毋寧死——不讓我做奴才，我死給你看！除了自由精神，國人更缺乏的是獨立人格。之所以缺乏，是因為中國人很少有機會做人。如魯迅所說：中國只有兩種時代：做穩了奴才的時代和想做奴才而不能的時代。前者稱為治世，後者稱為亂世；處治世是奴，居亂世為犬。既然從未做過人，又談何獨立，遑論人格！什麼人搞政治，就會搞出什麼樣的政治。在西方，政治再髒也有底線；在中國，政治超越人類一切底線。美國朋友問：中國政治的底線在哪？答：底線之下。(How low could Chinese politics go? Lower.) 中國政治缺乏底線，從左右之爭可見一斑。表面上看，左右兩派涇渭分明：左派主張公平，右派強調自由；左派擁毛，右派反毛；左派抓漢奸，右派抓特務。在一切問題上似乎都陣線分明，勢不兩立。然而一涉及政治底線，兩派又是那樣的相像：當局判劉曉波，左派拍手叫好；有司封烏有之鄉，右派歡欣鼓舞；左派的公平世界裡容不下漢奸，右派的民主天堂里不接受五毛。無論是毛左還是民斗，都不想結束專制，而更想結束自己的政敵。在政治倫理上，中國的左派和右派沒有區別。在專制制度下，所有人都是奴才；政治不分左右，只有上下——上面的永遠是老佛爺，下面的永遠是義和團。（資中筠） 4革命使人墮落從華爾街的角度看，中國政治頗像一個沒有退出機制的風險基金，政客則像一群永不收手的賭徒。一方面，是打江山，坐江山；天無二日，人無二主；牌要做大，事要做絕；四個堅持，五個絕不。另一方面，是將相王侯，寧有種乎；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無罪，造反有理。這台名為改朝換代的連續劇在中國上演了幾千年，目前仍在維穩和維權的外衣下繼續。權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墮落。如果權力腐化當權者，革命則使那些追求權力者墮落。心理學研究表明，政治迫害對被迫害者心靈的摧殘遠大於對迫害者的影響：它變犧牲者為暴君，從而使暴政延續。長期被踐踏的人本能地會想要踐踏別人。對這種心態，米蘭•昆德拉曾做過生動的描述：“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曾十分崇拜那些從政治犯監獄歸來的人。後來我才發現，大多數的壓迫者曾經都被壓迫過•••，被迫害往往是培養迫害者的最好學校。” 談到革命使人墮落，反對者一定能舉出許多革命使人升華的例子。其實，艾克頓說權力使人腐敗，是洞見，也是概括。若苟言苟辯，掌權者不腐敗的例子比比皆是，任何人都可以把艾克頓駁得體無完膚。權力使人腐化，革命使人墮落，代表了銅錢的兩面，強調的都是人性的弱點。一方站得住，另一方必站得住。區別只是前者政治正確，人們樂於接受，頻繁引用；後者立場曖昧，人們羞於啟齒，不敢認同。朋友告訴我，國內異議人士同海外民運分子不同，他們只是維權，並不想推翻政權。後來看到他們陸續流亡美國，一個比一個極端。與熱衷於辦雜誌啟蒙的老流亡者不同，新一代流亡者志向遠大，動輒組黨、建國。他們堅決反共，主張新刁民運動，組織“唯恐天下不亂黨”，希望中日、中美開戰，甚至幻想遊說CIA訓練民運突擊隊，空降中南海實施斬首。毛澤東一代革命家親力親為，“砍頭不要緊，只要主義真”——既不怕自己掉頭，也不吝砍別人的頭；今天的民主革命家則不然，他們把流血建立在別人的動脈上，把犧牲寄托在別人的頭顱上。熱衷運動群眾，盼望天下大亂。他們革命，賭上不是自己的身家，而是別人的性命。這些人不蠢，但缺乏底線。如果說毛左的問題是智商，民斗的問題就是人品。他們自命“口炮黨”，宣稱：“在專制制度下，人民有造謠的權力；”“謠言不僅可以殺人，還可以滅國；”“民運無權無槍，唯有互聯網，必須利用互聯網造謠，爭取破局；”“要不惜一切代價把中共搞亂，讓它一夕三驚。”被問及他們自己為什麼不效法汪精衛，回國刺殺攝政王？經典的回答是：“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民主是大家的事業，我已為民主坐過牢，輪也該輪到別人了。”（郭XX) 中國自由的真正敵人，是體制外的死磕派和和體制內的通吃派。前者借維權沽名釣譽，造謠惑眾，死磕當局；後者借維穩升官發財，欺下瞞上，里外通吃。一個撕裂社會的機體，另一個腐蝕社會的靈魂，且相互寄生，以對方的存在作為自己存在的理由。兩類人的共同特點是：超越人類底線作戰（超限戰）。《歷史的先聲》記載了共產黨七十年前的承諾：打倒國民黨，解放全中國；只要我上台，一定搞民主。把國民黨三個字換成共產黨，就是死磕派的承諾。問題是，他們也許不比別人更壞，憑什麼就會比共產黨更好？孫中山、毛澤東、鄧小平上台前都張揚過民主，而後都自食其言，為什麼他們就會不一樣？況且，就算死磕派信守諾言，上台真搞民主，其命運也是被“更民主”的人取代。沒有忠誠反對派，堅持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民主政治在中國的最終走向，只能是新一輪的暴民政治。善良的自由主義者斷言，人渴望自由，專制存在的唯一基礎是強制。這並不正確。事實上，正如波蘭民主之父亞當•麥克尼所說：“長期的專制會產生一種特殊的文化及相應的行為準則，它使人們不再愛好自由和真理，完全喪失人類的尊嚴並毫無自治能力”。在這種制度下，真正的反叛者是極少數，而就在這極少數人中，大多數還是潛在的暴君。他們反抗暴政不是為了結束暴政，而是為了取而代之。鐵，百鍊成鋼；人，百鍊成渣。現實生活中的人渣，多是惡劣環境的產物。 5刁民、梟雄與革命互聯網放大了反對的聲音。從網上看，中國民不聊生，似乎明天就會革命；從菜場看，國人豐衣足食，早已告別了革命。辨別哪一個是真實的中國，不需要太高的智商。稍微留意就能發現：無論談及樂清還是慶安，無論作客VOA還是法廣，活躍的，永遠是那幾張面孔。說他們代表中國，恐怕他們自己也不會相信。這些面孔代表了中國社會的一個側面——刁民。王朝初年肅反殺人，末年都搞和諧社會。刁民是和諧社會的必然產物，也是目前國內維權和海外民運的主力。一位維權領袖聲稱：“共產黨是流氓政府；對付流氓必須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領袖！”此處刁民一詞並非貶義，它只是對一種狀態的描述。準確地說，刁民是專制制度下順民向公民轉變的必經階段：刁民向上走一步就是公民，向下邁一步則為暴民。遺憾的是，中國人努力了三千年，幾十次改朝換代，始終沒能邁出這向上的一步。難以接受刁民概念，朋友常指責我以偏概全，貶低人民。其實，三民——順民、刁民、暴民——之說源於林語堂中國人朝儒，野道，臨終歸佛的比喻。若挑剔，世人可以找出無數在朝不言儒，下野不歸道，臨死不信佛的例子。“難道我也是刁民？” 面對此類詰問，我無意也無法回答。我只是希望，當我說人是趨利避害的動物時，你不要拿黃繼光、董存瑞的故事來反駁我。刁民是人治的產物。官不以法治國，民自然審時度勢，與官鬥法：你霸道，他為順民；你寬鬆，他成刁民；你失控，他變暴民。刁民的纏鬥會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會朝痞子化方向發展。一旦在博弈中勝出，刁民會迅速轉變為暴民，社會遂進入無序狀態。在無序狀態下，中國政治變成一場流氓比賽。最後勝出的，多半是一個集厚黑於一身的超級流氓。這個超級流氓收拾暴民、一統江山，成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點，中國人又重新開始做順民。與順民、刁民、暴民相對應的，是清官、貪官、庸官。自古清官多酷吏，酷吏之下，人民自然馴順；貪官善解人意，執政寬鬆，是培養刁民的土壤；庸官無能，縱使天下大亂，暴民叢生。走出三民主義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徑是憲政。只有在法治的陽光下，刁民才會轉化為公民，從而結束中國三千年的治亂循環。引導刁民造反的是梟雄。梟雄這種動物是中國特產，出自亂世，藏於民間。一切革命中，最具破壞性的是梟雄領導的暴民革命。暴民之所以可怕，就在於長期是順民。能量守恆：當了太久的孫子，積攢了太多的負能量，一但乾坤傾覆，釋放是天經地義的事。所以，毛澤東說：造反有理！ 6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丘吉爾說：Democracy is the worst form of government, except for all the others. 只要懂英語，就不難理解這段措辭巧妙的文句中飽含的無奈——民主萬惡，但別無選擇。丘吉爾懂得：民主是時代的潮流，人民是政客的上帝。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人可以反對潮流，無視上帝。小孩要吃糖，有什麼錯？人民要民主，有什麼錯？隨着共產主義理想的幻滅，中國精英告別馬克思，集體改信了哈耶克。民主代替革命，成為新時代的上帝，鬼使神差，歷史繞了一圈又回到五•四。如果說革命年代最大的罪惡是反革命，民主時代最不正確的事就是反民主。至於為什麼革命就那麼神聖，民主就那么正確？沒人能夠回答。在民主問題上，左右兩派不乏共識。看到民主是道德/政治制高點，雙方都想爭奪這面大旗。問題在於，兩派當中有太多的民粹分子，他們除了民主，不認識第三個字。民粹對民主的熱衷，不亞於當年紅衛兵對毛澤東的崇拜。這種熱衷，決定了未來中國民主的成色。法國革命曾見證“革命的之後掛路燈”的悲慘場景——六萬巴黎人被送上斷頭台。今天中國還沒有民主，“民主之後殺你全家”的威脅已不絕於耳，對此筆者亦有所領教。也許正是出於這種考慮，獨立學者端木賜香說：“現在不民主不自由，我還勉強在中國住着，覺得還可以。但是一旦民主了，•••我要飯也得逃亡國外去。胡適的那種冬江水冷鴨先知，我也是有的。我可不是儲安平，你們民主自由了，我跟着你們走，走着走着我就沒有了，消失了。” 民主再好，也是人治。君主是一個人的人治，寡頭是少數人的人治，民主是多數人的人治。沿着民主的路，走不出專制的怪圈，正如沿着革命的路走不出王朝循環一樣。事實上，沒有法治的民主是災難。中國的當務之急不是民主，是立規；它的問題不是缺乏民主，是缺乏規則。民主的前提是尊重生命並對自己的行為負責；自由的前提是政治自治，經濟自立，道德自律。在這些條件具備之前，民主自由不僅是空話，而且是毒藥。中國傳統文化中，黨不是一個好詞，但黨現在領導一切，不容挑戰；西方傳統文化中，民主不是一個好詞，但民主是選民的上帝，無可置疑。亞里士多德視人民為暴民，英國貴族遲遲不肯實行普選，美國國父以憲法來約束民主（憲政民主），皆反映了對民主的恐懼。談到民主的局限，柏拉圖一語中的：“如果你生了病，是到廣場上找公民呢，還是找醫生？” 民主需要人民素質相配合。它放在歐美是好的，放在埃及是毒藥，放在阿拉伯是詛咒，放在中國會大亂。換句話說，民主並不是不好，它只是沒有政客們說的那麼好，那麼普世。古典政治學說民主是壞東西，因為它認為民主是一群壞人（暴民）在選舉；現代政治學說民主是好東西，因為它假設民主是一群好人（公民）在投票。其實，好人還是壞人，公民還是暴民，取決於教育，更取決於社會的法治程度。五•四火燒趙家樓引進“德先生”（民主），是中國一大災難。如果當時引進的是法治，中國或許現在已經民主。在中國政客手裡，民主與革命一樣，成了改朝換代的工具。如果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正途，為什麼還有1949 年的共產革命？如果五•四的路走得通，為什麼還會有六•四？有幾流的人民，就有幾流的民主。國人在專制下是順民，自由中是刁民，動亂時是暴民。此乃中國亙古不變的三民主義。不建立法治社會，沒有公民，革命解決不了的問題，民主照樣解決不了！人民並不神聖，民主未必萬能。把信仰/主義推到極致，只會把中國再次引入地獄——對此國人並不陌生。地獄有很多入口，我們剛經過的那個叫共產主義，精英正熱衷的是民主主義，此外還有自由主義、民族主義、愛國主義和一些其它的主義。在暴君已逝暴民未致的今天，國人最需警惕的，是主義。 7民間與廟堂的博弈劉曉波說：“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因為他置身民間；俞正聲說：“未來取決於黨本身”，因為他身處廟堂。其實，中國的未來既不在民間，也不在廟堂；它在民間與廟堂的博弈之間。與你死我活、不共戴天的決鬥不同，博弈要求一定的智商和底線。智商懸殊，難免贏者通吃；底線太低，遊戲無法繼續。（一方下三濫，動輒掀桌子，另一方肯定也得下三濫。）假設智商相當底線合格，博弈雙方的最佳選擇是：上層不殺人，下層不革命；政府完成從人治到法治的轉變，人民完成從刁民到公民的轉變。受村上春樹啟示，人們常把弱小的民間比作“蛋”，強大的政府比作“牆”。站在“蛋”一邊，不僅政治正確，道德上更是無可非議。問題在於，牆有牆的毛病，蛋有蛋的問題：以“牆”“蛋”作為判別政治是非的標準，中國只會永陷輪迴。辛亥之前，滿清曾是牆，革命黨是蛋。在孫中山領導下，蛋推翻了牆，結果是百年動亂，幾千萬人死於非命。本朝之前，地主曾是牆，農民曾是蛋。在共產黨領導下，蛋打倒了牆，其結果怎樣，蛋最清楚。（土改消滅數百萬地主，十年後大饑荒餓死數千萬農民。兩造之間，難道沒有因果？其間的恩怨是非，誰又說得清楚？）在牆的眼裡，蛋是刁民，必須鎮壓；在蛋的心中，牆是暴政，必須推翻。牆擊碎了蛋，人肉宴席繼續；蛋推翻了牆，主客易位，宴席照舊。幾千年來，牆鎮壓了一批批刁民，結果是更多的刁民；蛋推翻了一座座高牆，結果是更高的高牆。試看哪朝哪代的刁民，有今天維權律師專業？與無產階級專政的高牆相比，歷代王朝的城牆，不過是一道土坎。就這樣，中國人鬥了三千年，幾致血流漂杵，人口減半，始終不悟不悔。毛澤東說：“槍桿子裡面出政權”；方勵之說：“民主不是賜予的”；強調的都是一個“爭”字。堅信對手邪惡，不屑與虎謀皮，無論毛澤東還是方勵之，都沒有“忠誠反對派”的概念，更不想做宋襄公式的“蠢人”。那種認為刁民只能鎮壓，三天不打，上房揭瓦的說法，自然不可取。那種所謂既得利益集團不可能放棄自身利益，民主只能靠底層倒逼的說法，也是自相矛盾。因為它無異於是說，民主永無可能。既然任何在台上的人，都不會放棄自身利益，憑什麼說你就會例外？你若不能例外，打倒台上的人，又有什麼意義？事實上，恰恰是既得利益集團主動讓步，使人類社會得以緩慢而穩定的進步。毛澤東說，反對派不打不倒；掃帚不到，灰塵照例不會自己跑掉。結果是，掃帚不僅掃走了灰塵，也掃走了文明。革命創造的問題，幾乎總是超過它試圖解決的問題。華盛頓遺孀解放黑奴，不是因為黑奴倒逼，是出於自我利益的考慮；文革後大學招生、留學生出國，不是因為學生倒逼，是改革開放的需要；中國數千年農業稅廢除，不是因為農民倒逼，是政府衡量得失的結果；四中全會提出依法治國，也不是因為精英倒逼，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需要。權利，有些是爭出來的，如印度獨立和黑人人權；但更多則源於自然的生長，是順應潮流、潛移默化的結果。爭出來的權利寫在紙上，長出來的權利印在心裡。 8靈魂的自由墮落王朔調侃：“金錢不是萬能的，沒有錢是萬萬不能的。” 今天人們不再掩飾，直言金錢就是一切。這是一個失去底線的的國家，這是一個不信鬼神的民族。巨大的財富引起巨大的貪慾，在利益誘惑下，社會道德全面坍塌。人人反貪，無人不貪；靈魂工程師出賣靈魂；白衣天使變索命無常；律師帶頭造假作偽；記者玩有償/無償新聞。作為一種生活方式，社會上早已無人痛恨腐敗；如果有，也只是痛恨自己沒有腐敗的機會。習近平、王岐山反腐，觸動了眾人的奶酪，成為千夫所指。然而誰都明白，不反腐，任社會這樣爛下去，終究也不是一個辦法。於是，在理智和利益之間徘徊，大多數人選擇觀望：既希望反腐成功，又不希望涉及自己。他們給習王一個機會，也給自己一點時間。精英羞於啟齒的是，他們也是腐敗大潮的受益者。蔣經國打虎，民國精英一致支持，因為他們不在其中；習近平反貪，黨國精英群起反對，因為自己也不乾淨。不知從什麼時候起，中國的貪官和精英有了共識。相比之下，他們的海外同道更徹底。不久前參加紐約一個會，主題之一是討論如何應對中共的獵狐行動。會上幾位民運精英發言，大意是：外逃貪官也有人權，如果改邪歸正，願意拿出錢來支持民運，民運應該幫助他們對付獵人。講的人義正詞嚴，聽的人一本正經，不像是在開玩笑。無恥要修煉到這個程度，真的很不容易。從表面上看，精英與政府之間的矛盾，是政見主義之爭：你禁言、封網、抓人，我當然反對你。深究則不盡然。中國今天相當數量的精英，與他們的民國同道不同，早已告別良知，投身腐敗大潮。如果我的理解不錯，孫立平所說的潰敗，實際上指的就是精英——教師、醫生、律師和記者——的腐敗。如果一個社會只是官吏腐敗，事情還有救；但當社會的良心也開始利用職權尋租的時候，國家真的就危險了。中國精英的腐敗，與貪官不同，是靈魂的自由墮落。政權崩潰不可怕，可怕的是人心的崩潰。更可怕的，是這些什麼都不信，什麼都敢幹的人，卻狂熱地相信民主。一個沒有靈魂的軀殼，又失去了魔鬼的管束，能鬧出什麼動靜，恐怕連上帝都不知道。文革之後，再無理想；改革之後，再無信仰；民主之後，•••？ 9毛澤東是中國的不了之劫今天人們評論毛澤東，說法各異。劉小楓說毛是“國父”，王康說毛是“國賊”。爭論沒有標準，自然也無答案。其實，共產黨的命運決定毛的歷史地位：共產黨興，毛就是“國父”；共產黨亡，毛就是“國賊”。“國父”還是“國賊”，取決於共產黨能不能帶領中國走出王朝循環。那些認為毛澤東是聖人的人，必須面對幾千萬亡靈；那些認為毛澤東是魔鬼的人，自己多半已經走火入魔。其實，毛離我們不遠；每個中國人心中，都有一個小毛澤東。（劉賓雁）善良的人，站在人道角度，譴責毛澤東獨裁。問題在於，在那個時代，誰不獨裁？相比之下，北洋軍閥不那麼獨裁，結果是被更獨裁的蔣介石打倒。與毛相比，蔣多了一份仁慈，重慶談判時蔣效法楚霸王，說：不服，回延安去，帶兵來打。毛回到延安，四年之後，奪了蔣的江山。當年聽余英時先生論史，說蔣一生流氓，從暗殺陶成章到軟禁張學良，沒少背信棄義，怎麼最後就沒有再流氓一次？今天的人們，缺乏信仰，蝸居在“小時代”中，計算着彼此的含金量，很難理解毛澤東、蔣介石那一代人的故事。那是一個主義高於利益的“大時代”，屬於獅子和老虎。故事的主人翁在叢林中廝殺，相信槍桿子裡面的邏輯。1949年，毛在七屆二中全會上直言不諱：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人民解放軍。蔣介石亡國，因為他亡了軍。毛澤東最具破壞性的遺產，是他的鬥爭哲學。毛一生好鬥：與天奮鬥，搞大躍進；與地奮鬥，搞人民公社；與人奮鬥，搞階級鬥爭；直斗得抬頭無親，舉目無敵。最後，搞文革，與上帝斗——“欲與天公試比高”——要創造一代共產主義新人。文革是毛澤東的滑鐵盧。毛沒有敗於政敵——他們要麼被送進監獄，要麼送進地獄——卻敗於人性。去掉權力鬥爭的泡沫，文革是毛澤東理想主義的最高表現：挑戰上帝，向人性宣戰。結果是人性勝利，毛澤東失敗。一生致力於改造人，毛連自己都沒有改變，直到去世為止，他的七情六慾，不比任何人少。“人所具有，我所具有。”（Nothing in human is alien to me）這句馬克思喜歡的格言，也完全適用於毛澤東。畢福劍事件顯示，毛澤東是中國的不了之劫。愛毛的人，愛得走火入魔；恨毛的人，恨得咬牙切齒。且各有充分的理由，互不相讓，隨時準備拼死一戰。愛憎如此分明，社會一旦解體，後果不堪設想。不需族群分裂，不必軍閥混戰，僅就毛澤東功罪評價和紀念堂去留引發的衝突，就足以再上演一次文革，讓億萬生靈塗炭。 10黨主立憲是出路避免悲劇的唯一途徑是憲政。這裡講的憲政不是美國憲政，是中國自己的憲政。正如美國立憲沒有照搬英國《大憲章》，中國立憲也不必照搬美國憲法。世界上有君主立憲（英國），有民主立憲（美國），甚至軍主立憲（南美）。今日之中國，若要立憲，只能是黨主立憲。無論誰立憲，實質都是立規，以法治代替人治。淮南為橘，淮北為枳。不立足於中國現實搞自己的憲政，學美國三權分立，中國學不起。一定要學，只能是天下大亂，三國演義！憲政的核心是限制公權力（Power)，保護私權利（Rights)。但是，限制公權力必須以不癱瘓政府為標準，保護私權利必須以不破壞社會穩定為限度。無論是民不聊生還是官不聊生，都是憲政的失敗。憲政學者劉軍寧說：憲政就是限制政府，把權力關進籠子。這話只說對了一半。動物不是都在籠子裡。憲政不僅要防止權力的任性，也要警惕野心的衝動。民國初年憲政失敗，袁世凱霸道固然是原因，孫中山掀桌子也有責任。從一個立志改造中國的熱血青年，到一個為達目的不擇手段的冷血職業革命家，孫中山開啟了中國近代史百年動亂的先河。對處於弱勢的反對派來說，最危險的，就是在強者退讓時得寸進尺。毛澤東1956年提出雙百方針，宣布大規模疾風暴雨式的群眾階級鬥爭基本結束。如果民主黨派不對之以“黨天下”、“輪流坐莊”，中國也許已經進了一步。同樣，六•四前夕，新聞立法，黨政分家，政治改革剛提上日程，廣場上卻喊出了打倒鄧小平的口號。國人修養的最高境界是寬容。但寬容只是不跟異議者一般見識，不把自己意志強加於人。多元則是承認異議者存在的意義和價值，講的是條條大路通羅馬，自己活，也讓別人活。憲政是高智商者之間的博弈，它的靈魂是妥協。在歷史的轉折關頭，往往是進一步山窮水盡，退一步海闊天空。這裡的進退，不僅對廟堂，對民間也同樣適用。憲政是權力和野心的自我約束，是強者與弱者的共和。結束語：民運是中共黨史的最後一章據網絡和官方媒體證實，中國大批維權律師近來被警方拘留。事件引起國際關注，美國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議員、人權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史密斯議員7月10號發表聲明說：“中國政府逮捕的這些維權律師是中國人當中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一批人。”第二天，7月11日，人民日報新華社刊文《公安部揭開“維權”事件黑幕》，指責死磕律師是中國許多群體事件的幕後黑手。死磕律師到底是什麼人——勇士還是黑手——並不重要。重要的是，作為一個群體，死磕派的終極目標是人權還是政權？若是前者，事件是當局之過——誤判形勢，過度反應；若是後者，求仁得仁，無人之過——只要共產黨還不想下台，今天不抓人，明天就得殺人。 2003 年“公盟”成立，以維權律師為首的自由派開始有組織維權，倒逼政府，結果不但沒有擴展公民社會，反而事與願違。民間施壓壓到今天，自由空間越壓越小，把自己都壓到監獄、海外去了。的確，維權律師曾是律師界最優秀、最富同情心的一批人，但他們無法擺脫革命的引力。在與邪惡的鬥爭中，部分維權律師墮落為死磕律師，從法庭走向街頭，推牆沉船，尋釁滋事，把敏感事件炒成政治事件，把自己變為社會運動領袖。信奉你死我活的鬥爭哲學，與當局死磕，是維權運動的不歸路。其實，自由派不折騰，中國只會更自由。在專制制度下，民主越爭越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道理很簡單：執政黨沒有自信，杯弓蛇影，動輒使用國家暴力；反對派缺乏自製，不搞政治則罷，搞則必想取而代之。一方的邏輯是：你迫害我，我當然反對你；另一方的邏輯是：你要我死，我自然不會讓你好活。誰的邏輯更正確，我不知道。但我肯定知道的是，如果反對派真能動員一百萬訪民上街，人們一定會再看到坦克。人是會變的，抗爭者亦不例外。劉曉波沒有敵人，他的傳人余杰出國後指責王康有三個父親（薄熙來、溫家寶、蔣介石），罵劉再復，批方勵之，寫《中國教父習近平》，滿眼皆是敵人。許志永相信陽光憲政，倡導絕對非暴力；他流亡海外的同道滕彪卻一反初衷，宣稱革命是中國的出路。梁啓超說，滿清政府是製造革命的大工場。了解余杰、滕彪在茉莉花革命後遭遇的人，不難理解他們立場的轉變。平心而論，今天中國許多革命者是被維穩“維”出來的。他們開始並不極端，也曾與革命告別；只是因為長期受不公正對待，最後才重新擁抱革命，變成了自己曾反對的人。我們這一代人是喝狼奶長大的，早已習慣了狼的思維。毛澤東改造人性，要創造一代共產主義新人，我們成了試驗品（白老鼠）。試驗失敗，新人沒有變成，舊人又回不去了。我們嘲笑王秋赦，其實自己也是運動員。中共文化本質上是一種運動文化，建國以來搞了無數次政治運動。對這些運動，我們參與過、熱衷過，但終於厭倦。想結束這種生活，於是我們搞起了民主運動。做為這一運動的早期參與者，我曾認為通過民主運動，死磕當局，中國就會民主。事實證明這是一條錯誤的路。作為一種生活方式，民主是運動不出來的。以共產黨的方式去運動民主，我們只會越運動離民主越遠，越折騰離共產黨越近。作為共運的反動，民運是中共黨史的最後一章。換句話說，作為共產黨政治文化的衍生物，不是民運結束了中共的運動史，是中共的運動史結束於民運。（2015年7月23日於普林斯頓）


			文章評論

作者：老度

留言時間：2015-07-29 18:06:24

嘿嘿！寫得好。事情就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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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QWE

留言時間：2015-07-29 08:36:09

高伐林已經轉過這篇文章，你又來轉一次。大家都評論過了，革命已經是過去時了，今後不存在什麼革命。毛是最後一個革命者，今後中國只有一條國泰民安的路，國家的進步靠的是不斷的建設，任何革命者都當恐怖分子全部消滅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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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楓苑夢客

留言時間：2015-07-29 08:15:50

這個馮勝平真是奇葩。“在專制制度下，民主越爭越少，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個結論很荒唐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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