處爭競世界，作完全國民——“棄秦政法”與“去中國化”之辯（三）

上接《處爭競世界，作完全國民——“棄秦政法”與“去中國化”之辯（二）》

·       台灣經驗的意義最為直接

王鼎鈞先生的《文學江湖》（其回憶錄四部的最後一部）是血寫文字，透見心曲骨韻。書中自言“我本是內戰的殘魂剩魄，來到國民黨的殘山剩水……”，在台近三十年（1949-1978）間，求生求學、苦思問道、辯議藎謀，孜孜矻矻，小心翼翼，既要保身，又欲有為……回憶錄所述大約僅僅是其不凡經歷的一部分，已經透射出整個年代社會人心的變遷，以及各方努力的動因和業果，真真值得執帙重讀，反覆設身體念。

且看鼎公這部回憶所包含的三十年間台灣成長建設中有心插花與無心插柳的面面觀——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外省人”與“本省人”的砥礪與磨合、“反共文學”與自由主義、特務統治與現代文學和藝術、戮力造勢與無聲演變等等，難以簡短概括。極簡而又極簡言之：一面，國民黨把中國語文帶回台灣，實現了文化“光復”；一面，老總統蔣公在驚魂不定中（包括蔣經國在接班準備期中）對一切持自由思想的逆我者——其中既有絕不認同中共的“外省人”，也有早已植根台灣而追求各異的新生代——一概欲以“匪諜”待之，無形中宛然落入與大陸的紅色恐怖（“無產階級專政” ）對拼的一場專制競賽；又一面，段落結局，三民主義的現代趨勢不泯，自由主義在經濟建設加國語文和歷史教育的基礎上終於開花結果，導向憲政理想的實現。

從這裡我們看到台灣島上人們思想認識的轉變。這種轉變終於成為一種主流，最終引來綠島一片現代思潮張揚發展的風景，與後來蔣經國建設台灣的經濟成就相伴成功。但其過程並不是由占踞社會權勢的一方來操縱操作的，它是由社會各方貢獻的努力（包括有意的與無意的，有摩擦有合和）的後果。其中應當有若干里程碑或轉折點，如（本文所舉非寬，僅筆者一時想到）：

一、雷震主編的《自由中國》提出“除了自由主義，反共沒有理論；除了納粹，反共沒有方法。”與其說這是自由主義者的哀嘆，莫如說是他們對以專制為能的當權者的警告——反共建國，前者是眼前朝堂之務，後者是民族未來目的，若是只能心心念念盯住反共，令其壓倒一切，竟至成為目的，那就可能在自己掌權的環境裡陷入跟共產黨拼手段（比如在“向敵人學習”的口號下嚴密特務組織、賦予清治單位特權，施行思想控制、建設“筆隊伍”，等等），也就是拼專制效能，結果使自己變成至多與納粹等量齊觀的黨。

二、1970年雷震出獄後剛看了幾份報紙雜誌即驚嘆“我這十年牢白坐了！”鼎公評曰：“唉！……我總覺得雷先生的台詞應該是‘我這十年牢沒有白坐。’”

三、現代詩歌繪畫、鄉土文學、電視廣播、風俗流變等等現像背後有名的和無名的思潮先後不期而至，沖刷激盪，淹沒了當局倡導的“反共文學”和“反攻小說”。

四、文學教授趙友培在1950年代初由文化當局開辦的“小說研究組”座談會上早已預見：“我們‘現在’寫反共小說寫不好，‘將來’由大陸上的作家來寫，他們才寫得好。”

四、蔣經國晚年，一面意識明確地在台灣結束一黨專權，一面對大陸問題指出“亡共在共”，而不再要“學習共產黨以打敗共產黨”。

……

總而言之，社會人群的思想不是權力方面能夠控制到底的，海峽兩岸都不例外。領導者可以起好作用也可以起壞作用。如果掌權者的用心（把初心和認識的改變都計入）合乎社會發展進化的要求，所謂“歷史三峽”（唐德剛語）的通過就會比較順利，反之，則難矣哉，因峽中激撞而要付出的犧牲代價就會更多。這是凡當國者皆應具有的歷史感，缺少了這一條，全靠專制帶來的治國效率（這種“效率”的最高範例還不是今日之中俄而是當年的德國納粹和日本帝國），則了不起只是朝着錯誤的方向兩隻腳都踏在油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