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处争竞世界，作完全国民——“弃秦政法”与“去中国化”之辩（一）

文题是民国初年武陵（按：应是湖南常德地区）一处民宅的门联，被《对联话》（岳麓书社2003年9月版，此联载在卷十一《杂缀一》）的作者吴恭亨（1857-1937，湖南慈利人，南社诗人）采撷入传，识其“新而有体”。民初时节，主盟世界诸国称为列强。中国人的心愿，如梁启超《少年中国说》所表，是有朝一日也要加入列强。按这副联语的意思似乎不止是“国霸则民强”，或也约略透出“民强则国立”的讽告（《少年中国说》亦颇蕴涵此意），所以耐人寻味。

“中国强大了，华人在世界上的地位就提高了。”也许是一些前辈有过的体验，背景是中土从皇朝窳败备遭屈辱到逐渐组织为近代国家而加入世界的过程。到了内战终止，国家得以发展并有了些规模之后，又到了“文革”破产、内乱止息，中国正赶上“缓和”与“全球化”带来的“大气候”使国民经济得以大发展之后，这句话更越来越变作泡在当国者口水里的牙签儿，被乐而不疲地咀嚼，不断膨大。

然而，放眼近现代世界，若曰厥国强横厥民便有其尊，却难粗概一切。纳粹铁骑和苏联红军都曾雄霸大半个欧洲，然而，即使当其国逞强以至成了“超级大国”的年月，其悠悠哑民在现代世人眼中并无尊严，更何谈荣耀！反观二战后才得复国建国的犹太人，他们乘着近代文明——从商业自由和思想自由到科学昌盛——大势在世界各地发荣建树，成就傲人，却绝非背靠祖国以色列也。甚至应当说，以色列国家现今在世界上的地位，竟是倚仗各地犹太人的成就和声名而来，是所谓“民强而后国昌”之著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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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争竞世界，作完全国民——“弃秦政法”与“去中国化”之辩（二）

回看神州，国人中仍有很多执着一念，以为国家“厉害”了我就能踏出国门到处说“不”了，却不察其为荣为辱、是幸是衰。作为长在门外（海外、“境外”）的华人，也许不得不常想想怎样才算是庄敬面对世人，什么是使我心得到自安自化进而自任自尚的依据，或者说，如何立身而为 a proud Chinese?

·       把政治文化从民族一般文化中剥出来看

谅能自安者，曰我生于中华文化，本无选择，如同生于任何其他文化中人，尔辈也无选择，本族文化原是各自生命所属，故我们自然而然像钟爱自己的生命一样倾心于自己的文化。

有以自任者，曰文化中各有好坏成份，精华与糟粕，光明与幽暗，皆应经由反思来比较、鉴别，我既已认识到中国文化中的政治文化（即笼罩中国至少两千年的政治传统，亦即毛泽东愈到晚年反更笃信不移的“秦政法”所加于中国人的灌输和习染）不是好东西，它势将使民族倒退回到“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唐 • 杜牧《阿房宫赋》）的往古循环，则我决意选择与中国文化传承中的这一落后成份决裂对立，尽力匡护本族文化，发煌恢弘其光明，照破警惕其幽暗，使她得免于倒退下滑以至断灭——这一认识明确，自信吾道不孤，并且相信，随着人文开展与民族进化，心同此理者会越来越多。【案：政治文化不仅指制度设置，更重要的是人的思想意识和日常行为；以下凡提及“政治文化”时大多意在后者，即人群中有关本族社会应当如何治理运行的普遍想法。】

政治文化能不能从民族一般文化中分离出来认识和改变的问题，从学术讨论和讲章教义出发去思考或许太绕远了，因为人们可以在生活现实中看到答案。日本社会最终脱离伴随着“万世一系”而至“大日本帝国”的野蛮旧道，树立新时代的政治文化，至今已经七十八年，无论你是否去过日本（笔者从未去过），谁又能说日本人已经抛弃了日本文化、或竟不再像日本人了呢？

如果说日本政治文化的改造系由麦克阿瑟军管启动（故有日裔美国学者称之为“无条件民主”——化自“无条件投降”），一路由外力教导操作，其途径特别，他族异日殊难仿效，也谈不到追慕，那么，属于中华文化圈的台湾呢？她的政治文化革新现状难道不是在台的中国人——包括“本省人”和“外省人”——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主动求变的结果么？而若论一般中华文化的保存延续，如人人得见，台湾一地比之大陆各地难道不是只多不少么？显然，政治文化完全可以从一般文化中剥离出来革故鼎新，尽管那不是可以计日程功的易事。

下接《处争竞世界，作完全国民——“弃秦政法”与“去中国化”之辩（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