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表於12月22日新加坡《聯合早報》）

我是個草根經濟學家，常研究中國經濟模式的缺陷，一來我覺得對"北京模式“歌舞載道的中外皆有，落得熱鬧，不缺我一人。二來，我獨有情鐘的卻是對國家報憂不報喜，因為越是強盛之時，越是得未雨綢繆。天晴了太久，總免不了要下幾場大雨。三來，我常用英文在美國發表文章，研究並無情的剖析”北京模式“缺陷的我無法被他們用一句”五毛黨“就character assassination掉了。在美國，如果你被歸入五毛黨，不管你多有學問，你也不會有公信力了，作為一個公知你就報廢了。

  我最大的抱負就是研究中美經濟互動，從而在需要的時候從經濟的角度出發駁斥那些別有用心的中美貿易戰，貨幣戰和新冷戰的論調。所以我必須好好研究”北京模式“的缺陷，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人很喜歡"Stand--up Comedy"。一個好的"Stand--up Comedy"藝人一開始往往會瘋狂自嘲，然後他就拿聽眾開涮，這個時候聽眾不但不會生氣牴觸，反而覺得他很有魅力很幽默，收放自如。好好研究”北京模式“的缺陷於我就是瘋狂自嘲。

  我在國外多年，從開始和西方同學為了一些意識形態的對立問題吵得不可開交，到今天致力於中美公民外交的如魚得水收放自如是走了很長的一段艱辛路的。最初東西方公民交往的最大障礙，於我而言，是東西方教育中的冷戰思維造成的。我從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西方往往居高臨下的審視我們的社會制度，企圖用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權模式來和平演變我們的國家。“自由”“民主”“人權”這類詞語簡直就是披着羊皮的狼，是需要保持高度警惕的。而西方教育中的冷戰思維就是妖魔化社會主義制度，Communist在英美幾乎是一個非常難聽的罵娘的詞。我在國外的最初，很多西方朋友都說我被嚴重洗腦了，他們認為中國的教育就是洗腦教育。其實西方教育中的冷戰思維又何嘗不是一種洗腦教育？所以中西方公民在意識形態領域是極為對立的。

  我在美國做公民外交的時候發現，中美友好從某種程度上缺乏廣泛的群眾基礎。特別是美國中西部的老百姓，深受失業之苦，相當大一部分人都認為是中國偷走了他們的工作。Gallup今年2月18日的一份抽樣調查顯示，中國是美國人心目中最擔憂的一個敵人，僅排在伊朗和朝鮮之後。所以說“中美對立是華盛頓遏制中國的結果，中美兩國人民是很友好的”，這是一個自欺欺人的命題。說的形象一點，這就是本着阿Q精神去看待裂痕累累的中美關係。

  關於這個問題，我曾向大成律師事務所的黨委書記肖金泉先生請教過，肖先生說大家沒有必要揪扯意識形態的問題，把大家的蛋糕都做大了，關係自然就好了。通過緊密的經濟利益聯合，中美關係自然而然的就能力排眾議的好起來，這是時下很多國內精英人士的看法。可Gallup的這個調研結果和時下風頭甚勁的美國“反華風”說明了這種思路只是選擇性的迴避了中美兩國之間意識形態的巨大對立，加強經濟往來無法彌補意識形態交流的缺失。這種缺失不斷擴大到了今天，在選戰中就集中爆發出來，大有“新冷戰”之勢。

  “匯率操縱者”、“知識產權的踐踏者”、貿易赤字的最大“黑手”，就業機會最大的威脅。這些都成了時下政客”反華牌“中最能和選民共鳴的對華指責。我發現了一個危險的動向那就是”占領華爾街”運動中有很多人認為中國是華爾街的幫凶，一起出賣美國的就業，在中國搞血汗工廠。我們占到了“美國99%”的對立面。特別是前一陣子富士康掌門人郭台銘說管一百萬動物是件很難的事，言下之意就是把工人比作動物，這件事在美國引起了軒然大波，讓他們覺得自己工作被中國偷走了，走投無路，可是中國人偷到了美國的工作，也還是走投無路，再一合計才發現贏家是華爾街，中國是為虎作倀。這迎合了時下很多深受經濟危機之苦的美國老百姓的觀點。

  我對這種情況很擔憂，於是決定說服我所認識的兩個美國專欄作家朋友一起寫文章駁斥這些新冷戰的觀點，提倡中美聯合。可是我們的有些觀點卻不一致，比如他們認為中國是個專制國家，我告訴他們中國領導人不像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和朝鮮實行領袖終生制和世襲制，而是通過8000萬之眾的黨內民主以某種選舉機制產生的。最後我們妥協的結果就是認定中國是精英民主制，並且民主程度會隨着經濟的發展而不斷進步。

  以前我在和西方朋友交流的時候遠沒有現在這樣靈活，往往是針鋒相對，而現在說服指責我們的西方人群的時候，必須讓別人幾招，以退為進。別人一說咱們不民主，我們就嚴加防範警鐘長鳴，只能顯得我們是在意識形態的白堊紀生活，這不是自己在往Stereotype裡面鑽嗎？Stereotype是“反華牌”中最大的一個套。一鑽套，我們就中了“請君入甕瓮中捉鱉”之計。外交中有一種積極的妥協，是求同存異的藝術。不求對立，要求聯合。

  中美外交的最大問題不在官方戰略，而在中美兩國人民意識形態相距甚遠，說起話來彼此南轅北轍，完全不知道如何溝通，這勢必造成中美友好在美群眾基礎的缺失，這種群眾基礎的缺失通過美國的選舉傳導到中美關係的運作層面，就造成了中美友好的嚴重障礙。這種缺失通過官方訪問電視講話無法彌補，唯有通過展開公民外交來解決。美國的民主政體決定了你要說服政客，首先必須說服選民，中國社會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搞定，美國社會往往得反着來。“公民外交”不失為外交大戰略的奇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