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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T: Blind Justice: 陈光诚的故事 |
| | 从网上看到原《华盛顿邮报》驻京记者潘公凯几年前写的“Out of Mao's Shadow”一书里，讲述了陈光诚的故事，以及他上一次逃跑、被抓、被判刑的经过。对于不了解陈光诚的人，也许可以作为参考。
以下节选自该书的最后一章，标题是“Blind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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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东省的平原之上，黄河入海口之南，有个名为东师古的小村。2005年夏天的一个夜里，在村中一座农家小房里，有位名叫陈光诚的盲人正在为一次危险的长途旅行做着准备。30过半的陈光诚是一个挺拔英俊的男人，有着浓密的头发和灿烂的笑容，总戴着一副黑色墨镜。假如换个不同的环境， 他很可能被当做时髦的年轻歌星或香港的影星。然而此时，他却是一名正在计划逃出牢笼的囚徒。
陈光诚摸索着穿过灯光昏暗的房间，收拾起一些纸张，叠起来塞进他的口袋。口袋里还有一个数码录音机和其它几件物品。为了避开在他家附近布置的恶棍们，他必须动作迅速，因此不能背着包出门。几天前，他曾查过古老的占卜书《易经》，并确定了最佳逃亡时刻：8月25日晚上9点到11点之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他的侄子会在村外等着他，然后把他送上汽车， 再带他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车。他需要做的，只是躲过外面的看守们。
这是一个温暖无风的夜晚，陈光诚在等待中，可以感觉到他的后脖子上渗出汗滴。他靠近门口站着，专心听着外面的动静。但他能听见的，只有远处的狗叫声，和他自己紧张的呼吸。有一瞬间，他甚至觉得政府的人已不在外面了。但他们当然还在那里。他们好几个星期以来一直都在，既阻止他离开他的房子，也阻止别人来探望他。
随着逃跑时间的临近，他的妻子袁伟静帮他脱下鞋子，换上一双运动鞋。袁是一个坚韧结实的女人。她也是陈光诚逃脱计划的同谋者。他们是4年前认识的，那时她刚刚大学毕业不久。陈光诚在一个广播节目中听到了她打进来的电话。家在邻县一个村里的她，用悲伤而柔和的声音讲述了自己如何难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后来给她打去电话，鼓励了她一番。他提醒她，与当地的大多数农民相比，她已是多么幸运，并跟她开玩笑说，她不知道一个残疾人要找到工作比她还要困难很多。他的话感动了她。在他的鼓励下，她找到了一份教师工作。一段爱情故事很快就此发生，先是通电话，然后是见面。她的父母极力反对。他们告诉她，虽然她并不漂亮，但她身高体健，有良好的工作，因此没有必要嫁给一个“瞎子”。曾有一段时间，他们把她锁在屋里，以防止她去见他。但她逃了出去，并与陈私奔。不久之后，他们有了一个男孩。后来又有了第二个孩子，是个女孩。
从一开始，袁就试图劝说她的丈夫在当地医院找个清静的工作，比如当中医，或做按摩师。这也是在中国，盲人可以得到的少数职业之一。但陈从来不是一个甘愿受制于残疾的人。他家里一共有五个兄弟，都是农民，他是最小的。他在婴儿时就因为一次发高烧而失明。当时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农村的医疗条件很糟糕。他直到17岁才上学，到20岁才小学毕业。但是此后他没有进入技校，因为在那里他将只能学习按摩。陈说服了父母，进了设在港口城市青岛的盲校， 继续接受教育。就是在那里，他了解到了保护残疾人权利的新法律。回到家乡后，他告诉当地官员说，法律要求他们对残疾人减免税收。当他们对他置之不理后，他去了400英里外的北京进行上访，使他的家人最终获得退款。这笔钱帮助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南京念大学。他在那里学习中医。那是除了音乐系之外，唯一一个接受盲人的系。但是，陈光诚利用业余时间选了与法律有关的一些课来上。那才是他真正有兴趣的专业。在中国，歧视盲人和其他残疾人的现象很普遍。他相信自己能运用法律知识对此进行抗争。
甚至在毕业之前，陈就已经在家乡开始有了一些声誉。大家认为他不仅了解法律，而且也不害怕与政府对着干。他是个盲人，这个事实更增加了人们对他的尊敬。他们理解残疾人所面临的困难，特别是在象东师古村这样贫困落后的村庄里。他们钦佩陈光诚能够克服这些挑战，使自己成才。起初，他因为维护残疾人的合法利益而出名。他一次又一次在法庭上辩称，如果官员们不能为残疾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务，他们至少应该停止向残疾人收取税款。法官们同情他的事业，在三起案件上判他获胜。但接下来党内领导指示法院停止接受他的案子; 显然，他们担心税收上的损失。
尽管如此，陈光诚获胜的消息已经传开，当地居民开始就其他事项征询他的法律意见。2002年，他协助数十个村庄组织了一场请愿活动，要求关闭一家造纸厂。那家工厂往当地河流里排放黑色的有毒废水，毁掉了庄稼，杀死了鱼类和乌龟，并使居民生病。因为这家工厂属于一名党内官员所有，政府拒绝采取行动。于是陈找到了另一个解决办法。他说服英国一家援助机构提供资金挖了新的水井，并铺设了用于灌溉和饮用的管道。一年后，陈和他的妻子前往美国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交流计划。回国后，他赢得了另一个大的诉讼案件，迫使北京地铁系统免收残疾人的车票。
袁起初反对丈夫在这方面的努力。她告诉他，在农村有太多的问题，他无法一一都解决掉。但陈坚持说，他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认为，即使在小案子上的胜利，也可能使涉案家庭的生活发生变化。到后来，袁逐渐开始支持丈夫与当局的对抗。但她从未停止过担心他，总认为他有太多的空想。他想为农村的残疾人建立一个法律援助小组；她觉得政府永远不会让他这么做。党要求非政府组织在登记时，要有政府的挂靠单位，而政府只会让听话的团体挂靠。陈光诚尽了最大努力，也只有一个党内机构愿意让他把他的组织挂在它名下——条件是他要同意为此每年支付巨额回扣。袁也担心她丈夫的安全。她知道他已经触怒了当地官员，让他们下不来台。由于是她在照顾他的日常生活，她深知他是多么脆弱，也深知别人要是想雇几个当地的恶棍收拾他，是件多么容易的事情。但她也知道丈夫不会改变。当村民们上门找他帮忙时，他无法置之不理。
最近的麻烦出现在大约5个月前，当时陈光诚在北京，正在寻找对他所筹建的法律援助小组的支持。有人从东师古村打电话告诉他，官员们正到村里每对儿有不止一个孩子的夫妇家里登门造访，然后带走夫妇中的一位去做绝育手术。打来电话的人想知道，官员们这么做是否合法。陈告诉他那并不合法，他随后赶回村里，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当他回到家时，他的一位邻居，一个名叫杜德红的女人，已经流着泪等在那里了。她说，有一伙官员闯进她家， 并要求她跟他们前往当地的卫生所做绝育。当她拒绝后，他们当着她的两个孩子的面，把她拽到外面，塞进一辆面包车。在卫生所里，一名官员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拇指按在印泥上，然后强迫她在同意书上留下了手印。她跟他们争论，但是没有用。医生用了不到5分钟就做完了手术。
这个故事激怒了陈，但它仅仅是一个开始。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他的邻居也来告诉了他类似的故事，有些甚至更糟。那些怀着第三个孩子的母亲，有些已经怀孕八个多月了，向他叙述了她们被强迫堕胎的事情。她们一边哭，一边解释医生如何向她们的子宫里注射毒药。有些夫妇躲藏了起来。但他们的亲属被当地官员抓走并被折磨，直到他们说服逃走的家人主动自首，并接受绝育手术。很多村民说，他们被关进临时监狱好几天，那里挤满了包括小孩在内的好几十人。
村民们一个接一个地找到陈，请求他的帮助。他从来没有涉及过像独生子女政策这么敏感的案子。这项政策是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柱之一，不允许公开辩论。他知道，政府已经在几年前就禁止强制绝育和堕胎了。但在全国许多地方，官员们继续使用这种方法。对于陈来说，这又是一个令人头疼的例子，说明党置自己的法律于不顾。当他的邻居问他应该怎么做时，他建议对地方官员提起集体诉讼。自从党开始实施独生子女政策，到现在长达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从来没有人试图对国家强制绝育和堕胎的权力发起大规模法律挑战。陈知道他获胜的机会不大。但他仍寄希望于党的领导人，认为一旦他们面对以其名义在他村里所犯下的暴行时，会介入并惩罚肇事者。
随着陈的计划传被传开，全县其他村庄的居民也开始来到他家里，告诉他发生在他们自己身上的可怕经历。然后周边县市的农民也开始给他打来电话。不久，陈得知，附近的临沂市委官员已经下令在有着一千万人口的整个地区内打击“计划外生育”。他开始收集证据，从一个村到另一个村，用他的数码录音笔记录下居民的证词。当他回到在村里的家中后，袁和其他志愿者把这些证词记录下来，输入到一台旧计算机里。然后，陈前往北京，想找到一些记者，揭露这些恶行。但他联系到的所有记者都说，他们对此无能为力。独生子女政策仍然是国营媒体的禁区，即使对于象《南方都市报》这样最大胆的报纸，也还是风险太大。但陈说服了一名博客作家，还有包括我在内的一些外国记者，来到临沂采访有关这次打击活动的新闻。他还找到了几位律师愿意和他一起回来并帮助他。其中包括一位曾经呼吁对收容拘留制度进行违宪审查的法律学者。这些律师前往临沂，提起了若干诉讼，为集体诉讼做好了铺垫。那位学者还撰写了一份长长的，有力的报告，并在网络上发布了出去。在临沂出现的暴行现在成为了国际新闻，并至少在互联网上成为一个全国性的讨论与批评的话题。
对于临沂的官员们来说，这些活动注定不受他们欢迎。于是他们试图让陈光诚噤声。他们三次造访了这位盲人，敦促他说服村民撤回诉讼。他三次都予以拒绝。他们告诉他，那个打击超生的活动已经结束了。陈光诚说，即使如此，仍然需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他们警告他，如果有些人因为他的诉讼而失去了工作，他们可能会对他加以报复。陈对此并不在意，他知道自己已经让他们乱了阵脚。在律师和记者们离开后不久，当地官员把陈软禁在他家里，并在他的村里安排了三十人，下令防止其他人去见他。陈光诚不知道他们要看管他多久，但他也并不打算这么耗下去。他听说在北京，有些同情他的政府官员已经计划对此事进行调查。他认为假如自己可以得到了首都，他就可以去找律师和媒体帮助了。
就在快到晚上11点时，陈光诚和他的妻子开始了他们的行动，悄悄走出了他们家的大门口。“有七个人守着，”袁在陈的耳边低声说。“大约有六七米远。”陈跪下来，抓起一大把沙子和小石子。然后，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开始轻快地走了起来，他的妻子拉着他的胳膊作为他的向导。几分钟后，他听到那些人跟了上来，并且越来越近。当他感到他们几乎赶上来了时，便向后抛出了手里的沙子和小石子。那些人叫骂了起来，落到了后面。
这对夫妻加快了步伐，在村里泥泞的小道上做着一个又一个急转弯。后来他们走到田地里，开始在高高的成排玉米秆间跑了起来。当他们跑到陈的侄子正在等着的路口时，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狗叫声似乎从四面八方响起。政府的人越来越近了。陈知道应该最好分散开，争取把他们搞糊涂。几乎没有时间道别，袁就开始向西跑去，故意发出更大的动静，试图把那些人吸引开。陈光诚和他的侄子再次钻进了玉米地里，向东而去。
这个方案似乎奏效了。天上挂着半个月亮，陈光诚和他的侄子徒步穿过田里。大约一个小时后，他们到达了另一个村庄。但那里也有人在巡逻。他们被发现了。陈光诚和他的侄子逃进一片茂密的树林。政府的人被迫丢下摩托车和汽车，徒步追他们。由于陈习惯于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因此他比他们走得更快，带着他的侄子迅速穿过了树林。一小时后，他们终于停下来休息。那些人都不见了。
凌晨3点的时候，陈光诚的侄子给一位有车的朋友打了电话。当司机到了之后，陈拥抱一下他的侄子，坐进了车里。剩下的旅程就全靠他自己了。
。。。
甚至在陈光诚所坐的火车抵达北京之前，来自临沂的歹徒已经在车站那里等着他了。他的一位律师朋友去接他，发现在车站外面有几个山东口音的人在谈论如何认出他来。这名律师给陈光诚的手机打了电话，然后安排在火车上见他。他们一起下了车，并通过地下通道绕到另外一个站台。然后，他们从车站另一侧的货物出口离开。但第二天，从临沂来的人还是设法找到了他。当陈和律师将要进入一个地铁站时，有人拍拍他的肩膀。
“咱们回家吧，兄弟。你让我跑了这么远。简直要了我的命！”
陈马上辨认出了这个疲惫的声音。那是朱洪国，一位他在家乡曾多次打过交道的身材魁梧的农村官员。“我不回去，”他告诉朱。
但又有一个声音说道：“我们是临沂市公安局的。”
“那又怎样！”陈光诚说。“我们犯了什么法吗？”
“没有。”
“那你为什么跟着我？警察也必须依法办事！”
“我们只想和你谈谈。”
此时，这些人开始要把陈和他的同伴分开。这伙人大约有6个，他们不断向那位律师说，他们是陈光诚的老朋友。“谁说我们是朋友？”陈喊道。他对朱洪国说：“如果你是自己一个人来的，我们可以谈。但你却带来了你这么多警察和恶棍。”那位律师开始叫喊，说从山东来的歹徒到北京欺负一个盲人。周围的路人开始聚集。陈光诚用手机给朋友打了个电话，告诉他带着相机到地铁站来拍照。临沂来的人退开了一段距离，显然不想过于引人注目。
但是，当陈光诚和律师进入地铁车站后，他们继续跟着。陈光诚知道，他们不会在这样的公共场所试图抓住他，但他也不想让他们总是这样跟着他。因此，他拉起律师的手，开始带着他轻快地向地铁跑去。他对这个车站了如指掌。毕竟，在几年前他曾跟这个地铁公司打过官司。因为要掏钱买票，临沂来的人落在了后面，但他们还是及时跟上陈，进了地铁车厢。陈光诚穿过一节节车厢，推推搡搡地经过其他乘客身边，一直拖着那位律师。然后他突然在列车即将出站的时候，从车厢的另一头下了车。临沂来的人猝不及防，也争先恐后地想要下车，但在列车关起门来之前，只有一两个人做到了。陈不断地跑，穿过站台上的人群，向车站里的另外一条地铁线路跑去。他的律师朋友吃力地跟着他。他登上另一列地铁，那两名临沂来的人也跟着上了车。当他再次下车后，他们也下了车。但他和律师在车厢门关上之前，又跳上了车。这一次，临沂来的人没有跟上。地铁开出了站。
当天晚上，我在北京北边的一个餐馆里见到陈。而他一如既往的魅力十足，对着一屋子的朋友侃侃而谈他在地铁里的历险故事，以及他先前穿过村里的玉米地逃跑的经历。不止一次有听众打断他，对他这样一个盲人可以甩掉政府的特务而感到难以置信。“根本不是我带着光诚转。是光诚在带着我转！”那个被他带着穿过地铁的律师江天勇喊道，每个人都笑了起来。后来，我问陈他打算怎么办。“我们需要准备好这个案子，并把它告上法庭，”他说。“我不能收集更多的材料了。如果我现在回去，很多很多人会在那里等着我....虽然我们可以得到更多的证据，但我想先立案，之后再收集材料。我们需要提起诉讼，然后向媒体通报。”
陈光诚表示，在接下来的几天里，他计划见更多的律师，并争取说服他们参与这个案件。当时在饭桌边和我们坐在一起的，就有六位已经同意帮助他打官司的律师。其中一位名叫李和平的律师，是我多年以前就认识的。李曾经替杨子立进行过辩护。杨是一位计算机程序员，因为在2001年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讨论政治改革，而被以颠覆罪起诉并关押。以前我认为李和平是一位特别紧张而胆小怕事的人。（当我到他的办公室询问杨子立那个案子时，他开始冒汗并拒绝跟我说话。）但他现在变了一个人。他改信了基督教，成为北京一名杰出的“维权”律师。他的律师事务所已经代表几位临沂市居民提起了诉讼。他告诉我，几乎不可能说服法院答应进行集体诉讼或集体赔偿。这就是为什么陈需要找到更多的律师，尽可能替更多的人提起个人诉讼。陈光诚本人并没有放弃集体诉讼的想法，但他也意识到，他需要更多的法律帮助。李和他的同事们做的是无偿工作，而且也只能做这么多。
我问陈光诚，他是否考虑过寻求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帮助，因为该机构已宣布对临沂的事情进行调查。他回答说，他也想试试，但他表示不知道如何与那里的官员取得联系。而且他担心自己可能会在他们的办公室外被捕。他仍认为法院是他寻求正义的最佳选择。毕竟，他通过司法系统取得过一些成功，而且他熟悉其中过程。“每个人都必须对法律负责，”他告诉我。“这些官员触犯了法律，他们必须承担责任。”
四天后，临沂来的人再次找上了陈光诚。他们在他下榻的公寓楼外面打了个埋伏。当他们拖着他穿过停车场，并把他头前脚后地塞进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时，陈光诚试图反抗，并高声求救。当时与陈在一起的朋友打电话给我，于是我从城市的另一边赶了过去。当我到达时，已经有一群北京市民，因为眼看到一个盲人被如此粗暴对待而感到气愤。他们包围了汽车，阻止它开走。透过贴膜的车窗，我看见两个彪形大汉坐在轿车后排，但是没有见到陈光诚的踪影。周围的人告诉我再仔细看，我把鼻子贴到了车窗上。于是我意识到，陈确实是在车里。那两个人把他的头按在了地板上，我能听到被堵住的尖叫声。有些愤怒的旁观者说，那些男人打了他好几下。居民们给北京的警察打了电话，最后两名警察到了现场。他们询问了一下临沂人，然后将人群清出一条通路，让汽车开走了。
当我注视着他们开车离开时，不禁想起几个星期前，我们在临沂时陈光诚曾说过的话。当时我问一位接受我们采访的村民，她是否担心地方官员因为她说出了受到的虐待而惩罚她。陈打断我说，当局不会对村民做什么。“如果他们真要做什么的话，”他说，“那一定是对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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