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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ZT: Blind Justice: 陳光誠的故事 |
| | 從網上看到原《華盛頓郵報》駐京記者潘公凱幾年前寫的“Out of Mao's Shadow”一書裡，講述了陳光誠的故事，以及他上一次逃跑、被抓、被判刑的經過。對於不了解陳光誠的人，也許可以作為參考。
以下節選自該書的最後一章，標題是“Blind Jus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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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東省的平原之上，黃河入海口之南，有個名為東師古的小村。2005年夏天的一個夜裡，在村中一座農家小房裡，有位名叫陳光誠的盲人正在為一次危險的長途旅行做着準備。30過半的陳光誠是一個挺拔英俊的男人，有着濃密的頭髮和燦爛的笑容，總戴着一副黑色墨鏡。假如換個不同的環境， 他很可能被當做時髦的年輕歌星或香港的影星。然而此時，他卻是一名正在計劃逃出牢籠的囚徒。
陳光誠摸索着穿過燈光昏暗的房間，收拾起一些紙張，疊起來塞進他的口袋。口袋裡還有一個數碼錄音機和其它幾件物品。為了避開在他家附近布置的惡棍們，他必須動作迅速，因此不能背着包出門。幾天前，他曾查過古老的占卜書《易經》，並確定了最佳逃亡時刻：8月25日晚上9點到11點之間。如果一切按計划進行，他的侄子會在村外等着他，然後把他送上汽車， 再帶他登上前往北京的列車。他需要做的，只是躲過外面的看守們。
這是一個溫暖無風的夜晚，陳光誠在等待中，可以感覺到他的後脖子上滲出汗滴。他靠近門口站着，專心聽着外面的動靜。但他能聽見的，只有遠處的狗叫聲，和他自己緊張的呼吸。有一瞬間，他甚至覺得政府的人已不在外面了。但他們當然還在那裡。他們好幾個星期以來一直都在，既阻止他離開他的房子，也阻止別人來探望他。
隨着逃跑時間的臨近，他的妻子袁偉靜幫他脫下鞋子，換上一雙運動鞋。袁是一個堅韌結實的女人。她也是陳光誠逃脫計劃的同謀者。他們是4年前認識的，那時她剛剛大學畢業不久。陳光誠在一個廣播節目中聽到了她打進來的電話。家在鄰縣一個村裡的她，用悲傷而柔和的聲音講述了自己如何難以找到一份好工作。他後來給她打去電話，鼓勵了她一番。他提醒她，與當地的大多數農民相比，她已是多麼幸運，並跟她開玩笑說，她不知道一個殘疾人要找到工作比她還要困難很多。他的話感動了她。在他的鼓勵下，她找到了一份教師工作。一段愛情故事很快就此發生，先是通電話，然後是見面。她的父母極力反對。他們告訴她，雖然她並不漂亮，但她身高體健，有良好的工作，因此沒有必要嫁給一個“瞎子”。曾有一段時間，他們把她鎖在屋裡，以防止她去見他。但她逃了出去，並與陳私奔。不久之後，他們有了一個男孩。後來又有了第二個孩子，是個女孩。
從一開始，袁就試圖勸說她的丈夫在當地醫院找個清靜的工作，比如當中醫，或做按摩師。這也是在中國，盲人可以得到的少數職業之一。但陳從來不是一個甘願受制於殘疾的人。他家裡一共有五個兄弟，都是農民，他是最小的。他在嬰兒時就因為一次發高燒而失明。當時正是文化大革命期間，農村的醫療條件很糟糕。他直到17歲才上學，到20歲才小學畢業。但是此後他沒有進入技校，因為在那裡他將只能學習按摩。陳說服了父母，進了設在港口城市青島的盲校， 繼續接受教育。就是在那裡，他了解到了保護殘疾人權利的新法律。回到家鄉後，他告訴當地官員說，法律要求他們對殘疾人減免稅收。當他們對他置之不理後，他去了400英里外的北京進行上訪，使他的家人最終獲得退款。這筆錢幫助他的父母把他送到南京念大學。他在那裡學習中醫。那是除了音樂系之外，唯一一個接受盲人的系。但是，陳光誠利用業餘時間選了與法律有關的一些課來上。那才是他真正有興趣的專業。在中國，歧視盲人和其他殘疾人的現象很普遍。他相信自己能運用法律知識對此進行抗爭。
甚至在畢業之前，陳就已經在家鄉開始有了一些聲譽。大家認為他不僅了解法律，而且也不害怕與政府對着幹。他是個盲人，這個事實更增加了人們對他的尊敬。他們理解殘疾人所面臨的困難，特別是在象東師古村這樣貧困落後的村莊裡。他們欽佩陳光誠能夠克服這些挑戰，使自己成才。起初，他因為維護殘疾人的合法利益而出名。他一次又一次在法庭上辯稱，如果官員們不能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好的服務，他們至少應該停止向殘疾人收取稅款。法官們同情他的事業，在三起案件上判他獲勝。但接下來黨內領導指示法院停止接受他的案子; 顯然，他們擔心稅收上的損失。
儘管如此，陳光誠獲勝的消息已經傳開，當地居民開始就其他事項徵詢他的法律意見。2002年，他協助數十個村莊組織了一場請願活動，要求關閉一家造紙廠。那家工廠往當地河流里排放黑色的有毒廢水，毀掉了莊稼，殺死了魚類和烏龜，並使居民生病。因為這家工廠屬於一名黨內官員所有，政府拒絕採取行動。於是陳找到了另一個解決辦法。他說服英國一家援助機構提供資金挖了新的水井，並鋪設了用於灌溉和飲用的管道。一年後，陳和他的妻子前往美國參加由美國國務院舉辦的交流計劃。回國後，他贏得了另一個大的訴訟案件，迫使北京地鐵系統免收殘疾人的車票。
袁起初反對丈夫在這方面的努力。她告訴他，在農村有太多的問題，他無法一一都解決掉。但陳堅持說，他要儘自己的最大努力。他認為，即使在小案子上的勝利，也可能使涉案家庭的生活發生變化。到後來，袁逐漸開始支持丈夫與當局的對抗。但她從未停止過擔心他，總認為他有太多的空想。他想為農村的殘疾人建立一個法律援助小組；她覺得政府永遠不會讓他這麼做。黨要求非政府組織在登記時，要有政府的掛靠單位，而政府只會讓聽話的團體掛靠。陳光誠盡了最大努力，也只有一個黨內機構願意讓他把他的組織掛在它名下——條件是他要同意為此每年支付巨額回扣。袁也擔心她丈夫的安全。她知道他已經觸怒了當地官員，讓他們下不來台。由於是她在照顧他的日常生活，她深知他是多麼脆弱，也深知別人要是想雇幾個當地的惡棍收拾他，是件多麼容易的事情。但她也知道丈夫不會改變。當村民們上門找他幫忙時，他無法置之不理。
最近的麻煩出現在大約5個月前，當時陳光誠在北京，正在尋找對他所籌建的法律援助小組的支持。有人從東師古村打電話告訴他，官員們正到村里每對兒有不止一個孩子的夫婦家裡登門造訪，然後帶走夫婦中的一位去做絕育手術。打來電話的人想知道，官員們這麼做是否合法。陳告訴他那並不合法，他隨後趕回村里，了解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當他回到家時，他的一位鄰居，一個名叫杜德紅的女人，已經流着淚等在那裡了。她說，有一夥官員闖進她家， 並要求她跟他們前往當地的衛生所做絕育。當她拒絕後，他們當着她的兩個孩子的面，把她拽到外面，塞進一輛麵包車。在衛生所里，一名官員抓住她的手，把她的拇指按在印泥上，然後強迫她在同意書上留下了手印。她跟他們爭論，但是沒有用。醫生用了不到5分鐘就做完了手術。
這個故事激怒了陳，但它僅僅是一個開始。在接下來的幾天裡，其他的鄰居也來告訴了他類似的故事，有些甚至更糟。那些懷着第三個孩子的母親，有些已經懷孕八個多月了，向他敘述了她們被強迫墮胎的事情。她們一邊哭，一邊解釋醫生如何向她們的子宮裡注射毒藥。有些夫婦躲藏了起來。但他們的親屬被當地官員抓走並被折磨，直到他們說服逃走的家人主動自首，並接受絕育手術。很多村民說，他們被關進臨時監獄好幾天，那裡擠滿了包括小孩在內的好幾十人。
村民們一個接一個地找到陳，請求他的幫助。他從來沒有涉及過像獨生子女政策這麼敏感的案子。這項政策是國家發展的戰略支柱之一，不允許公開辯論。他知道，政府已經在幾年前就禁止強制絕育和墮胎了。但在全國許多地方，官員們繼續使用這種方法。對於陳來說，這又是一個令人頭疼的例子，說明黨置自己的法律於不顧。當他的鄰居問他應該怎麼做時，他建議對地方官員提起集體訴訟。自從黨開始實施獨生子女政策，到現在長達四分之一世紀的時間裡，從來沒有人試圖對國家強制絕育和墮胎的權力發起大規模法律挑戰。陳知道他獲勝的機會不大。但他仍寄希望於黨的領導人，認為一旦他們面對以其名義在他村里所犯下的暴行時，會介入並懲罰肇事者。
隨着陳的計劃傳被傳開，全縣其他村莊的居民也開始來到他家裡，告訴他發生在他們自己身上的可怕經歷。然後周邊縣市的農民也開始給他打來電話。不久，陳得知，附近的臨沂市委官員已經下令在有着一千萬人口的整個地區內打擊“計劃外生育”。他開始收集證據，從一個村到另一個村，用他的數碼錄音筆記錄下居民的證詞。當他回到在村裡的家中後，袁和其他志願者把這些證詞記錄下來，輸入到一台舊計算機里。然後，陳前往北京，想找到一些記者，揭露這些惡行。但他聯繫到的所有記者都說，他們對此無能為力。獨生子女政策仍然是國營媒體的禁區，即使對於象《南方都市報》這樣最大膽的報紙，也還是風險太大。但陳說服了一名博客作家，還有包括我在內的一些外國記者，來到臨沂採訪有關這次打擊活動的新聞。他還找到了幾位律師願意和他一起回來並幫助他。其中包括一位曾經呼籲對收容拘留制度進行違憲審查的法律學者。這些律師前往臨沂，提起了若干訴訟，為集體訴訟做好了鋪墊。那位學者還撰寫了一份長長的，有力的報告，並在網絡上發布了出去。在臨沂出現的暴行現在成為了國際新聞，並至少在互聯網上成為一個全國性的討論與批評的話題。
對於臨沂的官員們來說，這些活動註定不受他們歡迎。於是他們試圖讓陳光誠噤聲。他們三次造訪了這位盲人，敦促他說服村民撤回訴訟。他三次都予以拒絕。他們告訴他，那個打擊超生的活動已經結束了。陳光誠說，即使如此，仍然需要追究當事人的責任。他們警告他，如果有些人因為他的訴訟而失去了工作，他們可能會對他加以報復。陳對此並不在意，他知道自己已經讓他們亂了陣腳。在律師和記者們離開後不久，當地官員把陳軟禁在他家裡，並在他的村里安排了三十人，下令防止其他人去見他。陳光誠不知道他們要看管他多久，但他也並不打算這麼耗下去。他聽說在北京，有些同情他的政府官員已經計劃對此事進行調查。他認為假如自己可以得到了首都，他就可以去找律師和媒體幫助了。
就在快到晚上11點時，陳光誠和他的妻子開始了他們的行動，悄悄走出了他們家的大門口。“有七個人守着，”袁在陳的耳邊低聲說。“大約有六七米遠。”陳跪下來，抓起一大把沙子和小石子。然後，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開始輕快地走了起來，他的妻子拉着他的胳膊作為他的嚮導。幾分鐘後，他聽到那些人跟了上來，並且越來越近。當他感到他們幾乎趕上來了時，便向後拋出了手裡的沙子和小石子。那些人叫罵了起來，落到了後面。
這對夫妻加快了步伐，在村里泥濘的小道上做着一個又一個急轉彎。後來他們走到田地里，開始在高高的成排玉米稈間跑了起來。當他們跑到陳的侄子正在等着的路口時，已經上氣不接下氣了。狗叫聲似乎從四面八方響起。政府的人越來越近了。陳知道應該最好分散開，爭取把他們搞糊塗。幾乎沒有時間道別，袁就開始向西跑去，故意發出更大的動靜，試圖把那些人吸引開。陳光誠和他的侄子再次鑽進了玉米地里，向東而去。
這個方案似乎奏效了。天上掛着半個月亮，陳光誠和他的侄子徒步穿過田裡。大約一個小時後，他們到達了另一個村莊。但那裡也有人在巡邏。他們被發現了。陳光誠和他的侄子逃進一片茂密的樹林。政府的人被迫丟下摩托車和汽車，徒步追他們。由於陳習慣於在黑暗中摸索前行，因此他比他們走得更快，帶着他的侄子迅速穿過了樹林。一小時後，他們終於停下來休息。那些人都不見了。
凌晨3點的時候，陳光誠的侄子給一位有車的朋友打了電話。當司機到了之後，陳擁抱一下他的侄子，坐進了車裡。剩下的旅程就全靠他自己了。
。。。
甚至在陳光誠所坐的火車抵達北京之前，來自臨沂的歹徒已經在車站那裡等着他了。他的一位律師朋友去接他，發現在車站外面有幾個山東口音的人在談論如何認出他來。這名律師給陳光誠的手機打了電話，然後安排在火車上見他。他們一起下了車，並通過地下通道繞到另外一個站台。然後，他們從車站另一側的貨物出口離開。但第二天，從臨沂來的人還是設法找到了他。當陳和律師將要進入一個地鐵站時，有人拍拍他的肩膀。
“咱們回家吧，兄弟。你讓我跑了這麼遠。簡直要了我的命！”
陳馬上辨認出了這個疲憊的聲音。那是朱洪國，一位他在家鄉曾多次打過交道的身材魁梧的農村官員。“我不回去，”他告訴朱。
但又有一個聲音說道：“我們是臨沂市公安局的。”
“那又怎樣！”陳光誠說。“我們犯了什麼法嗎？”
“沒有。”
“那你為什麼跟着我？警察也必須依法辦事！”
“我們只想和你談談。”
此時，這些人開始要把陳和他的同伴分開。這夥人大約有6個，他們不斷向那位律師說，他們是陳光誠的老朋友。“誰說我們是朋友？”陳喊道。他對朱洪國說：“如果你是自己一個人來的，我們可以談。但你卻帶來了你這麼多警察和惡棍。”那位律師開始叫喊，說從山東來的歹徒到北京欺負一個盲人。周圍的路人開始聚集。陳光誠用手機給朋友打了個電話，告訴他帶着相機到地鐵站來拍照。臨沂來的人退開了一段距離，顯然不想過於引人注目。
但是，當陳光誠和律師進入地鐵車站後，他們繼續跟着。陳光誠知道，他們不會在這樣的公共場所試圖抓住他，但他也不想讓他們總是這樣跟着他。因此，他拉起律師的手，開始帶着他輕快地向地鐵跑去。他對這個車站瞭如指掌。畢竟，在幾年前他曾跟這個地鐵公司打過官司。因為要掏錢買票，臨沂來的人落在了後面，但他們還是及時跟上陳，進了地鐵車廂。陳光誠穿過一節節車廂，推推搡搡地經過其他乘客身邊，一直拖着那位律師。然後他突然在列車即將出站的時候，從車廂的另一頭下了車。臨沂來的人猝不及防，也爭先恐後地想要下車，但在列車關起門來之前，只有一兩個人做到了。陳不斷地跑，穿過站台上的人群，向車站裡的另外一條地鐵線路跑去。他的律師朋友吃力地跟着他。他登上另一列地鐵，那兩名臨沂來的人也跟着上了車。當他再次下車後，他們也下了車。但他和律師在車廂門關上之前，又跳上了車。這一次，臨沂來的人沒有跟上。地鐵開出了站。
當天晚上，我在北京北邊的一個餐館裡見到陳。而他一如既往的魅力十足，對着一屋子的朋友侃侃而談他在地鐵里的歷險故事，以及他先前穿過村裡的玉米地逃跑的經歷。不止一次有聽眾打斷他，對他這樣一個盲人可以甩掉政府的特務而感到難以置信。“根本不是我帶着光誠轉。是光誠在帶着我轉！”那個被他帶着穿過地鐵的律師江天勇喊道，每個人都笑了起來。後來，我問陳他打算怎麼辦。“我們需要準備好這個案子，並把它告上法庭，”他說。“我不能收集更多的材料了。如果我現在回去，很多很多人會在那裡等着我....雖然我們可以得到更多的證據，但我想先立案，之後再收集材料。我們需要提起訴訟，然後向媒體通報。”
陳光誠表示，在接下來的幾天裡，他計劃見更多的律師，並爭取說服他們參與這個案件。當時在飯桌邊和我們坐在一起的，就有六位已經同意幫助他打官司的律師。其中一位名叫李和平的律師，是我多年以前就認識的。李曾經替楊子立進行過辯護。楊是一位計算機程序員，因為在2001年成立了一個研究小組討論政治改革，而被以顛覆罪起訴並關押。以前我認為李和平是一位特別緊張而膽小怕事的人。（當我到他的辦公室詢問楊子立那個案子時，他開始冒汗並拒絕跟我說話。）但他現在變了一個人。他改信了基督教，成為北京一名傑出的“維權”律師。他的律師事務所已經代表幾位臨沂市居民提起了訴訟。他告訴我，幾乎不可能說服法院答應進行集體訴訟或集體賠償。這就是為什麼陳需要找到更多的律師，儘可能替更多的人提起個人訴訟。陳光誠本人並沒有放棄集體訴訟的想法，但他也意識到，他需要更多的法律幫助。李和他的同事們做的是無償工作，而且也只能做這麼多。
我問陳光誠，他是否考慮過尋求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的幫助，因為該機構已宣布對臨沂的事情進行調查。他回答說，他也想試試，但他表示不知道如何與那裡的官員取得聯繫。而且他擔心自己可能會在他們的辦公室外被捕。他仍認為法院是他尋求正義的最佳選擇。畢竟，他通過司法系統取得過一些成功，而且他熟悉其中過程。“每個人都必須對法律負責，”他告訴我。“這些官員觸犯了法律，他們必須承擔責任。”
四天后，臨沂來的人再次找上了陳光誠。他們在他下榻的公寓樓外面打了個埋伏。當他們拖着他穿過停車場，並把他頭前腳後地塞進一輛不起眼的汽車時，陳光誠試圖反抗，並高聲求救。當時與陳在一起的朋友打電話給我，於是我從城市的另一邊趕了過去。當我到達時，已經有一群北京市民，因為眼看到一個盲人被如此粗暴對待而感到氣憤。他們包圍了汽車，阻止它開走。透過貼膜的車窗，我看見兩個彪形大漢坐在轎車後排，但是沒有見到陳光誠的蹤影。周圍的人告訴我再仔細看，我把鼻子貼到了車窗上。於是我意識到，陳確實是在車裡。那兩個人把他的頭按在了地板上，我能聽到被堵住的尖叫聲。有些憤怒的旁觀者說，那些男人打了他好幾下。居民們給北京的警察打了電話，最後兩名警察到了現場。他們詢問了一下臨沂人，然後將人群清出一條通路，讓汽車開走了。
當我注視着他們開車離開時，不禁想起幾個星期前，我們在臨沂時陳光誠曾說過的話。當時我問一位接受我們採訪的村民，她是否擔心地方官員因為她說出了受到的虐待而懲罰她。陳打斷我說，當局不會對村民做什麼。“如果他們真要做什麼的話，”他說，“那一定是對我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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